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时间中的政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09:55:26
刘圣中
摘要：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引言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流派，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继承了传统制度研究对宏大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传统，同时又引入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具体行动和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综合性的中观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不仅突破了行为主义过于微观，看不到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不足，也弥补了传统制度分析静态化、宏大化的缺陷。历史制度主义注重较长时段的纵向研究，这种历史性的引入增加了其理论分析的厚度和力度，历史制度主义形成以来，已经在重大的政治变革，例如国家革命、民族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效能，资本主义多样性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就。这也说明了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目前，历史制度主义正在以一种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被运用到政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制度变革和制度差异性，发展中国家制度形成以及制度效能等范围更是快速进步，引导着政治学理论的快速前进。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即是将历史维度纳入到制度分析当中，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新制度主义的特殊之处。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要素的考虑和运用形成了独特的时间理论，即从时间角度来分析制度演变的过程，分析时间要素对制度变迁和政策差异的影响及其结果。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不仅仅是历时性的长时段时间，也是短时间的某个重要节点，甚至是偶然的时间和事件变化。美国学者皮尔逊曾经把历史时间要素概括为7个：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序列、事件、持久性、时序、意外后果。[1](P6)但不管这种划分多么复杂，总的来看，基本上都可以被包括在以下两个方面：时间要素的稳定性决定了制度的规则变化，而时间要素的波动性则决定了制度的不规则性和意外变迁。时间性的考察把制度分析带入了一个深厚且博大的空间。
二、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
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纵向的长时段的时间波段；另一方面则是短时间的横切面的节点。前者带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后者带有波动性和断裂性特征。下面先从第一方面开始分析。在分析之前我们先要看看历史解释本身具有的特殊逻辑。
（一）历史解释的逻辑
历史是过去的时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从历史经过而来的，历史决定了任何事物的当下面貌。所以历史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忽略的。那么对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历史的解释遵循着何种逻辑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1)偏好形成和兴趣构建的问题，什么因素形成了人们的政治情境的定义，他们的政治目标和他们对最好的政治过程的评价；(2)背景的因果关系，进入政治的黑盒子，更好理解行动者、偏好和制度的互动；(3)制度分析和历史研究之间的亲缘关系扮演着偶然性的角色，制度分析需要具体事件的分析，包括不能解释的、随机的事件，以及一些系统的制度效果。[2](P244-246)也就是说，历史决定了当下的行动兴趣和偏好，历史提供了行动和制度互动的背景，历史还包括偶然性变量。或者说，解释制度变迁，要从历史的维度来透析关键行动者如何产生偏好，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历史过程中偶然性要素如何带来意外变化的。
上面所分析的三点逻辑恰恰证明了历史解释的复杂性。历史成为一个黑盒子，成为现代政治学不可穿越的神秘空间。但是，历史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寻找到其根基和路径，所以它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寻找历史作为能动者和变迁根源的基本路向：(1)历史使现在改变性质。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发现历史改变现在性质的路径是分析政治制度变化的关键。(2)历史是曾经的替代性愿景和时间的来源。历史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其背景和关系，追溯这种结构关系和过程是研究者的使命。(3)历史帮助细分当代的政治地形学。就是说当代的政治地形结构可以从历史演变中追溯出其关键动力和变量，从而触摸到社会变革背后的原动力结构。[3] (P333-338)人们穿越历史的三条道路和前面所言的历史的三重角色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共同提醒我们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研究中必须把历史纳入到研究方法中来，并利用历史的变量功能来更深入地分析和把握制度现象的时间性特征。
（二）历史序列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对历史的分析首先从时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角度开始。而时间的连续性形成了历史的序列性。历史不是一幅杂乱无章的涂鸦，而是有章可循的连续剧。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发现其章法的眼力。面对复杂的制度化组织的特征，历史制度主义者不得不开始“思考时间本身的概念，把关于时序的问题放在分析的中心”。[4](P91-96)
按照皮尔逊的理论，序列分析包含在路径依赖理论之中。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具有四个特征：多样平衡、偶然性、时间和序列、惰性。(1)多样平衡指在有助于积极回馈的内部条件下，大范围的结果是普遍可能的；(2)偶然性是指某个时刻的偶然小事件可能导致后面的重大结果出现；(3)时间和序列则是指在路径依赖过程中，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很重要，重要的序列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4)惰性则是指积极反馈的过程将导致单一的平衡，这一平衡反过来又会抵制变革。皮尔逊的分析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时间要素的作用，客观世界本来是多样平衡的结构之中的，但又是充满变化的。特定时间的某个小变量如果恰好在适当的时序中出现则可能导致重大结果的产生，而反过来历史中的某个平衡结构又可能产生惰性抵制各种变革。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演变图式。
皮尔逊提出的时间序列分析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查尔斯·蒂利说过：“事情在一个序列中何时开始影响着他们如何开始”。[5](P14)许多对时间序列分析的观点都立足于积极反馈和自我强化机制。在这些观点看来，事物早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将会影响后面的走向和变化，在发展过程中，事物必然会以一种积极反馈自我强化，不断重复和加强自我既定的模式，从而保持既有的稳定。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关于时间序列分析的积极反馈模式有三个类型：第一没有过于关注时间排列，而是简单地解释了自我强化过程；第二最普遍的是，显著过程的时间序列因最早出现的事件或者过程将触发积极反馈，对结果产生决定作用；第三是有些观点纳入了在一种对序列的宽范围的分析中分析自我强化过程的观点，这个序列更集中于顺流效应。第一种类型关注单一发展动力而不是复杂的时间排列；第二种类型强调了时间序列的作用，关键事件和过程的时间排列方式决定发展的路径；第三是积极反馈的顺流效应，事件或过程在后面发生将不同于它们在其他时间发生的作用，类似于博弈论的先行者的效应。[6](P64-67)皮尔森指出了序列分析的两个重要要素是：政治空间和社会能力。各种行动者在政治空间方面竞争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所占有的资源，而且取决于对资源占有的规模。如果早期竞争性优势可以自我加强，那么相关时序就会发挥作用。一些行动者取得了先发影响的位置，它也能利用这一位置巩固它对特别政治空间的掌握。事件或过程相关时序的重要性能影响政治空间潜在的竞争者何时出现。第二个要素是社会能力。社会能力是社会生活中得到必须资源的能力，社会发展的中心事实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一点缺乏或不能得到的资源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大范围的取得。社会能力概念提供了认清序列这一重要维度的工具。格神克隆在其经典的研究中指出，后工业化过程因为这些国家试图追赶工业强国，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借鉴到先进技术，以及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随着时间流逝发生转移（如从英国的棉花、丝织品到德国的钢铁、铁路等）。[7]后工业化国家的这种能力即是时间序列的作用结果。
伊莫珈特对序列的分析认为：“过去通过许多机制影响现在的政治，包括从具体的政治制度到利益合作模式到更广泛地被接受的公正的定义或者关于做这些事件的被接受的方式的现实理念。”[8](p242)或者说，不论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具体的现实利益模式等方面都无不受到先在的社会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序列的内容和模式决定了后续发展的方式和结果。穆尼在分析路径依赖问题的时候也在古德斯通对英国工业化的过程进行了模型化，他形象地描画出了序列排布的具体内容和路向。强调了多重序列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序列之间的并列和融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推出某种重大的结果。下面的图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
关键：
A：有限的森林区域，充分的滨海煤矿，寒冷的气候
B：长期过分依赖用煤取暖
C：表面煤矿已经耗竭
D：努力开挖深层煤矿
E：地表水填满了矿井
H：有限君主制
I：有限的圣公会权威和宽容
J：向技术实验开放的自由化文化
M：第一部蒸汽机的发明
N：蒸汽机改进
O：煤价的缩减
P：钢铁价格的缩减
Q：铁路和轮船的发明
R：工业产品和货物的大规模营销
Goldstone对英国工业化的反应序列解释[9](P534)
穆尼把英国工业革命区分为三个序列：环境序列、文化序列和工业化序列，三个序列有各自的发展逻辑。环境序列从煤矿资源的有限性到煤矿的过度利用以及煤矿开采的困难。这一背景促使英国必须走上新的技术，以改变这一状况。文化序列包括英国政治制度，有限的君主制与有限的权威和宽容杂合的宗教文化导致了对各项技术实验的自由化空气，这也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工业化序列则从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开始，即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正是这一关键事件将前两种序列结合起来，触发了新的工业革命序列。蒸汽机改进，导致煤价的缩减，也导致钢铁价格的缩减。基本原料价格缩减推动了火车和轮船的发明与使用。大规模、远距离交通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是英国工业品大范围行销世界的推动力，因此把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推广，全世界市场的建立反过来又更加刺激了英国国内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这一混合序列分析模型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英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这正是序列以及混合性序列分析的适当作用。
