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数谈中国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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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关心地问毛泽东，“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当时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意味着对西方关上了大门，这样的决策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同盟国，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件事，举举酒杯，对斯大林笑笑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么，今天不谈，再说。”
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并推荐尤金编辑俄文版《毛选》
毛泽东想到的事，斯大林也想到了。
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去拜会斯大林。那天，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等编辑出版选集。这个选集同时要出俄文版。斯大林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么。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其载体主要是毛泽东的著述。周恩来一听斯大林的说法，露出了笑容，十分赞成地说，毛泽东的著作应该好好编辑出版。
毛泽东微笑着看着斯大林，知道斯大林曾经对中国革命有偏见，不太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土枪土炮能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斯大林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式和苏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合法政府”身上的。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调侃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黄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提出这一建议，说明他已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是一种十分巧妙的含蓄的主动“纠错”。
毛泽东听明白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上有丰富的经验，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斯大林欣然同意毛泽东要求，几乎是不加思索说：我们可以让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这个人你们可能还不熟悉，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尤金这个人，当即表示欢迎，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尤金很快就到中国来了。
尤金不懂中文，先要由中方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联合将毛泽东的文章翻译成俄文，送交他审阅，以编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尤金在苏联应该是理论权威了。但他对中国了解不多，认为自己的理论才智是胜过山沟沟里出来的毛泽东的，所以下车伊始，就摆出了教师爷的派头，对师哲和费德林译出俄文内容说三道四，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比如行文太土，难登大雅之堂，什么“一屁股蹲下来，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这是何其粗陋！尤金一挥大笔，对毛泽东类似的用语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或删除。毛泽东在文中还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明显是不合逻辑，对师哲不满地说：这个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绝对要表达得高雅一些么，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养！什么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律要删除掉！
师哲只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改动较大。”“是么？他怎么改的？”毛泽东问。“就好像是中国的文言文，他给完全口语化了，本来富有韵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开水。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办法处理了，几乎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叙述！”
毛泽东没置可否。实际上，毛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他不可以主动去查纠，而是要等尤金找上门来。果不其然，尤金来找毛泽东了，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奥妙何在，俄文没有类似的表达，直译会使苏联人疑问：“为什么刚好一百家，不多也不少？”毛泽东断然说道：“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尤金感觉到了毛泽东的不痛快，明白了毛泽东的文字是不能够乱改动的，他只有忠实传达的义务。接下来，尤金开始尊重中方翻译师哲的意见，以忠于原文的直译而不是他的俄文意译来“规范”翻译毛泽东的著作了，并且真正开始认识了毛泽东。
尤金进入了正常的工作轨道，就毛泽东选集3卷提出了300多条意见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详细地研究了尤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尤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也进行了审订并让师哲告诉尤金，他将会约见尤金，研究尤金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还选出了一批新的文章，交由翻译翻成俄文让尤金校审。这些文章全部审校好，至少需要一个半月。
毛泽东亲自拍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的时间。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作报告，介绍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约需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四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2月底或1月底。”
尤金把已经译成俄文的书稿编辑好之后，打印寄了一份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过后，感觉毛泽东的理论里有很深的哲学含义，立即指示先将《实践沦》和《矛盾论》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尤金回国休假时，斯大林专门将尤金找来，向他询问中国的问题，包括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和说法等等。斯大林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特色。斯大林专门请尤金给苏共政治局委员开学习课，讲一讲中国文化。毛泽东与尤金成了朋友，重要的想法与他先谈
尤金来华编辑《毛泽东选集》，恰是多事之秋。金日成率领朝鲜人民军攻过三八线，朝鲜战争已经打响，由于美军干预，境况危急。
