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学问

第一编　认识帝王之术的学问
1成功的流氓与失败的英雄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
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讲，“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根本原因不是直接原因，不能时时处处都强调根本原因的作用，否则，就会变得迂腐不堪。在一定情况下，远水不解近渴，根本原因只能发挥远期的、隐性的作用，而一些具体的策略，则成了成败的根源。在秦末乱世，更是如此。于烽烟四起、遍地兵燹的时代，从根本上收拢民心，施行“仁政”，实是迂阔不实之举。真正有效的策略，却是收罗人才，使用人才。到了这时，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网罗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又成熟的经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据记载，这四个人的门客多时达到三千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投到“四公子”门下，“四公子”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有时候，“四公子”为了招揽门客，网罗人才，往往有许多矫情过分之举。
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忽然发现自己的门客逐渐减少，就慌忙向门客请教道：“近来我门下怎么来的人少，走的人多呢？难道我有什么怠慢大家的地方吗？”有一个门客回答说：“您的美人得罪了一个瘸腿的门客，大家觉得您爱美人胜过门客，所以我们也正要告辞。”平原君一听，立刻去调查，原来，他的房子临街而建，他的一些姬妾就经常站在窗前临街眺望。有一次，最得宠的一位美人看见一个瘸子挑水而来，姿态不甚雅观，就忍不住一笑，其实并无他意。谁知这人却是平原君的门客，他径直找到平原君说：“听说您喜欢结交天下豪杰，才有这么多人投奔到您的门下，如今您的姬妾嘲笑了我，损害了我的尊严，请您重重地惩罚她。”当时平原君并未在意，过几天也就忘了。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但只为有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刘邦的流氓本色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那个门客见平原君并未当回事，就制造舆论，说平原君爱女人胜过门客，门客们因此渐渐离去。平原君现在弄明了情况，立刻杀了那名姬妾，他的门客也就慢慢地回来了。平原君如此对待门客，在关键时刻，门客确也发挥了作用。当秦国围困邯郸后，楚国犹豫不决，不肯发兵。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自荐随从平原君出使楚国，果然，他脱颖而出，一番慷慨陈词，居然说得楚王变色，同意了发兵救赵，为邯郸解围立了大功。
在战国“四公子”中，最有名的还数齐国的孟尝君，他靠门客冯谖收揽了民心，恢复了国相的职位，而且越坐越稳，还建立了“国际”声誉。他靠能够学狗叫、穿狗洞和学鸡叫的门客逃出秦国，免于客死异乡，可谓是善于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了。但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却不这样看，他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说：“世人都说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因此士人也多归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力才从虎狼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是能做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能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得到一个真正贤能的人，就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来的，其实大谬而特谬，政治和军事是从来不相信眼泪的。
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才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王安石不愧是千古名相。他的话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足可翻千古定案。
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得一贤士而开建一国的先例。汉朝末年的刘备，就并不多交滥交，不像孟尝君那样去搜罗鸡鸣狗盗之徒，而是选一大贤之士，“三顾茅庐”，终于赢得了诸葛亮的信赖。
诸葛亮确未辜负刘备的一片苦心，未出隆中就已“三分天下”，把天下大局和未来之势分析得透彻见底；既出隆中，又能呕心沥血，一生谨慎，终于帮助刘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国，甚至有并吞天下之势。诸葛亮的例子，完全能够证明王安石的观点，也极为有力地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的燕昭王筑黄金招贤台也是极其有名的历史事件。公元前314年，燕国因为相国篡位，引发了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派兵镇压叛乱，灭了燕国。后来燕人造反，发动了复国运动，找到了从前的太子，推他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不仅恢复了燕国，还立志向齐国复仇，他对相国郭隗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复仇，要是有这样的能人，我愿意去伺候他。请您替我出主意吧！”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位国君想花一千两金子买匹千里马，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他派出的人居然买回了一堆千里马的骨头，国君十分生气，那人说：“大王不久就会有许多千里马了。别人听到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爱惜，哪能不把真的千里马送上来呢？”果然，那个国君不久就得到了许多千里马。郭隗又说：“您如果能厚待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有才能的人会不趋之若鹜吗？”于是，燕昭王就筑起了一座精美的房子，像徒弟那样听从郭隗的教导，又在易山旁边建了一座高台，里面堆满了黄金，以作招待客人的礼物和费用，这台就叫“黄金台”。这样一来，燕昭王求贤若渴的美名传遍各国，各国贤士也纷纷来投。赵国来了剧辛，洛阳来了苏代，齐国来了邹衍，卫国来了屈庸。其中最受重用的是魏国的乐毅，就是他带领燕兵进攻齐国，不仅为燕复了仇，还攻下齐国的城池七十多座，仅差两座城池就灭亡了齐国。
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任你再贤明，再勇武，如果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非败亡不可；即使是流氓无赖，如果善于使用人才，也可能成就一番事业。至于后者，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他虽是在汉代写的《史记》，但对汉代的开山鼻祖却不隐其恶，不虚其美，而是用一种隐讳的笔法画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相。下面的几件事就足以证明。
据说刘邦生时有异相。刘邦的母亲有事外出，路过一个大泽，觉得乏力，就坐在泽边休息，不觉中竟迷迷糊糊地睡去，就在似睡未睡之际，蓦然看见一个金甲神人从天而降，即时就惊晕过去。刘邦的父亲见妻子久不归来，担心有事，便出去寻找。刚走到大泽附近，见半空中云雾缭绕，隐约现出鳞甲，似有蛟龙往来，等云开雾散，见泽边躺着一个妇人，正是自己的妻子。问起刚才的事，她竟茫然不知。从此，刘邦的母亲便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刘邦。
刘邦生有异秉，长颈高鼻，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刘邦的父亲知道他不同一般，就取名为邦。但他长大以后，却不喜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务农，整日游手好闲，父亲多次劝诫，总是不改。后来刘邦的哥哥娶了妻子，嫂子就嫌他好吃懒做，坐耗家产，不免口出怨言。刘邦的父亲知道刘邦的汉中王宫以后，干脆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
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你要向你哥哥学一学，他分家不久，就置了一些地产，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地置房！”刘邦不仅不觉悟，还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吃饭。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他又带朋友去吃，嫂子一急，计上心来，连忙跑入厨房，用勺子猛劲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知道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没想到等他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蒸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他长叹一声，转身而去，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刘邦逃了几天，遇见部将夏侯婴，才算稍稍心安，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也觉得安慰。但不久楚将季布率兵追来，刘邦慌忙逃走。楚兵越追越紧，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机，难道还要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呢！”刘邦竟然发怒，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闪过，这才不敢把孩子放回车中，只好挟在腋下，骑马跟刘邦一起逃走。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抓到军中，想以此来要挟刘邦。一次，两军对阵，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煮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项羽见这一招治不住刘邦，最后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统一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觍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刘邦的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赖，不过，刘邦却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将领，善于隐忍，善于使用人才。
在汉朝开国不久，刘邦和韩信等群臣曾经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那能否统率十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问道：“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韩信
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嘛，带得越多越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那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臣。”
的确，若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邦不如张良；若论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刘邦又不如萧何；若论亲临前线，挥兵杀敌，刘邦又不如韩信。但刘邦的长处就是能把这些人聚拢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能力和长处，为自己服务。
刘邦的开国功臣之一萧何，就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亭长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因此，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就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很善于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很充足及时。但如此下去，刘邦深恐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探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十分警惕，萧何为了免除嫌疑，他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凡能参军者全部送到刘邦的军前，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
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出二心。从此，君臣之间再无嫌隙。
刘邦的重要军事谋臣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世家，曾经在博浪沙谋杀秦始皇，失败后潜逃各地，后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立帜反秦，不久碰到了刘邦的起义队伍，成为刘邦军队的一名战士。但不久张良会见了势力雄厚的项梁，说服了项梁再立韩国，而他本人也就做了韩国的司徒。后来，秦军扑灭了韩国，张良无奈，只得再次投靠刘邦，刘邦并不因为张良曾经离开自己而忌恨他，而是诚心相待，赢得了张良的高度信任，张良从此为刘邦开辟汉朝天下谋划军事策略。
在鸿门宴上，张良见机行事，全力掩护刘邦逃走；在彭城战役失败后，张良提出合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共击项羽的正确策略；在韩信提出做齐王的危机关头，张良说服了刘邦，稳住了韩信；在楚、汉签订合约之后，张良提出穷追猛打的建议，终于彻底消灭了项羽。
纵观张良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每个紧要的关头，张良总是能站出来，提出较为正确的意见。如果没有张良，刘邦最后的军事胜利，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刘邦得到了张良这样一个人才，毫不夸张地说，比得到了数十万大军还要重要。
至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虽然出身寒微，久不得志，但时刻注意天下大势，胸有韬略。韩信先投奔项羽，断定刚愎自用的项羽不能终成大事，便毅然离项投刘，但刘邦并未把他当作“奇才”，而只安排他做接待宾客的职司，不久因同事犯律受到连累，被定为死罪。当斩到他头上时，他高喊：“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为何要斩壮士！”监斩官夏侯婴“奇其言，壮其貌”，韩信方免为刀下之鬼，并经夏侯婴推荐，升为治栗都尉。后偶与萧何结识，共论天下形势，深为萧何赞佩。萧何许诺向刘邦推荐，韩信久不见动静，就私下逃走了。
当时军士逃走很多，均是想东返家乡。萧何也两日不见，刘邦十分惊讶，怀疑连萧何也逃走了。等见了萧何，才知是为了追赶韩信。刘邦诧异道：“军中将领走掉了几十个，为什么单追韩信呢？”萧何回答说：“那些将军想得到并不难，至于韩信，则是国士无双。大王如只欲做汉中之王，大可不用此人；若是想夺天下，恐怕除他之外再也找不到与您共论大事的人了！”
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
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
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
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
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
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
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
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
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
唐/李白/赠新平少年
刘邦听从了萧何的推荐，筑拜将台，沐浴斋戒，拜韩信为大将，使得“一军皆惊”。韩信果然不出萧何所料，屡建奇功。他还定三秦，奇袭破魏，巧计灭赵，迫服燕国，平定齐地，直至垓下灭楚。只因有了韩信这个前敌大将，刘邦才得以打败项羽。
刘邦虽然无赖，倒也明白道理，听人劝说。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朝的宫殿，他见到巍峨的宫殿，珍奇的摆设，成群的美女，就再也不想出来了。将领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您是想做个富家翁呢？还是想据有天下呢？”刘邦仍是呆呆地坐着，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您一入秦宫，难道就被迷倒了不成！秦宫如此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还是请您还军霸上，不要滞留宫中！”这位从不知富贵为何物的大王也许真的被迷倒了，竟然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
樊哙想再行劝说，又怕太过分了，赶忙出来找到张良，把刘邦入迷的情形告诉了他，张良十分明白。他来到秦宫，找到刘邦，慢慢地对他说：“秦朝荒淫无道，您今天才能坐在这里，您为天下铲除残暴，应当革除秦朝的弊政，重新开始。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
玉门关伤心秦汉
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元/张可久/卖花声/怀古
现在才刚刚进入秦都咸阳，便想留在宫里享乐，恐怕秦朝昨天灭亡，您明天就要灭亡了！您何苦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功败垂成呢？古人有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还是听我的话吧！”
刘邦听到张良软硬兼施的话，觉得如不出来，实在太不像话，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秦宫。在张良等人的催促下，他又与秦地父老约法三章：杀人处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朝苛法，一律除去。刘邦从此获得了百姓的拥戴。
毫无疑问，刘邦的品德、思想境界是不足道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这是为什么？如果拿他的对手项羽和他相比，就可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阔豪，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项羽却又多是妇人之仁，能为士兵吸疮疗毒，却不能任用贤士，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封官授印，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更不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但麾下却云集了一帮能人贤士，终致胜利。
如此看来，“德”未必能时时处处保佑人，“术”有时也是致胜的关键。
古人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恐怕也不尽然。拿项羽和刘邦的楚、汉相争为例，英雄豪杰败亡而流氓无赖起家，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以沉默来表示惶惑与愤慨。
2书生能否成帝王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屈原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不知天道与人道并不完全同一，在人间便感无路可走，所以最后怀沙自沉。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新莽“大布黄干”铜币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王莽毕竟是书生，他若放弃对儒家思想的执著追求，也许会是一位成功的帝王。
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是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而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新莽时期的四神瓦当：白虎、青龙、玄武、朱雀。
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使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太后、赵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皇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大多数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摩王莽的心意，奉承王莽。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羡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都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还对孤寡老人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其三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迭出，真是称颂不迭。
这年夏天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就是王莽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这说成是祥瑞之事，可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作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作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连下阴雨，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摩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汹汹，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其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有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竟以安汉公的身份亲去探望，使得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是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鲜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王莽受九锡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自己母子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各地的官民纷纷来献符瑞，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再加上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王莽的威德似乎又牢固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为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列歆，四是哀章本人，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该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到哪里去寻找？好在同姓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措施。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为生活所迫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徒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3“柔道”开国“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当我们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攀天莫登龙
走山莫骑虎
贵贱结交心不移
唯有严陵及光武
唐/李白/箜篌谣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十二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下。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欠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而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然后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谈起昆阳之战的胜利，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并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
邓禹像
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诫诫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这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莫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封建官场虽是一片漆黑，但毕竟还会偶尔闪现出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物，就是这些凤毛鳞角的人物，足以使我们兴奋不已。
“柔道”也属治人之术，但毕竟和虚伪、狡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已不是“术”，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如果连这样的“术”也否定了，那就陷入“文革”期间的“清官比赃官还坏”的荒谬逻辑。
4女人与政治
说来也怪，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就能成为权谋家甚至政治家。
一个出身低微并无特殊之处的女人，当了皇后之后，也能智谋百出，凌驾群臣，把一个个出生入死斩敌百万的将军视若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终于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颇得后人的好评。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叹！
这个女人就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
据说，刘邦与吕雉之间，有一段奇异的姻缘。还在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他的朋友萧何前来闲谈，无意间谈起了单父县中来了一位姓吕的绅士，是为避仇前来投靠县令的。县令为了顾全友情，下令凡县吏都应出资相贺。刘邦随口答应道：“贵客辱临，应当重贺。”萧何以为他开个玩笑，也未在意。谁知到了贺会的日子，刘邦竟然长驱直入。这时萧何早已在前厅站立，替吕公收受贺礼，他见刘邦来了，故意高喊道：“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刘邦一听，拿出自己的名帖，上面写上贺钱满万，递了进去。吕公见刘邦贺资独厚，连忙迎了出来，请他上座。吕公素善相术，见刘邦龟背斗胸，日角龙股，更是礼敬有加。萧何知道刘邦没带钱来，就在一边嘲笑他说：“刘家小子恐怕专好大言欺人，没什么贺礼。”吕公明明已听到，却并未改变对刘邦的态度。
汉代舞人扣饰
舞台小世界，人生大舞台，此之谓乎？
等到开了筵席，吕公竟把刘邦让入上座，刘邦也不多管，只是自顾豪饮。等到筵席散了，吕公举目示意，要刘邦留下。刘邦虽无一钱，却也并不慌张，哪知吕公问道：“我平素遇到的相貌奇异之人，没有一个赶得上您，不知您娶了妇人没有？”刘邦说尚未娶妻。吕公十分坦诚地说：“我有个小女儿，希望能配给您做妻子，请不要嫌弃。”刘邦一听，真是喜从天降，当即跪下磕头行礼。后来吕公的夫人责备吕公说：“你经常说我们的女儿有贵相，多少大户人家求亲你都不许，却偏偏配给刘邦这么一个穷极无聊的人。”吕公说：“刘邦生就贵相，日后必君临人上。”就这样，吕雉与刘邦结为夫妻。
刘邦斩蛇起义以后，吕雉及两个幼子均被捕入狱中，多亏萧何及狱吏解救，才被释放，后来吕雉带着子女在芒砀山中找到了刘邦，一直跟随在刘邦的身边。
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他的父亲及吕雉被掳往项羽军中，后来被项羽放还。
吕雉与刘邦本是结发夫妻，又是患难夫妻，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吕雉即为皇后，立吕雉子盈为太子，但吕雉和太子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只身一人落荒而逃，逃到一处人家，乞食借宿，这家主人听说他是汉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戚夫人。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就把戚夫人接来，逐渐疏远了吕后，专宠戚夫人。
戚姬年纪既轻，长得又十分漂亮，不但善于舞蹈，还能弹会唱、粗通文墨，极会体贴奉迎，以致刘邦溺爱成癖。戚姬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雠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唐/杜牧/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既得专宠，为了自己的未来，便几次三番乞求刘邦立她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开始不同意，戚姬就时常哭泣哀求。
刘邦不免动心，尤其太子刘盈生性软弱，刘邦素来不喜，而如意却聪慧刚毅，刘邦觉得他很像自己，十分喜爱。刘邦也想趁早废了刘盈，立如意为太子，这样既可保住汉祚，又能安慰爱妃。吕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日夜心惊胆战，但刘邦全部身心都在戚姬身上，自己无由接近，只能空自焦急。
正巧如意已满十岁，按惯例应当改封，如意也应当到封地去。戚姬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因为如意一旦到了封地，就很难见到皇上，更不用说朝夕伺候在皇上身边了，这样就会疏远感情，再也无法讨得皇上的欢心。
戚姬见到刘邦，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刘邦窥破了戚姬的心意，说：“你莫非是为了如意改封就国的事吗？我本想立如意为太子，只是废长立幼，废嫡立庶，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等等再说罢。”戚姬更加哭泣哀求，刘邦不禁动摇，最后决定第二天跟群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
第二天早朝，群臣毕集，刘邦提出废立太子事宜，大臣们都觉惊惧，都说太子册立数年，并无过失，无端废立，恐怕会引起混乱。刘邦不听，催命词臣草诏，就在这时，御史大夫周昌大喝“不可”，周昌口吃，越是情急，就越是说不出，憋了半天，才说：“臣口不能言，但期期知不可行。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连续说出了两个“期期”，刘邦忍不住笑了，满朝群臣也笑出声来。刘邦这一笑反解了刚才的怒气，就此不再催写诏书，罢朝而去。
周昌走到东厢门外，见吕后正站在那里等候，正要上前行礼，不料吕后却突然向他跪倒，周昌不知所以，也慌忙跪倒，吕后连忙把他扶起来说：“今日若非您据理力争，太子恐怕已被废了，我感谢您保全了太子，所以才行此大礼。”周昌忙说：“为公不为私，皇后不必多意。”其实，这一方面表达了吕后对周昌的感激，另一方面也是吕后故作姿态，让群臣知道太子轻易废除不得。
但吕雉深深地知道，刘邦只是一时罢议，到了一定时候，他又会重新提出废立太子的事。她自己想不出保全太子的办法，便拉拢张良，让张良替她出谋划策。张良说：“如果让一些贤能而又卓有名望的人辅佐太子，皇上就会觉得太子既贤明又得人心，即使要废，也要慎重考虑。这样做，或许能保全太子。”吕后连忙又问哪里有这样的人，张良说：“听说陕西的商山一带有四位年老的隐士，称为‘商山四皓’，皇上曾多次聘请征召，都被拒绝了，如果能请得他们前来，或许有用。”于是，吕雉就派人千方百计地请来了“商山四皓”。
刘邦在平定了英布等人的叛乱以后，鞍马劳顿，再加征战中所受的箭伤复发，病势沉重。戚姬日夜伺侯在旁，暗想万一高祖驾崩，自己母子绝无生路，便婉转哀求刘邦设法保全其母子的性命。刘邦想来想去，并无其他方法，只有重提废立太子一事。
张良为太子少傅，听说了这事，立刻去拜见刘邦。张良说了许多道理，刘邦居然不理。张良自跟从刘邦以来，刘邦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张良知道难以劝谏，便在家里装病。太子太傅叔孙通听说了，进宫直言抗谏说：“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去太子，晋国乱了二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苏，致使秦国灭亡，这是您亲眼看见的。吕后与陛下患难夫妻，只生太子一人，且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为什么要无端废弃呢？如果不听，我便以死相谏。”说着就拔剑自刎，刘邦连忙止住说：“我本是说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久，刘邦特召太子宴饮，实际上想考察虚实。“商山四皓”听说了，也跟太子一起进宫，刘邦见太子身后坐着四位须眉似雪、仙风道骨的老者，颐和园绘画游廊里的“商山四皓”画像
十分惊异地问是什么人。四位老者一一自叙姓名。刘邦非常惊愕地说：“我访聘你们已有好几年，你们总是不来，现在难道是跟我的儿子交游吗？”“四皓”齐声回答说：“陛下轻贱士人，随便辱骂，我们忍受不了污辱，才不来见您。现在听说太子仁厚爱士，天下士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太子，愿为太子效死。我们几个人特意远道而来，是想敬奉辅佐太子。”刘邦听了，叹息不已。汉代铜摇钱树
对权势与富贵的追求似乎是人永恒的梦想。
太子和“四皓”离开时，刘邦急忙把戚姬叫来，指点着“四皓”的背影说：“不是我不愿立如意为太子，实在是太子羽翼已成，已不能废弃了。”戚姬听后，知道再无希望，当即悲凄欲绝。刘邦也不免伤感，为戚姬作“鸿鹄高飞”词，高声吟唱，音调凄楚。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吕雉操纵了大权。她不仅加紧排斥刘氏势力，更是首先把以往恨之入骨的“眼中钉”戚姬打入冷宫。吕雉令人剃光了戚姬的满头乌发，又用铁箍子束住她的头颈，再扒下她的宫装，换上赭红色的粗布村装，赶入永巷内圈禁起来，让她整天舂米劳作。
戚姬从未舂过米，感到满腹的悲愤，且哭且舂。不久，她慢慢地编出了一首“舂歌”，在舂米时边舂边唱：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吕雉知道后，大怒如狂，愤然骂道：“贱奴尚敢依靠儿子吗？”公元前194年，吕雉让人毒杀了赵隐王如意。
吕雉既已杀死了戚姬的儿子，就更加残无人道地迫害戚姬。先把她的手指脚趾斩掉，再割其乳房，又剜其双眼，并熏聋她的耳朵，饮以哑药，然后放入厕所。吕雉给戚姬取了个名字叫“人彘”。过了几天，吕雉竟叫惠帝前来观看，惠帝问那是什么，有人告诉他那就是戚姬。第二天，戚姬就死了。
惠帝见到戚姬的遭遇后，回到宫中大哭不已，生病一年，不能起床。后来托人传话给吕雉说：“把戚姬治成那个样子，不是人能干出的事。我作为您的儿子，到底还是不能治理天下。”从此，汉惠帝纵酒淫乐，不理朝政，消极颓废，于公元前188年忧郁而死。
人说女人的嫉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但像吕雉对戚姬这样的嫉妒和“复仇”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吕雉不仅对待同性对手如此残忍，对待异性也毫不手软。
汉朝初年，天下始定，但人心仍未统一，特别是某些重兵在握的将领，总想窥伺时机，以图天下，因此，刘邦格外小心。他在征讨叛将陈豨的时候，宫廷之内委于吕雉，宫廷之外委于萧何，他才放心离去。吕雉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树立权威、培植势力的机会，以便日后能够独揽大权。
刘邦怀疑韩信谋反，把他降封留在长安。恰在这时，韩信的舍人栾说派他的弟弟前来送信，报称韩信与陈豨通谋，以前已有密约，这次约定乘夜间不备，打开囚牢，放出囚犯，袭击皇太子，与陈豨遥相呼应。吕雉得书后忙与萧何商量，商定诛除韩信的密谋。吕雉派遣一心腹军士，潜出长安，绕到北方，再复入长安，谎称是刘邦派来，报告已平定陈豨叛乱的消息。群臣不知有诈，都来朝中称贺。吕雉的本意是将韩信诳到宫中，但韩信称病未来拜贺，萧何就被迫走一趟。他来到韩信的家里，韩信只得出见，萧何说韩信的病无关紧要，韩信无奈，只得跟着萧何来到朝廷之上，尚未拜贺，即被拿下。韩信知道不好，疾呼萧何，望他救助，谁知萧何早已躲开。
武士把韩信带到吕雉面前，吕雉拿出栾说送来的书信作为谋反的“证据”，韩信当然不服，吕雉说：“现奉皇上诏命，周勃
陈豨已就擒，供出由你主使，你的舍人也有书信来告，证据确凿。”韩信还想申辩，吕雉怕夜长梦多，立命推出斩首。就这样，一员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不明不白地死在吕雉的刀下。
萧何追回韩信，使为大将；又设计拘逮，使之殒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何以如此，皆因彼一时，此一时也。彼时刘邦急需人才，此时刘邦要兔死狗烹，吕雉又要压服人心，所以为将为鬼都是出于时势的需要。萧何之为人，也无太多的正直可言，无非是一个足智多谋、谨慎小心、善于趋时避祸的权谋之士罢了。
吕雉杀了韩信，还嫌不够，又借故杀了梁王彭越。刘邦讨伐陈豨的时候，曾到梁地征兵，当时恰值梁王彭越生病，未能前去，刘邦大怒，怀疑彭越谋反。这时恰好梁太仆报称彭越谋反，刘邦就把他抓了起来。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彭越虽镇压叛乱不积极，却并未有谋反的事实，就把他贬为庶人，押在洛阳宫中。后又把他迁至蜀地居住。彭越西行至郑，正碰上从长安到洛阳的吕雉，彭越竟自投杀星，向吕雉哭诉自己无罪，并请居故地昌邑。吕雉满口答应替他说情，把他带至洛阳，其实却暗中教人诬告彭越谋反，将彭越杀于洛阳城外，并把他的三族一起抓来，斩草除根。
吕雉杀了这两位王侯功臣，确实震惊了朝中大臣，令人刮目相看，也拉拢了部分势力。也许，她杀死这些开国大将，还有一个远期目的，那就是为她将来独掌大权扫清道路。但同时也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刘邦早看出了这一点，为了自己死后刘氏政权不至灭亡，他与大臣们一起杀了白马，歃血盟誓说：“如果不是刘氏宗族而被封为王，天下人一起来讨伐他！”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刘盈懦弱，吕雉独操大权。
不久，刘盈被吕雉惊吓而死。吕雉只有刘盈一个亲生儿子，就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名叫刘恭的男孩即位，同时杀掉他的生母。至此，吕雉临朝称制。
吕雉临朝称制的八年间，打破了刘邦非刘氏宗族不可称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其妹吕须（樊哙之妻）为临光侯。刘氏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改成吕氏政权了。
刘恭年龄渐长，知道自己不是吕雉的亲生儿子，有一次恨恨地说：“太后怎能杀死我母亲而将我立为皇帝呢？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吕雉听说后，立即把他幽禁起来，不久后即废掉杀死，然后又立恒山王刘弘为傀儡皇帝。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雉病重，她知道群臣不服，自己死后必生大乱，提前对诸吕作了军事安排，并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大臣恐变，一定不要出宫为我送葬，以免为别人控制，要紧握兵权，守住皇宫。”
是月吕雉病死，汉初开国功臣周勃及丞相陈平等人联合其他将领，利用诸吕的犹豫慌乱，一举剪除了他们，将其诛杀殆尽，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吕雉苦心经营的吕氏政权彻底破产。
吕雉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在她临朝称制的八年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安定和发展，应当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吕雉从布衣荆钗而至九五之尊，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个，绝无第二。纵观她的一生，可以说机遇占一半，个人的努力也占了一半。前一半是她作为刘邦之妻，贵为皇后，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一半则靠她自己处处着意，时时留心的长期努力和刚毅残忍的手腕。同是皇帝的妻子，戚姬比吕雉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戚姬不会利用，只是一味地哀求刘邦，终于失败，而吕雉则内外兼攻，刚柔并施，终于树立了威望，压服了群臣。
其实，纵观吕雉的一生，其成功的秘诀当在机诈和残忍两点上。中国的封建宫廷，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讲理、最无道德的地方，在一定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人情，就会败下阵来。为了权力，可以完全不惜付出物质、道德、亲情上的代价，可以昧绝一切良心。
在封建宫廷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
5明君的晚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如云烟过客般的芸芸帝王中，唯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几个封建皇帝还常常被后人提起。这四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所长，往往被看作封建帝王的代表。
秦皇是指秦始皇，他统一全国，建立了完整的封建国家，其开创之功不容湮没。
汉武指汉武帝，他雄才大略，也好大喜功，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唐宗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勇武仁爱，善于纳谏，被看作是理想明君的象征。
宋祖指宋太祖赵匡胤，他统一中国，加强文治，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也算是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他们并非完人，不仅不是完人，在某些历史时期，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昏庸嗜杀的暴君。尤其是一些能够得享天年的君主，晚年更是昏聩暴虐。说来也很有意思，翻开帝王谱看看，封建帝王能够长寿的很少，一般来说，能够中寿而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许真是上天有眼，不让封建皇帝们一个个地长寿，因为他们一旦得享遐年高寿，晚年往往作恶多端，不仅祸乱宫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汉武帝
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似乎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别的不说，汉武帝的晚年就很值得研究，我们不看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只看看他的糊涂残暴就很受启发。
汉武帝生逢其时。他即位之时，汉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前面的“文景之治”也为他铺好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武帝上台之后，整顿军队，起用将领，消除边患，开疆拓土，应当说做了一番事业。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但他做了五十多年的皇帝，到了晚年，可就“晚节不终”了。
武帝年轻时就相信长生不老之术，晚年之际，就更加迷恋。在太始和征和年间，他数次东巡，效仿秦始皇派徐福去东海求仙，企图得遇神仙。但神仙缥缈，踪迹难寻，反遇连年水涝旱灾不断，五谷不收，把武帝弄得心情更加郁闷。
汉武帝征和元年的一天，年事已高的武帝在建章宫中闲坐，恍惚中看见一个男子佩带宝剑直闯进宫。武帝惊觉，连忙呵斥武士拿下，但随侍左右的武士并未看见那男子，遍搜建章宫，也不见踪影。唯独武帝说亲眼看见，绝无虚假。武帝责怪守门的官吏失职，诛杀了几个人，又派兵搜索上林苑，仍未拿到。最后关住城门，挨家挨户地搜查，冤枉者不少，真犯始终未能拿获。搜到这个份上，也只得作罢。
武帝本来就相信神仙鬼怪之事，经这次闹腾，更不怀疑，认为有人暗中施弄巫术，要谋害他，于是就引用方士巫师，清除巫蛊。因此，只要有门路可钻，方士巫觋们都辗转引荐，汉武帝与儒家学者研讨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禁锢之弊，但对民族的稳固、强盛与发展还是有莫大贡献的。
出入宫廷。一个堂堂的皇家宫殿，成了鬼蜮的世界。
武帝正在疑神疑鬼之际，忽有一个囚犯上书，告发丞相公孙贺及其子曾使巫婆在宗祠中祷告，诅咒宫廷，并把木偶人埋在去甘泉宫的大路边，武帝看罢奏章，勃然大怒。原来，丞相公孙贺的夫人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夫人的亲姐姐，其子公孙敬声行止不端，后来竟擅自挪用军饷一千九百万钱，被人揭发后遭到逮捕，关押狱中。公孙贺爱子心切，想把公孙敬声救出来。这时恰巧有阳陵侠客朱安世来到都城，到处作案，一直拿不到他。其实，衙门公差大都与朱安世相识，只是因为朱安世杀富济贫、仗义疏财，大家全都暗中护持，不愿拿他归案。公孙贺就上书要求以朱安世换出儿子，武帝也答应了。于是，公孙贺给公门捕差下了死命令，如果拿不到朱安世，即以包庇窝藏论罪处死。捕差无奈，只得向朱安世说明情况，把他送给公孙贺。朱安世冷笑说：“丞相要害我，恐怕自己一家先是难保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施巫术诅咒宫廷。武帝阅奏后立即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廷尉杜周讯办。杜周是有名的酷吏，乐于罗织罪名，牵连构陷。杜周先把阳石公主坐进案中，阳石公主是武帝的亲生女儿，与诸邑公主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诸邑公主是卫皇后所生，与卫皇后的弟弟卫青的儿子卫伉为中表亲，卫伉本承袭了父亲的爵封，后因犯罪被削封，多少有些怨言。就这样，杜周将之全部网罗坐罪，入狱囚系。公孙贺父子毙死狱中，卫伉被处斩，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均被武帝下诏处死。
一件巫蛊案，死了六七人，其中有绝无干系之人，更有武帝的亲生骨肉，但武帝不仅不自悔残暴，反以为杜周办理得宜，多有褒赏。丞相空缺，由涿郡太守刘屈牦担任。此时汉武帝已年近七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已算是很长寿的了，但他仍恐不能延年，时时处处寻求延年益寿之方，经常派人访求吐纳导引之法。他曾在宫中铸一巨形铜像，高二十丈，以手托盘，承接早上的露水，名为仙人掌。再用所得露水调和玉屑药物等，每日取做饮料。在今天看来，这虽属荒诞可笑，但对调理人体也不无好处。
汉武帝本来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自马踏飞燕三足腾空，一足踏于飞燕掠过的一瞬，其气势与灵动，正与炎汉全盛的气魄相应。
然延年，本非难事。怎奈封建帝王几乎无不好色者，长期淫乱，必然伐空体性，难保长久。汉武帝先宠爱陈皇后，因陈皇后不能生子，又移宠卫皇后，待卫皇后年长色衰，再宠爱王夫人和李夫人。王、李二夫人病逝之后，又有尹姬和邢姬争宠后宫。据说，尹婕妤和邢娥两人都长得十分漂亮，但为避免争宠吃醋，武帝从不让她们两人相会。一次，尹婕妤忍耐不住，请求武帝让她们见上一面，比一比看谁更漂亮。武帝知道尹婕妤比不上邢娥，就派宫女梳妆顶替。两人相见，尹婕妤一眼就看出她是宫女假扮的，越发引动了她的好奇心，非要与邢娥相见不可。等到邢娥出来，虽是便衣淡妆，却是丽质照人。尹婕妤见了，目瞪口呆半晌，等邢娥走了之后，才俯首低泣。从此之后，两人不再会面，后人称之为“尹邢避面”。
至于钩弋夫人，更有奇特的传说和身际遭遇。据说汉武帝北巡渡过黄河，见有青紫之气缭绕天空，武帝觉得奇怪，就找方士询问，方士说：“青紫纠结，此间必有奇女子!”武帝命人搜寻，果如其言，在河间查到了一个赵姓女子，艳丽绝伦。奇怪的是两手自胎中生下就不能伸开。武帝命人按摩推拿，无一人能使她伸开手指，武帝纳闷，就亲自动手。谁知无需费力，赵女的手指随着武帝的手一下子就伸开了，手掌中各握着一个玉董仲舒讲授《公羊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汉代的强大。董仲舒是“儒术”的代表。
钩。武帝非常惊奇，当即把她载在车后，带入后宫，并在宫中专辟一处，供她居住，称作钩弋宫，称赵女为钩弋夫人，亦名拳夫人。
过了一年多，钩弋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弗陵，钩弋夫人即升为婕妤。据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孩子，上古时期的尧母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才生尧，所以汉武帝又把钩弋宫称为尧母门。生弗陵之时，武帝已近七十，人们都说此时武帝已无力生子，定是钩弋夫人通晓黄帝的素女之术，能使武帝返老还童，老蚌生珠。后来武帝杀死了太子，立弗陵为太子，但他怕子少母壮，将来必思干预朝政，决定将钩弋夫人处死。武帝就故意对钩弋夫人寻隙斥责，钩弋夫人脱簪谢罪，竟使武帝发怒，令左右把她牵出送入掖庭狱中。钩弋夫人临走之时，频频回顾，意态可怜。汉武帝则说：“快走快走，你恐怕是活不成了。”当晚，就下诏赐死狱中。