总之，时间序列分析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把路径依赖、关键节点、断裂平衡等重要概念都串联起来，形成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时间序列分析以及其方法的混合运用更加丰富了解释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方法内容，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过程中关键事件在整个历史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了解历史发展的多远变量互相作用和互相推动的细致化模态，再现历史的丰富多彩、复杂异动和连贯变迁。这也正是皮尔逊等人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的重要原因。
（三）追溯历史过程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真对待历史”，[10](P481-493)他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客观现实中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或者一套制度安排通常要分析重要的年份段落，这个段落也许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学者开创并纷纷运用这种历史性的研究方法，他们不仅考察现实的过去，而且还要考察历史演变中的长期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认真对待历史”的理由非常清晰，许多从事方法论研究的政治学者们都认识到了。可以说，他们把社会研究的时间框架延长明显拓宽了可以检测的经验的范围。同时，使得许多科学数据可以运用，促使结果的更大变化的产生。这种经验范围的拓宽对政治学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许多现象——特别是宏观的诸如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福利国家建设——等相对来说不经常产生，或者仅仅是偶尔在任何特殊的时间片断出现。
从历史上来理解地分析也让研究者们对时间边界条件，或者时段效果等关于对因果关系的观点更加敏感。通过考查更宽范围的历史环境，分析者们也许会考虑看起来非常普遍的效果事实上往往只能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历史制度主义者超越了把这些因果关系的历史维度理论化的普遍性考虑。从最佳角度看，这种因果关系的观点将会产生，这不仅仅是由于两个变量间的关联，而且还由于有一个显示了为什么这个关联会存在和事实上建议支持这种理论化关联的理论解释。这一系统追溯社会过程的努力能够对支持和挑战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观点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在许多历史制度研究中其所运用的相对较少的分析案例允许在论述中对这种过程做详细的考察，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对因果机制观点的评价。另外，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的论断普遍意指两种变量之间特殊的时间关系，一个推动另一个，或者两个在同一时间发生。复杂的过程追溯常常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组成要素。“没有这种对作为历史制度主义者的明显标记的时间细化过程的关注，社会现实中重要的结果可能会在分析中遗漏掉，因果关系也可能会被误解，而有价值的假设也可能不再被思考”。[11](P693-721)
在皮尔逊的分析中，所谓过程追溯分析则变化为“长期过程”分析。皮尔逊首先通过两个维度：原因的时间视域和结果的时间视域，建立了一个分析量表，指出，其中至少有三个因果过程类型可以描述为缓慢发展的过程。这种缓慢发展包括三个特征：积累性原因、阈值效应和因果链。各种影响变化的变量的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逐步积累的。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总是小步前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点点滴滴地进步。这种表现即是缓慢发展过程的原因。所谓阈值效应是指渐进的积累性原因并不一定导致渐进的积累性变化，而是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所谓的最高点，类似于阈值则会发生突然变化，导致事物结构和特征出现极大的差距。用图示来表示则是，某事件在时间T1、T2、T3均保持平稳连续发展，但是到了T4点则突破了阈值线，发生根本性变化（详见下图）。[12](P87)
第三个特征是因果链分析。因果链分析可以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序列性，其模式是X影响Y，其次影响a、b、c、d。因果链分析试图寻找事件发展过程中按照时间线索连续性的、连带的因果关系，从而追溯事件发展过程。这种类型的分析常常被运用到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的分析当中，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鲁伯特、克里尔的研究。[13]皮尔逊的分析很好地展现了历史过程中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的细致分析能够更具体准确地实现追溯历史过程的目的。
基本的阀值模型
对历史过程的追溯分析和前面所述的时间序列分析一起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社会事件发展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是历史时间在制度分析中的具体运用。通过这种方法的使用，“这些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事件或过程都被它的时间位置，它在发生事件序列中的位置和它与以不同速度展开的不同过程的互动包围着”。[14] (P172)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时间性既表现为事件的历史逻辑，同时又对事后的发展提供了限制和机会。历史时间的不确定安排让事件序列展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这正是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巨大的挑战。
三、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在时间要素上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创造了关键节点 (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在这个点上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后面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这个关键点，则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要变迁路径和特征。关键节点分析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模型，正如卡兹内尔森所说，把国家置于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关键节点的宏观历史分析已经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黄油和面包。
历史制度主义者批判了制度的功能主义观点，不再把制度看成一个功能性的机体，而是看做一个包含了不断的政治斗争的历史传统。这样看待制度并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类型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包括摩尔、格神克隆、李普赛特和罗肯，谢夫特等人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发展的事件序列和时间序列得到了恰当的研究，序列都与这些问题相关，是一种在制度安排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持续发展的政治和经济过程之间的互动模式。这些的研究定位是，他们没有把政治过程当作孤立的，而是特别关注时间序列及其互动过程对结果的影响是如何出现的。[15](P1011-1035)这样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时间和事件序列的重要性就彰显出来了。时间序列提供了发展过程的具体节点和先后次序，而事件序列则反映了事件发展的前后排序，以及前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
关键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大的重要性。正如瑟伦强调的，历史制度主义者经常认为制度变迁从定性角度看可以说是包含了断裂平衡的动力学。正是断裂平衡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重要制度变革的机会常常会出现在一个短暂的时刻，紧接着就是制度保持稳定性的较长期的阶段。历史过程中的节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因为他们把制度安排放在路径或轨道上，一般都难以改变。在分析中可以运用所谓的分支模型，强调一种对制度结果如何在时间的某个点把社会发展推向明显的轨道上这一观点得到一定的认同。不过，也存在一些尖锐的批评，正如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这些分析常常在解释制度变迁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刻。关键节点常常对重大的、外部震荡有贡献。在这类文章中，重大的事件诸如战争或者经济危机形成了持续性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对所谓关键节点这一特殊时刻的变迁的解释是典型的、特殊的和事后验证的。尽管能够提供一定的合理解释，但是毕竟难以解决历史的发展和再度重复显现的问题。一旦历史再度出现，则立刻检验和批判了这种方法的谬误。而且，当关键节点的分析导致了对关键节点之后制度再生产的来源的深入思考时，这些研究很少探讨关于深层制度变迁的顺流过程。制度常常被看做稳定的，直到下一个关键节点出现，正如瑟伦所言，这些模式“导致了在制度创造时期和稳定时期的明显不同”。[16](P134)
在对关键节点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克里尔夫妇的《型构政治场域》。在本书中，作者指出关键节点包含了三个部分：每个案例中出现的重大的变迁；变迁在不同的案例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迁后果的解释。如果假设的关键节点没有留下遗产，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是关键节点。这个模型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1)前提条件代表了关键节点和传统的评价标准。如果前提条件直接导致遗产的核心要素的稳定，在其他对立性解释的压力下，最终后果是遗产的终结，那么，这样的关键节点就不存在；(2)在前提条件下出现的断裂或危机反过来触发了关键节点的出现；(3)遗产包括三个部分：遗产的生产机制、再生产机制和核心要素的稳定性；(4)与连续因果关系有关的对立性解释，代表了必须考虑的其他类型；(5) 遗产的渐进结束，这在一些点上会不可避免的产生。[17](P30-39)这一框架的核心假设是关键节点以不同方式出现，这些差异性高度相关联的（详见下图）。这一假设不同类型的联合阶段有着长期影响。
作者创造关键节点的分析框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关于拉丁美洲政治转型的核心观点。作者从拉美地区工人运动开始，分析了工人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和组织情况，以及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方法。各个国家普遍经历了从直接镇压到制度化协调的发展过程。各个国家在处理工人运动的整合阶段的时间不一样，正是这种整合形成了国家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不同的政治领导人运用不同的手段处理工人运动，有人把工人运动纳入制度规范体系，有人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有人在此基础上变革了社会结构和关系。这一关键节点对后面的制度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拉丁美洲有差别的政治体制。克里尔夫妇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拉丁美洲地区政治制度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特殊时刻，尤其是在特殊时刻所遇到的政治变量而导致的制度遗产的差异。这一分析充分显示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时间纵深研究的特色。
关键节点框架的模型构成图
后来的学者纷纷学习克里尔的模型，分析各个地方复杂的社会制度变迁问题。例如，有学者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乌拉圭回合的制度影响。[18](400-428) 前提条件是福特主义的生产和传统的农业食品制度，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遇到预算危机，政府不能再对农业食品采取特殊的政策了。这个时候对农业产品自由化的要求很高，乌拉圭回合恰恰出现在这个关键节点。乌拉圭回合的出现留下了很明显的制度遗产，重要的是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WTO争端处理机制等。这些可以被统称为后福特农业产品制度，在这些机制下，农业进入了合作资本主义时期，面临着后现代时期制度变迁的选择（详见下图）。