1950年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约尤金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朝鲜，仅靠北朝鲜人民军肯定是对付不了他们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传回来的前线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
1953年，尤金出任苏联驻华大使，直到1959年，任期长达6年。
1954年1月4日，尤金到杭州拜访正在西湖边工作休养的毛泽东。
尤金在1月1日已经与周恩来会谈过，专门转告苏联政府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支持中国政府近期发表的一项声明，要求恢复双方会谈，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立场是正确的，目前朝鲜局势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破坏板门店谈判，阻挠政治会议的召开。
尤金原以为毛泽东会深谈朝鲜问题，谁知毛泽东并没有谈，而是向尤金暗示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苏联方面有所准备。但尤金竟然一点儿也没听出毛泽东的弦外之音来。尤金这次拜访，主要是为了向毛泽东通报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的情况。陪同尤金去见毛泽东的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伏斯科夫、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尤金向毛泽东宣读了苏共中央在1953年12月24日处决贝利亚的声明。
师哲将尤金的话翻译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听得十分仔细，就判决中贝利亚在内战时期、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斯大林逝世后的阴谋活动的内情，向尤金作了详细询问。他向尤金详细询问了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是怎么勾搭联系上的，尤金侃侃而谈。
毛泽东听完后，哈哈一笑，说：这不奇怪，我们这儿也有这种事情，北京解放以后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张国焘，我们的一个变节者，早在1920年就被反动的秘密警察所雇用。那个跑到苏联现在还没有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王明，早在1930年在上海就曾被蒋介石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共人士了，但他却能够走出监狱，毫发无损，而那些不太出名的中共人士却被国民党处决了。揭露贝利亚不但对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对于贝利亚的被揭露和判决，向苏共中央表示深深敬意。
毛泽东又说，我们这儿最近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影响到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尤金听得不得要领。毛泽东继续说，出现了一些事例，某些人试图挑动一些政治局成员反对其他人；还有人企图将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说成是一贯如此，来诋毁这些同志。我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也要及时处理，决不姑息养奸。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都要记住贝利亚这个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党内从上到下的团结和凝聚力，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关键因素。对于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正在制定一个特殊文件，这个文件将不会对外发表，文件将在两到三周内完成。等文件完成后，让人通知你。
临别时，毛泽东特意对师哲说：你记住了，要将尤金大使今天的情况介绍，记录成文字稿，送给少奇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好好读一读，要让少奇同志考虑一下，对我们身边的贝利亚怎么办？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4小时，尤金感觉毛泽东是在谈哲学问题，并不明白毛泽东此时已经拿定了主意，要解决高岗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胡风及高、饶问题
1955年5月25日，尤金又一次与毛泽东密谈。
尤金这次拜访，目的是向毛泽东递交苏共中央5月23日给情报局成员党的信件。毛泽东对苏共中央的信件内容和苏共的建议非常赞赏，对尤金说：这些措施原则性强，完全正确。
在进一步交谈中，毛泽东谈起了国内的形势，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指出，中国也有贝利亚啊，如胡风就是的。尤金一听，吃惊不小，胡风这个人他倒是知道一二，是中国研究马列主义文艺观比较有成就的一位理论家。毛泽东见尤金面露疑虑，哈哈一笑，直截了当地说：胡风是反动分子，他的活动就是反革命活动。毛泽东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胡风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这个反动组织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或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全部支持。当年胡风叫张因达，胡风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但他贪生怕死，不能在危险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他是一个软骨头。当年他告诉在北京负责地下党领导工作的现在的副总理陈毅，他辞去北京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后来，胡风跑到云南军阀部队里去投机去了。这支部队名义上听国民党蒋介石指挥，实际上在云南自成一体。他在那个云南军阀手下的政事部里当头头，从事政工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国民党逮捕了胡风两次，但他很快就能从监狱里跑出来，能够自由，他解释说是自己逃脱了。难道他是武侠大师，能够飞檐走壁，消遁无形？有这么神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毫发无损地从监狱中跑出来？在日本政府特别严厉镇压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的1928年到1937年这个阶段，胡风恰好就在日本，但他却毫发无损，活得滋润得很，这不是咄咄怪事么？我们有证据，胡风可能就被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成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无间道么。他提出什么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经常是把矛头对着我毛某人，对着我们的党的！他是要以笔杆子杀人啊！尤金认真听着。毛泽东继续说：你们苏联有贝利亚，我们这儿有高岗、饶漱石，还有跳梁小丑胡风。目前的反胡风斗争和我们认真深入的调查已经说明，在我们很多重要领导岗位里仍然有反革命，有胡风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里发现了他的追随者，就是那个女作家丁玲。
尤金听后一愣，丁玲是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今天毛泽东讲的被清除的人，好像都是与苏联关系好的人。毛泽东继续说：不得了啊，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都快要被胡风们占领了。胡风的一个主要高参，是北京人民大学马列系的副主任，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也是他的支持者。几乎在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等大城市党的和文化战线的部门里，都有胡风分子们，他们控制着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在已经发现的胡风分子中，中共党员多达200多人，肯定还不止这个数。
