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住手吧！——为青年批评家余杰说几句话

文／朱健国
“余杰纵有千般不足，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战士之一，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最年轻的传人之一。有人形象地描述，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自由思想的链条，现在最新的传承点就到了余杰这里。”
我可能是最早批评过余杰的人之一——早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我就在《余杰的五四情结》一文中批评余杰的作品“纸上得来居多，生命体验太少”，那时人们对余杰的《火与冰》还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时至今日，眼看对余杰的批评、围攻逐日升温，大有“不倒余杰非好汉”之势，我却要站出来高呼：诸位，住手吧！
而今批评余杰者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余杰的师友、同志、同路人，批评余杰是为了让他眼睛更亮，不入陷阱，算得上善意的批评；一派是“主流派”的帮闲，找的岔子都是些文化闲言；还有一派，既非余杰师友同道，亦非替“主流派”报仇者，只是一种狭隘的“文人相轻”而已。
在目前的“余杰批评热”中，主要是后两派在推波助澜，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二余和解作秀”、“抄袭”、“精于心计的狡猾”。
驳第一个批评点：“二余和解作秀”
２０００年１月，余杰新著《想飞的翅膀》出版，其中有一篇批判余秋雨“文革余孽”问题的力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经多家传媒转载后，使余秋雨无地自容，也在文化界内外掀起巨大的波澜。
不久，应余秋雨要求，经中间人安排，余杰和余秋雨在成都见面对话，双方各退一步，达成相对和解。但消息见报后，舆论大哗，不少人愤愤然批评余杰由批余秋雨，到与之捐弃前嫌“和谈”，只是一场为了出名的新“作秀”。这一批评看似有所来由，但细究起来，并不成立。其一，余杰出名并非起于批余秋雨，而是其书《火与冰》的畅销，而《火与冰》批过钱钟书、季羡林等文化大师，并未涉及余秋雨。要余秋雨忏悔，只是余杰成名后的又一次乘胜前进而已。其次，以余杰二十多岁的年纪和阅历，有可能被花言巧语所一时蒙蔽，也有可能碍于中间人的情面而收敛一点批评锋芒，这都是青年战士有可能犯的错误，与“作秀”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驳第二个批评点：“抄袭”
据北京某网评论专栏主持人徐林正撰文说，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之说，是抄袭《四川文学》一篇文章，余杰只是在原来九千多字的文章中发挥了一些新观点。而余杰反驳说，他早在该文出来一年前就已根据有关史料，提出了余秋雨应忏悔论，绝无抄袭。
现在的问题是，批评余杰抄袭的徐林正，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仅仅为余秋雨评功论好，而且将几年来一切批评余秋雨之人皆攻击一番。这就彻底暴露了一个要害——徐林正原来是余秋雨的崇拜者、学生。在这样一个身份下揭发的所谓余杰“抄袭”，其动机岂不是不攻自破了——纯属恶意报复而已。
驳第三个批评点：“余杰精于心计的狡猾”
近期，网上流传一种评论：余杰虽然勇批许多远离他利害关系的大名人，却对身边的老师、朋友大肆吹捧，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狡猾之徒。此论源自今年７月１９日，某网站主持人徐林正在网上发表的访谈录《王朔批判余杰：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的后生》，文章借王朔与“老侠”对话之口，对余杰的基本人格、人文精神等集中火力地“灭”了一把。
应该说，这波攻击是所有批判中最有份量的一次。说其有份量，因为余杰在《火与冰》里，的确对其老师钱理群、夏晓虹等人进行了感激与褒扬，的确与摩罗互相进行了表扬，所骂并非无中生有。
余杰可能确有点太尊师重友“为师友讳”，但是，是否这就意味着“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精于算计狡猾阴险呢？我看未必。综观中外古今批判家或精神界战士，皆没有对一切人士进行批判。鲁迅算得上什么都敢骂的人，但他从未批评过其母亲，对自己的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书商内山完造也是只有敬意，对好友许寿裳也从无半点批评……难道这些人都真的一无所错么？难道这也是鲁迅先生的世故狡猾么？不，这只证明了人性的局限。即使是标榜“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确乎什么“文化恐龙”都抡了，但是却对巴金口下留情了，对王蒙也不敢造次，……为什么呢，终有一些私交使人不得不有所顾虑。
至于说余杰只敢批那些离他利害关系很远的文化名人，亦非实情。今日余杰，不能留北大，不能进传媒，近来分配上突生意外，谁又可以说“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在如此结果下说余杰“远攻近交”，欺软怕硬，实在有些阴险至极了。
选择承担还是冷眼旁观？
要想真正评价余杰，最好读读他的随笔《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见余杰《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２月版），文章对两类知识分子“智者”与“行者”（余杰原称为“圣人”）的分析，算是一语中的。兹摘文录如下——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维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即“行者”——朱健国注）。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
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行者），他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专家”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了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
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９０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
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不必多摘了，这样精彩的《昆德拉与哈维尔》，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它对中国知识界近２０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为什么郭沫若、钱钟书、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
如是观之，余杰崇敬“行者”，誓做“行者”，是一个“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的有迷惑、更有希望的青年精神战士。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３－１５日
《羊城晚报 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