关键节点理论被后人运用在许多研究当中，例如格尔和巴格尔在他们合写的论文“关键节点，劳工运动和以色列职业福利的发展”中也借用这模式来分析劳动运动和以色列福利制度发展的关系。[20](P432-454)这一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历史过程中劳工运动的关键节点所产生的影响，其留下的制度遗产即形成了以色列的职业福利制度。总之，关键节点理论很好地抓住了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重要的转折关头，从某个时间截面和节点来分析特殊变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切入历史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制度文件层面，所以更能透视历史过程中的真实本质。关键节点时期，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会意外地影响其后较长时期稳定阶段的制度模式。所以，这一理论与偶然性理论也是密切相联的，能够灵活适应地把握偶然性要素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当然，关键节点的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它并不知道到底某个时间是不是关键节点，这种确定节点的把握标准很模糊，所以它给研究者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研究者要努力分析某个关键节点的重要作用，但是却在选择节点的过程中陷入标准的困难，选择标准困难很直接地影响了对这一时期变量分析的合理性。这正是关键节点理论受到批评的地方。
四、事件的时间性与偶然性
历史制度主义时间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历史过程中事件的时间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成为事件的时间观。在所谓的事件性时间观之前还有两种重要的时间观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一种是目的论时间观，另一种是实验性时间观。目的论时间观是根据社会科学理性的逻辑推衍，结构功能主义的逻辑，认为任何社会要素都处在一定的结构中，其之所以处于这种结构是因为其必须满足某种特殊的功能，这样就形成了功能化的客观世界。这种功能化的方法论就是目的性时间观的再现。目的论时间观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沿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行进，目的论时间观成为一些知识精英和高级政治文化精英阐释这个世界和展现行动的根本逻辑。目的论时间观成为精英主导社会和历史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观是实验性时间观。实验性时间观的典型代表是撰写了《国家和社会革命》的斯科切波。在这本被列为近25年来社会学中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之首的著作中，斯科切波运用准实验的比较归纳方法，研究了社会革命产生的关键原因。但是如果按照严格的实验方法的标准来衡量，她在研究中所运用的若干案例，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验方法的严格对等(equivalence)和相互独立 (independence)的要求。所以，在通过案例比较进而对这些例证做出普遍归纳的时候，不免就会犯上把活的历史“冻结”(freezing)和把连续、联系的历史“折断”(fracturing)的嫌疑，也就是说把现代世界中所发生的重大社会革命孤立起来，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所包含的历史性关联。因而，有人认为，斯科切波著作所蕴含的魅力，虽然没有实验性科学所要求的严格验证了的抽象概括，但是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讲述和描绘并分析了一系列伟大的事件。她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不可置疑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有益的启发。
因此，在和前两种时间观的比较的基础上，有人总结出第三种时间观，即事件性时间观。事件性时间观与上述两种时间观形成鲜明对照。实验性时间观暗含了世界现象中的因果规律在时间内的一致性以及各个事件发生的独立性。相反，事件性时间观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致的、独立的，而通常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哪怕先前发生的微小事件，也会影响到后来事件的可能结果，甚至是重大的结果。当然，路径依赖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果结构会在时间中改变。“事件必须假定为不仅能够改变发生作用的因果力量的平衡，而且也可能改变事件或环境导致特定后果的逻辑本身”(Sewell， 1996)。一般而言，事件引起历史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转变型塑和制约人类行动的文化范畴本身，因为在社会关系中运作的因果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范畴的内容和关系，事件具有改变社会因果关系的力量。所以，事件性时间观认为社会因果规律在时间上可能是异质的。
而与目的论时间观比较，事件性时间观对待偶然性(contingency)的问题与其不同。目的论时间观也许会承认在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从必然性规律上看偶然性服从必然规律，局部地方的变故不能改变历史进程长期发展的总方向。但是，事件性时间观则相反，它认为偶然性的存在并不区分社会关系的表面还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或深层。无论在什么层面，什么地点，偶然性不受制约和不可确定地存在着，并影响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偶然发生和无法预测的事件，能够改变和更换历史发展中最明显的长期趋势。当然，偶然性并不等于混乱和无序，偶然性还是承认事件对结构的影响，但偶然性不把一个假设性的普遍方向当作既定的普遍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历史决定论目标，而是认为任何事件都可能改变结构，而从上一个事件中突生演变出来的结构，首先是结构的特殊转变，其次也是后面事件发生和结构延续的原因。这种联系不是混乱的，而是在历史联系中带有不确定性的存在的关系。这一关系具有“全面的偶然性”(global contingency)的特征。总之，事件性时间观所主张的，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社会关系的路径依赖性、时间上异质的因果性和全面的偶然性。其实，这也和一些生物学家的观点很相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复杂性理论实际上就包含了这种逻辑和思维。生物世界、自然世界都不是确定不变的，也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客观背景下被展现的，在事件性时间的逻辑下一步步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偶然性既是复杂世界的结果，又是复杂世界的原因。偶然性带给了社会科学家丰富的想象和学术研究不可穷尽的空间。这正是历史制度主义大发展的历史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正是看到了事件的重要性。事件反应结构而不是改变结构。结构分析太静态不能允许作者和读者充分意识到变迁。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叙述不能包含这些结构。在一种新形式下的适应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显露出来了。人们可以称这种方法为辫子型叙述。因为他把叙述和分析交织在一起。关键点是叙述在它被后来学者所接受和调整之前是行动者经验的一部分，它被形成，或者形成了事件的经验，然后是下一个行动阶段。[21](P168)事件在历史制度主义中被得到集中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现实性、重要性和完整性的特征。事件的现实性是指事件是可见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可以作为研究材料的具体的可靠的事实。根据事件来进行研究就可以避免根据某种假设来研究的虚幻性和不可靠性。根据对事件的研究，人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了解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了解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结构网络，了解在这种网络中纷纷发挥作用的要素。而事件是社会要素最直接的综合反映。
事件的重要性是指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与一般琐碎变化和常态表现不同的特征。它反常于一般情况，而是具有突变性、影响重大性。它的出现会给既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要么推翻旧结构，要么震撼旧结构，它会让所有生活在旧模式下的个人感到一种可感知的重大变化。事件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生活。事件终结了一个时间的流动格局，给世界带来某种程度的无序，因而让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状况。要么改革，要么学习新思想、采用新制度，调整秩序，回复正常结构。事件的完整性是指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但它却是一种结构的原因引起的特殊结果。因此它不是孤立的、碎片化的，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冲撞而出现在某个特殊时刻的集中形态。它完整地产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事件的完整性还指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它的起因、开端、发展、高潮、裂变、消失诸阶段。[22](P19)从时间上看它又是完整的。选取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制度主义为了更好地保持历史社会的完整性而作出的特殊选择。可以说，这是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学中借鉴来的重要方法。
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重大事件的研究，以及以事件为中心的序列分析无不展现了这一新的方法论模式不同于以前范式的时间观。他们反对目的论的直线式时间观，反对历史有效论的功能主义分析；他们借用实验性方法论时间观，利用实验性的比较来透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当然，他们也不同于这一时间观，而是把时间定位在事件的展现和序列之上。这种时间观通过事件切入历史，尊重偶然变量的作用，能够发现历史进程中更加复杂和细致的“事件关联之网”，而他们就是要“拆解这一事件之网”。[23](P17)正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宣称的，他们要追溯历史事件过程，不是为了说明既成案例，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选择的背后动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24](P17)
五、世界时间内的联系
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还包含着这一个特征，即这个时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共时性存在的，一定时期的世界背景和重大事件会对某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一定时间内的世界范围的关联性就可以被定义为世界时间性。而持这种方法论的历史制度主义则表现为特殊的世界时间观。
历史制度主义者提出历史的重要性，坚持要认真对待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推理方式能说明这一点，这三种方式是：政治事件在历史背景下发生；行动者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预期被过去型塑。[25]这三种方式恰恰也可以被用在对世界范围内历史关系的解释之上。历史背景实际上也包含着世界历史背景，没有什么行动和事件不是在世界历史的规定下展现的。同样，行动者能够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模仿和竞争来说更能清晰的说明。预期被过去型塑实际上指出了国家历史发展中世界冲击和国家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传统国家的历史时时刻刻都在引导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的方向。所以，这种历史重要的论断对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也是世界时间的重要性。