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胡风和胡风分子们以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蛊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大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的5%，这些人把胡风当菩萨了，言听计从，五体投地。
尤金问：有这么严重么？胡风比共产党的能耐还强？毛泽东没有理会尤金的提问，挥挥手说，我们发现了这些严峻问题，严厉地要求胡风分子们承认错误，呼吁他们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在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唯一的领导力量。但他们默不吭声，充耳不闻，装聋作哑。有个别胡风分子在党面前坦白错误之后，又去找胡风痛哭流涕地忏悔，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们对我们的坦白是错误的。胡风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将这批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全部开除出去，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不是抵御风浪的堤坝，而是蚁穴！
尤金听着师哲一字一句地翻译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这时脸上放出坚定的光泽，说话声音不高，却威严无比。他说，人们可以选择怎样做，跟党走，或者自甘堕落。我们现在有700万名中共党员，在不久前的换发党证中，我们将35万，也就是二十分之一的不合格的党员清除了出去，停止了他们的中共党员资格。他们都是或有着反党反人民罪行，或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乱搞两性关系，或者是投机入党，或者是动机不纯。总之，一个胡风让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让我们看到了一批人是到我们执政党队伍里来捞好处的。对此，我们决不姑息，坚决把他们清除出党。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清除的力度还远不够，党内还有这么些胡风分子，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开展对他们的严肃斗争，怎么能行？在中国，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啰！我们要利用胡风和胡风分子作为反面教材，以此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让他们好好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毛泽东踱步走到窗前，回过头来说，我们队伍中的反党分子，都是两面派，当我的面是人，背着我身后就是鬼！高岗、饶漱石在反党活动中采用了两种手法。高岗是个毫无道德、醉心于权力的人，在他的小帮派圈子里他散布说，毛泽东身边聚集了两个不可信任的集团：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等人；另一个是以周恩来为首，包括了政务院和解放军中很多人。高岗说什么要反对这两个集团来保卫我毛泽东。这鬼话谁相信？高岗是一个流氓，生活很糜烂么！他在一周内要跳8场舞会，无论何时，只要他高兴，就下令召集女人到他那儿跳舞，还召集过你们苏联的女人陪他跳舞，通宵达旦，舞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睡觉的床。很不像话么，他搞的是什么鬼名堂么！高岗在生活上很无耻，在政治上也是狂妄之徒，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干净过，他曾与一个历史上有严重污点的叫张明远的人关系密切。高岗解释说，他是利用张明远与苏联奉天总领事进行联系的。胡扯蛋么！张明远在1926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但高岗却把他重新搞进我们党内，送他到东北党校学习。东北解放后，被高岗安排到沈阳，进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在捷沃西安同志访华期间，我们是安排李富春去陪同的，但高岗想尽办法挤进陪同捷沃西安到东北的行程。当时由于李富春感冒了，高岗得到了这次机会。
尤金一听吃惊不小，“东北王”高岗是中国最亲苏联的人，他不只是像毛泽东要一边倒，而且要将东三省划入苏联的版图。尤金对毛泽东说，我也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去了东北，在路上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主要是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并没有表现出要特别接近我们的行为。
毛泽东接着说，饶漱石一面对党表示忠诚，一面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机关从事地下活动。他就是中国的贝利亚。他任命叛徒潘汉年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与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把我们的情报全报告给他们了，他和胡风一样，是我们共产党的无间道。
毛泽东扳着手指，说，饶漱石一个，杨帆一个，加上潘汉年一个，这三个臭皮匠，一起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了我们的所有重要情报。1950年一二月间，向台湾传递了苏联一个空军师到达上海的情报。这直接导致了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后，他为蒋介石集团立下了搜集我们情报的头功，蒋介石先后四次为潘汉年授勋，这些授勋文件以及其他证据，都被我们的相关情报部门截获啦！潘汉年罪有应得啊！
尤金听着，不明白潘汉年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便问。毛泽东继续说，我的苏联大使同志，两年前，也就是1953年，对于我们中共来说，形势是相当困难的。你知道么？我当时有没有对你说过？我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那是在杭州召开的，我说中共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公开的，为克服困难而战，当然是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啰；还有一个是秘密的，利用各种困难来泼冷水，反对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暗中的司令部到处散布谣言。我在那次会议上并没出有说谁是地下司令部的头子，但你知道么，高岗和饶漱石当场就神色慌张起来，他们听了我的话非常气馁。后来，我们宣读你带来的苏共中央有关贝利亚反党活动的材料时，他们就像落水狗一样啦！所以说，一切反党的阴谋分子，心中都是有鬼的，他们是见不得阳光的。
尤金这才回过神儿来，恍然大悟，那天毛泽东说话时神情愤怒，原来不是因为贝利亚，而是因为高岗和饶漱石。
