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有思想的批评家董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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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的批评家董大中 (2010年9月6日 8:46) 董大中是著名的学者和批评家，他的学术研究涉及艺术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俗文学、传统文化、文化哲学等。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他生于万荣县皇甫乡前小淮村一个书香门第。上初中时他喜欢数学，一心想当科学家、工程师乃至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后来不幸患了脑炎，只得退学，主要靠自修，就将兴趣转移到文学上。耳聋也是由那次脑炎引起的。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战鼓擂得震天响，大炼钢铁的“土高炉”遍布城乡，文艺界也在“大跃进”，《山西日报》开辟了一个《笔谈最新最美的文艺》专栏，他写了一篇《文艺创作也要搞小土群》，送到《山西日报》社，很快见报。他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又提笔写了一篇《最新最美——文艺批评的标准》，不日也在《山西日报》登出。他文似泉涌，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诗歌、杂文、文艺评论，一篇接一篇涌向报刊编辑部，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董大中的文章总是有自己的思想，与众不同。１９６０年，马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董大中写了篇评论，题目叫《太阳已经升高了》。文章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一主题，二人物、三情节、四结构，五不足的公式，着重分析了人物形象，引起了评论界较大的反响。
５０年代后期董大中开始研究鲁迅。１９６１年，他发表了《能写什么与该写什么——谈鲁迅在题材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观点》和《鲁迅＜自嘲＞诗小释》两篇文章。７０年代，他调到太原报社工作，又发表了大量鲁迅研究文章，其中以《论“五四”时期的鲁迅》和《阿Ｑ是一个国民》反响最大。前者提出前期的鲁迅应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当作一种观点的代表。后者认为鲁迅是把阿Ｑ作为一个普通国民写的，目的在于剖析国民的劣根性，不能用阶级观点去硬套。
７０年代后期，董大中感到在山西研究鲁迅会有诸多困难，他又是业余研究者，不能跟专业研究人员相比，于是调整了方向，把重点改为山西作家。他首先集中精力研究赵树理。那时赵树理还没有平反，他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研究处在秘密状态。赵树理生平资料极少，佚文也很多。他把搜集资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他将资料分为两类，一类是软资料，即他人的回忆；一类是硬资料，即当时的文字记载。１９７９年初，他调到山西作协编《汾水》的理论批评稿件。他为收集赵树理资料，东奔西跑，或北京、或上海、或重庆、成都，或晋东南各县，造访了各行各业的许许多多人士。他每年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泡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平时星期天则到省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就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他查阅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大量出版物，基本弄清了山西从民国初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和脉络；找到赵树理在各个时期写的近３００多篇佚文，考证了赵树理一百个左右的笔名，写了赵树理研究论著近２００万字，出版了《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等著作；编辑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编》、《赵树理创作生涯自述》；先后主编出版了五卷本《赵树理全集》和六卷本《赵树理全集》。《赵树理评传》获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奖，论文《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获８０年代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从１９８２年起，他主持筹备召开了历次赵树理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２年，董大中发起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担任了常务副会长和法人代表，以后担任会长。他把赵树理由山西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因此成为赵树理研究的专家和权威。