对于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斯科切波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斯科切波在她的研究中提出要考虑到所谓的世界时间或者世界视野(world time or world vision)这一变量。所谓世界时间是指在同一个地球上，许多政治共同体，例如国家、社区、城市、部落等共同存在的一个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各个共同体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彼此相连。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外交互动、经济交往、文化沟通等都可能对另一个国家产生不可见的影响。这是一种横向共存的时间概念，它包含了在可见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重大要素互相产生影响，互相依存，互相激励和互相干扰的联系性特征。斯科切波在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时候，即采用了这一时间概念。作者指出，在考察所有近现代社会革命的原因和成就时，都应该密切注意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平衡状况。首先，从一开始，国际关系就与既有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交错在一起，促成和决定各国变革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其次，另一种跨国结构——竞争国家的国际体系—— 也决定着现代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动态进程。面对这两种结构，国家统治者必然要面临国际形势而调整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他们同样更可能成为把跨国影响传送到国内政治的人。[26](P21-27)
第二点是行动者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正是处于世界体系和世界时间内，所以国家之间存在着互相学习的时间关系。新制度主义研究中所创造的“后发优势”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 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是指世界时间序列上不同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因而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减少发展时间，提高发展速度，因此反而从劣势转变为一种优势。格申克隆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而这种落后性往往带来了一定的优势。后发优势包含了下面几层含义：(1)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或是器具的替代性的广泛存在；(2)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的优势；(3)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4)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27](P5-30)因此，落后国家普遍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摩尔在分析国家革命的时候也运用“后发优势”概念来解释“三种类型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即一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个国家采取步骤的面向”。[28](P418)在摩尔看来，落后国家在世界时间序列上可能是滞后的，但在制度经验和策略方面则有着时间序列所给予的天然的在先进国家基础上的增量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也成为了后来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三点是过去型塑现在的预期。这一点在世界时间上则表现为国家之间处于相同的历史场景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过去或者传统来型构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历史传统在这里扮演着路径依赖的作用，引导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即表现出这种时间观的实践运用。他指出了一国历史将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路径和时间选择，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前提，而“各国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大相径庭”。[29]正是这种差异化的历史前提决定了后续发展道路的不同。在当今世界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中，某种强势文化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等制度方面的功效，这往往和该制度所生成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而同样，弱势文化的劣势也和该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国家遵循着历史的路径，沿着历史的轨迹在现代化的世界中慢慢发展着。世界国家体系的现实压力和国内的政治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型塑国家的政策选择。
当今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把世界体系内的国家纳入到更加密切联系和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很少有可以独立发展和自我延续的政治实体能够不需要考虑世界体系的关联。全球化自然形成了一个国际分工与合作体系，不同文化和政治结构以及历史和经济前提形成了每个国家富有特色的经济角色。每个国家都尽力发挥着这种角色，在与其他国家互动作用中获得最大的政治经济空间和未来发展机会。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多样性安排。[30](P135)如何在不同制度之间寻找合作与沟通的空间是所有政治实体的行动者在全球化时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六、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重要性不仅强调了历史时间的序列性关联，历史过程包含了时间性的阶段，关键节点的时间重要性，还强调了偶然性的事件时间性和世界时间对历史过程的作用。这是政治学向历史学借鉴其历史变量和时间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发展。这一发展告诉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道理，社会科学必须按照连续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方向前进，这是因为：(1)社会科学有着历史性；(2)历史留给我们某种可预见，我们必须去意识的特殊盲点的解释动力；(3)社会科学范式的每次转型都要成本和效益。[31](P129-133)通过与历史的联姻，政治学，尤其是制度的研究包含了更多的历史背景和动力，解释了更多的盲点，同时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分析方式。这可以说是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丰富和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反映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进步。为了理解历史上特殊的时间和长期政治结果，人们不应精确地运用来自一种跨越时空的混合关系、永恒不变的变量研究的方法和认识论。[32](P168)而是在历史中去努力寻找变量的位置、大小、关联和动力方向，从而更加恰当地提供历史和制度变迁的解释。
收稿日期：2009-04-01
【参考文献】
[1][6][12][14][16]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64-67；87；172；134.
[2][8]Ellen M. Immergut，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Andreas Wimmer and Reinhart Kossler， edited， Understanding Change： Models， Methodologied， and Metaphor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4-246 ；242.
[3]Victoria Hattam， “History， Agency， and Political Change”， Polity， Vol.32， No.3.(Spring， 2000)，p333-338.
[4]Stephen Skowronek， “Order and Change”，Polity， Vol.28， No. 1.(Autumn， 1995)，p91-96.
[5]Charles Tilly， 1984，p14.
[7]Gerschenkron， 1962.
[9]James Mo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No，4.(Aug.， 2000)，p.534.
[10]Tim Buthe， “Taking Temporality Seriously： Modeling History and the Use of Narratives as Evid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3. (Sep.，2002)， p.481-493.
[11]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H. V. Milner. New York： Nort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2， p. 693-721.
[13]Gregory M.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Kathleen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9， November 2001，p. 1011-1035.
[17]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Critical Jun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ge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0-39.
[18][19]Cameron G. Thies，“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Uruguay Round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4， May 2001， p400-428.Sage Publications， Inc.
[20]John Gal， David Bargal， Critical Junctures， Labor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Israel， Social Problems， Vol.49， No.3. (Aug， 2002)， p.432-454.
[21]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y Press， 2005， p168.
[22]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23][24] Bo Rothstein and Sven Steinmo， eds，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17.
[25]Sven Steinmo，“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9-24。参考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8：21-27.
[27]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30.
[28]摩尔.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M].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418.
[29]Steven Weber， “Institutions and Change”， in Michael Doyle， G John Ikenberry，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30]John L.Co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5.
[31]Terrence J. MeDonald，“Institutionalism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tream of Histroy”， Polity， Vol.28，No.l.(Autumn 1995)， p.129-133.
