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重建文化要以体制上的宽松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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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重建文化要以体制上的宽松为前提——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的发言章立凡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3】【字号:大 中 小】       响应景安兄的号召,提一点质疑。景安兄想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新的体系,我觉得比较困难。作为一种理想,我赞同,但是行之维艰。这是现实社会条件、文化环境等等决定的。很久以来,学界一直争论“文化决定论”和“体制决定论”孰是孰非,我今年与军宁先生也有过讨论。我的观点是:文化决定体制,体制影响文化。五十八年来对文化改造最多的是体制,伤害最多的也是体制,重建文化要以体制上的宽松为前提。
     
      中国几千年来是以伦理为宗教。讲孝,就不会犯上作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定位以后,就好管理了,这是皇权专制社会的产物。十九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引入了西方民主,但历经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未成为民主大国,连自己的文化传承都一度中断。这其中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
     
      自由主义是反传统,但并不消灭传统,允许传统跟它并存,因为它不想妨碍别人的自由。孙隆基先生在港版《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举某某历史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文化”;而“文革”时我们遇到的某种“文化”体制,则既杀父、又杀子,将儒学和自由主义一齐诛杀。
     
      谭嗣同说过一段很生猛的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你想融合自由主义、儒学、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有一种“先进的文化”,不可能承认你比它更先进。同时你自己也要防止被人视为“乡愿”。
     
      最后说一下爱与孝。实际上爱也会产生恨。比如说父母爱子女,如果爱得过分了,子女就会反抗;男女的情爱,最后也有导致情杀的;有一些“父母官”自认为“爱民如子”,但民不但不领情,反而会仇恨他,因为这种“爱”是不平等的。总而言之,爱与孝都应有一定限度,不能超越某一界限,超越了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古代圣君舜的父亲瞽叟很残暴,经常打他。舜的态度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忍受小杖是孝,但如果被大杖打死了,就会陷父亲于不义,所以要逃走。我要坚持的则是自由主义的立场,碰到有人打棍子也会“小杖则受”,因为自由主义者要尊重批评的自由;对危及人身自由和生命尊严的“大杖”,我非但不走不受,还会反抗。
     
      文化是多元的“自在之物”,我觉得不如让它们各自存在,经常碰撞,互相吸纳,以互动增强活力,无须通过调和来再造。如果纳入同一个框架里面,很可能各方都不接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篮子里呢?(2007年11月3日)
    
        
      (作者根据记录稿整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7-12-24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