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时间--张宇燕

经济学中的时间
张宇燕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时间问题是经济学理论中普遍涉及到的。为首当推马克思。或许可以这样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以对时间的分析为基础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说商品的价值及其市场价格，最终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时间。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获奖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时间价值”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依贝克尔之见，所谓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某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举例来说，当人们花四小时看电视而不去工作挣钱时，他便“损失了”四小时的工资。这里，人们宁肯呆在屋中借电视消磨时光，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效用或好处相对于四小时的工资而言更大。虽然在整个理论和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与贝克尔区别很大，但仅就把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且点明时间就是价值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与时间价值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在经济学说史上十分著名的“新酒陈酒”的故事。如果承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新酒在放置了一段时候(其间绝无额外的劳动时间介入)变成了陈酒以后，为什么价格要大幅度上涨呢？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曾认为，在新酒被搁置的期间内，人力虽然停止了工作，但是“自然力”却进入了角色并开始作用。结果，新酒在经过了一段时差变成陈酒后，其价格便“自然地”上升了。马克思则从各种资本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了等量资本必须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进而说明了那些投资于新酒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后也一定要获得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资本一样得到相当的利 润。对于因“时间差”而出现的利润的解释——这里我冒昧地将它称之为“时差价值”，影 响深远的理论之一，当首推庞巴维克的所谓“时差利息论”。其基本思想脉络是：现在的物 品通常比同一类和同一数目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低估未来的需要呢？在庞巴维克看来，是由于人们大多缺乏想像力，由于人们在意志上有缺陷而无法抗拒现在欲望的诱惑，由于人们无法确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是由于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更为优越——前者可能使人们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物品。显而易见，时间价值与时差价值之间虽然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的区别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前者拥有客观基础的话，后者则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们手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所谓边际分析，主要是指，无论是对生产、分配及消费等人类选择行为来说，所“连续追加(或减少)的”物品、服务的最后一个单位量是举足轻重的。边际分析似乎与时间无关。但仔细琢磨之后，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边际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分析，因为“连续”的基本涵义只能在时间座标中显现其意义，而“追加”两字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人的选择有“先”有“后”。吃第一个葡萄时的感觉和吃第二十个葡萄时的满足程度恐怕是大不一样的。所吃的最后一个葡萄的滋味(假定还有葡萄可吃)可能谈不上什么甘美了，至少相对于人的有限的胃而言是如此。这里，吃葡萄无疑是一个过程。而最后一个葡萄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如果消费者们是花钱购买葡萄的话，那么葡萄的市场价格，据边际效用价格论的支持者说，便决定于这最后一个葡萄给其购买者带来的效用满足。然而，尽管许多经济学同行可能会不赞成我的见解，但我还是认为， 报酬递减律应当被视为边际分析的精神或观念上的先驱。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杜尔哥大 概是最早察觉土地报酬递减现象并且明确适当地加以表述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等，无不是建立在报酬递减规律之上的。在现代版本的经济学中，人们称报酬递减律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所发现的一个现象。一八一五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危机。若干年后又重复出现。一些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试图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解答，或用统计学描述各种现象。西斯蒙第大概是首先站出来的一位。在他看来，周期性出现的萧条，主要导源于为数众多的穷人低下的购买力。结果便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一见解深深地打动了同情无产者的马克思，并影响了马尔萨斯。后者的观点，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萧条，在危机时应该去“修筑道路与公共工程”的建议等，又被其后辈同胞凯恩斯加以发扬光大了。将经济危机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是一种普遍的作法。可它要多久才能走完“一圈”呢？正是由于前几辈的经济学怀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才有 了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基钦周期” (约四十个月)、“朱格拉周期”(约八—十年) 、“库兹涅茨周期”(约二十年)和“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约五十年)。有趣得很，还是那个西斯蒙第，为后来的微观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奠定了基础。他曾经注意到，工商业者不能正确判断他们的产品将有多少、并在多长时间内被市场所吸收。因此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未来的产出。假如今年大白菜因丰收而跌价，那么明年就少种些。但是如果大家均这么想，则菜价便会上升。人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菜价和产量便终将趋于稳定，也就是说 达到均衡。当然，人们的适应性调整最终导致更剧烈的不稳定，亦不是不可能的。近几年方出现的、且颇为活跃的“混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一个初始扰动并不一定象钟摆那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总要使该系统回到中点，相反，整个系统却可能出现无任何规律可言的“巨涨落”。说到周期问题，我们恐怕不能不对最初由凯恩斯提出、最终由萨缪尔森完善的“乘数—加速”原理不闻不问。凯恩斯给出所谓乘数概念，旨在说明在时间序列中投资变动本身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会对经济或收入产生某种放大式的效应或影响。随后，年仅二十四岁的萨缪尔森受到乘数的启发而首创了所谓加速原理。其基本涵义是，要想使投资保持不变，消费就必须持续增长。这等于是说，在经济过程中仅仅由于消费量增长的“加速度”下降——尽管其绝对量仍旧增长，经济衰退也还是可能到来。结果，在乘数和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下，便可能出现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螺旋。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耳闻目睹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在此展示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的想法，虽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 投资－收入－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座标中发生的。这里，如果说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其主要精力汇聚于宏观总量分析，而其微观基础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对个人而言，他(她)在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挣钱、储蓄，而在退休后进行“负储蓄”(即花钱)。虽然人们的收入大多在其一生中被消费掉，但一个增长着的经济则会产生一个正值的总储蓄，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储蓄者要比老一代的负储蓄者更为富裕。此理论便是与莫迪格里安尼这一名字密不可分的所谓“生命周期假定”。与之相应的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个人的储蓄是预期收入的函数而非当今收入的函数，以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今天花钱受教育，不过是一种智力投资，以期在明天获得更高的收入。