[32]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y Press， 2005， p.168.^NU1DA20091105
摘要：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引言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流派，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继承了传统制度研究对宏大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传统，同时又引入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具体行动和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综合性的中观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不仅突破了行为主义过于微观，看不到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不足，也弥补了传统制度分析静态化、宏大化的缺陷。历史制度主义注重较长时段的纵向研究，这种历史性的引入增加了其理论分析的厚度和力度，历史制度主义形成以来，已经在重大的政治变革，例如国家革命、民族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效能，资本主义多样性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就。这也说明了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目前，历史制度主义正在以一种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被运用到政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制度变革和制度差异性，发展中国家制度形成以及制度效能等范围更是快速进步，引导着政治学理论的快速前进。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即是将历史维度纳入到制度分析当中，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新制度主义的特殊之处。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要素的考虑和运用形成了独特的时间理论，即从时间角度来分析制度演变的过程，分析时间要素对制度变迁和政策差异的影响及其结果。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不仅仅是历时性的长时段时间，也是短时间的某个重要节点，甚至是偶然的时间和事件变化。美国学者皮尔逊曾经把历史时间要素概括为7个：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序列、事件、持久性、时序、意外后果。[1](P6)但不管这种划分多么复杂，总的来看，基本上都可以被包括在以下两个方面：时间要素的稳定性决定了制度的规则变化，而时间要素的波动性则决定了制度的不规则性和意外变迁。时间性的考察把制度分析带入了一个深厚且博大的空间。
二、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
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纵向的长时段的时间波段；另一方面则是短时间的横切面的节点。前者带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后者带有波动性和断裂性特征。下面先从第一方面开始分析。在分析之前我们先要看看历史解释本身具有的特殊逻辑。
（一）历史解释的逻辑
历史是过去的时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从历史经过而来的，历史决定了任何事物的当下面貌。所以历史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忽略的。那么对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历史的解释遵循着何种逻辑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1)偏好形成和兴趣构建的问题，什么因素形成了人们的政治情境的定义，他们的政治目标和他们对最好的政治过程的评价；(2)背景的因果关系，进入政治的黑盒子，更好理解行动者、偏好和制度的互动；(3)制度分析和历史研究之间的亲缘关系扮演着偶然性的角色，制度分析需要具体事件的分析，包括不能解释的、随机的事件，以及一些系统的制度效果。[2](P244-246)也就是说，历史决定了当下的行动兴趣和偏好，历史提供了行动和制度互动的背景，历史还包括偶然性变量。或者说，解释制度变迁，要从历史的维度来透析关键行动者如何产生偏好，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历史过程中偶然性要素如何带来意外变化的。
上面所分析的三点逻辑恰恰证明了历史解释的复杂性。历史成为一个黑盒子，成为现代政治学不可穿越的神秘空间。但是，历史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寻找到其根基和路径，所以它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寻找历史作为能动者和变迁根源的基本路向：(1)历史使现在改变性质。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发现历史改变现在性质的路径是分析政治制度变化的关键。(2)历史是曾经的替代性愿景和时间的来源。历史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其背景和关系，追溯这种结构关系和过程是研究者的使命。(3)历史帮助细分当代的政治地形学。就是说当代的政治地形结构可以从历史演变中追溯出其关键动力和变量，从而触摸到社会变革背后的原动力结构。[3] (P333-338)人们穿越历史的三条道路和前面所言的历史的三重角色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共同提醒我们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研究中必须把历史纳入到研究方法中来，并利用历史的变量功能来更深入地分析和把握制度现象的时间性特征。
（二）历史序列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对历史的分析首先从时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角度开始。而时间的连续性形成了历史的序列性。历史不是一幅杂乱无章的涂鸦，而是有章可循的连续剧。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发现其章法的眼力。面对复杂的制度化组织的特征，历史制度主义者不得不开始“思考时间本身的概念，把关于时序的问题放在分析的中心”。[4](P91-96)
按照皮尔逊的理论，序列分析包含在路径依赖理论之中。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具有四个特征：多样平衡、偶然性、时间和序列、惰性。(1)多样平衡指在有助于积极回馈的内部条件下，大范围的结果是普遍可能的；(2)偶然性是指某个时刻的偶然小事件可能导致后面的重大结果出现；(3)时间和序列则是指在路径依赖过程中，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很重要，重要的序列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4)惰性则是指积极反馈的过程将导致单一的平衡，这一平衡反过来又会抵制变革。皮尔逊的分析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时间要素的作用，客观世界本来是多样平衡的结构之中的，但又是充满变化的。特定时间的某个小变量如果恰好在适当的时序中出现则可能导致重大结果的产生，而反过来历史中的某个平衡结构又可能产生惰性抵制各种变革。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演变图式。
皮尔逊提出的时间序列分析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查尔斯·蒂利说过：“事情在一个序列中何时开始影响着他们如何开始”。[5](P14)许多对时间序列分析的观点都立足于积极反馈和自我强化机制。在这些观点看来，事物早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将会影响后面的走向和变化，在发展过程中，事物必然会以一种积极反馈自我强化，不断重复和加强自我既定的模式，从而保持既有的稳定。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关于时间序列分析的积极反馈模式有三个类型：第一没有过于关注时间排列，而是简单地解释了自我强化过程；第二最普遍的是，显著过程的时间序列因最早出现的事件或者过程将触发积极反馈，对结果产生决定作用；第三是有些观点纳入了在一种对序列的宽范围的分析中分析自我强化过程的观点，这个序列更集中于顺流效应。第一种类型关注单一发展动力而不是复杂的时间排列；第二种类型强调了时间序列的作用，关键事件和过程的时间排列方式决定发展的路径；第三是积极反馈的顺流效应，事件或过程在后面发生将不同于它们在其他时间发生的作用，类似于博弈论的先行者的效应。[6](P64-67)皮尔森指出了序列分析的两个重要要素是：政治空间和社会能力。各种行动者在政治空间方面竞争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所占有的资源，而且取决于对资源占有的规模。如果早期竞争性优势可以自我加强，那么相关时序就会发挥作用。一些行动者取得了先发影响的位置，它也能利用这一位置巩固它对特别政治空间的掌握。事件或过程相关时序的重要性能影响政治空间潜在的竞争者何时出现。第二个要素是社会能力。社会能力是社会生活中得到必须资源的能力，社会发展的中心事实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一点缺乏或不能得到的资源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大范围的取得。社会能力概念提供了认清序列这一重要维度的工具。格神克隆在其经典的研究中指出，后工业化过程因为这些国家试图追赶工业强国，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借鉴到先进技术，以及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随着时间流逝发生转移（如从英国的棉花、丝织品到德国的钢铁、铁路等）。[7]后工业化国家的这种能力即是时间序列的作用结果。
伊莫珈特对序列的分析认为：“过去通过许多机制影响现在的政治，包括从具体的政治制度到利益合作模式到更广泛地被接受的公正的定义或者关于做这些事件的被接受的方式的现实理念。”[8](p242)或者说，不论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具体的现实利益模式等方面都无不受到先在的社会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序列的内容和模式决定了后续发展的方式和结果。穆尼在分析路径依赖问题的时候也在古德斯通对英国工业化的过程进行了模型化，他形象地描画出了序列排布的具体内容和路向。强调了多重序列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序列之间的并列和融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推出某种重大的结果。下面的图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
关键：
A：有限的森林区域，充分的滨海煤矿，寒冷的气候
B：长期过分依赖用煤取暖
C：表面煤矿已经耗竭
D：努力开挖深层煤矿
E：地表水填满了矿井
H：有限君主制
I：有限的圣公会权威和宽容
J：向技术实验开放的自由化文化
M：第一部蒸汽机的发明
N：蒸汽机改进
O：煤价的缩减
P：钢铁价格的缩减
Q：铁路和轮船的发明
R：工业产品和货物的大规模营销
Goldstone对英国工业化的反应序列解释[9](P534)
穆尼把英国工业革命区分为三个序列：环境序列、文化序列和工业化序列，三个序列有各自的发展逻辑。环境序列从煤矿资源的有限性到煤矿的过度利用以及煤矿开采的困难。这一背景促使英国必须走上新的技术，以改变这一状况。文化序列包括英国政治制度，有限的君主制与有限的权威和宽容杂合的宗教文化导致了对各项技术实验的自由化空气，这也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工业化序列则从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开始，即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正是这一关键事件将前两种序列结合起来，触发了新的工业革命序列。蒸汽机改进，导致煤价的缩减，也导致钢铁价格的缩减。基本原料价格缩减推动了火车和轮船的发明与使用。大规模、远距离交通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是英国工业品大范围行销世界的推动力，因此把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推广，全世界市场的建立反过来又更加刺激了英国国内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这一混合序列分析模型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英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这正是序列以及混合性序列分析的适当作用。