董大中研究的第二课题是高长虹与狂飙社。狂飙社是１９２４年夏天在太原成立的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其盟主高长虹是山西杰出的青年作家，他和高歌、高沐鸿是２０年代山西作家群的骨干。他们曾成为鲁迅麾下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为时人瞩目。后因他人挑拨，和鲁迅反目成仇，高长虹和社团刊物《狂飙》遭到非议，引起文坛震动。此后，高长虹和狂飙社几乎被文学史上铲除，他们的著作不予出版，文学成就不予承认，高长虹被人指责为“反鲁迅的先锋”和“坏青年”的典型。这成了现代文学界一大公案。早在５０年代，年青的董大中就对这个问题心存疑惑，他想弄清事实的真象，因为那时高长虹还是一块烧红的铁，没有人敢靠近。７０年代末，他开始搜集高长虹的作品和狂飙社的资料，不辞劳苦，在全国各地奔波，曾走访了当时狂飙社还健在的成员和知情者，得到张稼夫、张盘石等革命老前辈的鼎力支持。他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高长虹在文学史的消失，主要是高鲁之争，而高鲁之争的关键是“许广平之争”，“许广平之争”起因又在“月亮诗”，于是他把“月亮诗”作为突破口。“月亮诗”出自高长虹的爱情诗集《给——》里。１９９０年，董大中写了一本对《给——》进行解读和鉴赏的小册子，后以《孤云野鹤之恋》之名出版。接着又写了《论“月亮诗”》、《高长虹的“单相思”》、《这月亮不是那月亮》等文章，在报上发表。因为高长虹研究实际是鲁迅研究的一个分支，他接着又回到鲁迅研究上。他先与两位先生合著，并出版了《鲁迅和山西》，１９９７年他又写成《鲁迅与高长虹》出版，此书材料丰富，论证确凿有力，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年轻学人在这本书指引下走上研究高长虹的道路，日本和英国也出现了专门研究高长虹的学者。对这本书的评论也很多，大都认为高长虹确是一宗冤案。北京鲁迅博物馆长孙郁，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吉鹏，《中国鲁迅学通史》作者张梦阳，一致认为该书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鲁迅和高长虹相识、相交、冲突和反目的始末，纠正了多年来学术界对高长虹不公正的看法，并对高长虹的人格，作品给了公允的评价，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很高学术价值的好书。总之，董大中对高鲁的研究，不光澄清了他们当年矛盾的真相，还高长虹和“狂飙”社一个清白，而且让山西文学当年的一段光彩历史重现本来面貌，他可谓功莫大焉！
董大中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１９８４年，他受命创办了《批评家》杂志，担任主编。他在《艺术价值杂谈》一文中，对艺术品的价值和价值构成作了研究，认为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和附加价值两种，本体价值又分为审美价值和独创价值两种，附加价值指时间价值和经验价值。１９８５年初，他在一篇宏观考察文章《试论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分野》中，提出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为两大走向的多元化态势，纯文学体现着我国的最高水平，而通俗文学则适应了广大普通群众的欣赏需要，这两种分化，从高到低多元化并存的势态还将继续发展。同时，他还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五四”到３０年代的纯文学为主的时代；第二阶段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革”结束，它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或说文学通俗化时代，以前的从“讲话”创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现当代文学，不符合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第三阶段是从伟大的三中全会开始，它标志着真正的当代文学开始。
８０年代中期，董大中针对一些老作家写不出作品而年轻作家作品迭出的情况，他提出创作力分为思想、生活、技巧三要素是不够的，应加上知识和思维两种方式，成为五要素。在五要素中，思维方式是最活跃的一种，犹如算术上的乘数，而其它要素都是被乘数，只能靠乘数来激活。据此，他提出了应建立一门生产艺术力学科。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８日，董大中发表了《文学在寻求自己》一文中，把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类型，即命运型小说、生活型小说、心态型小说。其中命运型小说故事性强，最适合改变成戏曲、电影和电视剧；心态型小说最不适宜改编，并由此得出一个命题，唯一的形式是最高的形式，真正的文学只能用文学这一艺术符号表现那特定的生活内容，这就使文学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
对当前的文学创作的批评上，董大中注重发现新人，指示路向。他曾为成一、李锐、王西兰等山西著名作家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他的批评文章，重在对作者的创作构成进行分析，为作者指出努力方向。他主张批评家要有“越位意识”，走在创作前头，不要走在后头。他在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中期，曾有意识地为当时的青年作家写了几篇文章，目的想造成一个批评流派。
从９０年初，大中逐渐转向文化哲学研究。《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一文，在１９９６年《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后，立即受到学界好评。此文的主要观点是：“传统”与“文化”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传统”是指多年流传不废的东西，有好有坏。在我国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集中于皇帝一身，是旧时代各种传统中最根本传统，是传统的“纲”，其他传统都由这个传统而来，即所谓有纲举目张。“五四运动”提出的“反传统”，是反对封建君主专政那个传统，而不是连那个好的传统也一起反掉。指责“五四”反传统造成中国完全文化“断层”是错的。文化是指社会上所有物质和精神的创造成果，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亦有好有坏。所谓坏者，如为封建君主专制提供支持的“君权神授”以及“三纲五常”等。好者，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吕氏春秋》中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天下也”等。