既然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那么它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就十分重要了。以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奥国学派，其四大公理中的两个，都是同时间有着密切关系的：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人们是从经验中获得知识的。照我的理解，这两个公理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在于：一切皆变；人的行为是以以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并且人们总是带着过去经验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现在、审视将来的。无独有偶，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为首的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结论便是所谓“过去决定论”。尽管上述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但它们却都为搭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则多是“时点”上的人，而非站在以往的经验上面向未来的人。至于“现在”，米塞斯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当我们说完“现在”这个词的一瞬间，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这便是一些经济学家仅将“现在”处理为时点，而把“过去”和“未来” 看做是时段的理由吧！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现在”。布坎南在谈论赤字与民主问题时，专门批驳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并且把它视为政府或某个(些)利益集团，在民主(准确说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下，为了现在的暂时利益而使后代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现在”也具备了时段的性质。
将时间进行先、后式的区分虽意义重大但恐怕还是不够的。罗宾逊夫人讲过一句名言：过去是不能招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她的话包含着两个极深刻的道理，即时间不仅仅意味着变化，意味着昨天、今天和明矢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同时，时间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是紧紧联系的。每每想到不可逆问题时，我就不能不想到哈耶克。他在痛斥那些“构建主义”——凭借人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并不惜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推行——时指出，尽管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那些自发制度并不困难，但是一旦这些基础被摧毁，我们也许就再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文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把不可逆性推至顶峰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缪尔达尔。之所以这样讲，是由于他提出了所谓“循环积累因果论”。其大致思路是：在社会系统中，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会随之变化。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系列连锁变化会使整个系统朝某种方向运动。动因→支持性变动→更大的动因，……便是其内在的逻辑。这里，积累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逆性。至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则更是煞费苦心。奈特最先将人们所关心的、却又无法确知的未来事件区分为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可用概率表示，后者则不能。他所归纳的产生不确定性的四点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凯恩斯、哈耶克、阿罗等人，均持类似观点。与将未来处理为不确定性相对应，以穆斯和卢卡斯为首的“理 性预期学派”则宁愿用风险概念来处理未来。他们的信念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学的推理没有任何价值。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拒绝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尚没有处理不确定性的数学手段。而用概率表述的风险，却可进入数学模型，并在数量上得到分析。谈时间，总是免不了要触及到长短问题。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在讨论成本时就对时间进行了划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坦率地讲，这种区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区分时间长短的客观标准。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旧在强调长期或注重短期问题上泾渭分明地划为两大阵营。马尔萨斯—凯恩斯大致可作为短期分析的代表。凯恩斯曾经讲过，“长期”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制度主义、特别是那些后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注重短期分析的队伍中。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恐怕是长期分析的坚定信奉者。这批经济学家坚信，只要时间足够长，市场最终总会发挥作用的，就是说，市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经济达到完全均衡。
多久才算是“足够长”呢？他们认为是市场全部出清所需的时间。由此看来，对时间长短的侧重不一的背后，还隐藏着很深的政策分歧呢！倡导国家干预和鼓吹自由放任竟然也可以从“时间”上推演出来。此外，作为补充，时间的长短对个人或集体选择而言，亦影响深远。在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开创的、并被一大批后来者发展了的博弈论里，一次博弈与多次博弈——后者中的当事人必须要认真考虑将来再次博弈时的成本和收益——的划分，亦可被看作是短期与长期的对应物。另一方面，个人行动通向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还是时间。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各官僚机构中的各级官员是很难拉帮结派、互相串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谋”便逐渐形成。他们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欺下瞒上”。这就是欧森对传统苏联型经济之崩溃所做的解释。
上述所谈，毫无例外地均与时间有关。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理一理经济学家们究竟是如何处理时间的，他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二是试图找到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之时间基础。关于头一个目标，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完成了。作为价值尺度之时间，体现变化的时间，主观或客观的时间，统计意义上的时间，“宏观化”与“微观化”的时间，刻画先后顺序的时间，与不确定性唇亡齿寒的时间，连续不可逆的时间，有长有短的时间等等，可以约略地勾勒出“经济学中的时间”的全貌。关于第二个目标，现在看来我至多是做了些铺垫性的工作。这样说是因为把时间的上述各种性质统一起来困难重重。我们不难发现，前文提到的诸位经济学大师在处理、使用时间无疑是不连贯、不系统、不规范、并且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基础的。这便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写照。另外，时间竟能够从如此多的角度“进入”经济学领地，到真是印证了马歇尔的一句话：时间这个要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主要困难的核心。话说到这里，我记起了弗里德曼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即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我不敢妄言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批判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但是我却有足够的勇气说，凡是不包含或不涉及时间问题的经济学，肯定是坏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