毛泽东突然转过话题说：台湾，我们是一定要解放的，要收回来的！毛泽东由此谈起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最近来中国访问的事情，这事与解放台湾的计划有关。毛泽东知道印度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尤金介绍说，梅农对北京作了10天访问，其间，梅农讨论了中美有关台湾的会谈。梅农会见了很多中国政府人员。按照他们以前的协议，政府成员给梅农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成员的话使得梅农很乐观；而另一些回答则使他很悲观。朱德声明“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使得梅农不寒而栗。梅农被告知了中国对中美直接会谈的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希望充当中间使者的国家得知与梅农谈话的每一件事，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抢先充当中间人。除了印度之外，希望充任中间人的还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在这个位置上，印度不会告诉英国他们在北京听到的所有事情。英国首相伊登自己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充当中间人。但是对于他表示希望在曼谷会议之后访问北京的建议，中国有意给了一个答复，使得伊登拒绝前来。这个答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对台湾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几乎是完全相同。伊登的新加坡来信和从新加坡回去后的伦敦来信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来信试图恐吓中国，说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会导致世界大战。伦敦来信就没有了这种恐吓。目前英国对台湾的政策与美国稍有不同。
毛泽东这次与尤金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还有一次较深入的会谈。毛泽东在会谈中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翻译十分为难，结结巴巴，不知怎么译，尤金也是听得一脸茫然。他要听懂毛泽东的意思，真得费点哲学头脑呢。
通过尤金的“热线关系”，中国争取到苏联更多的援助
1955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将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工业规划。对此，需要苏联建筑专家的支援，提供建设性意见。
尤金将中国的需要及时报告给了国内。4月，苏联城市建设9人专家组到京，之后，苏联地铁专家组也飞来北京，协同进一步研究和编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经过两年的努力，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参观规划展览时特别指出：北京应发展机器、车床、工具制造业，这些工业是比较环保干净的，机器制造业的工人是接近科学技术的。另外纺织工业也可以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因其技术比较简单，即使农村来的妇女也可较快地投入生产。中国首都的改造，也包括首都社会成分的改造，加强工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于1957年初拟定，1957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讨论通过后，一方面上报中央、国务院审批，随后就内部印发北京市各部门、各区（县）暂时遵照《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执行。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的更多援助，周总理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紧接着，周总理便着手考虑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问题。是时，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在尤金的安排下顺利到访，而且，尤金透露了苏联可能援助中国核工业的信息。周总理得知后马上采取措施，促使尤金融通苏联方面得以实现，并于1956年3月派钱三强等人组成中国核工业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相关部门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周总理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再派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
周总理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掌握有利时机，通过尤金的热线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了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
1957年发生的事情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苏联派出图104客机接毛泽东一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陪同前往。
机上，毛泽东与尤金开玩笑，说，你是一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了么。尤金点点头，答道，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算是老相识了！毛泽东笑笑，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怎么样？尤金回答，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说，方才我们是在机场上，现在飞到了天上，再过一会儿就要降落，又回到了地上，这在哲学上怎么解释？
尤金摸不着头脑，想了一会儿，说，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怎么样，被考住了吧？我来试试看，请你鉴定。飞机停在机场上是肯定，飞上天空是否定，再降落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话音刚落，大家忙说，妙妙妙。
这次到访苏联，毛主席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对中苏两国大学生讲了著名的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精彩之言，这是与尤金谈话对他的触发。一次拜访毛泽东时，尤金曾经告诉毛泽东，苏联的原子弹，是3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们中国要自己搞原子弹，而且要培养自己的青年才俊和国家接班人。由此，1957年4月，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时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要培养年轻人啊。他说：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到苏联后，毛泽东又把这样的想法对尤金说了。他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和你一样，去当个教授。”
尤金眨着眼：我可是从教授变成了苏联驻华大使，难道毛主席要反其道而行之？尤金想了想，还是没有问毛主席。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在赫鲁夫提出“超美”后，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7年也是中苏关系开始走向转折的开始。
毛泽东在一次坦率的交谈中，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尤金翻译完后，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
毛泽东不客气地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赫鲁晓夫问：那我们应该怎麽办？毛泽东说：撤退。赫鲁晓夫又问：撤到那里去？毛泽东说：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做后盾。赫鲁晓夫显然不苟同毛泽东的观点，直通通地说：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讲话”谈到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在公开发表时，又新加进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内容。