总之，时间序列分析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把路径依赖、关键节点、断裂平衡等重要概念都串联起来，形成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时间序列分析以及其方法的混合运用更加丰富了解释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方法内容，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过程中关键事件在整个历史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了解历史发展的多远变量互相作用和互相推动的细致化模态，再现历史的丰富多彩、复杂异动和连贯变迁。这也正是皮尔逊等人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的重要原因。
（三）追溯历史过程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真对待历史”，[10](P481-493)他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客观现实中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或者一套制度安排通常要分析重要的年份段落，这个段落也许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学者开创并纷纷运用这种历史性的研究方法，他们不仅考察现实的过去，而且还要考察历史演变中的长期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认真对待历史”的理由非常清晰，许多从事方法论研究的政治学者们都认识到了。可以说，他们把社会研究的时间框架延长明显拓宽了可以检测的经验的范围。同时，使得许多科学数据可以运用，促使结果的更大变化的产生。这种经验范围的拓宽对政治学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许多现象——特别是宏观的诸如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福利国家建设——等相对来说不经常产生，或者仅仅是偶尔在任何特殊的时间片断出现。
从历史上来理解地分析也让研究者们对时间边界条件，或者时段效果等关于对因果关系的观点更加敏感。通过考查更宽范围的历史环境，分析者们也许会考虑看起来非常普遍的效果事实上往往只能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历史制度主义者超越了把这些因果关系的历史维度理论化的普遍性考虑。从最佳角度看，这种因果关系的观点将会产生，这不仅仅是由于两个变量间的关联，而且还由于有一个显示了为什么这个关联会存在和事实上建议支持这种理论化关联的理论解释。这一系统追溯社会过程的努力能够对支持和挑战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观点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在许多历史制度研究中其所运用的相对较少的分析案例允许在论述中对这种过程做详细的考察，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对因果机制观点的评价。另外，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的论断普遍意指两种变量之间特殊的时间关系，一个推动另一个，或者两个在同一时间发生。复杂的过程追溯常常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组成要素。“没有这种对作为历史制度主义者的明显标记的时间细化过程的关注，社会现实中重要的结果可能会在分析中遗漏掉，因果关系也可能会被误解，而有价值的假设也可能不再被思考”。[11](P693-721)
在皮尔逊的分析中，所谓过程追溯分析则变化为“长期过程”分析。皮尔逊首先通过两个维度：原因的时间视域和结果的时间视域，建立了一个分析量表，指出，其中至少有三个因果过程类型可以描述为缓慢发展的过程。这种缓慢发展包括三个特征：积累性原因、阈值效应和因果链。各种影响变化的变量的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逐步积累的。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总是小步前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点点滴滴地进步。这种表现即是缓慢发展过程的原因。所谓阈值效应是指渐进的积累性原因并不一定导致渐进的积累性变化，而是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所谓的最高点，类似于阈值则会发生突然变化，导致事物结构和特征出现极大的差距。用图示来表示则是，某事件在时间T1、T2、T3均保持平稳连续发展，但是到了T4点则突破了阈值线，发生根本性变化（详见下图）。[12](P87)
第三个特征是因果链分析。因果链分析可以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序列性，其模式是X影响Y，其次影响a、b、c、d。因果链分析试图寻找事件发展过程中按照时间线索连续性的、连带的因果关系，从而追溯事件发展过程。这种类型的分析常常被运用到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的分析当中，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鲁伯特、克里尔的研究。[13]皮尔逊的分析很好地展现了历史过程中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的细致分析能够更具体准确地实现追溯历史过程的目的。
基本的阀值模型
对历史过程的追溯分析和前面所述的时间序列分析一起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社会事件发展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是历史时间在制度分析中的具体运用。通过这种方法的使用，“这些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事件或过程都被它的时间位置，它在发生事件序列中的位置和它与以不同速度展开的不同过程的互动包围着”。[14] (P172)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时间性既表现为事件的历史逻辑，同时又对事后的发展提供了限制和机会。历史时间的不确定安排让事件序列展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这正是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巨大的挑战。
三、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在时间要素上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创造了关键节点 (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在这个点上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后面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这个关键点，则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要变迁路径和特征。关键节点分析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模型，正如卡兹内尔森所说，把国家置于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关键节点的宏观历史分析已经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黄油和面包。
历史制度主义者批判了制度的功能主义观点，不再把制度看成一个功能性的机体，而是看做一个包含了不断的政治斗争的历史传统。这样看待制度并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类型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包括摩尔、格神克隆、李普赛特和罗肯，谢夫特等人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发展的事件序列和时间序列得到了恰当的研究，序列都与这些问题相关，是一种在制度安排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持续发展的政治和经济过程之间的互动模式。这些的研究定位是，他们没有把政治过程当作孤立的，而是特别关注时间序列及其互动过程对结果的影响是如何出现的。[15](P1011-1035)这样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时间和事件序列的重要性就彰显出来了。时间序列提供了发展过程的具体节点和先后次序，而事件序列则反映了事件发展的前后排序，以及前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
关键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大的重要性。正如瑟伦强调的，历史制度主义者经常认为制度变迁从定性角度看可以说是包含了断裂平衡的动力学。正是断裂平衡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重要制度变革的机会常常会出现在一个短暂的时刻，紧接着就是制度保持稳定性的较长期的阶段。历史过程中的节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因为他们把制度安排放在路径或轨道上，一般都难以改变。在分析中可以运用所谓的分支模型，强调一种对制度结果如何在时间的某个点把社会发展推向明显的轨道上这一观点得到一定的认同。不过，也存在一些尖锐的批评，正如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这些分析常常在解释制度变迁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刻。关键节点常常对重大的、外部震荡有贡献。在这类文章中，重大的事件诸如战争或者经济危机形成了持续性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对所谓关键节点这一特殊时刻的变迁的解释是典型的、特殊的和事后验证的。尽管能够提供一定的合理解释，但是毕竟难以解决历史的发展和再度重复显现的问题。一旦历史再度出现，则立刻检验和批判了这种方法的谬误。而且，当关键节点的分析导致了对关键节点之后制度再生产的来源的深入思考时，这些研究很少探讨关于深层制度变迁的顺流过程。制度常常被看做稳定的，直到下一个关键节点出现，正如瑟伦所言，这些模式“导致了在制度创造时期和稳定时期的明显不同”。[16](P134)
在对关键节点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克里尔夫妇的《型构政治场域》。在本书中，作者指出关键节点包含了三个部分：每个案例中出现的重大的变迁；变迁在不同的案例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迁后果的解释。如果假设的关键节点没有留下遗产，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是关键节点。这个模型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1)前提条件代表了关键节点和传统的评价标准。如果前提条件直接导致遗产的核心要素的稳定，在其他对立性解释的压力下，最终后果是遗产的终结，那么，这样的关键节点就不存在；(2)在前提条件下出现的断裂或危机反过来触发了关键节点的出现；(3)遗产包括三个部分：遗产的生产机制、再生产机制和核心要素的稳定性；(4)与连续因果关系有关的对立性解释，代表了必须考虑的其他类型；(5) 遗产的渐进结束，这在一些点上会不可避免的产生。[17](P30-39)这一框架的核心假设是关键节点以不同方式出现，这些差异性高度相关联的（详见下图）。这一假设不同类型的联合阶段有着长期影响。
作者创造关键节点的分析框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关于拉丁美洲政治转型的核心观点。作者从拉美地区工人运动开始，分析了工人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和组织情况，以及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方法。各个国家普遍经历了从直接镇压到制度化协调的发展过程。各个国家在处理工人运动的整合阶段的时间不一样，正是这种整合形成了国家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不同的政治领导人运用不同的手段处理工人运动，有人把工人运动纳入制度规范体系，有人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有人在此基础上变革了社会结构和关系。这一关键节点对后面的制度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拉丁美洲有差别的政治体制。克里尔夫妇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拉丁美洲地区政治制度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特殊时刻，尤其是在特殊时刻所遇到的政治变量而导致的制度遗产的差异。这一分析充分显示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时间纵深研究的特色。
关键节点框架的模型构成图
后来的学者纷纷学习克里尔的模型，分析各个地方复杂的社会制度变迁问题。例如，有学者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乌拉圭回合的制度影响。[18](400-428) 前提条件是福特主义的生产和传统的农业食品制度，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遇到预算危机，政府不能再对农业食品采取特殊的政策了。这个时候对农业产品自由化的要求很高，乌拉圭回合恰恰出现在这个关键节点。乌拉圭回合的出现留下了很明显的制度遗产，重要的是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WTO争端处理机制等。这些可以被统称为后福特农业产品制度，在这些机制下，农业进入了合作资本主义时期，面临着后现代时期制度变迁的选择（详见下图）。