武帝因宠幸钩弋夫人，又兼年纪已大，渐觉病邪侵体，特别是前次见男子佩剑入宫，遍搜不得，至今不忘，再加上公孙贺案件，赐死亲生二女，更是心神不宁，如此一来，便觉精神恍惚。一天在宫中睡午觉，忽然梦见许多木偶小人，手拿木棰舞动击打，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惕然而醒。醒后尚心惊肉跳，久久不能平静。
恰在这时，江充求见。江充靠告密起家，心狠手辣，深得武帝的信任。江充原是赵王彭祖的门客，他曾经得罪了赵王，怕赵王治罪，便逃到汉武帝那里，揭发赵王与姐妹通奸，赵王因此坐罪削爵。武帝见江充形貌壮伟，言辞慷慨，便拜他为直指使者，专门督察近臣贵戚的过失。一次，江充跟随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见太子家人驾车在中道行驶，便拦车扣截，太子知道后，急忙向他求情，要他不要报告，但江充还是报告了武帝。武帝以为他忠直，说“人臣正该如此”，便升他为衡水都尉。
武帝见了江充，告知他梦中的情景，江充深深地懂得武帝的心理，便趁机断定是巫蛊所为。武帝一听，正中下怀，就派江充代为查办。
江充正好乘机使奸，他引用几个胡巫，到处胡挖乱掘，一旦挖出木偶，即逮捕讯问。其实江充挖出的木偶，都是他让巫师们事先埋好的。为了体察主意，邀功请赏，江充用烧红的烙铁烤烙官民，逼他们承认埋藏木人，诅咒宫廷。起初被捕的官民不肯承认，但总因耐不住严刑逼供，最后大多自诬供认，这样，前前后后被江充害死的人达数万之多。
这时江充正得势，他便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江充有多件事得罪了太子，一是弹劾太子家人，一是卖直干宠，再者他制造蛊巫冤狱，诛杀太众，太子也颇有怨言。江充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非被诛戮不可，因此，他要趁自己得势的时候搞垮太子。
太子刘据为卫夫人所生，生性谨厚，愿意代人减罪免狱，颇有声名。武帝起初很喜欢他，但后来觉得他才具一般，不似自己，所以不太满意，太子多亏卫夫人提醒，要他曲承皇上的意愿，才未被废。江充利用武帝的这种心理，伙同黄门侍郎苏文谗毁太子。
一次，太子进宫去谒见母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苏文就主动对武帝说：“太子终日在宫中不出，恐怕是与宫女们厮混吧!”武帝没有答腔，只是把东宫妇女二百人拨给太子。太子觉得事情不对，留心调查，才知道是被苏文谗毁，由此就更加注意检点，不敢稍微大意。苏文又与小黄门常融勾结，让他伺机进谗。一次，武帝生病，让常融去传召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听后面有喜容，等太子进来，武帝发现太子的脸上尚存泪痕，这才知道是常融陷害太子，便把常融推出斩首。
江充见计谋受挫，认为更应抓住武帝欲求长生、信奉神巫的心理去做文章。他暗中派一个名叫檀柯的胡巫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气隐现，如果不赶快清除，皇上的病是很难好的。武帝一听，果然相信，立刻派江充进宫挖蛊治理。
江充手持诏书，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戆、黄门苏文及胡巫檀柯进宫挖蛊，别处挖出的不多，唯独皇后、太子宫中，掘出了许多木人，特别是太子的宫中，还掘出了帛书，上面写着一些邪乱难解的文字，显然是符图，江充不问青红皂白，当做证据，扬言说要奏告皇上。
太子并未埋藏木偶，但如今被挖掘出来，百口难辩，他知道武帝的脾气，当即就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连忙召来少傅石德，向他问计。石德知道其中的利害，恐怕受牵连被诛，就向太子献计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及两位公主就是因受此罪的牵连而被诛杀，现在从你的宫里掘出了木人符书，即使明知陷害，那也是无法辩明的了。如今之计，不如先抓住江充等人，问清事实，再想办法。”太子惊问道：“江充等人是拿着皇上的诏书来的，难道能擅自逮捕吗?”石德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不能理事，奸臣敢这样胡为，定是欺蒙了皇上，若不从速发兵，岂不要重蹈秦朝太子扶苏的覆辙吗?”太子听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只是未加任何布置准备，就假传圣旨，征调武士，捉住了江充。韩说等人战死，苏文、章戆却逃往甘泉宫。
太子处死了江充，烧死了胡巫檀柯，并派人持节入未央宫通报太后，打开宫中的武库，令人守备长乐宫门。
苏文等奔回甘泉宫，说太子已经造反，江充等人已被捉去。汉武帝此时还算明白，对苏文说：“太子生变，恐是为江充掘出巫蛊之事，快把他叫来，我要查问清楚。”使者临去之时，苏文对他连使眼色，使者既明白苏文的意思，又恐被苏文杀掉，不敢去传召太子，落得卖个情，就在甘泉宫外躲避多时，复回来向武皇说：“太子确已谋反，不仅不愿前来，还差点把我杀掉。”
武帝闻言大怒，马上命令丞相刘屈牦发兵拘捕太子，又下诏命令都城近郊各县的兵马均归丞相指挥。刘屈牦接到命令，即刻发兵攻打长乐宫。太子闻报，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得一边假借皇帝命令尽赦都城里的囚徒，令他们武装作战。由石德及宾客张光率领，分兵迎敌。一边又到处宣称说，皇上病危，奸臣作乱，要大家领兵讨逆。两边都是皇帝的名义，群臣不知是真是假，茫无头绪，也不敢妄动，只得暂时观望。
太子与丞相督兵交战，打了三天三夜，仍未见胜负。直到第四天，武帝驾临建章宫，事情才弄清楚，原来是太子矫诏，大臣武将乃纷纷帮助丞相，讨伐太子，就是市井民间，也纷纷传言太子造反。太子的境况越来越危急，连忙跑到护军使者任安那里，给他赤节，令他发兵。任安平时与太子十分交好，当面不好推辞，便收下了赤节，但跑到军内，再不出见。太子没有办法，又让都中的百姓当兵作战，打了两夜，终于兵败，石德、张光也被杀死。
太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往城门，城门本早已关闭，碰田仁当值，他见太子带着两个儿子，情状可怜，不忍捉拿，就放他出去了。丞相刘屈牦追到城边，查明是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就要处斩田仁。御史暴胜之止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不能擅自斩首，应当奏明武帝再行处置。”
武帝听说太子逃走，暴怒异常。不仅杀了田仁，还追查暴胜之为什么袒护田仁，吓得他自杀了，甚至连虽未发兵，但私自受节的护军使者任安也被逮捕，系入狱中，候日腰斩。武帝又收了卫后的印绶，卫后大哭一场，上吊自缢，卫氏家族全被杀死，包括太子的妃妾，也全部自杀，至于随同太子造反的东宫官吏，也全被处死。
武帝诛杀了这么多人以后，尚不解气，发诏缉捕太子，群臣没有敢进谏的，唯有壶关三老上书说：“江充只不过是一布衣，陛下把他当作忠诚之士大加任用，以致江充处处假借皇帝的旨意，迫害太子。江充狡诈虚伪，极善掩饰，使得太子进不能见皇帝，退则被乱臣困扰。过去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皆知，如今又要谗毁太子，太子结冤无告，身处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杀江充，只求自保而已，并无邪心。”武帝看了这道奏章，也多少有些悔悟，但尚未下定决心赦免太子。
太子逃到湖县，藏在泉鸠里，那里的人虽留住了太子，但家境却十分贫困，无法供给。太子便写信给湖县的一位家境殷实的朋友，希望朋友可以帮忙，谁知竟因此走漏了风声。地方官前往拘捕，围住泉鸠里，太子见走投无路，便上吊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同泉鸠里人一起抵抗，也都被杀死。
此时，汉武帝未必想杀太子，但太子既已被杀，也不能再行反悔，只好照原来的许诺，照常封赏了那些捉拿太子的人。武帝这才有所醒悟，派人调查江充等人挖木偶的事，不久即查清楚，多是江充等人弄虚作假，迎合自己。武帝怒极，诏令灭了江充全家。
太子死后，汉武帝的儿子们争谋代立，此祸才消，彼祸又起。真是人生如泡影，富贵如幻梦。正如明朝崇祯皇帝所说：“愿世世勿生帝王家!”
希望延年益寿以至成仙，本是人之常情，并非怪诞，只是常人怀此希望，也只是希望而已，并不能兴师动众去供他驱遣。但如果是皇帝如此，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无限的欲望，加上无限的权力，那就会生出无限的祸患来。尤其到了晚年，越是长寿，就越是怕死；越是建立过功业，就越想占有一切，乃至想成佛成仙，长生不老。秦穆公如此，秦始皇如此，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虽不如他们那样求仙若狂，但宠信方士、吞丹服药的却是大有人在!
人性的贪婪是可怕的，做了人间皇帝尚嫌不足，还想得道升仙；即使真能成为仙佛，他也会还嫌不足，正所谓欲壑难填!贪欲如无权力的限制，恐怕会吞噬整个人类。
不过，历史的发展毕竟还有可靠的一面，皇权虽属无限，一旦滥用，也往往引火烧身，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无数次地证明过了。
汉武帝晚年糊涂，其症结在于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可见，贪欲是引起祸乱的根源。
6帝王将相与韬光养晦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但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生养息的时间，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而绝不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往往将此看作是事业的尽头，畏葸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听天由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瞬息万变。因此，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西汉时期的淮阴侯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是淮阴人，自幼不农不商，又因家贫，所以衣食无着，想去充当小吏，却无一技之长，也未被录取。因此终日游荡，往往寄食于人家。他曾和亭长很要好，经常到亭长家里去吃饭，吃多了，也就惹得亭长的妻子厌烦。于是，亭长的妻子提前了吃饭时间，等韩信到的时候，
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
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
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
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
唐/李白/猛虎行
碗已经洗过很久了。韩信知道惹人讨厌，从此不再去了。他来到淮阴城下，临水钓鱼，有时运气不佳，只好空腹度日。那里正巧有一个临水漂絮的老妇人，见韩信饿得可怜，每当午饭送来，总分一些给韩信吃。韩信饥饿难耐，也不推辞，这样一连吃了几十日。一日，韩信非常感激地对漂母说：“他日发迹，定当厚报。”谁知漂母竟含怒训斥韩信说：“大丈夫不能自谋生路，反受困顿。我看你七尺须眉，好似公子王孙，不忍你挨饿，才给你几顿饭吃，难道谁还望你报答不成？”说完，漂母拿起漂絮而去。
韩信受人赐饭之恩，虽受激励，但苦无机会施展抱负。实在穷得无法，只得把家传的宝剑拿出来叫卖，卖了多日，竟卖不出去。一天，他正把宝剑挂在腰中，沿街游荡，忽然遇到一个屠夫，那屠夫有意给他难堪，嘲笑他说：“看你身材高大，却是十分懦弱。你若有种，就拿剑来刺我，若是不敢刺，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说完，双腿一叉，站在街心，挡住了韩信的去路。韩信打量了一会儿屠夫，就爬在地下，径直钻了过去。别人都耻笑韩信懦弱，他却不以为耻。
其实绝非韩信不敢刺他，只因为他胸怀大志，不愿与小人多生是非，如果一剑把他刺死了，自己势必难以逃脱。所以，他审时度势，暂受胯下之辱。后来韩信跟刘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被封为淮阴侯。他报答了漂母，但并未报复那个屠夫，而是把他找来，叫他当了一名下级军官。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高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隋炀帝夜游图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唐/李商隐/隋宫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明朝的名臣张居正也是在不动声中暗自结纳人缘，积蓄力量才登上相位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韬光养晦而成霸王的历史故事。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先隐忍不发，甚至采取了自污以掩人耳目的做法，通过数年的暗中观察摸索，他弄清了朝中大臣的真实心理和才干，也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为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在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可谓经历了长期的混乱。
先是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又祸起萧墙。起初，原定商臣为太子，但后来楚成王发现商臣眼如黄蜂，声如豺狼，认为这样的人生性残忍，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是个十分有心计的人，他听到了这个风声，就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故意设宴招待姑母，在宴上轻侮姑母，商臣的姑母果然愤怒地说：“怪不得你父亲要杀了你另立太子！”因为楚成王遇事总与妹妹商量，所以，商臣认为姑母的话证实了传言。商臣连忙向老师潘崇问计，潘崇问：“你愿意奉事公子职吗？”商臣说：“不愿。”又问：“你能逃出楚国吗？”回答说：“不能！”潘崇最后问道：“你能成大事吗？”商臣坚定地说：“能！”公元前262年，商臣率领宫廷卫队冲进成王的宫殿，要杀掉他的父亲。成王喜吃熊掌，这时红烧的熊掌尚未烧熟，成王请求等吃了熊掌再杀他，商臣说：“熊掌难熟。”商臣怕夜长梦多，外援到来，就催促成王上吊自杀。自己即位为楚穆王。
穆王在位十二年，死后由其子侣即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即位时很年轻，即位之始，他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浑浑噩噩，无日无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任凭大夫们自己办理。他根本不像个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觉得妨碍了他的兴趣，对这些劝告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旨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楚成王没给他足够的报偿，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实现，也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俩借派子孔、潘崇二人去征讨舒人之机，把二人的家财分掉，并派人刺杀二人。刺杀未成功，反激使潘崇和子孔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楚庄王逃跑。在到达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们，楚庄王才得以回郢都亲政。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不见有甚起色。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觐见楚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楚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馐，面前是轻歌曼舞。楚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当头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呢？”
伍参抑制住慌张，连忙赔笑说：“我哪里敢来进谏，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知道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当时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作“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楚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即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楚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楚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样子，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的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诤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他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寻找多年的社稷栋梁之臣！”楚庄王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苏从惊异地发现，楚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发现使苏从不禁激动万分。
原来，这是楚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他不明所以，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三年过去，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第二天，他召集百官，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应当说，楚庄王确实是一个有智谋的人。
这只“大鸟”真的“一鸣惊人”，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后来，楚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且从其所作所为及对霸业的认识水平来看，都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是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做的人还不算太多，但这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
7一场造就万世英主的“阴谋”
司马迁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何也？就是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司马迁身处西汉，离西汉的开国皇帝尚不太远，我一直奇怪司马迁怎么敢这么写西汉的鼻祖，也佩服“统治阶级”有关检查制度的宽松。
中国古代还有一位大书生，比司马迁早了四五个世纪，他就是庄子。他大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是愤懑不平，倒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不合理的现实”。
到了近代，则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据说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或是邪恶的，且谋的方式不一样，“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沟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在政治家看来则无所谓阴阳正反，只要成功了就是好谋。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真所谓乾坤颠倒，阴阳不分。不信，看看唐朝初年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以伏兵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那是无可抵赖的“阴谋”了，但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如今的人，千百年来，有谁抱住“玄武门之变”的“阴谋”不放去喋喋不休地责备李世民呢？还不都是一味地赞颂他。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有时也要考虑考虑，有时大众也会变成“势利眼”的。
据说是因为“玄武门之变”造就了万世英主李世民，但李世民成为英主，那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的事，在这场宫廷政变以前，谁也不知他将来会成为英主还是昏君，所以，这条理由也站不住，“玄武门之变”还是“阴谋”。
且不管谁成谁败，也不管阴谋阳谋，还是来看看这场宫廷政变是如何之谋。
隋末农民大起义轰轰烈烈之际，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全家起兵，利用和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开创了唐朝三百年的天下。
李渊的宗族与隋朝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家跟北周的宇文氏、隋朝的杨氏均出自北魏的军人，李渊的祖父李虎还帮助宇文泰在关中建立过政权，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名称的由来即系沿用了唐国的旧称号。李渊承袭了祖爵，曾奉隋炀帝之命镇压过起义军，但因看到人心背隋，隋不可救，才转而起义，后来终于打败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有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亡，未及争位），四子李元吉。在这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建成因居长被封为太子，为人也精明能干，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齐王李元吉也算勇武超人。不过，战功最多也最有谋略的，当数次子李世民。
早在李渊还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看出隋朝的灭亡已不可挽回，他对父亲李渊说：“您受隋朝的命令讨伐贼寇，难道贼寇真的能被彻底消灭吗？”在促成父亲起兵时，李世民又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于您，化家为国也在于您”，可见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公元618年至620年，李世民打败了薜仁果和刘武周两个强敌，关中和太原基本稳定下来。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又开始攻打王世充，此时他才不过二十二岁，但富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知人善任，采纳正确的意见，采取正确的策略，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后来又镇压了刘黑闼等人的起义，终于统一了全国。
太子李建成常随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应当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比起较为平庸的父亲李渊来，李建成在处理政务上已显示出了才干，但与弟弟李世民相比，却又有很大的不足。李世民南征北战，为争得唐朝的天下，统一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麾下云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如此，李世民野心很大，他不甘心做一个区区秦王，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皇帝。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太子李建成，况且李建成也算功绩卓著，又聚集了很强的武力。这样，一场兄弟之间的争位火并就势不可免了。
首先是双方各自积聚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官居唐朝特设的“神策上将”，府中可谓人才济济，其中的十八学士，有的就名垂千古。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成为一代名相；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为后人所敬仰；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二人也都是当时的才俊人杰。至于武将，秦王府的精兵猛将是极其著名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且王府中养有许多兵士。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文臣如魏征，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很著名，又招集了天下勇士两千人作为王府卫士，其势力总的看来要比秦王府强。齐王李元吉在三兄弟中势力较为单簿，不足以与两人争衡，但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与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大大地增强了李建成的势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唐高祖李渊支持太子李建成，这在社会舆论上对李世民很不利，但李世民在争取人心方面又一直比李渊和李建成做得好。
如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吉利可汗从原州（宁夏固原）南侵，直逼关中，当时，吉利可汗的兵势很盛，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怕无法阻挡，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并且派人出外查看地形，准备付诸实施。李世民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阻击外族入侵，反对迁都，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保住了都城长安，也为唐朝国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的赏罚奖惩方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李世民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因为淮安王李神通卓有战功，李世民赏罚分明，便以陕东道台的身份奖赏李神通几十顷良田。但李渊却不顾影响，竟答应自己的宠妃张婕妤，让她拿去一道命令，交给她的父亲，逼着李神通退田给他。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影响却不小，大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信。
从当时表面的形势看，太子李建成集团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是长子，名正而言顺，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舆论也多在他这一边；
第二，李建成有李渊的支持，在权力和名义上有可靠的保障；
第三，李建成有文臣武将，有较秦王府为强的私人武装。
李世民也有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李世民本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富有战斗经验，才略出众，更主要的是他手下人既精明强干又齐心合力，因而，李世民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两兄弟势成水火，李建成认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布置了第一次谋害李世民的阴谋。
一天下午，窗外雨声淅沥，李世民正临窗聚精会神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说太子派人送信来了。李世民拆开信一看，原是请他前去赴宴，要兄弟欢聚。当时，双方的斗争已半公开化，秦王府的人素知太子诡计多端，就劝李世民不要赴宴，以防不测。但李世民认为双方虽在争夺皇位，还不至于兄弟相残，就坦然前往。
等到了太子府中，见太子和李元吉已恭候多时，宴席也准备得极为丰盛，气氛也无异常，不像要发生什么事的样子，就放心地谈笑吃喝起来。席间，李建成和李元吉交口称赞秦王的功绩和才能，并频频举杯劝酒，弄得李世民酒足饭饱。但忽然间，李世民觉得两腿发软，头晕目眩，立刻警觉起来，他想挣扎着起来回府，没想到竟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此时，窗外雨势转大，电闪雷鸣，狂风又吹灭了席上的蜡烛，席间更显得阴森昏暗。齐王李元吉不知就里，十分害怕，惊慌地问李建成该怎么办。李建成倒很镇静，把眼一瞪，呵斥道：“秦王身发暴疾，赶快送回府中。”
不知是李建成的毒药不中用，还是李世民的抵抗力强，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净了腹内的酒饭，李世民竟然保全了性命。
李世民忽发暴疾，虽无确证是李建成下毒药，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李渊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斥了李建成，但毕竟支持李建成，也未对他作什么处置。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只是方式比上一次的巧妙一些，但把握也减少了一些。
李建成想方设法地说服高祖李渊去郊外打猎，并要几个儿子一起陪同，李渊同意。父皇有命，李世民只得听从。李建成特意派人挑选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希望李世民骑上此马，遇惊摔死。在围猎场上，李世民纵马操弓，追赶麋鹿，没想到烈马狂性大发，控制不住，那马仰颈狂跳，乱甩乱摇，终于把李世民摔下马背。李世民摔出了一丈多远，但幸好只受了皮肉之伤，并未摔死或受伤致残。
李建成还采用了其他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分散和瓦解李世民的将领和兵力。凡有调兵遣将派防出征的机会，李建成都要派给秦王府上的将领，还屡设计谋，让秦王府的将军调出外任。程咬金在打败宋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役中，勇猛善战，身先士卒，多次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被封为宿国公，是秦王府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很怕程咬金，就利用经常同皇帝接近的机会，多次造程咬金的谣，促使李渊下诏将程咬金调出秦王府，任康州刺史。但程咬金是一位刚贞倔强的将领，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安全，他软缠硬磨，花样百出，不断拖延时间，就是不肯离开秦王府。
对于无法调动的将领，李建成实行收买政策，尉迟恭是一员骁将，也是李世民一手提拔培养出来的将领，臂力过人，勇猛善战，李建成曾送给他一车金银珠宝，但尉迟恭拒收，并向李世民作了报告。李建成后来的一些收买瓦解活动也没有成功。
李世民也决非持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态度去任人宰割，也积极准备力量。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曾派将领带兵一千余人，拉着许多金银财宝到东都一带，私下结交豪俊之士，引为外援。他也采取收买的手段去拉拢李建成的人，把原来属于李建成的得力人士常何与敬弘争取了过来，使防守宫城门户的要职在暗中转到了李世民这边。兄弟火并已迫在眉捷，李世民再也不敢迟缓，他召集王府的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局势。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晚，秦王府戒备森严，卫士环列王府内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通行。殿内灯火通明，诸文臣武将排列两边，秦王李世民偕同长孙无忌走进殿内，身后不远跟着两个穿道袍的陌生人。卫士刚来阻拦他们，秦王挥挥手，卫士就放他们进去了。
原来，这两个穿道袍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的，为了不惹太子府上的人注意，他们才故意掩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会议上，房玄龄先发言说：“太子和齐王已两次谋害秦王，秦王也差点被他们害死。目前，他们正在加紧策划，准备再次加害大王。一旦事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社稷也会遭到灾难。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自取其乱’，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王应该以果断的措施来消弭祸乱。”
房玄龄的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杜如晦附议。李世民说：“这样劝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可我总觉得过于残酷，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最好是能避免流血！”尉迟恭脾气暴躁，他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太子还是不肯罢休，最近太子又在皇上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跟他出征。如果我真的离开大王，他就会马上杀我的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请大王快下决心。”
中国民间传统中，常以尉迟恭和秦琼为门神原型。
正在这时，卫士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胫求见。等秦王会见过王胫，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变得坚决了，他对大家说：“看来太子是决意要杀我了。刚才王胫来报告，说太子已和齐王计议好，最近齐王要奉命出征，他们要借替齐王饯行的机会在席间杀掉我。”长孙无忌说：“王胫素来办事既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又说：“现在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对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则，必致覆灭。”李世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总觉得太子不会如此狠毒，因此一时下不了命令去杀掉太子。
尉迟恭耐不住了，说：“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有几个人也随声附和：“如果大王不当机立断，我们情愿跟尉迟恭一起去当土匪。”情势如此，李世民被迫作出决定，他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办了！”接下来就是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次会议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
当夜，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士兵运动的声音划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骑着马，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在玄武门内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由于唐朝的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也就是保卫皇宫的主要所在，占据了北门，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凌烟阁功臣图像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特意下诏命大画家阎立本画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南园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时，太子和齐王并马而来，身后跟了许多卫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投向李世民，还是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进入皇宫去见唐高祖。常何等太子和齐王走远了，立即紧紧关闭玄武门，切断了可能出现的外援。
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下马登殿，太子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奔逃。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恭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杀净。
这时，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得到消息，太子的将领冯翊和冯立率两千余骑赶到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门，太子的卫士仗着人多势众，就奋力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掉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得保性命，愿意归附者一律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开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有力的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灰灭烟飞。
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决意实行“仁政”。在对待太子和齐王部属方面，他表现得十分宽厚，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愿意归附，都能得到任用，并能人尽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后，倍受重用，竟成为一代名臣。还有那个不愿归降的薛万彻，后来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这样，李世民团结了大多数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渊发布诰命，立李世民为太子，并诏命朝野，“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组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号贞观，李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按照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时趋于鼎盛时期，因此，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及整个盛唐局面的出现，决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也不能否认李世民作为万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绩。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与李世民个人分不开。
那么，李世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功劳呢？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所谓的善于“纳谏”。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似乎道义和道德是君主权力的唯一牵制，如果昏君不服道义，不讲道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道理可讲了。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说来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国土，如此众多的人民，其命运竟悬于一人之手，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你拿它无可奈何。不过，老天总算不让中国人彻底绝望，总会让他们明君贤相的理想实现那么一两回，真所谓“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国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国也会像隋朝一样覆亡，于是，他认真地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隋炀帝本是英武过人、聪明超群，怎奈他荒淫无度、大违君道，“臣下钳口”，皇上“不闻其过”。隋炀帝自己“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越是聪明，就越是灭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叫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李世民“纳谏”时心里有时也很不舒服，只是善于克制自己罢了。在众多的进谏和纳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挑出一些来看一看，《资治通鉴》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兹摘译数则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最后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您责备我，所以没有去！”
皇上曾经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驾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一次皇上罢朝回来，怒气冲冲地说：“该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总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一听，忙穿好礼服立在殿前。李世民惊问什么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呢？”李世民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
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劳累了人民；征收地租，加重了租税；民俗喜好梳高大的发髻，大概也是受皇宫里的影响。”皇上看了奏章后大怒，跟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他才称心吗？”要按诽谤国家罪给皇甫德参治罪。
魏征劝谏说：“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古人说，狂妄的人说的话，圣明的人有所采择，希望陛下您考虑决定。”李世民说：“我如果处罚了这个人，哪个人还敢再说话呢？”就赏了他二十匹绢布。
有一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您近一时期不喜欢坦率的话了，虽然勉强包含宽容，可不似以前那样豁达大度了。”于是，皇上对皇甫德参再加赏赐，并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减了他三百户的租税收入，李世民说：“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我儿子的行为，应当处死他。”柳范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猎，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后宫。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着人面指责我呢？”柳范回答说：“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李世民听了，很高兴。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宫里最近有什么修建工程？”窦德素把这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理政府的事务，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的职务无关。”房玄龄低头认错。魏征却走上来说：“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要认什么错！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对的，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来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人员询问，理当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认为他们有罪而责备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认罪！”皇上听了，十分惭愧。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重，也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下令释放宫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改造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他可能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问他说：“你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不停这项工程，将来的命运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工程，并说：“这是我考虑不周。”
唐太宗就是这样善于纳谏，关于他纳谏的事例，史书上记载很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对待进谏之臣的态度，更是令人钦佩。魏征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强谏的诤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对他却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时，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探望，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唐太宗提倡宫廷“民主生活”的态度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据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贞观政要》上记得更具体，说是商旅之人宿于野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没有人；牛马遍布山野。当然，这也许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贞观年间确实比以往为好，这总是事实。
李世民就是促成这种盛世出现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独具特点，如刘邦善于用人，能够容忍；刘秀善玩“柔道”，能宽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从谏如流，仅此一点，就足以避免许多错误，就足以实施许多利国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会安定和繁荣。一场“玄武门之变”的“阴谋”，造就出这么一个万世英主来！
“阴谋”与“阳谋”，正像太极图里的阴鱼和阳鱼一样，并无绝对的界限，而是互相包融，可以互相转化的。看来，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造福于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阳谋”，也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阴谋；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定计设谋，即便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也能变成光明正大的阳谋，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8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女皇。
她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中国唯一的无字大碑。
她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皇帝合葬的女人。
她所占的“唯一”实在太多，在无数杰出的古代女性当中，在数不清的争权称制的帝妃皇后当中，能占得到一个“唯一”的，就已很了不起，而武则天却在许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做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的话，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连男子项目的一些奖牌，她也当仁不让地摘走了!