董大中在文化哲学上的主要著作，是于２００８年完成的《文化圈层论》，该书把所有文化现象收在笔底，然后按其功用和特点分为三类，称为制度文化、工具文化和习俗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约束人，把人规则化；工具文化则是教育人、提高人、解放人，把人“文化”化；习俗文化显示人、团结人，把人族群化、符号化、贯性化。董大中进一步解释道，制度文化是戴在脖子上的项圈，它时刻提醒你，按照一定的规矩办；工具文化是别在口袋里的钢笔，它既表明你有文化，你也随时可以把它拿出来，写出你的心得、感想；习俗文化是佩在胸前的徽章，人们一看就知道你的单位，是干什么工作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了万荣县皇甫乡前小淮村为董永传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之一。其实，董永这个大孝子的传说在万荣广为流传。前小淮村官门（村大门）的横额上有“董永故里”的石牌匾，村里还有董永家庙、家谱。离村不远还有董永墓，有为董永和田仙做媒的大槐树、土地庙；田仙女的故里田家窑村亦距此不远。县志上亦有明文记载。董大中在这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取证工作，然后到太原奋笔疾书，很快完成２０多万字的《董永新论》。出版后送到每个评委手里，因为事实充足，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他们无法否定自然通过。后来又送到中央文化部，也获得通过。
董大中在写《董永新论》中间，又开始收集《二十四孝》大量版本，同时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因为有人说万荣县前小淮村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后裔，他又把董仲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研究。近几年，他先后写了《二十四孝点评》、《二十四孝札记》两本小册子和多篇董永、董仲舒和孝文化方面的单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大中认为孝不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而是人类生命哲学重要构成原因之一，过去把孝顺老人当成封建伦理批制，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应该把孝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一环，在全国提倡，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实行。董大中第二个发现，是找到《二十四孝》的真正作者是宋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坚，这样把《二十四孝》的产生时间提前了二百年。他在孝道文化研究方面第三贡献，就是通过其著作《孝道在山西》、《论孝的起源和中国孝道的确立》，说明古河东、今运城市，是中国孝道的发祥地。
董大中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开避领域，解决新问题。他不满足老在一块土地上耕耘，就是在一块新领域把问题解决之后，又去别的地方去搞。
董大中笔名董道彭、烨子、梅叶、曹彭等。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批评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省作协雇问、一级文学创作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的著作除书中提及的外，尚有《瓜豆集》、《敲门集》、《李敖评传》、《台湾狂人李敖》、《鲁迅与林语堂》、《你不知道的赵树理》、《鲁迅日记笔释》等。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他生于万荣县皇甫乡前小淮村一个书香门第。上初中时他喜欢数学，一心想当科学家、工程师乃至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后来不幸患了脑炎，只得退学，主要靠自修，就将兴趣转移到文学上。耳聋也是由那次脑炎引起的。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战鼓擂得震天响，大炼钢铁的“土高炉”遍布城乡，文艺界也在“大跃进”，《山西日报》开辟了一个《笔谈最新最美的文艺》专栏，他写了一篇《文艺创作也要搞小土群》，送到《山西日报》社，很快见报。他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又提笔写了一篇《最新最美——文艺批评的标准》，不日也在《山西日报》登出。他文似泉涌，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诗歌、杂文、文艺评论，一篇接一篇涌向报刊编辑部，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董大中的文章总是有自己的思想，与众不同。１９６０年，马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董大中写了篇评论，题目叫《太阳已经升高了》。文章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一主题，二人物、三情节、四结构，五不足的公式，着重分析了人物形象，引起了评论界较大的反响。
５０年代后期董大中开始研究鲁迅。１９６１年，他发表了《能写什么与该写什么——谈鲁迅在题材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观点》和《鲁迅＜自嘲＞诗小释》两篇文章。７０年代，他调到太原报社工作，又发表了大量鲁迅研究文章，其中以《论“五四”时期的鲁迅》和《阿Ｑ是一个国民》反响最大。前者提出前期的鲁迅应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当作一种观点的代表。后者认为鲁迅是把阿Ｑ作为一个普通国民写的，目的在于剖析国民的劣根性，不能用阶级观点去硬套。