关键节点理论被后人运用在许多研究当中，例如格尔和巴格尔在他们合写的论文“关键节点，劳工运动和以色列职业福利的发展”中也借用这模式来分析劳动运动和以色列福利制度发展的关系。[20](P432-454)这一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历史过程中劳工运动的关键节点所产生的影响，其留下的制度遗产即形成了以色列的职业福利制度。总之，关键节点理论很好地抓住了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重要的转折关头，从某个时间截面和节点来分析特殊变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切入历史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制度文件层面，所以更能透视历史过程中的真实本质。关键节点时期，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会意外地影响其后较长时期稳定阶段的制度模式。所以，这一理论与偶然性理论也是密切相联的，能够灵活适应地把握偶然性要素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当然，关键节点的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它并不知道到底某个时间是不是关键节点，这种确定节点的把握标准很模糊，所以它给研究者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研究者要努力分析某个关键节点的重要作用，但是却在选择节点的过程中陷入标准的困难，选择标准困难很直接地影响了对这一时期变量分析的合理性。这正是关键节点理论受到批评的地方。
四、事件的时间性与偶然性
历史制度主义时间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历史过程中事件的时间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成为事件的时间观。在所谓的事件性时间观之前还有两种重要的时间观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一种是目的论时间观，另一种是实验性时间观。目的论时间观是根据社会科学理性的逻辑推衍，结构功能主义的逻辑，认为任何社会要素都处在一定的结构中，其之所以处于这种结构是因为其必须满足某种特殊的功能，这样就形成了功能化的客观世界。这种功能化的方法论就是目的性时间观的再现。目的论时间观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沿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行进，目的论时间观成为一些知识精英和高级政治文化精英阐释这个世界和展现行动的根本逻辑。目的论时间观成为精英主导社会和历史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观是实验性时间观。实验性时间观的典型代表是撰写了《国家和社会革命》的斯科切波。在这本被列为近25年来社会学中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之首的著作中，斯科切波运用准实验的比较归纳方法，研究了社会革命产生的关键原因。但是如果按照严格的实验方法的标准来衡量，她在研究中所运用的若干案例，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验方法的严格对等(equivalence)和相互独立 (independence)的要求。所以，在通过案例比较进而对这些例证做出普遍归纳的时候，不免就会犯上把活的历史“冻结”(freezing)和把连续、联系的历史“折断”(fracturing)的嫌疑，也就是说把现代世界中所发生的重大社会革命孤立起来，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所包含的历史性关联。因而，有人认为，斯科切波著作所蕴含的魅力，虽然没有实验性科学所要求的严格验证了的抽象概括，但是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讲述和描绘并分析了一系列伟大的事件。她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不可置疑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有益的启发。
因此，在和前两种时间观的比较的基础上，有人总结出第三种时间观，即事件性时间观。事件性时间观与上述两种时间观形成鲜明对照。实验性时间观暗含了世界现象中的因果规律在时间内的一致性以及各个事件发生的独立性。相反，事件性时间观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致的、独立的，而通常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哪怕先前发生的微小事件，也会影响到后来事件的可能结果，甚至是重大的结果。当然，路径依赖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果结构会在时间中改变。“事件必须假定为不仅能够改变发生作用的因果力量的平衡，而且也可能改变事件或环境导致特定后果的逻辑本身”(Sewell， 1996)。一般而言，事件引起历史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转变型塑和制约人类行动的文化范畴本身，因为在社会关系中运作的因果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范畴的内容和关系，事件具有改变社会因果关系的力量。所以，事件性时间观认为社会因果规律在时间上可能是异质的。
而与目的论时间观比较，事件性时间观对待偶然性(contingency)的问题与其不同。目的论时间观也许会承认在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从必然性规律上看偶然性服从必然规律，局部地方的变故不能改变历史进程长期发展的总方向。但是，事件性时间观则相反，它认为偶然性的存在并不区分社会关系的表面还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或深层。无论在什么层面，什么地点，偶然性不受制约和不可确定地存在着，并影响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偶然发生和无法预测的事件，能够改变和更换历史发展中最明显的长期趋势。当然，偶然性并不等于混乱和无序，偶然性还是承认事件对结构的影响，但偶然性不把一个假设性的普遍方向当作既定的普遍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历史决定论目标，而是认为任何事件都可能改变结构，而从上一个事件中突生演变出来的结构，首先是结构的特殊转变，其次也是后面事件发生和结构延续的原因。这种联系不是混乱的，而是在历史联系中带有不确定性的存在的关系。这一关系具有“全面的偶然性”(global contingency)的特征。总之，事件性时间观所主张的，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社会关系的路径依赖性、时间上异质的因果性和全面的偶然性。其实，这也和一些生物学家的观点很相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复杂性理论实际上就包含了这种逻辑和思维。生物世界、自然世界都不是确定不变的，也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客观背景下被展现的，在事件性时间的逻辑下一步步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偶然性既是复杂世界的结果，又是复杂世界的原因。偶然性带给了社会科学家丰富的想象和学术研究不可穷尽的空间。这正是历史制度主义大发展的历史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正是看到了事件的重要性。事件反应结构而不是改变结构。结构分析太静态不能允许作者和读者充分意识到变迁。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叙述不能包含这些结构。在一种新形式下的适应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显露出来了。人们可以称这种方法为辫子型叙述。因为他把叙述和分析交织在一起。关键点是叙述在它被后来学者所接受和调整之前是行动者经验的一部分，它被形成，或者形成了事件的经验，然后是下一个行动阶段。[21](P168)事件在历史制度主义中被得到集中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现实性、重要性和完整性的特征。事件的现实性是指事件是可见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可以作为研究材料的具体的可靠的事实。根据事件来进行研究就可以避免根据某种假设来研究的虚幻性和不可靠性。根据对事件的研究，人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了解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了解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结构网络，了解在这种网络中纷纷发挥作用的要素。而事件是社会要素最直接的综合反映。
事件的重要性是指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与一般琐碎变化和常态表现不同的特征。它反常于一般情况，而是具有突变性、影响重大性。它的出现会给既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要么推翻旧结构，要么震撼旧结构，它会让所有生活在旧模式下的个人感到一种可感知的重大变化。事件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生活。事件终结了一个时间的流动格局，给世界带来某种程度的无序，因而让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状况。要么改革，要么学习新思想、采用新制度，调整秩序，回复正常结构。事件的完整性是指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但它却是一种结构的原因引起的特殊结果。因此它不是孤立的、碎片化的，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冲撞而出现在某个特殊时刻的集中形态。它完整地产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事件的完整性还指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它的起因、开端、发展、高潮、裂变、消失诸阶段。[22](P19)从时间上看它又是完整的。选取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制度主义为了更好地保持历史社会的完整性而作出的特殊选择。可以说，这是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学中借鉴来的重要方法。
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重大事件的研究，以及以事件为中心的序列分析无不展现了这一新的方法论模式不同于以前范式的时间观。他们反对目的论的直线式时间观，反对历史有效论的功能主义分析；他们借用实验性方法论时间观，利用实验性的比较来透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当然，他们也不同于这一时间观，而是把时间定位在事件的展现和序列之上。这种时间观通过事件切入历史，尊重偶然变量的作用，能够发现历史进程中更加复杂和细致的“事件关联之网”，而他们就是要“拆解这一事件之网”。[23](P17)正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宣称的，他们要追溯历史事件过程，不是为了说明既成案例，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选择的背后动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24](P17)
五、世界时间内的联系
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还包含着这一个特征，即这个时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共时性存在的，一定时期的世界背景和重大事件会对某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一定时间内的世界范围的关联性就可以被定义为世界时间性。而持这种方法论的历史制度主义则表现为特殊的世界时间观。
历史制度主义者提出历史的重要性，坚持要认真对待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推理方式能说明这一点，这三种方式是：政治事件在历史背景下发生；行动者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预期被过去型塑。[25]这三种方式恰恰也可以被用在对世界范围内历史关系的解释之上。历史背景实际上也包含着世界历史背景，没有什么行动和事件不是在世界历史的规定下展现的。同样，行动者能够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模仿和竞争来说更能清晰的说明。预期被过去型塑实际上指出了国家历史发展中世界冲击和国家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传统国家的历史时时刻刻都在引导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的方向。所以，这种历史重要的论断对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也是世界时间的重要性。