正像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一样，让我们怎么评价这位绝无仅有的女皇呢?真像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吗?还是先不忙评价，看看她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历程，或许能感悟到些什么。
武则天，名曌，山西文水人，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其父出身于木材商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都督等大官；其母杨氏，出身名门大族；其外祖父杨达是隋朝的宗室宰相，到了唐代，杨家在京城里也还是显赫的宗族。
尽管如此，武则天的家庭在当时也还是不入上流社会的“寒族”。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识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名门望族，是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只有出身于这些家族的人，才能获得朝廷的承认，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按武则天父亲的经历和官位，当然可以跻身于士族之列，但论其血统出身，却是寒微之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朝廷修《氏族志》，不列武姓，“不叙武氏本望”，社会上也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武家被排斥在贵族之外，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是十分渺茫的。
武则天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又有着寒门微族的“历史出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逐渐养成了她那种仇视名门士族、不择一切手段攫取权力的性格特征。的确，在她的身上，是看不到多少“贵族气质”的。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元月，长孙皇后去世，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端庄漂亮，操行方正，就把她召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名曰“武媚”。召她入宫之时，武则天年仅十四岁，一般说来，这种年龄的女子都不愿离开家族，况且一入深宫，如同生离死别。而小小年纪的武则天却把这看成是一个进身的机会，并且可以摆脱兄长们的管束和压抑，因此，她很高兴进入宫廷。当时，她的母亲“恸泣与诀”，武则天反倒觉得大可不必，笑着劝慰母亲说：“我去见天子，怎么能知道不是福缘呢?为什么要哭哭涕涕，作儿女之悲?”
武则天为人聪慧，又爱读史学习，爱考虑政事人情，遇事愿意多听多看多想，性格刚毅果断，几近残忍。据《鹤林玉露》记载：吐蕃国进贡给太宗一匹极其名贵的马，叫作“狮子骢”，十分猛烈强悍，难以驯服。太宗亲自去控驭，也无法制伏。当时，武则天侍立一边，大声说：“只有我能制伏它!”太宗忙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回答说：“我有三样东西可以制伏它。开始用铁鞭狠劲地抽它，如果不服，就用铁棍狠狠地打它，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入它的咽喉。”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气魄，太宗不禁大为惊异。
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这十二年里，武则天只能在深宫空耗年华。她当时是正四品的才人身份，是最低级的内官，只能料理皇上的生活，无法取得太宗的宠幸。不久，太宗病重，武则天见太子李治经常出入宫廷探视，就灵机一动，希望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比自己小四岁的太子。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接近太子，并取得他的好感。太子李治生性懦弱，遇事没有主张，乍遇武则天这么一个美丽端庄、通达事理而又善于理事的年轻女子，不禁倾心。
不久太宗病重，他担心西汉吕雉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便决定把武则天赐死。一天，太子李治和武则天一起在床前服侍太宗，太宗对武则天说：“我自从得了痢疾以来，医药无效，反而越来越重。你多年服侍我，我不忍心把你扔下，我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武则天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她很快地镇静下来，对太宗说：“我蒙皇上的恩宠，本该以死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但您的身体未必不能痊愈，所以我也不敢马上就去死。我情愿削去头发，披上黑衣，吃斋拜佛，为圣上祈祷，聊以报答圣上的恩德。”武则天的回答非常机智，在当时看来，唯有出家才是一条自我保全之道。太宗想了一想说：“好吧，你既有这想法，马上就出宫去吧，也免得我替你操心了!”
武则天如同得了大赦令一般，急忙收拾行装，准备出家为尼。太子李治虽然不舍，但也无法挽留，后来听得太宗喃喃自语说：“我本想把她赐死，又觉得实在不忍心，她既削发为尼，也就罢了，世上总没有尼姑当权的。”
不久太宗驾崩，武则天就和一些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宫女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子李治即位后，对武则天十分思念，只是无由把她请回宫中。
到了唐太宗去世周年的时候，唐高宗(即太子李治)借父亲忌日去感业寺进香为名见到了武则天。史书上记载说：“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唐高宗虽然思念武则天，可因为她曾待奉过唐太宗，还是不敢公然把她弄回宫中。两人相见一事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当时，高宗正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吃醋，就鼓动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中，目的是为了分萧淑妃的宠。有皇后的主动支持，高宗这才把武则天接回宫中。
武则天在进宫之初，非常清楚自己的境地，就采取了卑躬屈膝的态度待奉皇后。皇后十分喜欢她，曾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她的好话。但不久，高宗就专宠武则天，把她封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同时失宠，于是，两人就又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武则天胸有城府，并不惧怕。
但是，王皇后是有强大的门阀士族势力支持的，当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传出以后，王皇后因自己没有生子，就十分恐惧，恐怕武则天一旦生子，自己的皇后之位以及未来就会受到威胁，于是，就联络她的舅父中书令柳爽等人，立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并把当时的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拉进了辅佐太子的班子，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宫廷内外联合起来抢立太子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武则天，从此她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即使没有当过太宗的妃子，也不可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出身寒微。她从此看清了，内廷中王皇后容不得她，外廷中士族大臣更容不得她，她处于内外夹击的地位上，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正常的手段是不行的。
武则天的性格是遇强则怒，迎难而上。她大肆结揽人心，凡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喜欢的人，她都倾力结交，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们，因此，皇后和萧淑妃的动静她全都知道，每每把这些事情告诉给高宗。然而，只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武则天在寻找时机。
公元654年春，武则天生下一个女儿，极其灵秀可爱。王皇后听说，也前去探视抚抱。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闻报高宗要来，她浑身一震，觉得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到了。于是，她把手伸进被窝，狠狠地掐住女儿的脖子，直到掐死，然后再把被子盖上，若无其事地出去迎接高宗。
等高宗进来，武则天承笑如前，毫无慌乱之举，待高宗打开被子想看女儿时，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武则天故作吃惊，大声悲号。高宗忙问左右侍女，都说王皇后刚刚来过，高宗愤怒地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历数王皇后的罪过，王皇后有口难辩。自此，高宗就下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踩着自己女儿的尸体往上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真还无计可施，但就是这样，也非一帆风顺。
武则天早在掐死女儿之前，就已设法让王皇后的坚决支持者柳爽被迫辞职，现在剩下的关键人物是太尉长孙无忌。武则天请母亲去向他说情，并和高宗一起亲自去看望他，对他封官许愿、软缠硬磨，然而一概无效。武则天终于明白，她是无法取得关陇贵族集团支持的，于是，她到一群不得志的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吏那里去寻找支持者，如中书舍人李义府、王德俭，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以及许敬宗等人，武则天在朝廷中得到了这批人的支持，她就软的不行来硬的。
李义府首发其难，率先上表请求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唐高宗正式提出废立皇后事宜。长孙无忌一派当然是“拼死固争”，褚遂良等人也来谏劝，并说皇后出自名家，不可轻易废弃，即便要立新皇后，也应选择名门淑女，不该立武则天这种待奉过先帝的人，并举出妲己、褒姒等妖女亡国的前朝事例，谏阻唐高宗。在当时的宰相中，唯有李没有参预抢立太子李忠之事，因此他在这时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陛下自己家里的私事，何必要问外人呢？”于是，当年九月，贬褚遂良出朝；十月，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李主持册后典礼。第二年，太子李忠被贬为梁王，立武则天之子李弘为太子。
武则天当皇后的目的达到了，她的第二步计划是攫取权力。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当务之急是把原皇后一党彻底整垮。遂把王皇后、萧淑妃禁死于冷宫，把褚遂良贬死在爱州，逼令长孙无忌自杀，又杀柳爽于象州，韩瑗被逼死在振州，这些人的主要亲属也都被杀或遭贬谪。至公元659年，长孙无忌的权力集团被彻底摧垮，“自是政归中宫矣”。
据史书记载，高宗不仅懦弱寡断，而且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目眩，不能理事，政事均交武后处理。“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定之。后性敏捷，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说她的权力与高宗相等，还是轻了，其实实权还是操在武则天的手里，尤其显庆年间以后，更是如此，以至与高宗并称“二圣”，与皇帝无异。
武则天专权日久，必然会从多方面产生问题。一是她自己一反过去卑躬屈膝的常态，作威作福起来；二是高宗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常常觉得很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授意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书，要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上官仪也正想如此，就欣然从命。
武则天安插在上官仪身边的暗探见事不好，急忙跑去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跑到高宗那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然说服了高宗，使高宗觉得武则天之作为情有可原。高宗心一软，就说自己本无此意，是宰相上官仪先提出来的。于是，武则天就使人诬告上官仪与过去的太子李忠一起谋反，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被处死，上官仪的妻子及女儿上官婉儿被没入宫廷为奴。李忠被赐死于黔州。
从此以后，高宗更加依靠武则天，每当上朝，武则天总是垂帘听政，黜陟、生杀之权皆归中宫，天子唐高宗只做了武则天的应声虫而已。
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至此，长达十几年的皇后—太子权位之争以武则天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这场胜利，决不仅仅是武则天一人的胜利，也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性转折，因为代表寒门庶族地主的政治力量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斗争中，王皇后—长孙无忌一边是一百几十年来形成并延续的门阀士族地主力量的代表，是部曲佃客制经济的代表；而武则天—代表寒门庶族地主的政治力量，是契约佃农制经济的代表。武则天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庶族地主的胜利，这次胜利标志着魏晋以来四百多年由门阀士族掌握国家政权的历史结束了，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掌握了实权。这对解放思想、活跃生产力、促进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则天充分显示了她的政治家的气魄，在称“天后”后的四个月，她即以皇后的身份向高宗提出了十二条政治建议，史称“建言十二事”。这十二项内容，是武则天经过对唐代社会长期的观察和仔细的研究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其中包括：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终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为了从观念上彻底打击旧的门阀士族，也多少有泄愤的目的，武则天另修《姓氏录》，以取代太宗时期修的《氏族志》。《氏族志》不载武氏宗族，武则天受尽了气，这次，她另修《姓氏录》，把皇后的家族列为第一，按当时官品的高下分为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可入录，升入士流。这样，大批出身于寒门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蜂拥而来，确实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生气，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确有好处。而那些关陇门阀士族的余孽们，完全丧失了凭祖先留下的族望而升官的政治优势。他们当然极为不满，讽刺《姓氏录》是赏军功的“勋格”，根本不是贵族志。但武则天不管这一套，她用行政的方式强行收回《氏族志》，推行《姓氏录》，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高宗疾病缠身，随着年龄的增长，病势越来越重，他曾经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太子李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又加上“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颇有政治才能，因此，高宗对他甚为看重。但武则天却不喜欢他，有一次，李弘发现宫中幽闭着萧淑妃生的两位年逾三十的姐姐，就奏请让她们出嫁，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还有几次也违忤了武则天的心意，使之失宠于母亲。其实，这是次要的，关键是李弘势必与武则天争权。于是武则天用毒酒药死了亲生儿子李弘，李弘死时七窍流血，很像他的肺疾发作。
李弘死后，立武则天的次子李贤为太子。经李弘之死的打击，高宗病势更加沉重，头晕目眩不能视事，就想让位于太子，但武则天坚决反对，高宗只得打算让位于皇后。过了几年，高宗还是想让李贤监国，而李贤并不愿听武则天的话，于是，武则天就以李贤“颇好声色”为由，把他废为庶人，押至京师幽禁起来。继而立三子李显为太子。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高宗临终遗诏说：“军国大事有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卷并序
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称制。一次，中宗想让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宰相裴炎觉得不妥，跟中宗争执起来，中宗年轻气盛，发怒说：“我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什么?”裴炎感到很害怕，就跑去告诉了武则天，为了防患于未然，武则天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改由其四子北豫王李旦为睿宗，但睿宗住在另一个地方，不得参预政事。同时，武则天又派人逼死了废太子即次子李贤。清除了一切阻碍势力，武则天做好了登基称帝的准备工作，李唐宗室知道武则天称帝必然要除尽李氏宗族，所以十分害怕，人人自危，不断有人起义。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第七个月，扬州发生了徐敬业叛乱，朝中宰相裴炎也与之相勾结，可谓内忧外困。但武则天临危不乱，她先不失时机地斩除了裴炎、程务挺等人，以除肘腋之患，又急调三十万大军，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平定了徐敬业之乱。武则天在平定叛乱后对内臣叛变十分恼火，她严厉训诫群臣说：“我待奉先帝二十多年，为天下操劳忧虑可谓至忠至勤!各位公卿的富贵，都是我给你们的；天下安定，百姓康乐，也是我促成的。等到先帝去世，把天下托付于我，我不爱惜自己而爱惜百姓。现在叛乱的人，都是出酷吏行刑图
自将相，你们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在你们这些元老重臣之中，倔强难制有超过裴炎的吗?纠结亡命之徒率众征战有超过徐敬业的吗?在握兵的宿将之中，攻占必胜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素有威望的，我还是把他们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能力上超过这三人，想反叛就试一试。如果自认为超不过，那就洗心革面，好好地待奉我，不要再乱说乱动，贻笑天下了!”
唐武宗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看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暗地里派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上“圣母临人，永圣帝业”的字样，并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谎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闻讯大喜，当即下诏把这块石头称之为“宝石图”，并准备于当年五月选择吉日，亲临洛水拜受宝石。武则天把献图有功的唐同泰提拔为游击将军，让他参预办理此事。到了选定的日期，武则天“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不久即正式加尊号曰“圣母神皇”，从这个时候起，武则天开始称“陛下”。
李唐宗室众人十分清楚，武则天已是实际上的皇帝了，至于名义上的登基改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李唐宗室所面临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出于自我保全，他们纷纷起兵。
首先，李唐宗室以“迎还中宗”、“救拔睿宗”为旗号号召众人，但因范阳王李霭出首，密谋败露。仓促之间，韩王李元嘉首先起兵，继而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起兵，越王李员在豫州起兵，霍王李元轨在青州起兵，鲁王李灵夔在邢州起兵。但这时国家较为安定，人民不愿为一家一姓的名利再去生什么内乱，于是，李氏诸王的军队皆无斗志，武则天的兵马一到，不是开城投降，就是纷纷逃走，根本不堪一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李氏诸王的叛乱就被武则天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李氏诸王的这次失败也说明，关陇贵族门阀在社会上也逐渐丧失了人心。因为一百多年以来，这些门阀士族在大众中很有影响，很有号召力，李渊起兵后人心迅速归附，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唐朝社会安定发展了几十年以后，庶族地主的力量兴起，逐渐取代了门阀士族的影响，人们开始不愿为一家一姓效力，开始考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而李氏贵族集团历代以武力为胜，如今其子孙也失去了祖先的雄威，看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以后，武则天决心清除敌对势力。她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鼓励告密；二是严刑逼供；三是任用酷吏。武则天把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提拔上来，专门进行“肃反”。他们秘密观察李氏宗族中王公大臣的行迹，一有可乘之机，他们立即加以逮捕，酷刑逼供，诬其谋反。武则天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个铜制的告密箱，专门用来接受告密的文书。并明确规定，任何官员不得过问此事，凡是告密的人，不论职位高低，哪怕是农夫樵子，也一律按五品官员的标准供应食宿。更妙的一条是，如果告密有功，那就破格封官；如果告密失实，也绝不加以追究。如此以来，“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编写《告密罗织经》，教授门徒，以便罗织罪名害人，并创制出“方梁压髁”、“猕猴钻火”、“驴驹拔橛”、“凤凰亮翅”等酷刑和“求即死”、“死猪愁”、“定百脉”等刑具。这样，这三个酷吏每个人都杀了数千人，其中尤以来俊臣为最，所破获的“罪犯”就连及千余家。在这次运动中，大臣被杀者数百家，李唐宗室被杀者达数百人，刺史以下官吏被杀者更是不计其数。武则天的这种十分过火的恐怖政策，造成了无数人的屈死。
当然，按武则天的想法，杀尽了李唐宗室，又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确实是无人敢于造反了。
至此，武则天的第三步计划其实已完全实现，至于做皇帝的名号，只是一个手续问题。
公元690年七月，东魏国寺里的僧人写了几卷经书，书中说武则天乃是弥勒佛投胎转世，应该代替唐朝作阎浮提主(即东方之主)。不久，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的百姓九百多人来到长安的宫门外，上表请求把大唐的国号改为周，武则天假装推辞，没有应允，但升了傅游艺的官，把他提拔为给事中。不久，朝中百官及宗室、远近百姓，四方边远地区的酋长以及沙门、道士一共六万多人，组成了一支极其庞大的请愿队伍，重复傅游艺的请求。
武则天见“民意不可违”，只有顺从，于是，在公元690年九月九日，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身穿皇帝服饰，光彩奕奕，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就此正式诞生。
武则天称皇以后，也并不是万事顺利的。首先，她必须解决两个矛盾，一是她同李唐宗室争夺地位的矛盾；一是因滥杀而造成的她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延，她与李氏的矛盾逐渐淡化下来，重要的是要解决与大臣之间的矛盾。而那批酷吏，可就成了替罪羊。武则天禁锢了当年滥告滥杀的二十七名酷吏，处决了来俊臣等人，使矛盾渐渐缓和下来。应当说，武则天晚年时期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她的统治也应当是稳固的。
但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武则天虽与群臣在表面上维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但当年滥杀所造成的阴影始终无法彻底驱除，因此，她的晚年应当说是很孤独的。在这种心态下，她求助于自己的男宠，先是僧怀义(冯小宝)和御医沈南璆，后逐渐不太满意。在这时候，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把年轻貌美又精通音律的张宗昌推荐给了母亲，武则天一见之下，十分宠爱，不久，张宗昌又把哥哥张易之拉了进来，于是，两兄弟就代替了前面的两人，成为武则天的又一代男宠。由于武则天在私生活上很需要他们，又在政治上倚靠他们，所以，他们两人的权势越来越大，以致连武三思、武承嗣这样权贵，也都争相趋奉他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宗昌为“六郎”。
二张得势以后，经常胡作非为，贪赃枉法，随意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官吏，又私自杀害了议论二张兄弟权势过大的李显的长子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夫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引起了朝廷官员的愤怒。一些大臣多次收集张氏兄弟的犯罪证据，想将其绳之以法，但都被武则天赦免。官员们看到用法律制裁不了二张，就准备用武力将其杀掉。
政变的目的起初并非为了推翻武则天，仅是为了杀掉张氏兄弟。宰相张柬之等五位朝廷的重要人物，联络羽林军将领以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一大群势力，乘武则天卧病不起之机，攻占了玄武门，突入宫中，在武则天的迎仙宫搜出张易之、张宗昌，就地处死，完全控制了武则天。事情既已至此，就顺便把武则天请下皇位，迎立中宗。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下《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武则天宣布传位太子，第四天中宗宣布复位，武周政权即告结束。
公元705年十一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愤恨而没。死前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第二年，其子唐中宗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护灵柩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乾陵。
武则天称帝十五年，前后专政近五十年，在她掌握政权期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她首先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均田制，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奖励垦荒，做得很有成效。在她统治期间，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其次是发展科举制度，并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了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优秀人才，并开“武举”科，选拔有军事才能的人。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共取进士二百零五人，而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间，取进士一千多人。她还极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倡导编纂了许多文化典籍。她还重视加强边防，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周边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发展商业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武则天晚年生活靡费很大，让她的侄子武三思及男宠张氏兄弟把持朝政也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尤其是她纵容女儿太平公主争权夺利，做了许多坏事。另外，她任用酷吏，大杀宗室大臣，李唐宗室近支被杀尽，除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李旦以外，唐高祖、太宗、高宗的子孙被全部诛除。十四年间的五十八个宰相，被杀被贬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武则天终于落下了一个“千古忍人”的恶名。无论如何，武则天还是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苍穹，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引发着后人无限的思考。她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
的确，她想把李唐王朝变为武周王朝的企图是失败了，后人谈起武周时期，只是把它当做唐朝的一个小插曲，或是唐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朝代，更何况武则天临死之前，还政于李氏，仿佛本来就是李家的政权，自己只是代为管理一段时期而已，连自己都不承认有独立的皇帝资格。
当然，武则天更没有把中国变为一个“女儿国”，没有把中国的男皇制改为女皇制，尽管她不服，尽管她采取了许多畸形的手段进行抗争，她还是失败了。她所争取到的最大的荣誉是能与高宗合葬，这或许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她有着同皇帝平等的女皇地位，但要想压倒男皇，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然而，已经够了，武则天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皇帝宝座上，给门阀士族势力以毁灭性的一击，使这块板结的土壤开始松动；也给黑沉沉的男人世界以沉重的一击，使中国的男人们终于被迫正眼看看女人；也重重地当众打了中国宗法观念一记耳光，让中国男人从此不敢忘记中国女人的威力。
9“杯酒释兵权”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权力就是一切。因此，怎样有效地控制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乃至志士和野心家所关注的问题。得权者想永久地控制权力，无权者想得到权力。于是，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无休止的斗争，中国的古代社会，就在得权—失权、无权—争权的痛苦轮回中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据说农民起义能够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于这一宏辞阔论，在此先不予讨论，农民起义能够促进权力的转换倒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当政治腐败、沉渣泛起、浮在社会上层的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的时候，农民起义了，把社会渣子给沉到底层，把一些精英分子泛到社会的上层。但过了不久，原来的那些精英开始蜕变发霉，变成渣子了，农民就又起义，再把他们沉下去。这样一来，农民起义是不是像历史的车轮，先不必说，倒确实像置于历史长河上的一架老水车，不断地转动，在转动中把倒干了水的水筒转下来，把饱装了水的水筒提上去。使有权者失权，无权者有权，农民起义真是一部权力转换的机器，是社会转动的润滑剂。
看来，不论大权与小权，想“传之子孙”，把住不放，是不大可能的，用今天话说，叫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然而，掌权者还是梦想永远掌握权力，他们总是不愿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权力，尤其是那些帝王们，谁愿意承认自己的王朝也像前代一样是历史过客呢?谁不认为自己的王朝是人类最后的王朝或是最后的归宿呢?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集中权力，巩固王朝。
其实，办法也不多，经过广大帝王们的反复实践，也只能总结出这么几条经验：
一曰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下，尤其是功臣，特别是开国功臣，最突出的是开国武将，一定要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手握大权，日久必生二心。其办法倒是简单，就是罗织构陷，说他谋反，或是心怀怨望(就是今天所说的不满情绪)，就足以将其杀死甚至灭族，而且灭族一定要灭干净，否则后患无穷。例如，春秋时期晋国的权臣屠岸贾灭了赵盾一族，但由于赵盾的家臣公孙杵臼和程婴舍死相救，总算藏下了一个赵氏孤儿，就是这个赵氏孤儿，长大以后向屠岸贾复了仇。所以，中国历代帝王多接受教训，决不心慈手软。
二曰结纳笼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个开国帝王都要杀戮功臣，独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不然，他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实属难能可贵。刘秀的“柔道”玩得炉火纯青，把人玩得一个个筋酥骨软，俯首贴耳，乃至整个民族，自东汉以后，都失去了不少阳刚勇武之气。历史上，刘秀对待开国功臣，不是杀戮，而是和他们做儿女亲家。好在皇帝儿女多，与开国功臣们差不多能供求平衡，使得满朝文武，都与皇上成了儿女亲家。在刘秀看来，这一决策实在英明，不是“妻子岂应关大计”，而是妻子可以安天下，谁再造反，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可能成功了。但历史的发展实在太爱跟人开玩笑，你刘秀来软的，我大臣也来软的。大臣们的确没有通过造反这种强硬的手段去夺取权力，但其“和平过渡”的方式，实在是太微妙了，当权力送来的时候，想不接受都不行。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历来皇帝多短命，所以多立年幼的皇帝，大者十数岁，小者才数月。儿童皇帝不懂事怎么办?靠太后，太后靠谁？靠娘家的父兄，父兄是谁？自然是开国功臣的后代，于是，这权力还是落到了开国功臣的手里。东汉一代的大半个时期，不是外戚专权，就是宦官专政，几乎没有正常过。最后，还是何氏外戚与宦官十常侍争权把东汉给灭亡了。这恐怕是刘秀所始料不及的。
三曰武大郎开店。最保险的做法是用白痴、傻子，不用贤能之士。让手下人全觉得你是文曲星投胎，武曲星转世，崇拜畏惧尚且不及，哪里还有人来夺你的权?只是这样一来，也有问题，对内权力可谓无忧，对外却就有忧了。尤其是外敌入侵或是内生变乱，何人可使?何人可用?即使亲自出马，一帮土偶木梗还是不能成事，最终还是要失去权力。这类例子太多了，几乎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如此，贤人远引，小人毕至。朝廷之上的一群小爬虫，如果不是出于无能而真诚地待奉君主，那更是包藏祸心或为一己之利而陷君于不义乃至祸国殃民了。
赵匡胤似乎没有用上述的办法，而是创立了一种新方式：权力和平过渡。虽避免了以上方法的缺点，但这方法的副作用更大：武备松弛，边防不固，积弱不振。
赵匡胤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匡胤出生之时，有红光绕室闪烁，异香盈室，经宿不散，赵匡胤也体罩金光，三日不变。但无论后人怎样附会，他还是人，还是肉胎俗种。
赵匡胤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祖籍涿郡，其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虽然如此，赵匡胤也只能读上几年的书，无力继续深造。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遗憾，因为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就得力大无比，在不经意间就学了一身武艺。二十一岁时娶妻，但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就决心独闯天下。
关于赵匡胤的传说是很多的。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就有《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一篇，描述他如何急人之难，又如何仗义疏色，以致弄得京娘最后羞惭自杀，让后人读了往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据说赵匡胤力气既大，又皮坚肉厚。一次，他骑马穿过城门，没想到马忽然颠狂，在狂奔中将他掀起，赵匡胤的头撞在城门的拱顶上，跌下马来。别人以为赵匡胤已经脑浆迸裂了，可他从地上爬起来，追上奔马，一跃而上。还有一次，赵匡胤看见一群麻雀在地上吃食，他猛扑过去，想捉住麻雀，没想到用力过猛，一下子撞到屋墙上，连屋子也给撞塌了。人说赵匡胤有金甲神护身，遇难不死，其实无非身强力壮兼会武功而已。
有位当代伟人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论起诗赋文章，赵匡胤当然逊之甚远，但若论权力的和平过渡，赵匡胤恐怕不逊于谁！
赵匡胤到处投亲告友，却屡屡失望，已至囊空如洗，与人赌钱，被流氓围住痛打，可见其窘迫之状。在穷极无奈之际，一个老和尚送了他一点盘缠，指点他去投靠郭威从军，对于这次从军，赵匡胤也未存什么特别的目标，在路过一座庙宇时，他见人们都在占卜算卦，他抱着玩玩的心理，也挤进人群，拿起竹签，准备算上一卦。
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卦象不吉。赵匡胤心中愤懑，心想凭浑身的劲力武艺，连一个小校都当不上?不由激发了他倔强的脾气，就连算几卦，而且越问越大，卦象皆不吉。赵匡胤发怒，干脆问能否当节度使，仍是不吉。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节度使之上就是天子，干脆问能否做天子吧，这一次，卦象大吉。据说从此时开始，赵匡胤就树立了当皇帝的雄心大志。
在漫游之中，他见到几个文人在对着旭日咏诗，见他们穷酸做作的样子，赵匡胤不禁失笑，继而豪兴大发，脱口胡诌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非诗非文非歌非谣的东西据说是龙吟虎啸，有帝王气象。不过，五代时期，正是群雄逐鹿之时。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经破败，真有支离破碎之状，不仅全国不得统一，就是南北方也是各自朝代更迭，如走马灯般地转换。唐以后的北方，经历了五个朝代：后梁(公元907～公元934年)、后唐(公元923～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公元944年)、后汉(公元947～公元948年)、后周(公元951～公元959年)，长则十几年，短则几年。到赵匡胤投奔郭威之时，也正是郭威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之日。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作为禁军中的一员，赵匡胤表现十分突出。郭威在将领们的拥立之下当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也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其实，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过这次事变使他知道了禁军的重要性，知道了禁军发动政变可以推立皇帝。
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处
在军阀战争中，赵匡胤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可以说身先士卒，既能冲锋陷阵，又机变百出，智谋迭现，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不久，郭威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一当皇帝，即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完全一样。不久，周世宗又病死，七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可想而知，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起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溥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即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就要发生了。
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制造舆论：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拼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情况就不一样了，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么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沉沉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据说是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这也真是报应不爽，郭威以禁军兵变夺取了后汉的政权，事隔八九年，郭威的部下赵匡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仿效郭威，以禁军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皇位。
雪夜访普图
赵匡胤是明智的。前代的“兴王易姓”，将士们趁机抢掠，弄得新王声名狼藉，赵匡胤很善于接受前代的教训，在率军回开封时，他勒马对将领们说：“你们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我，但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当的!”将士们一心领功受赏，好不容易找了个当拥立功臣的机会，怎肯错过，就都答应了赵匡胤的要求。赵匡胤命令说：一，不得抢掠百姓；二，对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三，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四，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赵匡胤派人同守卫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联系，二人也巴不得立功，赵匡胤一到，便立即开门迎接，个别将领想反抗，即被杀死。宰相范质等人无奈，只得帮助赵匡胤举石守信本是聚敛酷吏，能因交出兵权而得享天年，也算幸运。