７０年代后期，董大中感到在山西研究鲁迅会有诸多困难，他又是业余研究者，不能跟专业研究人员相比，于是调整了方向，把重点改为山西作家。他首先集中精力研究赵树理。那时赵树理还没有平反，他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研究处在秘密状态。赵树理生平资料极少，佚文也很多。他把搜集资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他将资料分为两类，一类是软资料，即他人的回忆；一类是硬资料，即当时的文字记载。１９７９年初，他调到山西作协编《汾水》的理论批评稿件。他为收集赵树理资料，东奔西跑，或北京、或上海、或重庆、成都，或晋东南各县，造访了各行各业的许许多多人士。他每年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泡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平时星期天则到省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就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他查阅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大量出版物，基本弄清了山西从民国初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和脉络；找到赵树理在各个时期写的近３００多篇佚文，考证了赵树理一百个左右的笔名，写了赵树理研究论著近２００万字，出版了《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等著作；编辑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编》、《赵树理创作生涯自述》；先后主编出版了五卷本《赵树理全集》和六卷本《赵树理全集》。《赵树理评传》获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奖，论文《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获８０年代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从１９８２年起，他主持筹备召开了历次赵树理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２年，董大中发起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担任了常务副会长和法人代表，以后担任会长。他把赵树理由山西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因此成为赵树理研究的专家和权威。
董大中研究的第二课题是高长虹与狂飙社。狂飙社是１９２４年夏天在太原成立的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其盟主高长虹是山西杰出的青年作家，他和高歌、高沐鸿是２０年代山西作家群的骨干。他们曾成为鲁迅麾下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为时人瞩目。后因他人挑拨，和鲁迅反目成仇，高长虹和社团刊物《狂飙》遭到非议，引起文坛震动。此后，高长虹和狂飙社几乎被文学史上铲除，他们的著作不予出版，文学成就不予承认，高长虹被人指责为“反鲁迅的先锋”和“坏青年”的典型。这成了现代文学界一大公案。早在５０年代，年青的董大中就对这个问题心存疑惑，他想弄清事实的真象，因为那时高长虹还是一块烧红的铁，没有人敢靠近。７０年代末，他开始搜集高长虹的作品和狂飙社的资料，不辞劳苦，在全国各地奔波，曾走访了当时狂飙社还健在的成员和知情者，得到张稼夫、张盘石等革命老前辈的鼎力支持。他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高长虹在文学史的消失，主要是高鲁之争，而高鲁之争的关键是“许广平之争”，“许广平之争”起因又在“月亮诗”，于是他把“月亮诗”作为突破口。“月亮诗”出自高长虹的爱情诗集《给——》里。１９９０年，董大中写了一本对《给——》进行解读和鉴赏的小册子，后以《孤云野鹤之恋》之名出版。接着又写了《论“月亮诗”》、《高长虹的“单相思”》、《这月亮不是那月亮》等文章，在报上发表。因为高长虹研究实际是鲁迅研究的一个分支，他接着又回到鲁迅研究上。他先与两位先生合著，并出版了《鲁迅和山西》，１９９７年他又写成《鲁迅与高长虹》出版，此书材料丰富，论证确凿有力，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年轻学人在这本书指引下走上研究高长虹的道路，日本和英国也出现了专门研究高长虹的学者。对这本书的评论也很多，大都认为高长虹确是一宗冤案。北京鲁迅博物馆长孙郁，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吉鹏，《中国鲁迅学通史》作者张梦阳，一致认为该书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鲁迅和高长虹相识、相交、冲突和反目的始末，纠正了多年来学术界对高长虹不公正的看法，并对高长虹的人格，作品给了公允的评价，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很高学术价值的好书。总之，董大中对高鲁的研究，不光澄清了他们当年矛盾的真相，还高长虹和“狂飙”社一个清白，而且让山西文学当年的一段光彩历史重现本来面貌，他可谓功莫大焉！
董大中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１９８４年，他受命创办了《批评家》杂志，担任主编。他在《艺术价值杂谈》一文中，对艺术品的价值和价值构成作了研究，认为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和附加价值两种，本体价值又分为审美价值和独创价值两种，附加价值指时间价值和经验价值。１９８５年初，他在一篇宏观考察文章《试论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分野》中，提出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为两大走向的多元化态势，纯文学体现着我国的最高水平，而通俗文学则适应了广大普通群众的欣赏需要，这两种分化，从高到低多元化并存的势态还将继续发展。同时，他还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五四”到３０年代的纯文学为主的时代；第二阶段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革”结束，它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或说文学通俗化时代，以前的从“讲话”创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现当代文学，不符合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第三阶段是从伟大的三中全会开始，它标志着真正的当代文学开始。
