毛泽东首访苏联

杨东晓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生中出国两次，都是前往苏联。
第一次出访苏联，是1949年12月6日，此时建国刚两个月。其实，早在1947年夏天毛泽东就提出要去莫斯科见苏联领导人，但斯大林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多次推迟访问日期。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自然没有理由再推托。但是，在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表达了想收回外蒙古和中长铁路的意愿，而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又提出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这一切都意味着毛泽东访苏可能要提出令莫斯科颇难以应付的问题，斯大林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手段压住中国领导人的欲望。
于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扫过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人心头。中苏建交的当天，斯大林没有发来贺电。而建国比中国晚6天的民主德国，在第一时间便收到了斯大林的贺电；另一件事是，与苏联建交的公报，中国是刊登在党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上的，苏联并没有在同一天刊登在他们的第一大报同时也是党报的《真理报》上，而是在第二天，登在了政府报纸《消息报》上。最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派往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竟是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位驻华大使，而且他还于1949年跟着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这些斯大林是知道的。
斯大林故意制造这些不和谐的气氛，为的就是迫使毛泽东履行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图长期占有在华的特殊权益。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收回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从西直门火车站登出访莫斯科。此行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常儿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第一次正式出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访问。1949年12月21日，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70寿辰，所以这次毛泽东访苏，还带有为老大哥贺寿的性质。但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商谈废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在中苏今后的政治,经济问题上谈出一些展望来。
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毛泽东访苏时的特殊国礼源于一个笑话，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他们就歇手。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中国人民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不仅有民间认为最实用的农产品，还包括中国独有的艺术品陶瓷、丝绣、牙雕等，数百年来，从俄罗斯时代就热爱的中国茶叶也在其中。跟随毛泽东踏上这次长达70多天旅程的，除了部分代表团成员，还有两箱子书，这是他的私人物品，不是礼物。它们是《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
毛泽东坐火车经过10天的长途跋涉，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就在他踏上莫斯科6个小时后。
这次会谈中，有关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被斯大林以英美以及“雅尔塔协议”挡了回去。维持旧条约还是按中国要求签订新条约，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最大分歧。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针锋相对。
对于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英美不满成为斯大林的借口。
斯大林以美国为借口的事情还包括，当毛泽东还提到了建立海军时，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苏联为之轰动。
维尔什宁，这位卫国战争时期的歼击机飞行员，决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定要写出一首讴歌社会主义中国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经瓦·穆拉杰里谱曲后立即红遍中苏大地。
毛泽东听到这首歌后，当即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歌词作者。然而，维尔什宁因他人诬告，被划为“苏维埃政权的异己分子”。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关切，指控被撤销，他很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助理，这是当时中苏特殊兄弟关系的写照。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这首歌没人敢唱了，维尔什宁失去了所有耀眼的头衔，贫困潦倒地死在雪地里。
一个人的荣辱浮沉，却见证了曲折的中苏关系史。“苏联和中国永久是兄弟，这两大民族永远团结紧……”时至今日，这首《莫斯科——北京》仍是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汉语广播的片头曲。
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后，22日毛泽东又与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举行了会谈，要他向斯大林转达：需要再次会谈。
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更令人失望的是，这次斯大林对于条约问题只字未提。尽管毛泽东曾给斯大林看过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的电报，并建议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签订新条约，而斯大林拒绝的理由却是“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做法使毛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不信任中共的表现。而毛泽东则让斯大林感到，自己碰到了一位比铁托还难征服的合作者。
毛泽东后来与驻华大使尤金的几段谈话中，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他拒绝了苏联安排他到全苏联各地观光游览的提议，决定呆在别墅里睡大觉，不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不仅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硬的态度，还有属于他的各种机遇。
在西方媒体各种猜测的压力下，苏联作出第一次让步，斯大林同意塔斯社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以正视听”，而毛泽东当然不失时机地对外发报了他到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协定。当晚8点，莫洛托夫明确答复毛泽东：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代替1945年与蒋介石的旧约。毛泽东变得“精神特别好”，而且“有说有笑”起来。
形势旋即发生第二次转机，美国在观察到毛泽东对苏联进行长期的访问后，担心中国会倾向苏联，同时美国也感觉到新条约的签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个亚洲大国就会完全倒向苏联。于是，美国马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中立”的姿态。就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僵持在新旧条约问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
一周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了演讲《中国的危机》，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艾奇逊在界定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认为那是一条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的防线——任何明白人都能听出来，这一防线中并不包括台湾。从这一点看来，美国在说国民党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的同时，自己也抛弃了台湾。
美国出此策的目的很明显，他们的对手不仅有中国更有苏联，他们想借由出卖台湾而拉住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注意力，以干扰中苏结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做出了第二次让步。
新旧条约对于中苏两个国家，是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苏联不愿意失去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他的挡箭牌即是雅尔塔会议和英美对中国会提出利益纷争；中国以强硬的态度让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才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问题，并且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1950年2月14日，作为毛泽东这次出访商谈取得成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一系列国际文件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
按照中方要求有了1952年底这个时限，中国在二战后因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即将全部收回，而苏联则失去了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70多天的持久战，旗开得胜收回了旅顺港和中长铁路。
斯大林在审时度势后做出判断，他必须赢得中国与之结盟的政治立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最终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中国“一边倒”的政治立场能够给他带来苏联东线全线的安全。所以，他是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甚至可以说不是不得已，而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新世纪周刊>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