行了禅让仪式。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时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始。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又对前朝重臣大加笼络。他把原后周皇帝改封郑王，对宰相范质等人给以优厚的赏赐，并让他们官留原职。这样，洛阳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外藩中也多所归附，至于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平服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龙廷。接下来的问题是统一全国。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两人一起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
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赵普问：“夜深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故来找你商量!”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朕想先收复太原。”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国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会不攻自破。”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朕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
但这时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解除他们兵权的计策。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赵匡胤专门设宴，把石守信等人招来一起饮酒。在酒会之上，赵匡胤特意劝大家开怀畅饮，在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装出一副深有感慨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长叹一声说：“朕若不是靠你们出力，哪里能当皇帝?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倒不如当个节度使痛快些。朕啊，晚上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惶惑不解，连问为什么，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吗?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赵匡胤话中有话，明摆着是怀疑将领们有谋权篡位之心，慌忙跪下，边叩头边问道：“陛下怎么这么说呢?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慢悠悠地说：“是啊，你们是没有异心，但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呢?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推脱不掉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汗流浃背，慌忙跪下，顿首哭道：“我们这些人愚昧得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请求陛下开恩，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见火候已到，就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多置些歌儿舞女，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就只好在第二天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见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那么，用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做禁军的将领呢?条件有三：一是资历浅；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再加上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使之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其后的结果是，赵匡胤稳定了内部，集中精力向南向西发展，迅速平定了南方与西方，建立了稳固的北宋王朝。
真的，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王朝不仅没有发生禁军兵变，就是一般的军事叛乱也不多见，赵匡胤的这一招的确有效，能够保数十代赵宋王朝，实在“英明”得很!只是有一条，那就是宋代由此对武将的权力限制很严格，使得武备松弛；对于文职官员，不仅在权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级武职官员高得多。
秦皇汉武以来，是以武治文，但到了这位宋太祖这里，却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备一直积弱不振，不断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金、辽、西夏蚕食北宋，而南宋最后灭亡在蒙古人手中。不过，中国的帝王历来有一个“光荣”传统，到了慈禧太后总算给总结了出来，叫做“宁与外贼，不与家奴”。至于外族入侵，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家奴造不了反，就算得上治国有方。即使到了地下，也可面对祖宗乃至前代诸朝的帝王了!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纵观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好像要改一改，应是“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很难得权，就把财当作人生的目标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亡”才最贴切。
因而，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恒久课题。但权术再高明，经验再丰富，也逃脱不了封建王朝的必然规律：那就是播下龙种，生出跳蚤。老子可能是英雄，儿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许是人杰，后继者却可能是人渣。更何况老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不一定是人杰呢?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人着想，尽量克制一己之私欲。因此，得民心者，其权自生；失民心者，有权不保！
10宋太宗登基之谜
中国历史上的“谜”实在太多，尤其是由帝王将相导演，发生在宫廷里的“谜”。这些“谜”，与其说是谜，倒不如说是阴谋。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阴谋政治。
不信吗?就请看看那些至圣先贤和明君贤相的话吧!孔圣人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疼爱”百姓的人了，但他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让统治者尽其所能地役使百姓，千万不要让百姓长脑子，否则，老百姓就不怎么听话了。看来，“脑体倒挂”也是中国的传统，让人长足了劲去干活，但不要让人思考怎么干活，为什么干活。
那位道家的鼻祖老子可算是“无为”了，但他自己却大有作为，起码他教会了帝王们如何统治百姓，他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掏空他们的思想，填饱他们的肚皮，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经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岂不是把人当做动物了吗?其实，“治人者”并不讳言，他们把管理百姓叫作“牧民”，即像放牧牛羊一样地放牧百姓；把官名定作“州牧”，意思是说那是一个州的放牧者。封建统治者倒还真有实话实说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万世英主了，他时刻告诫自己：“百姓，水也；君王，舟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被那些自作多情的酸腐文人们解释成唐太宗看到了人民群众无比巨大的力量，解释成唐太宗害怕劳动人民的无穷威力，这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唐太宗信奉这句话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地把“水”压住，让“水”永远翻不起大的波浪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在政治方式上的表现只能是“人治”，而在这一时代产生的文化，也往往是为了“治人”。人治与治人，相互促生，相互转化，在这中间就产生了许多治人的方法，中国立国久远，这些方法是世界上任何其晏婴是著名的贤相，贤人是否就无心机呢？
他民族都望尘莫及的，外族人只要学到一点点，就足以建业立国、称雄为霸了!中国的智谋的确发达，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阴谋，尤其是历代宫廷，更是阴谋滋生的场所，也是阴谋的发源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纷争、胜者为王的时代，也是一个阳谋与阴谋混杂不分的时期。这时候的观念是：不管阴谋还是阳谋，只要胜了就是好谋。
齐国的晏子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其貌不扬、身材短小的矮子，可谓才智非凡，他不仅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还因善于劝谏齐王而名垂千古。他屡次出使，都能够不辱使命，为国扬威，也算难得。但就是这么一位“正人君子”，也少不了要搞阴谋。一次，鲁昭公到齐国访问，齐景公想趁此机会发动外交攻势，让鲁国脱离和晋国的联盟而加盟齐国，所以，齐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鲁昭公。在宴会上，鲁昭公让叔孙舍做相礼，齐景公就让晏子做相礼。在齐景公的下边，站着三个铁塔般的勇士，他们是齐景公平时最宠爱的人。
这
汉画像石故事／二桃杀三士
二桃杀三士
讵假剑如霜
众女妒蛾眉
双花竞春芳
魏姝信郑袖
掩袂对怀王
一惑巧言子
朱颜成死伤
行将泣团扇
戚戚愁人肠
唐＼李白＼惧谗
三个人往那里一站，把晏子就比下去了。他心中不忿，觉得这三个人在这里挡道，景公就不会认识真正的人才，人才也不会来。于是，就想把他们除掉。
晏子眼珠一转，就有了主意。他对景公说：“主公种了几棵稀有的桃树，今年该结桃子了，我想去看看，摘几个桃来给二位君主尝尝鲜，不知可否?”景公同意了，晏子就自己请求去摘桃子。晏子只摘来了六个桃子，对景公说：“桃子未熟，只此几个”，并行酒令，把桃子献到鲁昭公和齐景公的面前说：“桃大如斗，天下稀有，君王吃了，千秋同寿。”鲁昭公和齐景公一人吃了一个。晏子和叔孙舍相互推赞，都说对方辅佐君主有功，也各吃了一个。这样，就只剩下了两个桃子。
晏子对齐景公说：“现在还剩下两个桃子，我想不如让下面的大臣各说自己的功劳，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子。”齐景公同意了，晏子就传下令去，让下面侍立的大臣各表功劳。
站在齐景公近处的三勇士性子最急，其中一个叫公孙捷的走出一步说：“在桐山打猎时，冲出了一只老虎，直向主公扑来，是我打死了老虎，救了主公的命，应该说功劳不小吧!”
晏子说：“你救了主公的命，确实功劳不小，应该吃一个桃子。”晏子就请景公赏了他一个桃子，一杯酒，公孙捷拜谢退下。
另一个名叫古冶子的大力士上前一步说：“打死老虎算什么，我跟主公渡黄河的时候，一条大鳄鱼咬住了主公的马，是我和那鳄鱼拼死搏斗，杀死了鳄鱼，才救了主公的马。”齐景公插言说：“要不是古冶子，别说我的马，就是我的命也保不住了。”晏子一听，忙让齐景公赏给古冶子一个桃子和一杯酒。古冶子喝了酒，吃了桃子，拜谢而退。
最后一个大力士叫田开疆，他一看两个桃子被前两个人吃光了，气得大声嚷嚷：“打死老虎、杀掉鳄鱼算什么，主公让我去打徐国，我杀死了徐国的大将，俘虏了五百敌人，连郯国和莒国都归附了我们，这样的功劳算不算大呢?与他们相比如何?凭我的功劳，能否吃到一个桃子呢?”晏子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开疆拓土，比杀虎斩鳄的功劳要大，只是桃子吃完了，就让主公赏你一杯酒吧!”齐景公也说：“要论功劳，数你最大，可惜说得晚了!”
田开疆十分生气地说：“我为国争光，帮主公打败敌国，反倒不如杀虎斩鳄的人，还站在这里丢什么脸哪!”说完，拔剑自刎。公孙捷说：“我凭这么点功劳，竟也抢桃子吃，想想真是脸红，我也不活了!”说完，也拔剑自刎。古冶子大叫道：“我们三个人是生死兄弟，你俩死了，我还能独活吗?”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两个桃子，杀了三个盖世英雄，非桃之力，乃阴谋之功也。
在中国历史上，因继位问题而成为千古悬案的，恐怕是宋太宗的登基之“谜”。在今天看来，这虽已成不解之谜，但根据当时的许多蛛丝马迹来推测，这恐怕是一场阴谋。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在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他自己也正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却于五十岁时突然去世，由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多有征引猜测。
赵匡义是赵匡胤的胞弟，与赵匡胤不同，赵匡义因为有哥哥的经济支持而读了好多年的书，所以，他比哥哥少了许多武功，但在文采学识方面，却明显赵普虽无大学问，却能“半部《论语》治天下”，岂不令我们这些读书人汗颜！然而，赵普治国为政的“办法”，又是我们学不到的。
优于他的哥哥。赵匡胤当后周禁军首领时，赵匡义就已进入核心，成为赵匡胤的得力助手。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事件中，赵匡义是其主谋之一。因为拥立有功，赵匡胤也就十分重视他这个胞弟，有意栽培提拔，先把他任命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后来又任命他为开封府尹。开封府尹是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在这一位置上，既可通上，又可达下，对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十分有利。赵匡义在这一位置上培植大批私人势力，这在他即位以后所任用的官吏中即可看出，而这些人也确实为巩固他的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其原因恐怕是自宋太宗赵匡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这些人既不愿说清事实，又不好胡编历史，最妙的办法就是绕过去。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和传说却很丰富。
宋代有个叫文莹的山林老僧写了一本书，叫作《湘山野录》，其中记载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胞弟赵匡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在身，他把宦官和宫人赶得远远地，自己和赵匡义对酌饮酒。宦官和宫人远远地看去，只见烛光之下，赵匡义时时避席而走，似有激动难忍之状，又像是推辞不受的样子，后来又见赵匡胤拿柱斧砍在雪地之上，大声对赵匡义说：“好做，好做。”最后，赵匡胤入内就寝，当夜留赵匡义在宫内住宿。刚入睡时，赵匡胤鼾声如雷，天还未明，便无声息。内侍急忙入内查看，只见赵匡胤已死去多时。
还有的传说赵匡胤十分宠爱攻破后蜀得来的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在赵匡胤死前的那天晚上，赵匡胤召赵匡义进宫问事，并留宫侍侯。赵匡义见哥哥睡熟，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赵匡胤被惊醒，就用玉斧去砍赵匡义。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赵匡胤已气息奄奄，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
关于赵匡义即位，也是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在灵前即位。有人说赵匡胤病危之时，派宦官王继隆召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来见，王继隆却跑到开封府，找来了赵匡义。皇后见王继隆回来，忙问：“德芳来了吗?”王继隆却说：“晋王(赵匡义)到了。”赵匡胤和皇后都大吃一惊，皇后哭着对赵匡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皇上)了。”赵匡义安慰皇后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还有一个“金匮之盟”的传说企图为赵匡义继承皇位作“合理”的注解，把子承父业向兄终弟及的转化说成是维持赵宋王朝的要求。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宠信，但他利用职权，做了许多违法的事，赵匡胤知道后，就撤了他宰相的职务，到太宗赵匡义即位后，他仍郁郁不得志。于是他说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故事来，赵匡义按他说的地方去找，果真找到了这个“金匮”，发匮得书，果如赵普所言。
据赵普说，早在太祖建隆二年之时，皇太后杜氏病危，曾召入赵匡胤和赵普，问赵匡胤说：“你知道这宋朝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赵匡胤说：“自然都是靠祖宗和太后的功德了。”皇太后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寡母执政的缘故。如果后周立的是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把后周的天下得到手吗?你百年之后，应该传位给光义(赵匡义)，光义再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你如果能如此传位，使北宋不至有年幼的君主，那是天下的大福了。”
赵匡胤表示一定遵从母亲的指教，百年之后一定传位给弟弟。太后就让赵普当场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并藏在一个金匣子里，交给一位可靠的宫人保管。
但宋人已不相信这个传说，是否赵普想靠假造“金匮之盟”献上一功，博得赵匡义的重用，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赵匡义在舆论上取得了自己即位的合理支持。由此，烛光斧影中，“金匮之盟”内，宋太宗赵匡义即位随成千古之谜。
其实，从常理度之，就知这是一个阴谋。首先，如果太祖赵匡胤想传位给弟弟，在当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公诸朝堂，没有任何阻碍。何必弄得这样鬼鬼祟祟，又是烛光，又是斧影，绝无必要。其次，那“金匮之盟”早就订好，何必要等赵匡义即位五六年后才弄出来，赵普一直好好地在开封待着，又不健忘，为什么不在赵匡义即位之时就公布出来，也好免去许多议论?由此看来，赵匡义夺了哥哥的位子，即便不是蓄谋将他害死，也是趁他生病之时伺机篡位，只是未像其他人那样笨拙，搞得血淋淋罢了!
其实，为了抢占权位，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战国时期春申君“移花接木”的故事可谓一绝。春申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替楚王选了好几个女子，全没有生育过，为此事，他还真有点着急。他这心事，被他的门客李园看了出来，李园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来。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赵国老家一趟，过了限期才回来。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李园说：“都是为了我的妹妹嫣嫣，她长得有几分姿色，连齐国人都来求亲，我只好在家招待了几天。”春申君一听，心想嫣嫣一定很漂亮，要不怎么连齐国人都知道赵国有美女呢?就表示出想收纳为妾的意思，没想到李园一口答应，把嫣嫣送给了春申君。嫣嫣果然漂亮，而且不出三月就怀了孕。
一天，嫣嫣对春申君说：“你当了二十多年的国相，楚王一旦去世，必定要传位给他的兄弟，你得罪了那么多人，恐怕不能自保!”春申君一听，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只是唉声叹气，却无办法。嫣嫣说：“我倒是有一计，不仅能免祸、还能得福，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春申君听得心痒，连连催促。嫣嫣说：“我今已怀孕，你如果把我献给大王，万一上天保佑，生个男孩，肯定能继位当国君，你的亲骨肉当了楚王，你还愁什么呢?这是移花接木之计。”
春申君听后，虽觉得未免有点那个，但为了权势，便把她献给了楚王。没想到嫣嫣不仅生了儿子，还是双胞胎，楚王就把大儿子册封为太子。
不久，楚王病重，春申君兴高采烈，只等自己的儿子当楚王了。一天，门客朱英对他说：“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气，有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听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明白点。
朱英说：“如果大王去世，小王即位，您就是伊尹、周公，这是意想不到的福气；但国舅李园表面上对您十分恭顺，背地里却养着武士，为了他妹妹和他自己，他是不会放过您的，这是意想不到的灾祸；我替您去对付李园，免得您落在他手里，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说：“李园哪儿敢哪!”朱英笑道：“想不到您也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哪!”春申君没有听朱英的话，朱英跑到了别国隐居起来。
过了十多天，楚王驾崩，李园叫人报告春申君，春申君一进宫，李园就命武士围上他说：“奉太后密令，黄歇谋反，理当处死。”就这样，春申君遭了灭族之祸。
宫廷里真是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阴谋，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唯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唯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
11武力开国与暴力固权
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盖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计，为子孙谋划。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战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的历史。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则，太子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问，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到“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问刑条例》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明太祖像
立皇帝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别人在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朱元璋手书军令
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年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发坤”读做“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处死。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
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万分小心，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头上。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统治，树立了威信。同时，他对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案，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案，这两次大案共杀死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扑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不成，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
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后来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媒，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同时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驾车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令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捉拿。
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过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未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好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发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处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并算，杀者共计近五万。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尽，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与功臣结为姻亲，也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行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棘杖”组成的吗?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12少年天子的卓越智谋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共同的生活经历。
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的一面，只看到了皇帝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在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了。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并非光靠祖宗的恩德，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奇技淫巧，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万历皇帝听了，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且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灰溜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
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登基不到两年，他就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其中包括精舍、猎房和康乐设施，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喇嘛、异域术士嬉游。
他不拘小节，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孰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他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豹房勇士铜牌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率五万骑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觉得可以过一过将军瘾了，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胜利班师，但他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过了一年，他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当然不干，他们伏地请求，泣血而谏，说即遭赐死也不干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正德帝不管这一套，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这次出巡并不那么顺利，于次年春天无功而返。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要求弄明白“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而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
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一百四十六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了，不走吗，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了。
当然，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重大不良影响。
中国康熙少年读书像
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成分，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逝，其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康熙帝巡视江南图局部
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因病而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把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吴三桂像
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论怎样，吴三桂的汉奸罪名恐怕是洗刷不掉了。
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
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面临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人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中年康熙像
公元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铲除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将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那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粗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而被动地接受。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而又能用书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康熙之所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活学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又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法之争。
在顺治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汤若望等一批人还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在这一时期，汤若望用西方较为先进的算法推算出了一部天文历法，顺治把他任命为“通玄法师”，并任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这套历法在当时是较为准确的，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投靠鳌拜，上书清廷，说汤若望在《时清人作/乾隆狩猎/一箭双鹿图
据统计，康熙一生猎虎六十一只，乾隆猎虎多少，则无记录。不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康乾”是不是盛世且不论，两人先后在位时间之长，倒的确是一件“盛事”。
宪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字样，是要清朝屈服西方，是“阴行邪教”，如果废了黄帝以来的中国天文历法，那就要把尧舜以来的礼仪制度都要废掉。杨光先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不会有人理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历害的理论。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朝廷的许多大臣也都主张废除洋法，用中国的旧历法。礼部、刑部还作出了决定，杀了一批主张用洋历法的大臣。亏得太后的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但从此朝廷形成了两个历法派。
康熙本人对历法了无研究，不能作出决断，但他知道不能用祖宗的规矩来压制西洋的先进东西。在铲除鳌拜以后，康熙想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一边派传教士南怀仁去推算比较两种历法，一边自己刻苦学习，了解历法的大概。经过研究和使用，杨光先的历法屡屡出错，因此，康熙废了旧历法，推行新历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同大臣们讲明道理，较好地解决了新旧历法之争，也显示出了康熙认真求实的态度，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威信，群臣都不敢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了。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平定“三藩”，尤其是吴三桂，勾结朝臣，收买心腹，对朝廷的钱粮大加挥霍挪用，在云南招兵买马，积极备战，那是早晚必反的。康熙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撤藩，不能姑息养奸。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来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康熙亲征准噶尔部的叛乱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这一年，康熙十九岁，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宜撤藩，但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当即允许。
当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云南的吴三桂，吴三桂又告知了福建的耿精忠，两人均感惊慌，因为他们害怕撤藩。在幕僚的劝说之下，吴三桂与耿精忠均于这年的十月上书，请求撤藩，说了一些“仰垦皇仁、撤回安藩”之类的话，其实际用意是试探朝廷的态度，这一点，清廷大臣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围绕着是否撤藩这一问题，清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搪，认为不可撤藩，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吴三桂等人造反。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几个大臣主张撤藩。几次讨论，都未取得共识。这时，康熙十分决断地指出：“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今撤也反，不撤也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只是一边撤藩，一边准备应战罢了。”于是，康熙派出使者，催促三藩快撤。接到允许撤藩的诏书以后，吴三桂等人知道弄巧成拙，只好阳为恭顺，敷衍清廷使者，暗地里加紧反叛的准备工作。清廷的使者见吴三桂一味迁延时日，不愿离开云南，就要回去报告。吴三桂见已无法可想，就杀掉了使者和云南的行政长官巡抚朱国治，于公元1673年十一月悍然发动叛乱。
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尚之信、耿精忠也随之造反。叛乱的形势正如康熙当初估计的一样，一开始气势很凶，很快就打入了湖南，四川、广西一带的文武官员也附和响应，半个中国都燃起了叛乱的战火。这吓坏了清廷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向吴三桂等叛军屈服，甚至割长江以南给叛军，还有的人要求杀了当初主张撤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留在北京作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这样，朝廷官员知道，朝廷再也没有了退路，只有同吴三桂等叛军决一死战，清廷因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而吴三桂等叛军也知道对清廷的要挟已失去了作用，只能死拼到底。但大部分将领也因此开始离心了。
康熙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而是首先确定正确策略，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这样，康熙就调兵遣将，重点向吴三桂进攻，对川、陕一带的胁从叛军，反复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康熙的这一招十分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被分化瓦解，阻困在了湖南。
公元1678年，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赶快过一过皇帝瘾，撕下了“复明”的假面目，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即位，退据云南，后昆阳城破，吴世璠服毒自杀。吴世璠被断头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至公元1681年，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在平乱之中，康熙的英雄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平叛，临乱不惊；二是方针正确，先攻吴三桂，分化收服其余；三是调兵遣将，指挥得当。平叛过后，这位少年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位较为成熟的政治家。
康熙于六十八岁去世，在他后来的四十年里，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统一中国，使台湾回归方面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里夺回了台湾，本想把它作为抗清的海外基地，但壮志未酬，于三十九岁(清圣祖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去世。其后，郑氏子孙和部将互相争斗，一直未能振作。公元1683年，康熙派施琅攻入台湾，并及时制定政策，让施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康熙的正确指导下，郑成功部将投降。康熙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并将郑成功归葬南京。
对于西北部的准噶尔部的叛乱侵扰，康熙数次亲往征讨。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平定了中国的大西北。
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康熙的决策堪称英明，他指挥大军赶走了沙俄侵略军，并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划清了中俄的国界，为中国争取了大片的领土。
另外，康熙本人在科学方面还有一定的贡献。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天文历法，后来还倡议学习数学，设立“算学馆”，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医学方面，他以权力推广中国古老的种痘免疫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尊重由西方传来的用金鸡纳霜治疟疾的方法；在地理学上，他还花费心血测绘中国地图；在农学方面，他也能亲自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不仅在成年以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少年时期所做的除鳌拜，解决新旧历法之争，平定“三藩”之乱三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了。
平心而论，除掉近代史上的几十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朝代，起码要比明朝好得多。清朝的前几位皇帝，的确还都是很有作为的，尤其是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皇帝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的原因先不说，也许与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总是担心自己的统治能力有关，在这种担忧之下，比起以前的朝代来，多少增加了一些兢兢业业的精神。或许是一个新崛起的民族更有活力?就像康熙因为有自由的童年生活反倒比那些受到严格教育的许多前代皇帝更容易作出成绩一样，这都很难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是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一是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浅或深地认同了汉族的文化。他们占领了中原，浸淫了这种文化，却又在这种文化中衰败下去，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里好像既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像一个令人无法突围的圈，我们就一代一代地在这无始无终的圈中环行下去!