８０年代中期，董大中针对一些老作家写不出作品而年轻作家作品迭出的情况，他提出创作力分为思想、生活、技巧三要素是不够的，应加上知识和思维两种方式，成为五要素。在五要素中，思维方式是最活跃的一种，犹如算术上的乘数，而其它要素都是被乘数，只能靠乘数来激活。据此，他提出了应建立一门生产艺术力学科。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８日，董大中发表了《文学在寻求自己》一文中，把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类型，即命运型小说、生活型小说、心态型小说。其中命运型小说故事性强，最适合改变成戏曲、电影和电视剧；心态型小说最不适宜改编，并由此得出一个命题，唯一的形式是最高的形式，真正的文学只能用文学这一艺术符号表现那特定的生活内容，这就使文学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
对当前的文学创作的批评上，董大中注重发现新人，指示路向。他曾为成一、李锐、王西兰等山西著名作家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他的批评文章，重在对作者的创作构成进行分析，为作者指出努力方向。他主张批评家要有“越位意识”，走在创作前头，不要走在后头。他在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中期，曾有意识地为当时的青年作家写了几篇文章，目的想造成一个批评流派。
从９０年初，大中逐渐转向文化哲学研究。《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一文，在１９９６年《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后，立即受到学界好评。此文的主要观点是：“传统”与“文化”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传统”是指多年流传不废的东西，有好有坏。在我国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集中于皇帝一身，是旧时代各种传统中最根本传统，是传统的“纲”，其他传统都由这个传统而来，即所谓有纲举目张。“五四运动”提出的“反传统”，是反对封建君主专政那个传统，而不是连那个好的传统也一起反掉。指责“五四”反传统造成中国完全文化“断层”是错的。文化是指社会上所有物质和精神的创造成果，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亦有好有坏。所谓坏者，如为封建君主专制提供支持的“君权神授”以及“三纲五常”等。好者，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吕氏春秋》中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天下也”等。
董大中在文化哲学上的主要著作，是于２００８年完成的《文化圈层论》，该书把所有文化现象收在笔底，然后按其功用和特点分为三类，称为制度文化、工具文化和习俗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约束人，把人规则化；工具文化则是教育人、提高人、解放人，把人“文化”化；习俗文化显示人、团结人，把人族群化、符号化、贯性化。董大中进一步解释道，制度文化是戴在脖子上的项圈，它时刻提醒你，按照一定的规矩办；工具文化是别在口袋里的钢笔，它既表明你有文化，你也随时可以把它拿出来，写出你的心得、感想；习俗文化是佩在胸前的徽章，人们一看就知道你的单位，是干什么工作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了万荣县皇甫乡前小淮村为董永传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之一。其实，董永这个大孝子的传说在万荣广为流传。前小淮村官门（村大门）的横额上有“董永故里”的石牌匾，村里还有董永家庙、家谱。离村不远还有董永墓，有为董永和田仙做媒的大槐树、土地庙；田仙女的故里田家窑村亦距此不远。县志上亦有明文记载。董大中在这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取证工作，然后到太原奋笔疾书，很快完成２０多万字的《董永新论》。出版后送到每个评委手里，因为事实充足，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他们无法否定自然通过。后来又送到中央文化部，也获得通过。
董大中在写《董永新论》中间，又开始收集《二十四孝》大量版本，同时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因为有人说万荣县前小淮村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后裔，他又把董仲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研究。近几年，他先后写了《二十四孝点评》、《二十四孝札记》两本小册子和多篇董永、董仲舒和孝文化方面的单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大中认为孝不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而是人类生命哲学重要构成原因之一，过去把孝顺老人当成封建伦理批制，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应该把孝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一环，在全国提倡，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实行。董大中第二个发现，是找到《二十四孝》的真正作者是宋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坚，这样把《二十四孝》的产生时间提前了二百年。他在孝道文化研究方面第三贡献，就是通过其著作《孝道在山西》、《论孝的起源和中国孝道的确立》，说明古河东、今运城市，是中国孝道的发祥地。
董大中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开避领域，解决新问题。他不满足老在一块土地上耕耘，就是在一块新领域把问题解决之后，又去别的地方去搞。
董大中笔名董道彭、烨子、梅叶、曹彭等。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批评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省作协雇问、一级文学创作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的著作除书中提及的外，尚有《瓜豆集》、《敲门集》、《李敖评传》、《台湾狂人李敖》、《鲁迅与林语堂》、《你不知道的赵树理》、《鲁迅日记笔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