1957年4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到北京访问之后又到杭州去访问。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大使尤金在杭州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时，谈起毛泽东讲话引发世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周恩来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尤金对此赞同，说：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
尤金的话被刊发在新闻中，这下祸从口出坏了事，有人告了尤金一状，后来尤金因此受了批评。
当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作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沉静下来一想，感觉事态严重，领袖缺点错误是缺点错误，不是这样践踏的，狠批自己的领袖，放倒自己的旗帜，这会引发不可设想的严重后果，会埋下久远的祸患。11月30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严肃地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拒绝执行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设想，尤金大使做到了尽头
1958年4月，自恃曾率领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有功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所需经费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这事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报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皱皱眉头，说，“这是美其名而已，名为共管，实际上是所有权、指挥权，全归苏联所有，我们还没有这项技术，人家是不会和盘托出的么，所以只能靠边站看人家而已。”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尤金对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
毛泽东看看尤金，说，教授，这事不是我和你谈的，大使先生。
尤金在毛泽东那儿碰了个软钉子，十分沮丧。苏方还要争取此事，让苏方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与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详谈。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对彭德怀说，“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还将尤金召来，说，“中国可以在自己的境内建立长波电台，不过所有经费都有我们来承担，长波电台也由我们来管理！尤金这下清楚了，中国需要的是苏联给出技术，控制权丝毫不让。
7月21日，尤金来见毛泽东，已是晚上9点。那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都在场，参加的还有曾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稼祥。与尤金一起去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等。
尤金告诉毛泽东，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致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同潜艇舰队，抵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我们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太平洋舰队驻守海参崴，完全被日本扼制住了，几乎是无法施展拳脚。从太平洋东岸到整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希望中苏共同建立一只联合舰队，共同对付美国和日本。
毛泽东脸色非常难看，大口大口地吸烟，没有回答。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也没有表示。尤金见毛泽东情绪激愤，起身告辞。
毛泽东激动是有原因的，根据中苏间的友好同盟协定，苏联的作战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这事本来就不太情愿。现在好了，军舰也要来了，领海领空全被苏联人占据了，我们还干什么？毛泽东一直想要建立自己的强大海军，曾经让周恩来与苏联交涉过，要苏联人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建造潜艇的技术。赫鲁晓夫一直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没有答应。
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尤金，除了昨天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在场外，还增加了林彪。
毛泽东震怒地对尤金说：我可以告诉你，你昨天带来的主张我感觉很不好。中苏交往以来，波折也是有的，但都无伤大局，但我昨天被这个事气得一晚没睡觉，到现在也没吃饭。为什么？你去告诉赫鲁晓夫，他可以来北京找我谈么！
尤金吃惊非小。毛泽东说：搞什么共同舰队！我看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把我们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你们那个米高扬，当年来西柏坡时架子就很大，你们有些人，把苏中两党关系看成了父子党、猫鼠党的关系。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中国主权，是政治问题。我这些话你们听着不舒服，感觉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就是要控制我们么，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这实际上是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尤金大使同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中。核潜艇，你们苏联是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
毛泽东继续说：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就不要来了，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他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指头的条件都不成！
尤金还是第一次领教毛泽东对他发火的样子。
毛泽东继续坚决地说，你讲的话，使我不愉快，请你把我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汇报，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不舒服。我的这些话，就是让他不高兴，因为他叫我不高兴。他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搞斯大林的东西。当然，我们要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紧张得满脸冒汗。毛泽东缓和一下语气，说：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说要把教授赶走，教授不是好教授么！
毛泽东在北京骂娘，骂的就是赫鲁晓夫，还指名要尤金去“汇报”。尤金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打电报给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大发雷霆。他将毛泽东对苏联、苏联党的说法和盘托出，发了一个特别长的电报。 赫鲁晓夫接到电报后，第一反应就是，尤金不能再在中国待下去了，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来是看在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才用他的。还是把尤金调离中国吧，赫鲁晓夫认为，是尤金搞坏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