13为巩固权力而下嫁大臣的皇太后
中国古代存在着“和亲”的传统。
提起“和亲”，话可就长了。中国有一句古老的祝福人结为夫妻的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这“秦晋之好”，就是“和亲”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似乎永无宁日，不论是歃血盟誓，还是别的什么办法，都不能保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在黔驴技穷之际，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您的国君的女儿姊妹嫁给我的国君，把我的国君的姊妹女儿嫁给您的国君，大家连络有亲，相互扯紧裙带，大概就不会打架了。尤其到了下一代，那就更妙了，您的国君把我的国君叫姥爷，我的国君把您的国君叫外公，那就更打不起来了。于是，春秋混战之际，秦国和晋国这两个紧挨着的国家就和起亲来，互嫁姊妹女儿，不让对方扩张的野心害自己，要永结“秦晋之好”。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晋两个国家是春秋时期打得最为激烈的冤家之一。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国君的妻子成天跟在国君的后头抹眼流泪地哭闹，或是要求放了她的弟弟，或是要求救救她的哥哥，这裙带真是拧得七弯八拐，哪里还有一点亲情的味道。如果要从“秦晋之好”这一成语的事实来想问题，那么，以此来祝福男女好合，简直无异于诅咒。
诸侯国之间和亲靠不住，皇帝和大臣“和亲”能否靠得住呢?那就更未必了。在一统天下的时候，皇帝有许多女儿，但皇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皇帝的女儿们只有嫁到大臣的家里，皇帝也把女儿当作笼络大臣的一种手段，但是皇帝照样不相信大臣，大臣也照样造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功臣被戮，也不会有权臣造反了。看来，裙带毕竟是裙带，以裙带的柔弱去缚那充满欲望的权力之手，是无论如何也缚不牢的。
当然，我们并宋人绘昭君出塞图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唐/杜甫/咏怀古迹
非一味地否定和亲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都为维护民族间的安定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和亲”这种方式的文化涵义，并不仅仅从政治角度去作简单的评价。
“和亲”之策，既可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增加感情的联络和纽结，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善。
因此，“和亲”之策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封建帝王尤其如此，甚至重视到了实在无法“和亲”时，皇太后委身下嫁，亲自去“和亲”的地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举了。
清太宗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清朝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病重。他自建立清朝以来，可谓发扬光大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改革政治，对外开疆拓土，使满清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他年仅五十二岁，便一病不起。他深深地知道，满清的基业还不稳固。
明朝依然十分强大，而在满清内部，皇太子努尔哈赤克沈阳图
虽然早已册立，但诸王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对安排后事，皇太极十分重视。
太子的母亲吉特氏(吉特氏全称博尔济吉特氏，属蒙古科尔沁部，父名寨桑，其姑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即孝端皇后。吉特氏在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亦即皇太极的皇后。死后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般称为庄妃或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宠妃，史称庄妃。庄妃长得十分美丽，而且精明强干，很有见识，皇太极在许多方面都得助于她，因而在安排后事上对她甚为倚重。皇太极在自己病重不起之时，叫来庄妃，握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今年五十二岁，即使死了，也不为夭亡，只恨未得统一中原，不能与爱妃共享天下，不免遗恨。我死之后，福临可以即位，但他年幼无知，不能亲理政事，只好由诸亲王摄政了。”于是，皇太极把几个亲王叫到病床之前。
皇太极把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找来，对他二人说：“我已病入膏肓，就要与二王诀别了，所担心的是皇太子福临刚刚六岁，不能理政，一旦即位，还望二王能顾念本族血亲，好好辅佐他。”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听了，连忙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如背圣谕，皇天不容。”皇太极又指着庄妃和福临说：“他们母子二人，全仗二王，二王不得食言。”就这样，皇太极“托孤”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二位亲王。
老年时的孝庄文皇后像
吕后、武则天、孝庄皇后、慈禧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女强人，然而，这些人上台当权，无一不是靠男人。看来，在一定意义上讲，传统社会中的女人并不完全是男人的奴隶，男人倒有点像是女人的垫脚石。
公元1643年九月二十日，皇太极病死于沈阳清宁宫。虽然皇太极临终前已有了安排，但围绕皇位继承还是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少数少壮派贝勒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豪格年龄较大，在青年贝勒中有一定的影响；代善之孙阿达礼(多尔衮之侄)和其叔硕托亲王想立多尔衮。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多尔衮一派力量较为强大，尤其是多尔衮本人，既军权在握，又骁勇善战，在军队中颇有威望，性格也刚毅果断，所以有一些人想拥立他。
但多尔衮考虑到自己若登皇位怕会引起内乱，尤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派的力量更是难以制服，所以，他还是决定立福临为帝。
其实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用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福临年仅六岁，即位后必然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就会一步步地剪除异己，控制局面，在适当的时机再登皇位，因此，一些亲王不愿意同多尔衮合作，阿济格就称病不出，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稳住人心。于是，他以谋逆罪将拥立自己的阿达礼下狱，以证明自己并不想篡位。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阿济格也出来视事，表面上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嫡母和生母吉特多尔衮像
氏俱被尊为皇太后。多尔衮摄政，被尊为皇父。
庄妃心里也十分明白，孤儿寡母秉政，若无人尽心辅佐，必然权位不保，所以对多尔衮就加意笼络。在顺治即位后不久，多尔衮亲自告发并主持审理了阿达礼、硕托叔侄的谋逆案件，杀了阿达礼，并罪及其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使得庄妃极为感激，从此对多尔衮更加信赖。
多尔衮也可谓“兢兢业业”，凡事无论大小都一概禀告庄妃，庄妃也让多尔衮随便出入宫廷，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告，也不必多避嫌疑。于是，多尔衮随意出入宫禁，有时甚至留宿宫中。
多尔衮其人据说长得一表人才，十分精干秀拔，但却是一位好色之徒，庄妃也正值盛年，时间一久，便有了苟且之事，宫廷内外便有了一些闲言碎语，连顾命大臣济尔哈朗也说三道四。多尔衮知道以后，告诉了庄妃，让她拟了一道圣旨，派济尔哈朗前去攻打山海关，把他远远地支派了出去。
顺治皇帝像
庄妃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关于她和多尔衮的苟且之事，到底是出于多尔衮的逼迫，还是庄妃自愿趋献，或是二者皆有，已无法用史实来证明。其实，这种事就是放在今天，也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多尔衮嗜色如命，庄妃既年轻美丽，又聪慧能干，多尔衮想渔猎其色，恐怕是可想而知的事。多尔衮的好色无耻，还可以用另一件事来证明。
一次，多尔衮在庄妃那里见到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妇人，与庄妃之美不相上下，十分眼馋。回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皇太极的长子、肃王豪格的福晋。从此，多尔衮又迷上了这位福晋。后来肃王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纳为自己的妃子，但不久又生厌弃，迷上了朝鲜的两位公主，把豪格的福晋冷落在一边，任她撒泼使性，只是避居不理。从这件事看来，多尔衮对庄妃主动发起进攻，应当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庄妃的态度如何呢?以庄妃之精明，她不会不考虑到苟且之事对她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声誉所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拒绝了多尔衮，恐怕带来的问题就更大了。庄妃十分清楚，多尔衮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其好色如命更是他性格上的极大缺陷，如果施以温柔之计，也许会很容易地笼住其心，利用他去控制住权力，顺治的皇位和自己的太后之位就会较为稳固，而且会一天天地稳固起来。也许庄妃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多尔衮有了“和亲”之举。
当然，以庄妃之盛年，以多尔衮之仪表和热情，也并非没有因此而苟且的可能，但总的看来，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或根本就不是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女皇武则天和其女太平公主以及其他许多的皇后公主曾经多养面首，但基本上没有与权臣发生什么情感纠葛，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的权力已很稳固，不需要再施“美人计”来稳住统治地位了。她们甚至要远远地躲开权臣，以免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什么秘密为权臣所窃、被他们拿到把柄来攻击自己。由此可见，庄妃与多尔衮的关系，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维护权力的需要。
多尔衮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了赫赫军功，尤其在招降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击败李自成的军队上更显突出。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后，没收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家产，也抢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知道后，十分愤怒，拒不投降李自成，大诗人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跑到多尔衮的军中，剪发宣誓，正式做了满清军队的马前卒。这时，李自成的军队也来到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列阵于山海之间，准备与吴三桂决战，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头阵，自己立马观看。吴三桂亲自上阵，与李自成的军队打了十多个回合，被裹在了军中。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忽起，多尔衮眼见吴三桂要失败，便催动数万铁骑从两侧冲来。李自成大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满清军队会参战，慌了手脚，走下指挥台，先行撤退。李自成的军队大败，在吴三桂的引领下，满清军队正式入关，定都北京。顺治是满族人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
入关以后，多尔衮的权力更大了。在攻打农民起义军和消灭明朝余留势力的反复征战中，多尔衮也显示了很强的指挥能力，他调兵遣将，攻下明朝的一个个城池，队伍逐渐向南推进。这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已死在狱中，多尔衮就成天与豪格的福晋朝欢暮聚，鬼混在一起。豪格的福晋虽是他的侄媳，多尔衮却思想解放得很，一点也不顾忌，一时间舆论大哗。
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几个有兵权的儿子相继病死或战死，孝端皇太后也去世了。平时，庄妃虽与孝端皇后同为皇太后，但毕竟名分上有差，一是侧室，一是正室，所以虽时有专权之举，还是多少有所顾忌。好在孝端皇太后并不过问朝政，庄妃也就放心了。孝端皇后一死，庄妃再无顾忌，便大胆地处理起政务来。就在这时，多尔衮那边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多尔衮的元配福晋听说多尔衮与侄媳鬼混，就经常与多尔衮吵闹，多尔衮一如既往，无丝毫改悔，其妻极为气愤，日久生疾，竟得了气鼓病，不久就死了。多尔衮办完丧事，竟明目张胆地娶了豪格的福晋，让她做起妾来。
庄妃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自己同多尔衮的关系可难得保住，于是当机立断，派小太监把多尔衮请来，与他密谈了半日。回去以后，多尔衮忙找范文程等极为老成持重而又大有学问的老臣来商量，他们耳语了半天，只见多尔衮面上有红羞之色，范文程则眉头皱了几皱。但最后还是范文程有主意，向多尔衮献上一计，多尔衮大喜，忙拜托他们几个人办理。
不久，范文程等人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章，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一道奏章了，其内容是要皇上嫁母，大概内容如下：皇父(多尔衮)刚刚死了老婆，而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这不合我皇以孝治天下的想法。根据我们这些愚陋臣下的见解，应该请皇父皇母，到一个宫室里居住，以尽皇上孝敬之道。
这道千古一绝的奏章一上，立即交由内阁讨论，大家都知道多尔衮势大，皇太后又同意，哪个还敢反对？于是大家都随声附和，连连说好。
清世祖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冬，顺治十岁，颁下了一道嫁母圣旨：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即位为皇帝，安抚占有了中原以及南北地区。皇宫之内，靠的是皇太后的教育；皇宫之外靠的是皇父摄政王的扶持，得以承继了先人的事业，没有中途堕落。如今，皇父和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我觉得极为歉疚。诸王以及大臣们一致强烈呼吁，认为父母不宜分居，应该住在一起，我也好定时前去拜望。我想来想去，觉得十分合意。兹定于×年×月×日，恭行皇父皇母大婚典礼，谨请他们合宫同居。希望礼部要尽职尽力，不要辜负了我孝道治天下的意图。
朝廷内外忙了好多天，大婚之时，朝臣全往拜贺，十分热闹，倒像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大壮举。
庄妃与多尔衮结婚之后，倒也恩爱，但多尔衮还忘不了那位侄媳，不免偷寒送暖，经庄妃盘问，多尔衮据实相告。奇怪的是，庄妃居然让多尔衮将豪格的福晋立为侧福晋，庄妃之贤德，令人感动。
后来多尔衮宠爱朝鲜的两位公主，经常出外打猎，让两位朝鲜公主陪伴，很长时间不回宫廷。侧福晋备受冷落，多有吵骂，多尔衮生就喜新厌旧的脾气，对她不再理会。至于对待庄妃，多尔衮一则敷衍，一则命令宫中的太监使女封锁消息，不让庄妃知道。
之后，多尔衮因纵欲过度，在喀喇城围猎时得了喀血症，不日身亡。
多尔衮死后，平时怨恨他的大臣趁机上书攻击多尔衮，起初庄妃还从中调护，后来大臣得知顺治帝隐恨多尔衮，便放胆揭发，把多尔衮宠爱两位朝鲜公主的事告知了庄妃。庄妃大怒，才知道多尔衮时常出猎，原是为此，于是发狠说：“如此看来，他死得迟了。”至此，许多大臣罗列了多尔衮的罪状：收受贿赂，逼死豪格，引诱侄媳，私制御服，私藏御用珠宝等。顺治下诏，诛除多尔衮的党羽，追夺多尔衮家属所得的封典。
顺治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庇护下坐稳了皇位，长大成人，也是在这样一位叔父的权势之下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在满族人看来叔娶其嫂并非大逆不道，但顺治还是感到深受其辱。顺治以后的行为和他在二十五岁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一说出家当了和尚)，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维持朝廷的稳定和顺治帝位的稳固，庄妃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她抓准了多尔衮的特点，自始至终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多尔衮还是因纵欲过度而死亡，说明庄妃对多尔衮的认识是极有眼光的。以此法来制此人，可谓深得其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已长，权力也不再集中在某个大臣手中，清朝的统治集团就稳固了。多尔衮始终没有篡权，这也是满清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来“和亲”，皆是以女嫁人，庄妃无女可嫁，即使有女可嫁也无济于事，那么，庄妃只好亲身委之了。以皇太后之尊而下嫁大臣，个中功过委曲，又怎样评说呢?皇太后下嫁多尔衮，虽清史不载，但史实如此，无可讳言。以满清风俗，本不足为怪，因此也不必讳言。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的办法实在太多、太奇妙、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国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高于一切？
14改革者的结局
在古代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先从中国最早的变法者商鞅说起。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到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在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
商鞅戟/商鞅变法用的统一的量具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王安石/商鞅
强大起来，就颁布了一道旨令来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裂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不敢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还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谁若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遂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只好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王安石的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其法反复，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这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椁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对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
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之前，王安石就被迫隐居。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但后人对王安石却颇有微辞，如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足见其对变法所怀的刻骨仇恨。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实在太能说明问题了，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最有意思的改革恐怕当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的失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
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光绪帝像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作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康有为像
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慈禧扮观音像
漫长的男权制封建社会差不多是由一个专权数十年的“女皇”结束的，其中意味，令人难以索解。
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作法，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
慈禧与光绪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明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增强了变法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带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第二编　分析治乱成败的学问
1红颜与祸水
中国男人最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们则拍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明朝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还有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使西汉国祚衰微，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受宠及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男人真是好度量！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更何况祸乱国家的责任根本就不在女人身上。如果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据说女人亡国始自商朝的苏妲己。商纣王自幼聪慧过人、体格壮健、力大无比、能言善辩，本是一位有为君主，但自从宠爱苏妲己之后，就荒废国政，致使商朝灭亡。正所谓天生尤物，必定祸乱国家，言之凿凿，真似无可辩驳。那纣王又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使人民不堪其苦。其次，其生活奢侈荒淫，
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飞
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唐/李白/寄远
远逾前代。据历史记载，他在沙丘的园囿里挖了许多大池子，把大量甜酒灌注其中，又把煮好的肉挂在周围的树枝上，称之为“酒池肉林”。同时，他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闹，陪他做通宵宴饮。第三，其行为之残暴，绝不是草菅人命四字所能形容，而简直是灭绝人性。纣王喜欢以活人喂虎，剖挖人心，残杀孕妇。一次，为了验证他猜的胎儿的性别是否准确，竟当场剖出婴儿检查。至于敲开人的骨头，剜下人的膝盖挖取骨髓，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四是滥杀大臣，他创造出炮烙刑具，把人绑在铜柱上，再用木炭给铜柱加热，使人慢慢地化为灰烬。纣王的罪恶，真乃罄竹难书，商朝如果不灭亡，那真叫没有天理了！这又关妲己何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还是褒姒，“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几乎成了一句概括力极强的成语，真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褒姒的“笑”确实跟西周的灭亡有关，但不是“笑”使西周灭亡，设法让褒姒“笑”的人才是西周灭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西周因宠爱褒姒的周幽王被杀、其子周平王东迁而灭亡，但要讲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故事，还得从周幽王的父亲周宣王说起。
周宣王四十年（公元前788年）的时候，有个谣言，说是周朝将来要灭亡在一个女妖精手里。实际上，谣言的产生，不一定都是无中生有，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大概当时政治腐败，人民不堪其苦，希望这个朝代早点灭亡，人们又想起了前代（商代）是灭亡在“女妖精”妲己手里，于是，人们就编出这样一个谣言来诅咒当时的社会。周宣王本应从这一谣言中看到人民的不满情绪，体察自己为政的过失，好好地为人民想一想。如果真能这样做，谣言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可是，周宣王反被谣言吓糊涂了，急忙派了一个叫杜伯的大臣去逮女妖精，于是，一些有嫌疑的女人就被逮捕办罪，还有些不幸的妇女被杀害了。这样，全国都处在恐慌之中，谣言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盛了；谣言本来是假的，这一来快要成真的了。
功业与女人无关，政权与女人无关，唯独亡国与女人有关，这真是责任与权力的不相当！
过了三年，就是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周宣王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妖精来夺他的王位，他自然感到十分害怕，就又想起捉妖精的事，又想让大臣杜伯去杀人。杜伯倒还比较正直，不愿意多杀人，就告诉周宣王没有妖精，如果再去到处搜捕，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国家恐怕真要灭亡了。周宣王十分生气，一怒之下就把杜伯杀了。杜柏的好朋友左儒因劝谏周宣王，也差点被杀掉。左儒回到家里，越想越憋闷，就自杀了。自从这两个大臣死后，周宣王精神怔忡，坐卧不安。一次，他跟诸侯们一起去打猎，因感身体不适，就提前坐车回来。在车上他打了个盹，梦见杜伯和左儒穿着红衣红帽，拿着大红弓箭向他射来，周宣王感到胸口剧痛，一下子惊醒了。从此，周宣王一病不起，不久就死掉了。
周宣王捉妖精不成，反倒送掉了一条老命。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周的统治已经腐败不堪，离真正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有趣的是，女妖精并没有在周宣王时灭掉西周，到了他的儿子周幽王时，却果真出了一位“女妖精”，这位名叫褒姒的“女妖精”一笑就把西周给弄得土崩瓦解。难道真是谣言应验了吗？
如果说周宣王已是昏庸、糊涂乃至残暴的话，周幽王在这几方面比起他的老子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吃喝玩乐上，周幽王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中也是排行在前的。除了酒肉，就是女人，至于政事，他是不管不问的。他派遣大臣广搜天下美女供他淫乐；在物质生活上，他虽未搞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也穷奢极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听不进正直的劝谏之言，对于谄谀奉承，反而甘之如饴。于是，朝野之上怨言四起，西周已亡在眉睫了。
幽王即位的第二年，王都镐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诗经·十月之交》记载，这次地震的情况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震之后，紧接着是大旱，“三川皆竭”。这一系列天灾，使本来就困苦不堪的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地震、天旱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和惩罚。人们应该好好地检查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以获得上天的原谅和庇护，否则，必致亡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每一次大的天灾或异象出现，如地震、台风、旱涝、日食、慧星等，都会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恐慌，因这些现象出现而招致朝廷内阁大臣引咎辞职的事，也是数不胜数。镐京地震后，周幽王的大夫赵叔带借此上书劝谏幽王，赵叔带说：“地震、山崩、地陷、旱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天王应当找正直而有才能的人来矫正国家的失误，以求上天的原谅。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怎么能派人到处去找美女呢？”骊山烽火台遗址，相传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地方。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唐/杨炯/从军行
周幽王恼羞成怒，把赵叔带革去官职，轰出门去。大臣褒珦十分气愤，对周幽王说：“天王不怕天灾，不问国事，反到亲小人，远贤臣，如此下去，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啦。”周幽王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关进了监狱。从此，无人敢劝周幽王了。
褒珦在狱里呆了三年，幽王似乎已把他忘了，看样子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褒珦家里的人十分着急，要想办法救他出来。他们知道幽王喜欢美人，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弄到了褒姒，献给了幽王。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幽王当时就免了褒珦的罪。
其实，如果去掉后人附会的神话传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褒姒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在周宣王时，就流传着“桑弧其服，实亡周国”的歌谣，意思是说用桑木做的弓，用箕木制的箭袋要把周朝灭掉，这跟周朝要灭在女妖精手里的谣言一样，都是反映了人民对连年战争的不满情绪，但昏聩的周幽王却真的认为这两件东西要把周朝灭掉，于是下令不准制造和买卖这两件东西。可恰巧有一对夫妇不知道这条禁令，到都城里来卖桑木弓和箕木箭，周幽王就下令逮捕他们。这对穷苦的夫妇连忙逃走，在城外的路边捡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女孩，把她喂养长大，这女孩就是后来的褒姒。至此，女妖精亡周和桑弓箕箭亡周的谣言就完全统一起来了。
褒姒是贫苦出身，虽然天生丽质，但并不会唱歌跳舞，褒珦的家人找到她以后，出高价买下，并把她当做褒珦家的人，改名褒姒，教以歌舞及侍候君王的方法，然后把她献给了幽王。幽王一见褒姒，如获至宝，褒姒的天生丽质及其淳朴健康的体魄使周幽王迷恋欲狂。但唯一使周幽王遗憾的是：褒姒从来不笑。如果这个历史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贫苦出身的褒姒心怀凄苦，不愿以身侍奉这位无道的昏君，虽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也终日郁郁寡欢。
周幽王虽得褒姒朝随夜伴，但越是夜夜侍寝、日日随游，周幽王就越觉得褒姒是个冷美人，就越想让她笑一笑。周幽王想尽各种办法，褒姒始终难得一笑，最后，幽王终于黔驴技穷，不得不张榜悬赏：谁能让褒姒笑一笑，就赏千两黄金。这就是“千金买笑”这一成语的由来。当然有许多人妄想发财，前来献计献策，可是这些办法并不能让褒姒笑，只能使褒姒生气。
倒是有一个极会奉迎天王的奸佞小人虢石父会出主意，他让幽王点燃烽火台，等诸侯们的兵马来到，看到并无敌兵，就会垂头丧气地乱哄乱窜，褒姒看到那种情景，肯定会笑的。
昏聩的周幽王竟然同意了虢石父的话，但这烽火台是万万不可轻易点的。烽火台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报警设施，因为当时的周王朝不仅在经济上，并且在军事上也要靠周围各个小诸侯国的拱卫，一旦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报警。当时西周的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的长安县内，西北两边都靠近戎狄等少数民族，很容易遭到袭击，所以，西周在骊山上设了烽火台。烽就是烟，火就是火光，一旦点燃，白天则浓烟冲天，晚上则火光映野，几十里外即可看见，下一个烽火台也立刻点燃，这样就能迅速传警，诸侯也就会即刻带兵勤王。
骊山有二十多座烽火台，周幽王带褒姒来骊山这天，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知道了这件事，怕出乱子，就赶来阻止。但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说自己是放放烟火解解闷，就这样，周幽王终于点燃了烽火。邻近的各诸侯急忙带兵赶到都城镐京，听说天王在骊山，又急忙赶到骊山，可一看不像打仗的样子，根本没有任何敌情。周幽王站在高台上对他们喊：“你们辛苦了，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被如此戏弄一番，十分气愤，他们的兵马也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骊山下团团乱转，各诸侯国不同的旗帜和军服交错混杂，显得十分滑稽。褒姒看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场面，据说真的咧开嘴冷笑了一声说：“亏你想得出这种主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褒姒给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取名伯服。周幽王因为极为宠爱褒姒，就把她立为王后，伯服立为太子，把原来的王后和太子宜臼废掉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立后废后或是废立太子历来是大事，周幽王同时废立王后太子在朝野之上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况且被废的王后是申侯的女儿，被废的太子宜臼就跑到他的外祖父家申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去哭诉，当申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废，宜臼将被杀害，自己也要被幽王治罪时，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愤怒。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发泄愤怒，申侯竟暗中串通邻国郐国和犬戎一同攻打镐京。犬戎一直想劫掠镐京，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既是申国相约，又估计不会有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前去救援，真是何乐而不为。
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周幽王赶紧让虢石父点燃了烽火台，烽火燃烧了几天几夜，各诸侯国始终没有一兵一卒到来，他们当然以为这是天王在给褒姒逗乐，不愿意劳师动众地白跑一趟。
镐京的兵马并不多，大将郑伯友率兵出去抵挡了一阵，终因势单力簿，被敌人围住射死了。周幽王、虢石父，还有太子伯服一同逃到骊山，也被犬戎拿住杀害了，那个关在深宫中一直未曾真正笑过一次的褒姒，也被犬戎捉去。被犬戎射死的大将郑伯友是郑国的国君，他的儿子听说父亲战死，就带领大军前来复仇。郑国的军队素来强大，再加上哀兵必胜，到了镐京连打胜仗。申侯原来也不过打算借犬戎的兵马逼迫幽王，让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复位，没想到弄成这个局面，也感到后悔，就暗中写信给其他诸侯国，请他们出兵援助。犬戎看到各路诸侯到来，就把周朝的所有货物宝器全都弄走，放火烧掉镐京，撤兵而去。
犬戎撤兵后，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等人把原来的太子宜臼立为王，称周平王。同时虢公翰等拥立携王，这就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平王得到了一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支持，十多年之后，晋国攻杀了携王，西周又告统一。但镐京地近犬戎，屡屡遭到袭击，防不胜防，再加上镐京的房舍毁坏很多，无法修复，于是周平王决定放弃西周的旧都，东迁洛邑(即今洛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诸侯的护卫下，终于迁都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但是，东周连自己的地盘都无法保住，更不要说号令诸侯了，实际上，周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自西周灭亡起就结束了。从东周开始，它就沦为一个中等诸侯国，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春秋时期。
纵观西周灭亡的教训，当然主要是因为西周末期几代统治者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昏聩混乱所致。几代统治者如此延续下来，社会问题越积累越多，以至人心离散，无法收拾，不过这也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所无法避免的结果。每一朝代的开国君主或是前几位君主，尚能从前代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尚能洁身勤政、励精图治，但当承平日久之后，他们的自然欲望就会无节制地膨胀，而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又不可能对君王进行约束，于是只好任由无道君主胡作非为。所以，历代王朝多因君主的荒淫无道致败，就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规律。至于直接导致周幽王败亡的导火索，则有两条，一是烽火戏诸侯，一是废除申后和太子。
俗语谓：君无戏言。君主如果言而无信，那就会很快失去威信，如果拿政策法令当做儿戏，那就会使臣下无所适从，政治混乱，从而招致怨怒。至于周幽王以烽火传警来招集兵马大开玩笑，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表明周幽王统治无术，更直接反映了周幽王以国家社稷为儿戏，根本不去思考怎样治理国家，其实，就是心目中完全没有国家。如果这样的君主还能稳坐江山的话，那也实在是苍天无眼了。
其次是废除王后和太子。立后立嗣是一个君王的头等大事，本须慎重考虑。中国历史上因立后立嗣的事不知出过多少次乱子，多少人头落地，何况申后是申侯的女儿，而西周王朝自己又十分虚弱呢?一般说来，废立王后都首先要考虑外戚的势力，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幽王废掉了申后，要杀太子，却又让他跑掉，要治申侯的罪，却又让他得知内情并自由活动。周幽王的灭亡，当然是神仙也救不了的了。
褒姒作为历史的替罪羊，实在是无辜的。作为一个贫寒女子，完全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任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不过是深宫里的一只小鸟，她的一颦一笑跟国家的兴亡成败绝无干系，而从古到今，人们却往往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她的头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也许，从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这个故事中，男人们应该看到些什么。
2把国家托付给仇人
任人唯贤，历来是中国统治者所标榜的用人标准，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倒是任人唯亲，是历史上普遍而又长久的现象，否则，许多王朝就不会像昙花一现那样短暂了。
其实，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偏爱亲族，宠信奸佞小人，本是普遍的人性之一。
在皇权得不到约束的封建专制时代，任人唯亲就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现象。不过，任人唯贤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直不绝如缕的，这不仅是一种美政理想，即使在政治实践中，也是大量存在的。历史上所出现的治世明君，大致都与任人唯贤的施政方针分不开。诸葛亮在其著名的《出师表》中总结汉朝兴亡的原因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由此看来，任人的标准不仅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否，还关涉到国家兴亡成败的大计。
其实，对于选贤任能，古人一直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著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举贤任能的佳话，就是其例证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位大夫，叫祁奚。晋平公见南阳缺少一个地方官，就让他推荐一个人，祁奚推荐了解狐。平公十分惊讶地问道：“解狐不是跟您有仇吗?您为什么推荐他呢?”祁奚说：“您问的是谁担当这个职位最合适，不是问谁跟我有仇。”晋平公很佩服祁奚的看法，马上下令征召解狐前来任职。过了不久，晋平公又让祁奚推荐一名尉官(古代管理军士的官)，祁奚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平公说：“祁午不是您的儿子吗？”祁奚说：“您问的是谁可以胜任，不是问谁是我儿子啊。”晋平公于是让祁午上任。事实证明祁奚的推荐完全正确。
不过，把国家托付给仇人的先例还是不多的。一般职位尚且要所选得人，何况是一国之相?
齐桓公敢于起用管仲，确实需要有超人一等的胆识。管仲不仅对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首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对当时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连孔子都评价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得过披散着头发、用布缠身的不文明生活吧!”