对于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斯科切波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斯科切波在她的研究中提出要考虑到所谓的世界时间或者世界视野(world time or world vision)这一变量。所谓世界时间是指在同一个地球上，许多政治共同体，例如国家、社区、城市、部落等共同存在的一个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各个共同体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彼此相连。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外交互动、经济交往、文化沟通等都可能对另一个国家产生不可见的影响。这是一种横向共存的时间概念，它包含了在可见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重大要素互相产生影响，互相依存，互相激励和互相干扰的联系性特征。斯科切波在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时候，即采用了这一时间概念。作者指出，在考察所有近现代社会革命的原因和成就时，都应该密切注意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平衡状况。首先，从一开始，国际关系就与既有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交错在一起，促成和决定各国变革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其次，另一种跨国结构——竞争国家的国际体系—— 也决定着现代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动态进程。面对这两种结构，国家统治者必然要面临国际形势而调整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他们同样更可能成为把跨国影响传送到国内政治的人。[26](P21-27)
第二点是行动者能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正是处于世界体系和世界时间内，所以国家之间存在着互相学习的时间关系。新制度主义研究中所创造的“后发优势”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 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是指世界时间序列上不同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因而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减少发展时间，提高发展速度，因此反而从劣势转变为一种优势。格申克隆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而这种落后性往往带来了一定的优势。后发优势包含了下面几层含义：(1)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或是器具的替代性的广泛存在；(2)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的优势；(3)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4)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27](P5-30)因此，落后国家普遍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摩尔在分析国家革命的时候也运用“后发优势”概念来解释“三种类型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即一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个国家采取步骤的面向”。[28](P418)在摩尔看来，落后国家在世界时间序列上可能是滞后的，但在制度经验和策略方面则有着时间序列所给予的天然的在先进国家基础上的增量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也成为了后来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三点是过去型塑现在的预期。这一点在世界时间上则表现为国家之间处于相同的历史场景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过去或者传统来型构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历史传统在这里扮演着路径依赖的作用，引导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即表现出这种时间观的实践运用。他指出了一国历史将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路径和时间选择，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前提，而“各国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大相径庭”。[29]正是这种差异化的历史前提决定了后续发展道路的不同。在当今世界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中，某种强势文化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等制度方面的功效，这往往和该制度所生成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而同样，弱势文化的劣势也和该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国家遵循着历史的路径，沿着历史的轨迹在现代化的世界中慢慢发展着。世界国家体系的现实压力和国内的政治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型塑国家的政策选择。
当今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把世界体系内的国家纳入到更加密切联系和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很少有可以独立发展和自我延续的政治实体能够不需要考虑世界体系的关联。全球化自然形成了一个国际分工与合作体系，不同文化和政治结构以及历史和经济前提形成了每个国家富有特色的经济角色。每个国家都尽力发挥着这种角色，在与其他国家互动作用中获得最大的政治经济空间和未来发展机会。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多样性安排。[30](P135)如何在不同制度之间寻找合作与沟通的空间是所有政治实体的行动者在全球化时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六、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重要性不仅强调了历史时间的序列性关联，历史过程包含了时间性的阶段，关键节点的时间重要性，还强调了偶然性的事件时间性和世界时间对历史过程的作用。这是政治学向历史学借鉴其历史变量和时间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发展。这一发展告诉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道理，社会科学必须按照连续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方向前进，这是因为：(1)社会科学有着历史性；(2)历史留给我们某种可预见，我们必须去意识的特殊盲点的解释动力；(3)社会科学范式的每次转型都要成本和效益。[31](P129-133)通过与历史的联姻，政治学，尤其是制度的研究包含了更多的历史背景和动力，解释了更多的盲点，同时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分析方式。这可以说是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丰富和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反映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进步。为了理解历史上特殊的时间和长期政治结果，人们不应精确地运用来自一种跨越时空的混合关系、永恒不变的变量研究的方法和认识论。[32](P168)而是在历史中去努力寻找变量的位置、大小、关联和动力方向，从而更加恰当地提供历史和制度变迁的解释。
收稿日期：2009-04-01
【参考文献】
[1][6][12][14][16]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64-67；87；172；134.
[2][8]Ellen M. Immergut，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Andreas Wimmer and Reinhart Kossler， edited， Understanding Change： Models， Methodologied， and Metaphor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4-246 ；242.
[3]Victoria Hattam， “History， Agency， and Political Change”， Polity， Vol.32， No.3.(Spring， 2000)，p333-338.
[4]Stephen Skowronek， “Order and Change”，Polity， Vol.28， No. 1.(Autumn， 1995)，p91-96.
[5]Charles Tilly， 1984，p14.
[7]Gerschenkron， 1962.
[9]James Mo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No，4.(Aug.， 2000)，p.534.
[10]Tim Buthe， “Taking Temporality Seriously： Modeling History and the Use of Narratives as Evid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3. (Sep.，2002)， p.481-493.
[11]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H. V. Milner. New York： Nort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2， p. 693-721.
[13]Gregory M.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Kathleen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9， November 2001，p. 1011-1035.
[17]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Critical Jun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ge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0-39.
[18][19]Cameron G. Thies，“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Uruguay Round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4， May 2001， p400-428.Sage Publications， Inc.
[20]John Gal， David Bargal， Critical Junctures， Labor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Israel， Social Problems， Vol.49， No.3. (Aug， 2002)， p.432-454.
[21]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y Press， 2005， p168.
[22]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23][24] Bo Rothstein and Sven Steinmo， eds，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17.
[25]Sven Steinmo，“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9-24。参考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8：21-27.
[27]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30.
[28]摩尔.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M].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418.
[29]Steven Weber， “Institutions and Change”， in Michael Doyle， G John Ikenberry，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30]John L.Co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5.
[31]Terrence J. MeDonald，“Institutionalism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tream of Histroy”， Polity， Vol.28，No.l.(Autumn 1995)， p.129-133.
[32]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y Press， 2005， p.168.^NU1DA200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