管仲的叔叔就是和连称一起杀死荒淫无道的齐襄公的将军管至父，因此，管仲自小就在饱学的基础上接触了社会，思考了许多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管仲自幼家中很穷，他经常出外做生意。他有一个极为知己的朋友，叫鲍叔牙，鲍叔牙也很有才干，但他更佩服管仲，遇事总是替管仲着想。一次，鲍叔牙同管仲一起做生意，鲍叔牙的本钱多，管仲的本钱少，等做完了生意，鲍叔牙分的钱少，管仲分的钱反而多。鲍叔牙手下的人不服气，说管仲贪财，爱占便宜，但鲍叔牙却极力替管仲辩解说：“你们知道什么，管仲怎会是贪财之人，他家里困难，又有老母要赡养，所以多拿一些钱，他并非为自己考虑。”这就是成语“管鲍分金”的由来。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打仗，管仲总是往后缩，不愿意往前冲，人们就经常笑话他，说他胆小如鼠、贪生怕死。鲍叔牙不这么认为，他说：“管仲的家里有老母，既多病，又无人照顾，管仲哪里是贪生怕死，是怕自己死了撇下老母无人照料。”由于鲍叔牙对管仲十分理解，管仲也就非常感激鲍叔牙。
齐襄公荒淫残暴，乱杀勋戚功臣，有很多大臣和亲族都逃往国外。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也不敢在国内久留。一个逃往外公家鲁国，一个逃往外公家莒国，管仲和鲍叔牙由于分别辅佐这两位公子，也跟他们逃了出去。过了不久，大将连称和管至父杀死了齐襄公，派公孙无知到鲁国去召回管仲和公子纠，管仲十分审慎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连称和管至父的作为必定会引起纷争，他们将控制不住局面，于是回绝了公孙无知的邀请。果然，连称、管至父以及公孙无知等人都被齐国的大臣杀死，齐国的局势才算暂时稳定。
过了些日子，齐国派来
汉画像石砖故事／齐桓公与管仲
君臣相得，大概是良臣的最大心愿，但纵观数千年来无数的“君”、“臣”，相得者又有几人！
了使臣，请他们回去办丧事，这是不能不回去的，更重要的是谁先回到齐国，谁就极可能登上君位。按理说，公子纠居长，应是公子纠即位，况且齐国的大臣本来也准备接公子纠回去即位的。只是莒国离齐国近，公子小白很可能先他们而到，那结果可就说不定了。因此，鲁庄公亲自出马，以曹沫为大将，率领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打算即位不成就抢位。
在军队出发的时候，管仲对鲁庄公说：“莒国离齐国太近，万一公子小白先到就麻烦了。不如让我带一支轻骑，前去截住他。”鲁庄公同意后，管仲就带了几十辆兵车火速前进，等到了即墨，听说公子小白的队伍刚过去，他就率军拼命追赶，不久就追上了。
两军相遇，管仲告诉公子小白说：“你如果想回齐国即位，那是不应当的；如果想回国办丧事，那就不必要了，因为有你的哥哥公子纠，他很快就会到的。”鲍叔牙十分生气，虽然两人是好朋友，但各为其主，忠字当先，他直斥管仲多管闲事，旁边的士兵也呐喊助威。管仲看看自己带的兵太少，抵不过对方人多势众，就没与他们多作口舌之争，而是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这一箭正中公子小白腰间，公子小白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倒在车上，眼见活不成了。管仲一见射死了公子小白，就赶紧带兵逃走。逃回公子纠那里以后，觉得反正对手已死，无人争位，于是不慌不忙地慢慢行军。其实管仲射中的只是公子小白的带钩。古人的衣带又长又宽，要用铁或铜制的钩子系住，钩子长约三寸，宽约一寸，这带钩替公子小白挡了一箭，使他幸免于难。公子小白十分机灵，当时为了迷惑管仲，他就假装受伤，口吐鲜血，倒在车上。等鲍叔牙等人一哭，他才睁开眼睛。于是，鲍叔牙率领大家抄走近道，日夜兼程，很快就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
鲍叔牙要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但大臣仍不太同意，一是因为公子纠居长，二是由于他们已派人前去迎接公子纠。鲍叔牙却提出了数条理由说服大家立公子小白：一，齐国已经历了两次连年的内乱，弄得国库空虚、国家衰弱、民不聊生，需立一位既贤明又有能力的君王来拨乱反正，治理国家，公子小白正是这样的人物；其二，如果立公子纠为国君，鲁国必定索要报酬，齐国现在国库空乏，已无法满足鲁国的要求。过去郑国让宋国立了公子突，结果宋国年年索贿，弄得郑国疲于应付。齐国一定不要重蹈郑国的覆辙。齐国大臣们觉得有理，就同意了鲍叔牙的意见，立公子小白为国君，是为齐桓公。
齐国立君后，鲍叔牙就派人去对鲁国说：“齐国已立了新君，请交出公子纠来。”鲁庄公非常气愤，况且鲁国的军队已到了齐国的地界，怎肯罢休？齐鲁两国就在乾时(临淄附近)开战，结果鲁军大败，并丢失了汶阳等国土。齐军还不肯罢休，接连进逼，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
原来，鲍叔牙已向齐桓公多次陈述，说明自己在政治、军事、外交、治理民事、团结各类人士等五方面都不及管仲，认为管仲是普天下难得的人才，要求桓公拜管仲为相国。起初桓公不肯，认为管仲射了他一箭，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一定要杀死他。鲍叔牙说：“您是要杀死一个仇人呢?还是要霸业呢?杀死仇人易，建千秋霸业难。您如果杀死了管仲，不仅失去了一个旷世难得的人才，还会使那些与您有嫌隙的有用之士远遁而去。如果您能使用管仲，您不仅有了栋梁之材，还可有求贤若渴的美名，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之人都会来投奔您。请您细细地想一想。”经过鲍叔牙反复劝说，齐桓公终于下了决心，要回管仲，帮助自己治理国家。所以才不要鲁国杀死管仲，定要他们交出人来。
鲁庄公顶不住齐国的军事压力，只得逼死了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庄公的谋士施伯说：“管仲是有本领的人，要么为我所用，要么杀了他，不能放虎归山。”齐国的使者要求说：“管仲是齐君的仇人，齐君要亲手杀死他，与其你们杀死，得罪齐君，不如让我带回去由齐君处死。”鲁庄公本无主见，就由使者把管仲带了回去。
管仲坐在囚车里，心想齐桓公不让鲁庄公杀死自己，肯定是鲍叔牙的主意，鲁庄公用不了几天就会后悔，万一追上来可就麻烦了。他就编了一支歌，让士兵们愉快地唱着，消除疲劳。他们日夜兼程，终于越过了鲁国的边境，来到了齐国。鲁庄公果然后悔了，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晚了，等追兵来到边境，管仲等人刚刚过去。
到达齐国以后，鲍叔牙把管仲放出囚车，迎入国都。据说桓公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重，在接见管仲之前，斋戒了三天，沐浴了三次，足见其虔诚和隆重。不久，齐桓公就正式拜管仲为相国。
鲁庄公听说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感到自己受到了轻污和戏弄，就厉兵秣马，想去报仇。齐桓公闻讯之后，也想先发制人。管仲认为桓公刚刚上台，百废待举，诸事未理，不宜轻易动兵。但桓公正年轻气盛，想显一显能力，压一压众人。齐军在鲁国的长勺与鲁军开战，由于指挥失误等诸种原因，齐军大败。齐桓公吃了这次苦头，反倒冷静下来，按照管仲的想法一步步地治理内政。
管仲首先在经济上实行改革，打破西周以来井田制的限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分等征税的实物税制；在内政上实行“参国伍鄙”制，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以兵器赎罪的方法，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人才选拔上实行“三选”制，网罗了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就这样，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与管仲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鲍叔牙较管仲先死，管仲在鲍叔牙墓前悼念这位生死挚友时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把鲍叔牙与父母并列，应不为过。后世以“管鲍之交”来形容朋友之间的相知相爱的纯真友谊，自此而始。在这里，我们当然忘不了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匡时济世之略，也忘不了桓公的雄才大略，但更不应该忘记鲍叔牙这样一位举贤让能的贤明之士。
把国家托付给仇人的突出事例，当然不会很多，倒不是因为世人多无此度量，实在是历史没有这么多的巧合。但求贤若渴乃至发了疯似的网罗人才的事还是不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穆公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秦国在西周时期原是一块很小的地方，连侯也称不上，根本是无名小辈，只是到了西周末年，因勤王有功，才被周天王特许称侯，以后经过数代君主的努力，逐步地发展起来。秦穆公是一个贤明有为的君主，他一生都在时刻注意网罗人才，使用人才。
百里奚原是一个穷苦农民，后因家境贫困才想出来寻找机会，干一番事业，但流浪多年也无机会做官，弄得妻子儿女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经朋友推荐，在虞国做了大夫。不久，虞公因借道给晋国而被晋国灭亡，百里奚就跟着虞公一起到晋国做了俘虏。晋君知他有本领，想让他做官，百里奚却死活不肯，就这样在晋国住了下来。后来秦穆公派公子絷去晋国求婚，百里奚就被当做陪嫁送往秦国。百里奚不愿去秦国，半路上偷偷地跑了，一直来到楚国，楚人开始以为他是奸细，后来见他年老，就让他看牛。他看的牛长得又快又好，竟然出了名，连楚成王也知道了。
公子絷以为跑了一个老奴，并不在意。有一天，他在晋国的土地上看见一个人长相奇特、力大无比，用一把大锄头锄地，锄得又深又快，他以为是奇人，就把他带到了秦国，这人就是后来的名将公孙枝。秦穆公看见名单上少了百里奚，就问公孙枝，公孙枝说他是个有本领的人，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秦穆公立即派人四处打听，竟在楚国找到了他。秦穆公要用仪仗车马去迎接他，公孙枝说：“千万使不得，如此去迎接一个奴隶，必引起楚人的怀疑，那他们就不会放百里奚了。”秦穆公依照公孙枝的主意，用五张羊皮换回了百里奚，后来就有了“百里奚、五羊皮”的说法。
秦穆公见百里奚是个七十岁的白发老人，显得不高兴。百里奚说：“您如果让我去打虎，我当然老了，如果让我谈国家大事，那还比姜太公小十岁。”秦穆公觉得有理，就同他谈国家大事，没想到越谈越投机，一连谈了三天，就要拜他为相国，百里奚说自己不行，向秦穆公推荐了蹇叔。公子絷好不容易请来了蹇叔，连他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也一同请来了。秦穆公与蹇叔论当今世事，竟然乐得忘了吃饭。过了几天，他就拜蹇叔为右相，百里奚为左相，西乞术、白乙丙为大夫，就这样，秦穆公一下就得到了五位贤能之士。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五个人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说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这其实是愚夫愚妇之论，如果怀着这样的思想去经商从政，别说没有权力，即使有了权力也不会持之长久。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才，谁来维护你的权力？
当你是光杆司令的时候，你又向谁发号施令？当你振臂一呼而众叛亲离的时候，你的权力又怎样实行？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觉醒，那你就离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相去不远了。
3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中国人虽经常高喊：“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现实当中却很难做到。因此，一些人往往并不为了某一理想、某一原则去做官，而是把做官当做目的。战国时期主张南北合纵抗秦的苏秦和主张东西连横自保的张仪，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真所谓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苏秦的家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但苏秦不满足于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他想出人头地，被人羡慕、被人畏惧。于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努力学习各种权谋之术，分析当时各国的关系，准备去游说秦王，以获取很高的职位。
他穿上貂皮制的华贵的衣服，带了一百斤黄金，来到了秦国，上书给秦惠王说：“大王您的国家，西边有巴、蜀、汉中的丰富物产，北边有来自胡人地区的兽皮和代地产的马匹，向南则有巫山、黔中作为屏障，东边又有崤山、函谷关等坚固要塞。秦国真是田地肥沃、人民富足；有万辆战车，有百万雄师；沃野千里，储藏丰富；地势险要，能攻易守。这正是天府之国，也是可以称雄天下的国家。以大王您的贤能，秦国众多的人口，战车及骑兵等武器的巨大作用，兵法及谋略的应用之妙，足可以吞并诸侯，据有天下，自称皇帝，统治四海。希望大王您能听听我的意见。”
苏秦讲了这么一通大道理，秦惠王的回答却是客气而又冷淡，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于他刚刚杀了商鞅，不太喜欢外国人，又加上时机还不太成熟，或是苏秦只讲一些大而无用的道理，却无具体方案。秦惠王回信说：“我倒听说诅楚文
内容为秦国祈祷神祗，诅咒楚国，克制楚兵。写作时间大约在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
过，毛羽不丰满的鸟儿，就不能飞得很远；法令不完备的国家，不能够随便惩罚别人；道德修养不够深厚的君主，也不能教导役使别人；政治法令没有理顺的君主，也不能随便去号令大臣。现在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秦廷上教导我，我十分感激，不过还是等秦国具备了条件再听您的意见吧!”就这样，苏秦被秦王赶了出来。
苏秦接连上了十多次书，在秦国住了一年还多，秦王始终没被说动，看着带的盘缠已花完了，身上的貂皮裘衣也穿破了，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一路上风尘仆仆，回到家时，只穿着草鞋，背着书，担着行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黑，满面失意。等回到家里，家人知他求职失败，都不理他。妻子看他回来，连织布机都不下，嫂子也不替他做饭，父母连话都不跟他说。苏秦所受的冷遇也可谓令人伤心的了。
苏秦受了极大的刺激，他叹息说：“妻子不拿我当丈夫看，嫂子不拿我当小叔看，父母不拿我当儿子看，这都是苏秦的过错啊!”于是，当夜就把书都找了出来，在屋子里陈列了几十种，其中有一种是姜太公的兵法《阴符》，专讲权谋之术。苏秦如获至宝，连夜背诵揣摩。就这样，苏秦发愤读书，把头发吊在梁上，若打瞌睡，绳子就会把头发拉疼，如果还不能解困，就拿起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有时血一直流到脚上，并告诫自己说：“哪里有游说国君而不能获得锦衣玉食，不能据有卿相尊位的呢?”经过一年的苦读和潜心的分析揣摩，苏秦各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终于充满信心地说：“这回确实可以游说国君了!”
苏秦为了向兄弟求得路费，就跟苏代、苏厉谈论太公兵法上的道理，苏秦的精彩分析说服了苏代、苏厉，他们不仅拿出许多钱送给苏秦，自己也开始研究起这些问题，后来也成了有名的说客。苏秦这回决心合纵抗秦。他先来到赵国，想结交赵肃侯的兄弟秦阳君，没料到开始就碰了个钉子。他并不灰心，继续北上，来到燕国。在燕国等了一年多，也未见到燕文公，钱已用光了，只好借了掌柜的一百个小钱度日。一天，燕文公出来，苏秦就趴在地上求见。燕文公听说他就是曾经游说过秦王的苏秦，就把他带回宫里。在那里，苏秦对燕王讲了一通道理。苏秦说：“燕国在列国之中并不是个大国家，论土地，只有二千五百里，论军事力量，也只有六百辆兵车，六千名骑兵，十几万步兵。南面的齐国和西面的赵国都比燕国强大得多，却连年战乱不断，只有燕国得保平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西面有赵国挡住了强秦，使秦国不能越过赵国来打燕国。如果赵国一旦投降秦国，那么，秦国马上就会进攻燕国。您现在不同赵国交好，却去同秦国结成联盟，这实在是不正确的策略。况且如果惹怒了赵国，赵国的兵马朝发夕至，您又怎么能抵挡呢?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同秦国绝交，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秦国。这样，各国才能自保。”
燕文公很同意苏秦的看法，只是怕各国人心不齐，苏秦就主动要求去联合各国，燕文公当然很高兴，就给了他许多车马黄金和从人，苏秦来到了赵国。
赵肃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苏秦对赵肃侯说：“中原最强的国家是赵国，而赵国又与韩、魏接壤，秦国要想向中原发展，就必须先攻下赵国。现在秦国不敢来攻赵，是因为有韩、魏作挡箭牌。但如果秦国奋力攻打韩、魏，韩、魏并无高山大河作险阻，是很容易被打下来的。到了那时，赵国可就首当其冲了。现在是各国都同秦国交好，纷纷割让土地，可秦国贪得无厌，非把您的土地吞完不可，这是什么策略呢?中原各国再加上楚国如果能联合起来，地方比秦国大五倍、兵力比秦国多十倍，还怕秦国什么呢?我希望能大会诸侯，订立盟约，六国一起抗秦。”
赵肃侯当时十分年轻，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听到苏秦有合纵抗秦的办法，自然十分高兴。他立刻给苏秦一百辆马车、一千斤金子、一百双玉璧、一千匹绸缎，请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时，秦国打败了魏国，魏献出十座城池求和，赵肃侯听了很焦急，害怕秦国接着攻打赵国，就忙请苏秦商量。苏秦一面忙着备战，一面用激将法利用张仪，让张仪在秦国当上了客卿，说服秦国，使它不来攻打赵国。安定了赵国后，苏秦就开始游说其他诸侯国。
由于当时的情势所迫，韩、魏、齐、楚等国都十分同意合纵抗秦，苏秦的游说既进行得很顺利，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自己也做了六个诸侯国的宰相，挂了六国相印。
他从楚国返回赵国，一路上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真是史无前例的场面。苏秦当然不会“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正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在路过洛阳时，他的父母亲自来到路旁迎接，他的嫂子扫地三十里，趴在地下不敢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抬头，至于苏秦的妻子，只能远远地躲在一边，侧目而视，正眼都不敢瞧一下，只是竖起耳朵偷听。苏秦问他的嫂子说：“嫂嫂为什么先前对我十分倨傲，而现在对我十分恭敬呢?”苏秦的嫂子说：“因为叔叔您权大位尊而又有很多很多的钱啊!”苏秦感慨万分地说：“唉!贫穷的时候连父母都不认你做儿子，富贵以后则亲戚也感到畏惧。人生在世，势力权位以及富贵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
公元前333年，燕、韩、齐、魏、楚、赵六国会于赵国的洹水，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互相支持帮助，共同抗秦，并推苏秦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专门处理合纵事宜。
应当说苏秦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减少战乱还是有一定的功劳的。《战国策》就曾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这次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但千万不可忘记，苏秦倡导合纵的动机仅是为了能有官做，六国合纵也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来缔结暂时的军事同盟。
苏秦的事业不可谓不“辉煌”，其独特的外交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他的结局却并非完满，其实这也是由他所从事的事情及其行为方式决定的。
秦王听说六国合纵，十分震惊。大臣公孙衍主张先打赵国，因为赵国是合纵的发起人。张仪连忙反对，认为六国刚刚合纵，不宜力取，若是攻其一国，五国支援，那就不好办了，不如先拉拢其中的几个国家，慢慢地拆散盟约。可以先把魏国割让的城池退回几座，魏国一定感激，其他盟国一定猜忌，然后再把大王的小女儿嫁到燕国，同燕国结亲。这样，他们合纵的盟约就会被拆散。张仪出这样的计策，一方面确实有效，能够取得秦王的信任，一方面又遵守了不让秦国进攻赵国的诺言。
秦王依照张仪的计策去办，燕、魏果然同秦国交好。赵王很着急，立刻派苏秦去责问燕国，没想到燕王又向他诉苦，说是齐国夺去了燕国的十座城池，要求苏秦替他想想办法，苏秦又被迫来到齐国。苏秦对齐王说：“您如果能退还那十座城池，燕国会很感激，燕王也会信任您。这样，您就有可能号令天下，建立霸业。”齐王本来雄心勃勃，没有做上纵约长国家委屈得很，苏秦这么一说，正中下怀，就归还了燕国的城池。
燕王虽然十分高兴，但因苏秦跟自己的母亲有私情，所以并不看重他。苏秦心里也明白，六国合纵的首要问题是势力均衡，否则，合纵是决不会长久的。他见燕王对他冷淡，就对燕王说：“我现在对燕国已无多大的用处了，不如到齐国去，明里做臣下，暗里为燕国打算。”燕王正巴不得他离开，就派他去了。
齐宣王声色犬马无所不好，苏秦就迎合他的毛病，替他广搜美人，大造宫殿，为他父亲大办丧事。齐宣王虽然糊涂，但他的臣下田文等人却看得明白，这是消耗齐国的财力，要弄乱齐国的政治，弄垮齐国。田文等人就背地里派人去刺杀苏秦。刺客把匕首扎进苏秦的腹部就跑掉了。苏秦一时未死，挣扎着去见齐王，小声对齐王说：“我死之后，请把我的头挂在街上悬赏，就说我私通外国，有知道秘密的人快来揭发，就能抓住刺杀我的人。”齐王照着苏秦的话去做，果然抓到了刺客。
苏秦死后，合纵之约更加迅速瓦解，尤其是苏秦替燕国破坏齐国的消息传出以后，齐、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样，散纵连横就成为秦国近期的外交目标。
秦惠王立即拜张仪为相国，让他处理连横事宜。
张仪本是穷苦出身，据说曾同苏秦一起读过书，跟苏秦一样，张仪也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在未仕之前，他也曾经过了艰苦的漫游过程。他曾做过楚国的下等客卿，一次，楚令尹昭阳家传观和氏璧时，因忽来大雨，大家在纷乱中把和氏璧丢失，昭阳的家人见张仪衣着褴褛，一口咬定为他所偷，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几乎死去。后来听一个叫贾舍人的商人说苏秦在赵国做了相国，就前去拜见，没想到苏秦对他极为傲慢，这使张仪极受刺激，发誓要闯出一条路来。在张仪衣食无着、山穷水尽的时候，又是贾舍人帮他来到秦国，并替他花了大量钱财，打点公门，使他当上了秦国的客卿。张仪对贾舍人万分感激，但贾舍人临走之前说：“这一切都是苏相国一手安排的，连我自己也是苏相国的门客。相国怕您在赵国得到了一官半职就满足了，况且相国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您，不宜在一国为官。所以才特意激励您的志气，把您安排到秦国来，希望您以后劝说秦王不要攻打赵国。”张仪听了，既感动，又佩服，从此再也不认为自己比苏秦更有才能了。这次他被秦王任命为相国，楚怀王很害怕，怕他要报和氏璧受辱之仇，就赶紧先下手为强，依照苏秦的想法，会盟六国，一起出兵进攻秦国。但他一连发动了两次进攻，都因各国军队军心不齐、战斗力不强而以惨败告终。
秦惠文虽打败了六国军队，但齐、楚仍很强大，要想进攻齐国，就必须破坏齐楚联盟。于是，秦王派张仪带了许多礼物来到楚国，张仪先用重宝买通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又把六百里商於之地许给楚国，再加上花言巧语，昏聩贪婪的楚王竟然同意了张仪的要求，派人前去辱骂齐王，同齐国绝交，同秦国建交。但派去接受商於之地的人一年后才回来，终于弄清张仪的话全是谎言。楚王大怒，发兵十万攻打秦国，结果在秦、齐两大军事强国的夹击下一败涂地，从此元气大伤。后来楚怀王曾用黔中之地换得张仪，但又经不起张仪蛊惑有术，又把张仪放回了秦国。楚怀王总是受骗，最后死于从秦国逃回的途中。
张仪功劳很大，秦王封他为武信君，并让他带足钱财，周游列国，实行“连横”计划。张仪首先来到齐国，他对齐宣王说：“楚王已同秦王成了儿女亲家，韩、赵、魏、燕四国都送土地给秦国，相结为好，独有您孤立无援，如果六国一起围攻您，您打算怎么办呢?”到了赵国，又对赵武灵王说了这一通话，并拿齐国当幌子，号召诸侯。赵武灵王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为情势所迫，也只好求和。到了燕国，燕国的新君愿把五座城池奉献给秦国。
张仪可以说满载而归，外交使命完成得非常漂亮，但回秦国时秦惠王已死，秦武王即位，武王平时很讨厌张仪，张仪就不得不设法脱身。他对武王说：“齐王知道我骗了他，恨我入骨，我如果到魏国去，齐国肯定会攻打魏国。在齐、魏交战时，秦国就可趁机攻下韩国，您也就可以到周天王的都城去看看了，周朝的天下说不定就是大王的。”武王听得心花怒放，就派张仪去了魏国。
魏王拜张仪为相国，齐王知道后立刻派田文通知各国，重新结盟攻打魏国，并以十座城池的赏格捉拿张仪这个骗子。魏王十分着急，但张仪却自有主张。他派心腹冯喜假装成楚人去对齐宣王说：“大王既恨张仪，就不该成全他。我从秦都来，听说张仪离秦赴魏乃是一计。大王如果攻魏，秦国就会打下韩国，占有成周。您如今果真攻魏，不是正中圈套吗?”齐王恍然醒悟，撤回了军队。
魏王当然更加信任张仪。张仪也最终完成了连横计划。公元前309年，张仪病死。纵横家的全盛时期也过去了。
纵观这一段历史，真可称得上是“风云变幻”。一会儿南北联合，一会儿东西联合，各个国家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复杂，真是瞬息万变。就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也很难看到如此变幻无方的国际关系。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种复杂的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不管你东西“连横”也好，南北“合纵”也罢，不管你杀多少人，流多少血，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有我的官做，有我的荣华富贵，就一切都无所求了。我们在面对如此丰富的智谋遗产的时候，是否会有深深的感喟呢?
4千古第一美人计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女人似乎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与女人的附庸地位似乎不太相称。事实上，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并非是女人直接参与政治的结果，而是女人作为君王或权臣玩物的副产品。因此，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就成了一条极为隐晦、极为巧妙而又往往很有效的途径，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有了许许多多女人乱国，或是因女人乱国、亡国的事例。在这些千奇百怪的事例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西施助越灭吴。
在春秋末期，也就是正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南方处于苏州一带的吴国和处于会稽一带的越国正进行一场兼并战争。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就不顾大臣伍子胥等人的劝阻，趁越国举丧而带兵进攻，越王勾践亲自带着大军去迎战，两军在醉李(今浙江省嘉兴市)相遇。越王一看吴军阵容严整，无法正面攻击，就提出预先准备好的三十多名死囚犯，让他们光着膀子，一排排地走到吴王的军队前说：“我们的大王得罪了贵国，就请我们替大王赎一点罪吧!”说着一个个砍下了自己的头颅，倒地而死。吴军正在惊恐疑惑之际，越军忽然发动冲锋，吴军阵脚大乱，不及抵抗就仓促逃跑，后又被越军的伏兵一阵截杀，连吴王阖闾都差点做了俘虏，被越将灵姑浮砍去了一个脚趾。吴军大败，在回国的路上阖闾因伤势过重而死。
夫差继承了王位，他发誓要报杀父之仇，就让一个人专门负责提醒他，每天向他高喊几次：“夫差，你忘了是越王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流着泪大声回答：“不敢忘，不敢忘。”就这样，刚过三年，夫差就迫不及待地发兵越国，前去复仇。
伍子胥像
子胥既弃吴江上
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
李斯税驾苦不早唐／李白／行路难
吴王夫差亲临前线督战，首先在太湖上消灭了越国的水军，越王勾践只好逃到会稽山上躲起来。吴军上岸后杀掉越国的百姓，烧掉越国的村庄，抢走越国的牛羊，很快包围了会稽山。勾践无计可施，就同大夫文种商量，想去求和。文种分析吴国内部的情况说：“吴王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伯嚭害怕伍子胥的功劳太大，会压住自己的权势，总是设法同他作梗。还有，夫差很怕伍子胥，见了他总觉得像是学生见了老师一般，但和伯嚭却很投缘。因此，如果我们先打通伯嚭的关系，伍子胥一个人想阻止讲和，恐怕也不能了。”
于是，勾践派文种去试一试。文种先去找到伯嚭，奉上白璧二十双，金子一千两，又选送了八名美女，请求伯嚭在夫差面前通融，并对伯嚭说：“自古以来征战杀伐无非是为了让别的国家臣服，如果您不允许越国讲和，越王的五千甲士尚可一拼，到那时，我们烧掉房屋，毁掉财宝，那吴国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们越国就是看您比其他的人都要高明，才来走您的门路。”文种的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说服了伯嚭，伯嚭当晚就说服了夫差。但在第二天君臣聚会议事时，伍子胥坚决反对，他说：“大王不灭越国，怎报先父之仇?吴、越同处东南，其地不允两国并存，今不灭越，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定会灭吴。”
伯嚭说：“越王愿做臣下，愿亲身入吴侍奉大王，先王的仇也就报了。您当初也曾给父兄报过仇，为什么不灭了楚国，反答应楚国求和呢?难道您自己做忠厚长者，却要大王去做刻薄小人不成?”气得伍子胥无话可说。于是吴、越讲和。
勾践留下文种在国内治理国家，自己带了夫人、子女及范蠡等三百官吏来到吴国。吴王让勾践夫妻俩住在石屋里给他管理马匹，范蠡则做一些奴仆的工作。每当夫差上街的时候，勾践总是给他牵着马，任人指点讥笑。勾践可以说做得百依百顺，毫无怨言，连夫差都觉得不忍心了。三年后的一天，勾践扶生病的夫差前去大便，待大便过后，勾践回屋告诉夫差说：“大王的病凶期已过，不几天就会完全好了。”夫差问他何以得知，勾践说：“我察看了大王刚才的粪便，又闻了闻气味，知道大王的病气已排泄下来了，所以说大王不几天就好了。”夫差听后很感动，恰巧过了几天病真的好了。
于是，他就放勾践等人回国。
勾践一回国，立刻同文种商量富国强兵以灭吴国的方法，文种说出了七条灭吴之策：一，多送吴国贿赂，让吴国上下欢喜；二，借、买吴国的粮食，弄空他们的仓库；三，送美人给吴王，诱其荒淫无道；四，多送吴国木材、砖瓦，使其大兴土木，以消耗国力；五，派遣细作去当吴国的臣下；六，收买大臣，散布谣言，使忠臣良将避退；七，自己多积粮草，多征兵马，勤加操练。
勾践开始了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在婚娶生育上作出明确规定：年长者不得娶年轻的夫人；男子二十，女子十七尚未成亲者其父母受罚；即将分娩的女人须报官以便派医官照顾，保证婴儿的成活；生男国家赏一壶酒，一口猪；生女赏一壶酒，一口小猪；有二子者，国家养活一个；有三子者，国家养活两个；七年之中，国家不征任何税收。越王勾践为了不忘耻辱，他在自己的居室内铺上干草，以做被褥，在门口悬挂一枚苦胆，每天吃饭以前尝一尝，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而发愤图强的故事。他亲自出去种地，妻子也亲自织布，以身作则，不要别人供奉，因此，越国上下虽苦于
应付对吴国的进贡，却是紧密地团结在越王的周围。不久，吴王准备建造一座姑苏台，越王就送去了几根少有的大木料，吴王为了不浪费木料，就把姑苏台加高加宽了一倍有余，并对越王的忠心感到很高兴。
越王一看第一步计划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就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美人计。
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
勾践要范蠡去找美女，范蠡说：“我早就替大王预备下了，她甘愿以身事吴，为国捐躯。她名叫西施，是我国著名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再加上一个帮手郑旦，应能完成大王的使命。”于是，勾践就让人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
西施的出身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其与丑女为邻和从事浣纱劳动的传说中可以推测她应是穷苦出身。据说西施极美，尤其是犯心痛病时双手捧心、眉头微蹙时的形象就更美了。她有一个女邻居，叫东施，人长得很丑，却十分羡慕西施的美丽，她见西施捧心美极了，也学着她的模样捧心皱眉走回家去。她本来就丑，这么一来就更丑了，吓得周围邻居都跑开了。所谓“东施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就是指此事。西施虽然贫困，却十分聪慧，据说范蠡爱上了她，两人做了情人，为了帮助越国灭吴，范蠡劝她到吴国去。西施说：“大王和官吏们被拘系在吴国，我是知道的。国家的事是大事，儿女私情乃是小节，我哪敢为了爱惜自己微不足道的躯体而辜负天下人的厚望呢?”在临行时，西施又有所犹豫，范蠡劝她说：“你如果能够轻松愉快地前往吴国，咱们的国家也许就会保存下来，你我也可能会活下来，我俩后会有期，也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执意不去，我们的国家就会旋即灭亡，你我也会同为沟渠之鬼，哪里还能结百年之好呢?”范蠡又交代了一些做事的方法和见机行事的诀窍，就把西施送到了吴国。
西施来到吴国，吴王一见西施当世无匹的美貌即刻着迷。
西施不凡的谈吐和超人的见识也使吴王佩服。西施知道，只靠色相迷惑住吴王是用处不大的，要想加速吴国的败亡，一是要以自己的见解取得吴王的信任，二是要在参政中寻找机会祸乱吴国。
一天，正当吴王陪着她玩到兴头上的时候，西施故作娇嗔地对吴王说：“英雄好汉不应该终日沉浸在温柔乡里，应当驰骋疆场，为国争光。像您这样成天陪着我，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光、消残壮志吗?”吴王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忙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西施说：“大王是否知道当今天下大势呢?鲁国的三家大夫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争得你死我活，根本顾不上国家；齐国自从晏平仲死后，真是国无贤士了；楚国呢，离咱们最近，可自从战败之后至今尚未复之；晋国就不必提了，自晋文公死后就失去了霸主地位。如此看来，天下诸侯无一能同大王相比，大王不趁此时大展宏图，又要等到何时呢?”这番话直说得吴王血脉贲张，即对西施倾佩不已，决心出去闯天下。
就在这时，齐国因为鲁国绑架了齐悼公的妹夫邾国国君，就邀请吴国一同出兵攻打鲁国，吴王当即发兵相助。鲁国一看两个大国来攻，马上放了邾国国君并派人前去赔礼，齐国的目的达到了，就不愿再打，让吴国退兵。吴王正想趁机显示威风，就发怒道：“你让进军就进军，你让退兵就退兵，难道吴国成齐国的属国了吗?”吴王率兵前进，直取齐国。鲁国一看吴国攻打齐国，又立即派人送礼，要跟吴国一起攻打齐国。吴、鲁联合攻齐，齐国一片混乱。齐国的大夫杀了齐悼公，向吴国求和，愿意年年进贡。吴王没想到稍一出去，居然收伏了齐、鲁两国，这使他大为得意，也就更为宠信西施。勾践见第二步计划生效，就开始启用第三步计划——掏空吴国的国库。虎丘剑池
在今苏州市郊，相传吴王阖闾死后葬在此地。
有一年，越国的收成不好，越国大夫文种来吴国求借十万石粮食，说是明年稻熟即还。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怕借了不还，有的怕越人有诈，还有的觉得越国年年进贡，连粮食都不借，未免太不近人情。在议而未决的时候，吴王就去问西施。西施倒是旁征博引地说了一通，弄得吴王既钦佩又难堪。西施说：“亏得大王还想称霸天下，连这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了，如果不懂，学学前人好了。早先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就号召大家救济遭到饥荒的国家，后来秦穆公还送大批的粮食去救济敌国的百姓，况且现在越国已经归附大王了呢?俗语说‘民以食为天’。您不借粮给他们，难道让他们都活活地饿死吗?”吴王觉得西施说得十分透彻，当时就高兴地答应借十万石粮食给越国。
第二年，文种如数送还粮食。吴王见越国如期如数送还粮食，十分高兴，又见送来的稻子颗粒饱满硕大，就下令用这十万石稻谷做种子。吴人种上以后，却迟迟不发芽，待发觉种子都烂在地里，早已误了时季，无法播种，吴国这年几乎颗粒无收。
吴人只埋怨吴王不顾水土差异，硬拿越国的稻谷做种子，哪知这些稻谷都是被文种煮过晒干的。勾践想掏空吴国国库的计划也逐步奏效
。越王见吴国闹了饥荒，就想发兵攻打。文种劝阻道：“为时尚早。一是伍子胥尚未除去，二是吴国仍然兵强马壮，军队也全在国内。我们只有抓紧准备，等待时机。”
范蠡像
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
越国亡来又是谁
唐／罗隐／西施
但是越国操练兵马终于被吴王知道了，他打算再征伐一次越国。就在这时，齐国和鲁国之间又要打仗，在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劝说下，吴国准备进攻齐国以帮助鲁国，越国也自愿派三千甲士前往，结果是齐国又被打败了。在回国后举行的庆功会上，吴王各有封赏，甚至想封越国一些土地。大臣们都称颂吴王赏罚分明，唯有伍子胥趴在地上说道：“大王不要只听阿谀奉承的话，打败了远方的齐国，不过是于国无益的一点小便宜，将来越国灭了吴国，那才是大灾难呢!我的劝谏大王如果不听，那就让我效法关龙逄、比干好了。”
伯嚭见时机来临，立刻插话说：“你如果真的想做忠臣，干吗又把儿子寄养在我们的敌国齐国呢?”原来，在齐、吴尚未打仗以前，夫差让伍子胥送国书给齐国，国书是辱骂齐王的，其意在于激怒齐王杀了伍子胥。齐国大夫鲍息是伍子胥好友，替他在齐王面前说了许多好话，再加上齐王害怕吴国，怕杀伍子胥多起事端，才把他放了回来，伍子胥回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伍封送到鲍息家里寄养，因为他十分清楚，就吴王目前的所作所为看，吴国是一定不会长久的。这次被伯嚭当众揭出，着实惹恼了吴王，吴王说：“念你在先王时代立过大功，我不为难你，你以后也别来见我了。”
吴王回去跟西施说这件事，西施深知伍子胥的厉害，虽然暂时被吴王疏远，只要不杀死他，就有复出的机会，那将对越国极为不利，她决心借此机会杀掉伍子胥。西施说：“伍子胥是什么人，他连自己的国家都想灭，连楚平王的尸首都要用鞭子抽，难道还会怕什么人吗?俗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伍子胥主张灭越国，若是用他，就先把我这个越国人杀了，若是不用，为什么又留住他呢?像您这样优柔寡断，如何能成大事?我真替您难过。”西施一边说，一边假装难过犯了心痛病，双手捧心，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吴王本来被西施这一番又吹又拍、又打又拉的话说得羞愧交加，看到西施这副样子，立即决定赐伍子胥属镂剑令其自杀。西施终于帮助越国除去了一个令越人十分害怕的人物。
见到主要障碍已经除掉，西施就放心大胆地鼓励吴王北上逐鹿中原，争取霸权。公元前486年，吴王动用大量民工挖掘直通淮河的运河。公元前484年，他从水路出发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泰安)大败齐军，由此更加相信水军的力量，并征发大量劳工，消耗无数财力贯通长江、淮河、泗水、沂水、济水等几大水系，以至从吴国坐船即可直达齐国。但吴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接近枯竭了。
公元前482年，吴王带领大军前往卫国的黄池约会诸侯，并请当时的霸主晋定公来“歃血为盟”，推吴国做盟主。就在这时，越王见机会来临，派范蠡为大将攻吴，连打胜仗。夫差得到消息后，用武力逼迫晋定公等推他为盟主，然后匆匆回师。但终因旅途疲劳，军心涣散，连打败仗。吴王派伯嚭去讲和，范蠡看到吴国一时难灭，就暂时撤兵讲和。
吴国失败后，西施假装向吴王请罪，要求吴王处死她这个越国人。吴王却说：“你又不是攻打吴国的人，也不是勾践的亲人，为什么要领罪？”从此以后，吴王十分消沉，经常陪着西施喝闷酒。
公元前478年，越国再次兴兵伐吴，这时的吴国已衰败不堪，难以抵挡越军的攻势，吴王只得退守姑苏城。因城墙坚厚，一时难攻下，越国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围了两年，终使姑苏城“士卒分散，城门不守”。
公元前473年，姑苏城破，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派王孙雄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吴王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奢望同您交好了，只愿为越王臣虏，以赎前罪。”越王心有不忍，意欲应允，范蠡忙上前说：“往日上天把越国赐给您，您却上违天命而不接受，才会有今天；今日上天把吴国赐给我们，我们如不接受，那就有违天理了。”范蠡毅然擂鼓进军，吴王自杀，吴国灭亡，吴国全土为越国据有。
在两千多年的传说渲染中，西施已成为一个无比美丽的形象，乃至成为美丽善良的象征，人们好像根本就不把她当做一个祸乱国家的女人看待，更不把她与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相提并论，而是把她看做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人，从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人们把越国的复仇看成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许人们把吴王夫差看成是邪恶残暴的化身，或许人们把西施看成是一位为爱国而献身的女中豪杰，或许人们对她的遭遇与结局深怀歉意，甚至是由于人们为她的美丽所倾倒。这些也许都是猜测，但也许这些猜测每一个都不无道理。
为了表示对西施的同情，人们为她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算是对她辛酸付出的一点报偿。据说，勾践灭吴后，范蠡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信上说：“大王灭吴，我的本份已尽，现有两个人留不得。一是西施，她迷惑吴王，使之亡国，如果留下她，她还会迷惑您，因此我把她杀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如果活着，也许要扩大势力，对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把我自己杀了。”其实范蠡是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去了。
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正如文种自杀前告诫范蠡的一样，“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西施实际上是被沉水而死，我们却不愿面对这一现实，而是把这些历史事实美化、淡化，把女人看作是可以兴国、可以亡国的神佛。不错，有计划有预谋而又成功地利用女人去祸乱敌国，西施助越灭吴确是首屈一指，堪称千古第一美人计，但我们是否每逢祸乱就应寄希望于女人呢?是否就应当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这样一种浓重的传统呢?男人们不知想到没有，在他们创造了西施这一光照千古的形象之后，他们自己内在的怯懦与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
5自古英雄出磨难
在春秋五霸中，晋文公是最为独特的一个，他即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明察世事，洞烛幽微，在六十多岁时即位，于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晋国强盛起来，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成功的最大特点是以退为进。第一次以退为进是为避祸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国当了国君。第二次以退为进是在与楚进行城濮之战时退避三舍，终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他的霸主地位。这种靠以退为进而成就千秋霸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这种无论在被动或主动的情势下都自觉使用的策略却成为中国政治运营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
在春秋时期的首霸东方霸主齐国逐渐衰落，宋襄公称霸美梦彻底破灭之际，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不久即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但自晋国兴起至终成霸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在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之前，晋国就经历了近七十年的战乱，终于晋文公的爷爷——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统一了晋国，取代大宗成为列侯。晋献公也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他在参与父亲的平乱过程中看到了各支族公子对君位的威胁，因而在即位后立即着手清除旁系支庶宗族的诸公子，巩固君位，全力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672年，晋献公灭掉了骊戎；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自己统治上军，太子申生统治下军，将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一倍。战国人物帛画
画面上，凤是主宰。女人是主宰，没有男人，战国时期的男女关系、阴阳关系，颇为耐人寻味！
接着，晋国又灭掉了虢国和虞国。这时，晋国的领土西到黄河与秦国相接，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晋豫交界之地，东达太行山麓，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北方的大国。
如果晋国能够就此顺利地发展下去，晋国成为霸主的趋势恐怕是无可逆转的。但晋献公的晚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唯夫人之言是听”。这虽是一般国君爱犯的通病，但对晋国来说带来的灾难尤其深重，不仅使晋国遭受了二十年的动乱之苦，还差点弄得晋国土崩瓦解。最后总算重耳成为国君，继承了父王的未竟事业。
晋献公有五个儿子，姜氏生了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后来在灭戎人时又收了戎人的二女为妾，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又得到了两个女子，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因为晚年的晋献公十分宠爱骊姬，就立骊姬为后。骊姬与献公的宠臣梁五、东关嬖五等人互相勾结，企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
骊姬先是借守卫边防重地为名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重耳派到蒲，把夷吾派到屈，一个个地排斥出了国都，这样，诸公子的力量就分散而不能救援，形不成气候，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奚齐、卓子留在献公的身边。那么，骊姬的第二步措施就是逐个除掉诸公子了。当然，首先遭她毒手的是太子申生。
骊姬一直在寻找机会。正巧，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就叫申生前去祭祀。祭祀完毕后，按照习俗应把祭物送给父亲先吃。送肉时晋献公出外打猎未归，就由骊姬收下了。过了六天，献公回来，正要吃肉，骊姬却阻拦说：“外边送来的肉不应马上就吃，应先试一试。”骊姬把肉给狗吃了，狗被毒死，后又强逼一个丫环吃，丫环也毒发而亡。骊姬对献公哭道：“太子要谋害您啊！”其实这个骗局十分拙劣，一眼就可看穿，但太子申生却是个忠诚而又十分懦弱的人，他明知骊姬想害他，但他认为父亲年纪已长，离不开骊姬的服侍陪伴，也就不必去辩白乃至反抗了，他干脆逃回曲沃守地自杀了。
据说在诬陷申生下毒之前，骊姬就曾使用蜜蜂计加害太子，只是时机尚不成熟，未敢贸然下手。一次，骊姬对献公哭诉说申生调戏她，献公不相信，虽说儿子调戏父亲的姨太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申生十分忠厚老实，不会做这种事的。骊姬见献公不信，就让他第二天在花园门口偷偷观察。第二天骊姬邀请申生一起去游花园，申生老实，没有多想，也就答应了。骊姬在自己的头上预先涂上一些蜂蜜，又故意把申生往有蜜蜂的地方引，不一会，许多蜜蜂就飞到她的头上。骊姬求申生用长袖替她扑打，自己则躲躲闪闪，还不时地惊叫。晋献公老眼昏花，从远处看去，果真像是调戏。献公当时就要处死申生，亏大臣讲情，才未施行，但无论如何，在献公的印象中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了。所以，后来骊姬诬陷申生，献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骊姬害死了申生，重耳和夷吾看到骊姬如此阴险狠毒，就赶紧逃离国都。骊姬则诬陷他们也参与了此事。献公立即派人追杀。
追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十分卖力，赶上了重耳，砍下了他的一条袖子，但还是被重耳挣脱逃走了，一直逃到了他的外祖母家狄国。公子夷吾则逃到了梁国。
不久，晋献公病死，太子奚齐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十一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到了此时，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国家。秦穆公的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计，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絷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唁。公子絷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你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哪能丢先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将河外的五座城当做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好处。恰巧齐桓公也愿立夷吾为君，他们两国就共同出兵送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夷吾果然十分狡诈残忍，他先杀了大臣里克，又杀了邳郑等十多人。在安定了内部后，他认为在外的重耳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再次去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晋国一些较为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魏、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大都在狄国娶妻生子，打算长期住下去。
一天，狐毛、狐偃接到了在晋国做大臣的父亲狐突的信，说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大力士勃鞮将在三天内来刺杀重耳。重耳听后急令从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二十五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走吧。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你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你。”重耳正要启程，忽报勃鞮提前一天赶来。重耳十分惊慌，转身就逃，等他的臣下跟上来后，发现掌管行李的人携物逃走，这害得重耳一行人狼狈不堪，不得不到处求乞。
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中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块土坷垃送给狐偃。魏是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止住魏，大家一起前行。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却是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一个本家的姑娘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的霸主地位从此失去，连齐国自己也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看看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膝，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的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商议，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唯有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
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款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您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去的不过是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楚成王如此对待重耳，是因为他当时想往北方扩展，希望在这位落难公子身上种下交情，将来好捞得便宜。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重耳。
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三月不归，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过黄河后他攻下几座城池，由于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重耳，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过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加上重耳的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虽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清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此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行李逃跑的管家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管家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晋文公归国图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季隗，从齐国接回齐姜，从秦国接回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原来，在文公上台的那年冬天，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因和周襄王的妻子隗后通奸被发觉而逃到狄国，勾结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洛邑，自己做了天王。重耳就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因此，重耳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然后选定策略，要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雌雄。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十分恼火，楚、晋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晋军能否战胜，实在是未可预见的事情。
晋文公忧心忡忡，十分谨慎。他看到楚军来势汹汹，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之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翼，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推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战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
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6孟尝君的政治经营术
“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中国传统军事学上的术语，依靠这种方法，有时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只是这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如果每战皆用，那就必然是自蹈死地而呜呼哀哉!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则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
何以会如此？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家天下”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道理却很简单，你有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的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管仲
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时济世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因此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恐怕很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为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他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您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先生没有听见吗?”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一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在战国时期，最善于为自己找退路的人，莫过于齐国的相国田文，即孟尝君；最善于为主人谋划退路的人，莫过于孟尝君的门客冯谖。
在战国时期，争相收养门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各种有才能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投奔一个著名的当权贵族，寄食于他的门下。这些收养门客的人就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有急难的时候，也往往靠这些门客助一臂之力。这些门客，确实也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过各种出人意料的作用。这一当权贵族“养士”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战国时期，“养士”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他们所养“食客”之多，有时竟达三千之众，孟尝君就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之徒无所不备。他对待门客也是视如兄弟，坦诚布公，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一次，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和门客们一起吃饭，由于门下食客太多，收的租税入不敷山，吃的饭也就不是那么精细了。吃饭的时候由于灯光太暗，又有柱子挡着，一个门客见孟尝君吃得挺香，看看自己碗里的饭则粗糙得很，以为君上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吃，于是发怒道：“我们以为君上是天下最贤能的人，没想到连吃饭都不平等，我们还是走吧!”说着就放下饭碗离席要走。孟尝君把自己的饭碗端过去给他看，原来完全一样。那位门客十分惭愧，就拔剑自杀了。从此，孟尝君的名声更大了，天下贤士也归之如流。孟尝君在与门客谈话了解情况的时候，往往在幕后安排记录人员，每当孟尝君谈到门客的家庭情况时，记录人员就记录下来，事后就派人给门客的亲属送去很多礼品。由于孟尝君能够招揽人心，门客无论贵贱他都能使之与自己在吃穿用度上一样平等，因此，“能倾天下之士”。
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一天，秦王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希望能让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您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抵押，孟尝君是不会不来的。您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士的崛起
殷商时期，士为贵族的最低阶层，春秋末期以来，士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通称，诸侯高官争相养士，士的作用日益重要，大有得一士而得天下，失一士而失天下的态势。
的丞相，齐国肯定也会拜您的子弟做丞相，那时候，秦、齐联合，就容易收伏诸侯了。”秦昭襄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去齐国，谁知泾阳君和孟尝君相见恨晚，两人没有几天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孟尝君就要到秦国去，门客多以乃秦为虎狼之国，不可轻易陷身，孟尝君不听劝告，决意要去。后来苏秦从外边回来，告诉孟尝君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听见有土偶人和木偶人在争吵。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浸坍，成为一堆烂泥。’土偶人对木偶人说，‘我本来就是土做成的，回到土里就是回到了老家，可你是木头做成的，一旦下雨，你就会随水漂流，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秦国是虎狼之国，您却要去，如果回不来，岂不成了被土偶人所笑话的木偶人了吗?”
孟尝君听了，悚然一惊，才未成行。但不久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因新君十分害怕秦国，就不断督促孟尝君，孟尝君终于来到了秦国。就在同时，齐王认为既然真心同秦王交好就不必扣留人质了，竟将泾阳君送回了秦国。
孟尝君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隆重欢迎，孟尝君也送一件贵重的银狐皮袍子给秦王作为礼物。秦王准备拜孟尝君做丞相，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樗里疾说：“孟尝君是齐国贵族，当丞相后必定替齐国打算，他手下人又多，他声望又高，如果当权，秦国不就很危险了吗?”秦王无奈，想把他送回去，又担心他了解了很多秦国情况，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不合适，就把他软禁起来了。孟尝君与泾阳君交好，就请他想办法。泾阳君为了将来登上君位，想结纳各国的势力，也不敢怠慢孟尝君。他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自见了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件银狐袍子以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做谢礼。袍子只有一件，孟尝君无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于是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孟尝君一行人如“漏网之鱼”，逃命般往函谷关跑，深怕秦王改变了主意追来。等到关口时，不过半夜，关门只有鸡叫才打开。于是，门客中有一善学鸡鸣的人学起鸡叫，引得关内外的鸡大叫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明了，就开了关门。门客中还有会挖改文书的，就变换了文书上的姓名，交上过关文书，一起逃出关去。
秦王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向函谷关。追兵到了关口，见关口已开，就查看过关文书，文书中并无孟尝君等人。追兵以为他们尚未到达，就耐心地等起来。等他们弄清了这些情况，孟尝君等人早已出了秦国国界，再也无法追上了。这就是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亲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击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君上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收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让他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网罗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达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运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他经营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仅属下乘的权谋了。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往往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现象似乎在表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似乎只是权谋之术的副产品，而不是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针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哪怕具有这样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就显得太卑微、太轻浮了呢?
7“仁者”的忍术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来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大旗，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他。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作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十分焦虑不安，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的一位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仲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都又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仲去劝说庄公。祭仲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心里的话，他对祭仲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着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更加扩大势力，可就难于对付了。”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地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修治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王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庄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阳周天王那里去办事，而是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带了两百辆兵车直到京城来了。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的信使所必须经过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十分惊慌，连夜返回，但士兵已经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了。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
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郑庄公在弟弟身上搜出了姜氏给他的那封信，十分生气，就派祭仲把信送给姜氏，并把姜氏安置到城颖，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郑庄公除掉了弟弟，轰走了母亲，稳固了他的君主地位，心里当然十分踏实，也很高兴。可当时还是极其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至于母子之间的人伦大孝，尤其显得重要。姜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许多方面有亏于庄公，但她毕竟是庄公的母亲，所以社会舆论并不完全占在他这一边。人们议论庄公的做法是不孝，这使庄公很难堪。庄公是否出于母子之情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姑且不论，他极想挽回名誉上的损失，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他曾经发过誓，不死不见母亲，如果破了誓言，不仅为人耻笑，丧尽君主的威严，将来还会遭报应。这使他左右为难。
正在这时候，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颖考叔来给庄公进献一只鸟。庄公问他献的什么鸟，他说是一只夜猫子，这鸟不是好东西，它白天看不见东西，专在晚上活动，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了它，它长大了就把父母吃掉了，这种不仁不义的鸟，请庄公惩办它。
庄公虽然知道他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颖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颖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
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颖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候，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
颖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颖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颖考叔说：“您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您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您不孝呢?谁又能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行，就派颖考叔去办。
颖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给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怕他不相信郑庄公，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抵押。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抵押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荡然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
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天王，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天王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击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天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天王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置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人性，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
8只善谋国、不善谋家的一代名臣
忠与奸，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易混淆的，但在有的时候却很难区分。说他奸，他却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社稷着想，乃至为某一姓一族效力，不论从哪一层意义上讲，都应当算作忠臣；但说他忠，他却又大权独揽，往往逾越了人臣之礼，实在是大奸有余。其实，这并非做人自相矛盾，而是封建专制观念给人设定了这么一个进退两难、左右不得的尴尬处境。
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著名权臣霍光就应算是这类人物。看看霍光的一生经历及身后诸事，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现实，都有很多好处。
霍光在意愿上想做忠臣，但却往往做出一些奸臣的事来，有些并不是霍光的错，而是封建正统观念给人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家与国的统一与背离。在一定情况下，家与国是统一的，忠于皇帝一家，就是忠于国家人民；但在很多情况下，家与国是背离的，这就出现了上述的矛盾。在宦海之中，霍光并不以功业胜，但他生前身后的遭际，却是极具特色，看看霍光，你会觉得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意味深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与唐宗宋祖并称，这几位皇帝，不论文治还是武功，确实都有其不容埋没之处。就拿汉武帝刘彻来说，他弭除边患，开疆拓土，制定礼乐，兴倡儒术，确是一位英明的天子。但汉武帝晚年奉仙信巫，屡次东游，企望得遇神仙，并因此闭塞视听，使太子刘据被迫造反，弄得皇后自杀，太子自缢，宫廷多为鬼魅，给宫廷乃至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在继承人问题上，武帝处理得并不出色。刘据自缢以后，武帝尚有三子，其中最受武帝喜爱的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少子弗陵。弗陵长相性格均很像武帝，武帝就准备让弗陵即位。但他恐怕主少母壮，将来必定会干预朝政，为了免蹈刘邦时期吕雉专权的覆辙，武帝先处死了钩弋夫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辅佐少主的顾命大臣了。
经过千思霍光
万虑，觉得眼前只有两人忠诚可靠，足以嘱托大事，一是奉车都尉霍光，一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只是金日是胡人出身，恐怕难以服众，不如把这意思先告诉霍光，让他预先知道这件事，好作思想上的准备。于是，武帝特让小黄门绘成一幅图画。找了个机会，把这幅图画赐给了霍光。
霍光是汉代著名的军事家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先是由霍去病带入都城，从郎官做起，陆续升官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在宫禁供职二十多年，从来都是小心谨慎，没有过什么过失，所以深得武帝的信任。这次承蒙皇帝赐图，拜受回家，打开一看，是周公负扆图，便知道是武帝想让自己像周朝的周公辅佐少主成王一样辅佐将来的小皇帝。这是皇上对自己的巨大信任，既不便推辞，又不能公开宣扬，只能默默地接受，等将来少主登基时再说。
武帝见霍光并未奉还周公负扆图，也感到欣慰。又过了一年，武帝因游五祚宫感风寒而病，自知不能再起，便传召霍光。霍光问道：“陛下倘有不测，究立何人为嗣？”武帝说：“你难道不知道以前我送给你的图画的意思吗？我已决定立少子为嗣，你就做汉朝的周公吧！”霍光慌忙说：“我不如金日合适。”此时金日正好在旁边，立刻回答说：“我是外国人，如果辅佐幼主，那比霍光可差远了！”武帝说：“我知道你们两人一向恭敬谨慎，忠厚可靠，就听我的顾命吧！”武帝又颁出诏书，立少子弗陵为太子，进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一起辅政。武帝传授顾命的第二天，就驾崩于五柞宫。
在这五位顾命大臣之中，除上官桀外，其余四名都是很有名的老臣，唯有上官桀的发迹，有些特殊。上官桀是由羽林期门郎升至未央厩令，替皇上喂养管理宫廷马匹，他见武帝经常到马厩看马，就把马喂得格外肥壮。恰逢武帝生病，好多日不到马厩中去，上官桀就懈怠了，马逐渐地瘦下去。等武帝来到马厩一看，十分生气地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再也看不到马了吗？”上官桀慌忙向武帝叩头说：“臣闻圣体不安，日夕忧惧，所以无心喂马，乞陛下恕罪。”武帝却以为他忠诚，不但将他免罪，还提升为骑都尉，后因捕人有功，又升为太仆。上官桀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他日后的结果，也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当时才八岁，朝中的大小事宜，全由顾命大臣的领袖霍光主持。霍光也可谓恭谨忠诚，为防不测，就搬进殿中居住，走到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之规，不敢稍有改动。因此，虽然昭帝年幼，国家倒也太平。
由于昭帝母亲已被汉武帝处死，霍光考虑到宫中的其他妃嫔都不可靠，昭帝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就把昭帝的大姐鄂邑公主召进宫去，加封为盖长公主，让她日夕伴驾照料。谁知过了几个晚上，半夜里忽然有人跑到霍光那里报告，说是殿中有怪异出现。霍光正和衣而卧，闻报急忙起身，来到殿中。霍光认为殿中御玺最为重要，急忙把掌管御玺的尚符玺郎召来，向他要玺。尚符玺郎不给，霍光来不及细说，就要向他怀中夺取玉玺，尚符玺郎按住剑说：“臣职所在，宁死不肯私交！”说完，就退了下去。霍光命令殿上不得胡乱喊叫，违令者斩，等到天明，也没有什么怪异。到了上朝，霍光承制下诏，加尚符玺郎俸禄二等，并说：“你能如此守住御玺，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自此以后，大家都佩服霍光的公正无私。
不久，燕王刘旦等人谋反。燕王刘旦与广陵王刘胥，都是昭帝的哥哥。刘旦虽然有学问，但性子过于傲慢，刘胥勇武，但过于爱好游猎，所以武帝没让他们继承帝位。当武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刘旦那里时，他并不悲痛，而是对旁边的人说：“这书信太小，恐怕说不尽话，难道是朝廷上有变故吗？”于是一面托言探丧，一面了解朝廷的情况，等得知鄂邑公主也已入宫后，就说未见遗嘱，恐立嗣有诈。于是，刘旦派使臣向昭帝请求在各个诸侯封国建武帝庙，霍光敏锐地觉察到刘旦可能有别的企图，没有同意，只是给刘旦、刘胥和盖长公主加了封地。刘旦却傲慢地说：“按照长幼顺序我应当为天子，还用得着别人赏赐我什么东西吗？”当时就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互相勾结，诈称受了武帝的诏书，勤修武备，以防不测。不久，他就向封地内的人宣布，说霍光所立并非武帝之子，应当即位的是自己，希望天下人一起来共同讨伐。然后让刘泽起草檄文，到处散布。不料刘泽来到齐地，竟被青州刺史隽不疑逮捕，又有人告发刘泽谋反，于是，隽不疑飞报朝廷，朝廷派人稍加审讯，就弄明了真相。刘泽被杀，刘旦也应连坐受诛。霍光认为昭帝刚刚即位，不宜杀死亲兄长，只是让他谢罪了事。
不久，顾命大臣金日染病身亡，他的两个儿子年幼晓事，昭帝曾把他俩召入宫中，与他一同起卧游玩，感情很好。等金日死后，其中的一个儿子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昭帝就向霍光请求把另一个儿子也封为侯爵，霍光说没有先例。昭帝说：“封不封侯，还不就凭你我的一句话吗？”霍光板起脸说：“高祖曾经说过，没有功的人不能封侯。”昭帝吓得不敢作声了。霍光的正直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第二年，霍光被封为安陆侯，上官桀被封为安阳侯，霍光的权势越来越大。就在这时，有人向霍光汉昭帝
进言说：“难道大将军没有听说过高祖时候吕雉的故事吗？高祖死后，吕雉及吕氏宗族专权，并不任用刘氏宗族，最后在天下人面前丧失了威望，失去了人心，所以全部被诛杀。现在将军您作为顾命大臣的领袖，辅佐少主昭帝，地位高，声望重，权势大，却唯独不与刘氏宗室共有，没有刘氏宗室的人出来号召天下，将来怎么能免于祸患呢？”霍光听了以后，既感到震惊，又立刻醒悟，对那人说：“谢谢先生指教，我一定照办。”遂把元王的孙子刘辟强召入宫廷，封为宗正。
在昭帝十二岁的时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想把自己才六岁的女儿送入宫中，希望成为皇后，就去找霍光商量。上官安本以为霍光是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女儿是霍光的亲外孙女，霍光一定不会阻拦的，没想到霍光一口回绝，认为孩子太小，不宜入宫。上官安一看无回旋的余地，只好想办法去求助别人。
上官安想了好久，终于找到一条门路，就跑到盖长公主家里找到了门客丁外人。原来，盖长公主的丈夫早逝，公主不耐孀居，门客丁外人美貌多才，为人狡猾，又善于趋奉公主，于是男有情，女有意，两人就勾搭成奸，几乎不避人耳目。后来霍光让盖长公主入宫服侍昭帝，两人就无法见面了，盖长公主常常请假，而且晚上住在家里，不愿回宫。霍光觉得很奇怪，派人一打听，才知是这个缘故。为了让盖长公主安心服侍昭帝，霍光索性让丁外人入宫值宿，成全他们。上官安找到丁外人密商，丁外人一口答应，立刻去向盖长公主游说，盖长公主本打算把故周阳侯金日石单像
的女儿配给昭帝，可为讨情夫的欢心，只好答应。不久，上官桀的女儿被迎入宫，封为婕妤，既而被立为皇后。由于这些诏令都出于中宫，霍光也没有办法，再说也没违反什么条例，霍光虽不满意，也未多加考虑。
上官安却是官运亨通，很快就升为车骑将军。上官安由此十分感激丁外人，想说通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霍光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上官安无奈，只好让父亲上官桀去说情。上官桀与霍光同为顾命大臣，又是儿女亲家，更是莫逆之交，谁知霍光还是不答应。上官桀无奈，便降格以求，说是封个光禄大夫也好。霍光勃然怒道：“丁外人无功无德，怎好得封官爵，请您不必再说了！”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从此深深地怨恨霍光。盖长公主因为情夫得不到爵位，也十分怨恨霍光，他们内外勾结，想除掉霍光，而霍光尚不知道，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不久，昭帝突然下诏，封上官安为桑乐侯，食邑五千户。霍光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但觉得上官安是皇帝的岳父，也不算违例，就未加过问。而上官安却十分傲慢，有一次，入宫侍宴，罢宴回家以后，向门客夸耀道：“我今天与女婿一起饮酒，很是高兴，只是我的女婿服饰很豪华，而我家的用具器物，还不得相配哩！”说着，就要把旧有的家具一概烧光，多亏门客劝阻，才未烧成。
太医监充国无故入殿，按照律条，当处以死刑。充国是上官安的外祖父最为宠爱的人，上官桀便去向霍光求情，霍光仍不允许。上官桀无法，只好去求盖长公主，盖长公主交出了二十匹马替充国赎罪，充国才减罪免死。自此以后，上官桀父子就更加痛恨霍光，感激盖长公主。
上官桀父子认为，从前和霍光一样，都是顾命大臣，现在反而每件事都要受霍光管辖制约，实在太不公平。于是，他们就广结宫廷内外的宦官大臣，想趁机除掉霍光。尤其是燕王刘旦，因未得皇位，总心怀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子弟多有失职，也对霍光怀有怨恨，再加盖长公主作为内援，在上官桀看来，确是万无一失。正在这个时候，霍光到广明去校阅羽林军，上官桀就想发难，但想来想去还是无法准备力量，不能保证事变成功。于是上官桀就和桑弘羊秘密商议，诈以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霍光。奏疏写道：
“我听说大臣霍光在外校阅羽林军时，竟令先行官预先准备食物，模拟天子的出游仪式。把没有功的大将军杨敞任命为搜粟都尉，又擅自调益莫府校尉，专权自恣。我怀疑他有不正常的举措，所以愿意把我的符玺归还朝廷，回到宫里保卫皇上，以免奸臣忽起事端，皇上遭遇不测。事关紧急，特此派快马传给皇上。
昭帝看后，竟无动静，霍光听说有人弹劾，十分恐慌，第二天上朝，不敢进去，只在殿西画着周公负扆图的那间房子里坐着。昭帝未见霍光，就派人宣他进殿，霍光跪地免冠谢罪。昭帝说：“我知道你没有罪，请戴上帽子起来吧。你到广明校阅羽林军往返才十多天，燕王刘旦怎能得知，又怎能写信送来？况且你如果有不臣之心，又何必用校尉？这明明是有人谋害将军，假造此书。我虽然年少，也不至于如此愚昧。”群臣听了，无不惊服。
昭帝催促捉拿上书人，上书人桑弘羊闻讯后逃到上官桀的家里躲避，当然无法捉到。偏偏昭帝又连日催办，上官桀使内臣在昭帝跟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如有人再敢妄说是非，便即处斩。”昭帝从此只亲近霍光，不理上官桀。上官桀忧愤交加，计无可出，竟与儿子上官安商议，想联络盖长公主及燕王刘旦，假意应许刘旦做皇帝，刺死霍光废了昭帝，自己身登皇位。
盖长公主同意了上官桀的计划，刘旦得书后也十分高兴，准备事成后与上官桀共享富贵。刘旦的门人劝谏说：“前次结谋，事泄未成。现在将军上官桀秉性轻浮，车骑将军上官安又少年骄恣，恐怕不能成事。即便侥幸成功，上官桀也反复无常，不能相信。”刘旦不听，坚持起兵。就在这时，燕国都城里妖异之象纷至沓来。天忽大雨，有一长虹倒垂井中，井水竟被吸干；天上又有鸟鹊争斗，纷纷坠死池中；又有群鼠噪嚣殿门，跳舞而死；什么城门无故自开、城上无故起火、大风吹折城楼等等，不一而足。刘旦有一善于占卜的门客，他报告刘旦说：“今年恐怕有大臣被诛。”刘旦正在恐慌之间，忽有急报传来，说是上官桀谋泄，已被逮捕，就是燕国派去的使臣，也被抓获了。
汉宣帝像
原来，盖长公主答应上官桀请霍光喝酒，在席间刺死他，上官桀父子以为计出万全，万无一失，都高兴得忘了形。群党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问上官安说：“一旦废了昭帝，您的女儿上官皇后怎么办？”上官安发怒道：“迫逐鹿犬还顾得上兔子吗？”这消息从盖长公主处和上官安家里泄露出来，辗转传达，竟让霍光得知。于是，霍光先把上官桀父子诱入宫中，立即斩杀，又拿住桑弘羊，亦即杀死，其余党徒也一并逮捕。至于燕王刘旦，两次谋反，决无再生之理，受诏自缢而死，从死的妃子有二十多人。盖长公主闻变自杀。
昭帝十八岁举行冠礼，朝政由霍光秉公主持，还算平静，但昭帝于二十一岁病死，且无后嗣，立君又成了大问题。广陵王是昭帝的哥哥，霍光不愿立他为君，大面上的理由是因为武帝没有看中他，且不是昭帝的下一辈，实际上恐怕是考虑到广陵王年纪已大，立为皇帝后无法驾驭，决定立武帝的李夫人之孙昌邑王刘贺为皇帝。
刘贺是个纵情声色、荒淫无度的人，专好游猎，半日能骑马奔驰三百里。一日，刘贺看见面前有一只白犬，项下似人，股中无尾，而左右的人却偏偏并未看见。龚遂劝谏说：“这是暗示左右的人如犬戴冠，如不悔悟，恐要亡国了。”不久，刘贺又独见一大白熊入宫，龚遂又说：“野兽入宫如入无人之境，是说宫室要空了，这是凶兆。”未几又见血染席中，龚遂哭道：“血为阴象，阴象上升，宫室要空了。”等长安使臣到来，刘贺半夜得书，才看到数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帮狐朋狗友都来趋奉。第二天，刘贺启程，独自一人策马跑在前面，沿途搜掠妇女，众人劝阻无效。
刘贺即位以后，十分荒唐，毫无人君的样子，朝野上下深以为忧。霍光受群臣委托又联络杨敞等人，在朝会上忽然发难，借上官皇后的名义，历数刘贺罪状，把刘贺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两千户，仍使居昌邑。只是刘贺的那帮帮闲小丑二百多人，全被绑赴市曹斩首，有人大喊：“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意思是后悔当初不杀霍光。
立君又成了大问题，有人提出，唯有武帝曾孙刘病已，流落民间，据说美丰仪，通经术，有才具，年已十八，可立为君。据说在这一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叶虫食成文，均辨认出“公孙病已立”字样。这皆是皇帝起于民间之兆。霍光主持迎立了刘病已，是为宣帝。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在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宣帝尚未立后，当时许多人都打算让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可宣帝却下令访求故旧，大家明白，这是宣帝不忘贫贱之妻，只好立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夫人许氏为皇后。照例应该封许氏的父亲为侯，但霍光认为他已受过宫刑，是微贱之人，不能违例封侯。宣帝争执不过，只好作罢。
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这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宣帝虽是十分猜忌，但只好暂且隐忍。
霍光的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霍显原是霍光女儿的婢女，因长相姣好，为人狡猾，博得了霍光的喜欢，后生了几个子女，霍光就把她升为继室。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霍显处心积虑地想谋害许皇后。恰巧许皇后将要分娩，忽感身体不适，宣帝遍召女医官日夜服侍，霍显就趁机把自己的相识淳于衍推荐进宫。
许后安然生产，在服用调理药丸时，淳于衍趁机将符子搀入。符子性热，不宜产后服用，许后产后身体极虚，服用符子后虚热上升，竟致殒命。宣帝十分气愤，命令将所有医官逮捕，淳于衍也在其内。霍显极怕淳于衍吐露真情，连忙求霍光设法，霍光知道了也很害怕，但事已至此，只好去宣帝那里游说，让他放了全部医官。此后，霍显花巨资多次安排淳于衍，才使之不露口风。
从此开始，民间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
不久，霍显之女被迎入宫，一年后立为皇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寿终正寝。
霍后尚未生子，宣帝欲立许后所生的刘爽为太子？霍显对女儿说：“他是皇帝微贱时所生，怎能当太子？倘若你将来生了男孩，不是要为他所制吗？”霍显就交给她毒药，让她寻机毒死太子。无奈宣帝十分小心，派人周密保护，凡食物都要先尝后进，霍后始终不得下手，她经常恼恨地咒骂，逐渐露出了不悦太子的神情。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又风闻是霍家毒死了许后，就加倍注意起来。
霍家一门三侯，霍显尚不满足。做了太夫人之后，霍显无视礼法，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尤其是与俊仆冯殷私通，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只是宣帝念着霍光的功劳，才隐忍未发。
宣帝怕霍家势力太大，将来生变，就逐步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家已感觉到势头不好，尤其是弹劾之人越来越多，关于毒死许皇后的议论也越来越凶，霍云、霍山等就找霍显想办法。霍显把下毒之事告诉了他们，他们非常震惊，认为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联络霍氏及诸女婿一同起事，并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了宣帝，方可无虞。谁知隔墙有耳，马夫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夜里又与别人私议此事，他的朋友听说后，为了希图富贵，就跑到皇帝那里告了密。霍家的谋划至此事泄。
宣帝立刻传令捉人，但又马上传命止捕，就是这样，霍家也知谋泄，急忙联络诸亲戚准备起事，诸亲戚知道谋反必致连坐，为求一线生路，也都纷纷同意。好在又无声息，大家就又安定了一段。其实宣帝是在一步步地实行。他怕霍家谋反之事尚未传信众人，贸然下令逮捕，恐会遭人议论，要等到霍家充分暴露出来，才好服众。果然，霍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臭。霍家便又密谋杀了魏相，废去宣帝，立霍禹为天子。又有人探得了这一消息，报知了宣帝。
宣帝见时机已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说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力，秉公治国，至于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细细地推敲起来，倒也未必是霍光原意，实在是情势所迫，无力回天。应当说，周公辅政只是一个传说，一种理想，而到了霍光，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虽想以身作则而不得，能做到霍光这个样子，平心而论，已很不容易了。
但霍光是只知谋国，不知谋家。他完全有理由考虑到身后家族的败亡。
其一，毒死许皇后留下了祸根；其二，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其三，妻子霍显起自微贱，欲壑难填，狂悖残忍；其四，诸子孙多是轻狂之人；其五，子婿盘踞朝廷，势力太大，极易遭忌；其六，不知收敛。这六条中的任何一条，均足以使家族败灭，霍光却未对任何一条作出具体的安排，更无任何善后措施，其败亡是无可避免的。不灭在宣帝的手里，也会灭在别人的手里。别说还要谋反，就是谨慎处世，也决计逃脱不了，只是谋反使败亡来得快一点、彻底一点罢了。霍光只知谋国，不知谋家，按中国传统观点来看，霍光不是一个上档次的人物。
9外戚与宦官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句话是春秋末期的越国大夫文种最早说出的，没想到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竟然屡试不爽，似乎成了一条铁定的“历史规律”。
且不说那些如走马灯般变幻无穷的短命王朝，就几个大的王朝而论，西汉开国名臣大将受诛；宋朝开国后似乎温和一些，只是将一些大臣开除回家，让他们种田去了，用的是和平过渡的手段；明朝开国后似乎最为突出，连大臣带家属杀得数也数不清。
中国古代的开国皇帝莫非疯了吗？
其实，他们清醒得很，开国之后屠戮功臣，正是他们的清醒之举，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明智之举。这与简单地“卸磨杀驴”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开国帝王们巩固一家一姓政权的有力措施，是他们“为子孙万世计”的长远策略。那么，何以会如此呢？
道理很简单。开国帝王必定会有一群能力出众、战功赫赫而又势力很大的名臣大将，这些大臣将领未必都忠心耿耿，未必都处处合意，这样，即使在开国皇帝健在时，他们也不全都老老实实，谋反乃至起兵的事例多如牛毛。而这些大臣将领的年龄一般说来都要比开国皇帝为小，等他们享尽天年，自然死光，恐怕极不可靠，即便开国皇帝熬死了许多大臣名将，剩下几个也还是让人不放心，更不用说皇子即位之马援
后无力控制这些权势很大的开国功臣了。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借口将他们一一除掉，当然最好是杀死，即便留他们一条性命，也不要让他们有重掌大权的机会。
这实在是过于残忍。这种极不道德的行为，听起来令人感到义愤，似乎又使人觉得对功名利禄乃至人性道德都深深地失望，但是，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使国家免去了许多分裂战乱之苦。如果权力分掌在几家几姓的手中，那社会就要动荡不安了。六朝时期几十年换一个王朝的例子，就是极好的说明，那时的门阀士族各自为政，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发难造反，所以，朝代更替如同烙饼一样，你来我去，受苦的自是黎民百姓。
这真应了那句话，历史的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
但是，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并无“兔死狗烹”的事情发生，这是刘秀“以柔治天下”的结果。刘秀不愿杀戮功臣，对功臣实行笼络的方法。如果封官赏地，恐怕只能使功臣的权势越来越大，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的，唯一的方法是使功臣宿将与刘氏政权联结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一个办法：联姻。
刘氏的女儿多嫁给功臣宿将家的子孙，刘家的子孙也多娶功臣宿将的女儿为后为妻，纵观整个东汉，选后大致不超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绕等功臣家。这样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刘氏江山是牢不可破了，但聪明的刘秀却没有想到，东汉王朝自此落入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可怕轮回之中。
皇室与功臣联姻必然造成外戚专权，依靠宦官除掉外戚又是前门送狼，后门迎虎，必然造成宦官专权。东汉王朝就在这两个畸形的轮子上转完了它的历程。
形成外戚专权局面是既容易而又简单的，其唯一的条件就是皇帝幼小。东汉自第四个皇帝起，皇帝的废立就基本由外戚一手操纵，并且故意立小孩为皇帝，自章帝以下，外汉代官吏图
官是什么？难道都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样子吗？恐怕并不都是这样，否则，中华民族早就亡国灭种了。
戚所立的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仅一百天。皇帝幼小，无力秉政，母后自然就要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指的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后。皇后又依靠谁的势力呢？自然是娘家的势力，于是，外戚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
东汉最大的专权外戚之一是梁冀。梁冀的高祖是梁绕，曾当过新莽政权的酒泉太守，王莽被起义军杀死后，河西地方推举窦融为大将军，梁绕为武威太守，共保河西之境。刘秀逐个击败了农民起义军之后，梁绕等人见大势不可逆转，就率众投降了刘秀，刘秀把他看做开国功臣，先后封为成义侯、高山侯，任太中大夫，梁绕与窦融均与刘秀联姻，刘秀把自己的女儿午阴公主许配梁绕的儿子梁松为妻，这样，梁绕家族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不过，梁松的侄女虽为章帝生了儿子，可惜不是皇后，未能立为太子，窦融家族出身的窦皇后却又未生儿子，于是，窦皇后就把梁妃生的儿子领养过来，梁家正在暗暗高兴，窦皇后恐怕梁家后来得势，遂设法杀害了梁氏二妃及其父亲梁竦，因而，梁家一直遭到窦家的压制。不久章帝去世，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但不久窦太后也死了，梁家才敢告发窦家，和帝封赏了梁氏一门，但梁家仍受邓氏、阎氏、窦氏等外戚的压抑，直到顺帝时期，梁氏才算掌了实权。
公元126年，顺帝即位，立梁商女为皇后，封梁商为乘氏侯，任掌握军政实权的大将军之职，但梁商不敢十分跋扈，尚能礼贤下士，节身勤政，名声还不算太坏，不过，梁商已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二十年铺设了道路。
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死，顺帝立刻命其子梁冀接替父职，任大将军之职，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梁冀为人阴鸷狡黠，极喜游戏。据记载，他长得极其丑陋，有一双豺狼般凶狠直射的双眼，耸着瘦而上挑的双肩，酷嗜女色、饮酒、赌博及各种斗鸡走狗、骑马射箭等娱乐游戏，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其父梁商也算是极有心计之人，为了让梁冀继承自己的职位，不被其他外戚势力压抑，他让梁冀在宦海磨炼了一番，在中郎将、执金吾及河南尹任上时，就做了许多坏事。
梁冀其人，可谓集政客之狡诈、流氓之无耻和纨绔子弟的骄横于一身。在其后的二十年大将军生涯中，做尽了坏事。
汉顺帝二十七岁时突然死亡，其死因至今无法考证。这正为大权在握的梁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无子，梁冀便选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儿子即位，是为冲帝，立梁皇后为太后，垂帘听政。其实一切大权均出于梁冀。
冲帝年仅两岁，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死去。立嗣又成了大问题，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便把几个合适的人选都找到朝廷，其中包括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刘蒜素有贤名，太尉李固等人坚持立刘蒜为帝，但梁冀想立一个傀儡皇帝，以便自己操持大权，于是他率人拥立了只有八岁的刘缵为质帝。
刘缵虽为梁冀所拥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却并不感激梁冀，而是颇有正义感。质帝虽然早慧，但毕章年幼，了无心机，一次，他指着梁冀轻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这话被梁冀听见了，又恨又怕，觉得如果让质帝长大了，那自己非一败涂地不可。于是，梁冀令人把毒下在质帝要吃的面饼中，质帝吃了面饼，腹疼难耐，叫人赶快催李固进宫。质帝对李固说：“我吃了毒饼，腹疼难忍，如果能喝到水，还可活命。”李固正要去取水，梁冀在旁边说：“不能喝水，喝了水会吐！”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拿水，质帝就这样被梁冀毒死了。
李固等人觉得不能再立幼帝，拿国家社稷的命运作儿戏，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写了一封信送给梁冀，大意是说汉廷一年之中连失三帝，实非正常，如今又当立帝，此乃万事当中的头等大事，要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选立贤明之君。梁冀接信之后，虽是极不高兴，也得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朝廷中的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聚集一堂，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年长，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缘最亲近的后裔，应立为君。但梁冀所思正好相反，他想立的是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而且刘志聘定了他的妹子，一旦立刘志为君，自己便是国舅。只是李固等人拥立刘蒜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时不易驳回，梁冀只好暂时宣布罢议。
到了晚上，曹腾来见梁冀。曹腾是中常侍，最会见风使舵，在审时度势上极会掌握分寸。他对梁冀说：“梁将军累世是皇室的姻亲，长期掌握朝政，手下又宾客众多，难免有管束不到的地方，以至有差错甚而犯罪之事。清河王刘蒜素以严明著称，如果他做了皇帝，将军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只有立刘志，才能长保富贵！”这一番话，正说到梁冀的心里去。第二天，梁冀复召诸大臣会集，商议立君事宜，李固等人还在坚持，可梁冀作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谁不同意立刘志，他就要杀谁。毕竟正义拗不过武力，大家无奈，只好同意立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
梁冀立刻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免去太尉李固的职务，削夺其议政之权。至此，梁冀还不放心，必欲置李固等人于死地而后快。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刚立，许多人不服，于是，南郡的刘鲔、甘陵的刘文等人联合起来，打算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镇压。梁冀的奸诈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灵机一动，趁势诬告李固、杜乔等人参与“谋立”刘蒜，把李固、杜乔逮捕入狱。
但梁冀越迫害李固，李固的声望就越高。李固入狱之后，李固的学生渤海王刘调戴着木枷前去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其他的民众也在准备活动。梁太后听说以后，怕新君乍立，闹出事情，就下令放了李固。长安的百姓听说了，都觉得欣喜若狂。但不久李固、杜乔还是以“谋立”刘蒜的罪名被杀害了。
梁冀拥立刘志有功，刘志当然对他极为感激和倚重，对他的赏赐，也超过了以前对任何功臣的赏赐。梁冀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是丝毫不懂谦让修身，只知一味地屠杀镇压，在东汉专权的外戚之中，梁冀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人们见了梁冀无不“侧目切齿”，对有谏者梁冀采取的态度是非杀即逐。例如，他在做河南尹时，崔琦看不惯他横行霸道，作《外戚箴》献给他，以资规劝，梁冀当时尚未掌大权，也就未对崔琦采取措施。等梁冀入朝廷，做了大将军，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以后，崔琦又献《白鹄赋》去讥讽他。梁冀这次再不容忍，质问崔琦说：“朝廷上下，官员众多，难道只有我是最可恨的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激烈地谴责我、讽刺我呢？”崔琦毫不畏惧地回答说：“管仲相齐，爱听不同的意见，萧何辅佐刘邦，鼓励人们进言。如今，将军以累代辅佐君主，实在是担负着伊尹、周公的责任，而又不修德政，不用贤良，不开言路，乃至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其实就如赵高的指鹿为马！”梁冀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却也无言以对。
梁冀自然不会放过崔琦。一怒之下，本想杀死崔琦，后又觉得未免过于露骨，就改为遣送回家。过了一段，仍觉不解气，想把他处死而后快，为了做得不过于明显，就先升崔琦为山东地方的临济县令长。崔琦也是明白人，知道梁冀对他没安好心，就没去做官，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了。梁冀知道后，还不罢休，又派刺客前往寻找。等刺客找到崔琦，却见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刺客觉得他是个贤士，不忍刺杀他，便告诉了他实情，并说自己也该逃走了。崔琦听了刺客的话，立刻逃走，但因梁冀党羽密集，崔琦还是被杀死了。
袁著是一个十九岁的郎中小官，他实在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扈，竟斗胆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势分权臣”，大权旁落，这还罢了，又建议梁冀最好“功成身退”，回家养神，“以全其身”，否则，难逃覆灭的下场。此外，袁著还要皇上“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等等，不一而足。梁冀听说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书辱骂自己，又惊又怒，立即派人捉拿袁著。袁著听说后，变名逃走，又托病假死，把蒲草装在棺内下葬，但还是逃不过梁冀的耳目，最终被抓住杀死。
不仅如此，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刘常、胡武、郝絜等人都遭连累。尤其是郝絜之死，很具戏剧性，他起初想逃生，但无论逃到哪里，都有梁冀的爪牙，后来发现实在无法逃脱，就干脆抬着棺材，在大将军梁冀的家门口服毒身亡，以保全一家的性命。胡武一家，被株连杀害的竟达六十余人。上一书而株及如此之多的朋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梁冀权倾朝野，以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汉天子的程度。梁冀可谓是个权力狂，不论大小权力，他都希望抓到手里。他派人监视皇帝，皇帝的一举一动他全部知道，至于大臣的动静，更是逃不过他亲信的眼睛。朝廷里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对于官吏的升迁降谪，他更是亲手办理，以便借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凡是升迁的官员，临行之时必先到他那里去辞行，凡有得罪他的，他一个也不予放过。
有一个名叫吴树的苑县县令，梁冀曾当面告诉他要他照顾自己在宛县的宾客，吴树当场予以拒绝，并痛斥梁冀专门结党营私，根本不重用贤能之士。到了宛县，吴树果然按律处死了十几个梁冀的宾客。梁冀对他恨之入骨，便以提升他为荆州知府为名，召他到自己家里饯行，置毒酒中，将其毒死。
梁冀横行霸道，专权二十年，几乎未做什么好事，罪行却是累累难计，所以他的行为激起了普遍的公愤。梁冀的私生活，也是丑闻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据记载，梁冀的妻子孙寿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她长得很难描述，眉毛细而曲折，满口黄牙，一笑如同要把脸上的肌肉撕裂，走起路来摇摆不定，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她爱在眼下涂上红脂，仿佛刚刚哭过一般，把头发盘在一侧，好像头上长出了个大疙瘩。不过，这孙寿长相作派虽然怪诞，倒极有降人的手段，竟把梁冀弄得既爱她又怕她，处处听她的话。孙寿不仅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并不顾自己的名声，前往梁冀的外室捉奸。弄得城里一片沸沸扬扬，真是群魔乱舞。
梁冀当权，汉朝实是梁氏的天下。梁冀一门，前后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邑册君者有七人，取公主为妻者三人，校以上将官五十七人。梁冀多行不义必自毙，其末日已为时不远矣。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及另一梁氏妃子先后病死，此时的桓帝已经二十八岁，他时刻担心自己会遭到以前皇帝的命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梁冀毒死。在梁氏皇后死后，他加紧行动，打算除掉梁氏一家。
可除了太监以外，他又能去找谁呢？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周围无人，便把亲信太监唐衡叫过来问道：“你知道太监中还有谁同梁家合不来？”唐衡说：“单超、左倌两人曾到梁冀的弟弟家里去过一次，因为没行大礼，他俩的兄弟就被送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那里，他俩送礼道歉，才救出了他们的兄弟。他俩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恨外戚专权的。”
桓帝又悄悄地把单超、左倌叫进室内，低声对他们说：“大将军把持朝政，我现在想把他杀掉，可朝廷上的官员都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该怎么办呢？”
单超、左倌齐声说：“大将军专权误国，早就该杀。我俩没什么可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怕皇上没有决心除掉大将军！”
桓帝答道：“我决心已定，无可犹豫。”接着，桓帝又叫来徐璜和县瑗，五个太监一起歃血盟誓，共讨梁冀。
梁冀的亲信耳目也探得了一些消息，报告了梁冀，梁冀怕出什么事，就特派自己的心腹张恽到尚书省值宿。单超一见梁冀有所觉察，便当机立断，派人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住了张恽，桓帝也亲到殿下，命人把一切调动用的符节印信全部集中到尚书省，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
然后，桓帝派县瑗带领宫中士卫一千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又派人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绝未想到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无从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梁冀既死，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处死。官员受株连罢官的三百多人，处死的数十人，朝廷上下各衙门几乎为之一空。清抄梁冀家产达三十万万，可抵全国当年租税的一半。
梁冀是除掉了，外戚专权暂告一段落，然而，宦官专权又开始了。东汉王朝终于在宦官和外戚的双重绞杀中灭亡了。
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繁华鼎盛的感慨，到此方显得深沉。只是王、谢乃是名门士族所出的名臣，而梁冀则不过是横行一时、祸乱国民的罪臣奸臣罢了。梁氏一族久遭排挤压抑，一旦得势，却又骄横残暴，终至一场春梦，落得灰飞烟灭。
我们无暇去作无聊的慨叹，我们要看到的是，封建集权制度必然会带来外戚或是宦官专权的弊端。一家一姓之政权全由一家一姓来处理，天下公理不由天下人来断定，只出自一人之口，就必然会导致极少数人的专权，这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解决得好一点，是政治开明，所用得人，大家有了明君贤相包青天，但好人主义是靠不住的，人的良心是有限的，权力对人的腐蚀却是无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是以好开始，以坏结束。如果中国的朝代都能善始善终的话，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变换了。
有趣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容易乘虚而入，一是皇帝年幼无知，一是皇帝年老昏聩。
对待功臣可也真是难办，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不杀功臣，容易弄得外戚专权，除掉外戚，又往往要靠宦官。看来，这外戚与宦官专权，似乎成了封建王朝的宿命。
10千古贤后
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作“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
在赞扬别人的妻子时，又有一个职业化的称呼，叫作“贤内助”。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不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匍匐在男权主义的淫威之下，但有时候却又受到相当的尊重，特别是在家庭当中，一个主妇的好坏往往对这个家庭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但平民家庭如此，皇帝之家也不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同是出身低微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一反一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后唐是攻灭后梁以后由李存勖建立的。当时，李存勖认为后梁的朱氏政权是唐朝的叛逆，自己是继承了唐朝的正统，故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在做晋王之时，就看上了刘氏(即后来的刘皇后)，李存勖的母亲就把她赐给了他。
刘皇后是魏州成安(今河北成安县)人，她的父亲据说是一个江湖郎中，兼顾算命占卦，自称为刘山人。这位刘山人颔下有一缕黄须，成日奔波于风尘之中，他善给别人算命，却不知是否为自己的女儿算过。但无论如何，从刘山人的情况来看，刘皇后出身低微却是无疑的。在刘皇后还很小的时候，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攻占了魏州的成安，其部将袁建封见刘氏姿貌不俗，便特意掳来，献给李克用，李克用之妻看她聪明伶俐，善体人意，又兼人才出众，很是喜欢，便让人教她歌舞弹唱。等到了十六岁时，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李存勖少年英武，在继承父亲灭梁的遗志方面，可以说做得十分成功。但此人虽有才略，怎奈极好玩乐，少年时期就已现端倪。他作为李克用最为宠爱和倚重的儿子，自然可以经常出入掖庭，一见之下，竟对刘氏情爱陡生，在被封为晋王之后，李存勖就向母亲索取刘氏，李存勖的母亲本是养一歌舞之伎，无甚大用，便把刘氏送给了李存勖。
没想到这刘氏极会博取李存勖的欢心，后又生了儿子李继岌，李存勖见李继岌相貌性格多随自己，就更加喜欢刘氏。
李存勖称帝以后，就想废掉原来的正妃韩夫人，但觉得于名分不合，一直沉吟未决。就在这时，宫廷里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枢密使郭崇韬权高位重，只是德才功业均不足以服众人，所以反对他的人不少。郭崇韬十分精明，他深知，如果这时能够帮刘氏一把，把刘氏推向皇后的宝座，将来刘氏肯定会重用自己，自己也就有了稳固强大的靠山，再也不怕群僚攻击了。于是，郭崇韬“与宰相率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在这种情况下，庄宗李存勖正好顺水推舟，于公元924年，“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欧阳修曾专门作了一篇评述后唐庄宗宠信伶人戏子而至荒淫无道的《五代伶官传序》，深刻地揭示了李存勖灭亡的原因。李存勖在灭后梁之时，可谓雄才大略，奋发有为，且能洁身寡欲，与群臣士卒为伍。但称帝之后，很快就荒淫无道了，他大造宫室，多选美女，畋猎无度，而最奇怪的是他宠信演戏的伶人，这位皇帝戏迷简直把看戏、听戏、演戏当作了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伶人也就趁机干政了。这样一来，大臣遭到疑忌迫害，贤人远引、小人竞进，后唐的朝廷，成了跳梁小丑们演戏的舞台。
毫无疑问，后唐庄宗时期的政治很快就糜乱不堪了，庄宗最后终为臣下所杀，由一个开国之君而因荒淫被臣下杀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很多的。那么，在李存勖宠信伶官的荒淫时期，刘皇后又干了些什么呢?按说，刘皇后出身低微，深知下层生活的疾苦，又在宫廷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长大，多少应该有些朴素善良的品质，但却恰恰其反，她过倦了低贱贫寒的日子，一旦地势骤升，就发疯般地捞权捞钱，哪里还想到规劝丈夫修身理政，为百姓操劳？
《资治通鉴》上记载，伶官干政期间，刘皇后也趁机参与，干政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抓住权，二是通过权来搜刮财富。“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及为后，四方奉献皆分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四方的贡品竟然要拿一半送给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这还倒罢了，她居然把宫中的役人派出去，以权压人，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
这种“官商”的做法，为她赢得了臣额财富。在纳贿方面，她更是来者不拒。在她的带动之下，后唐贿赂之风大盛。刘皇后未能成为庄宗的“贤内助”不说，反而助纣为虐、陷夫于死地。
在刘氏当皇后的第二年，河南发生了多年不见的大水灾，黄河决口，河流暴涨，大水流淌了七十五天，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洛阳一带的粮仓为之一空，粮食很紧张，李存勖不仅不想法减轻农民负担，还要预征第二年的粮食，弄得民怨沸腾。大灾尚未退去，李存勖竟带着刘皇后及大队人马出去四处打猎，引得百姓切齿痛恨。这对夫妻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终于使得民不聊生，官不安位，在庄宗建号三年以后，邺都、邢州、沧州等地纷纷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去镇压，没想到李嗣源一到魏博，就自称后唐皇帝，挥兵向李存勖杀来。在这场叛乱中，李存勖被流矢射中。
那位刘皇后真是财迷心窍，在这危急关头，她不去关心李存勖的生死和朝廷的安危，却想着赶快搜刮金银。刘皇后自己根本就不去探视李存勖，只是派个宦官送点水和食物给李存勖，不久，李存勖就伤发而亡，而刘皇后呢，却忙着“囊金银，系马鞍”。看看李嗣源势不可挡，就慌乱逃入寺中，削发为尼。
李嗣源当了皇帝，其实应该感谢这位皇后，如果不是刘皇后趁势作乱，李嗣源又岂能轻易起兵成功?但李嗣源还是下诏赐刘皇后自杀，派人把她从晋阳的尼姑庵中弄出来，逼其自尽了事。
与后唐庄宗的刘皇后恰恰相反，朱元璋的夫人马氏却极其贤明，多次帮助朱元璋，甚至可以说，若无马氏的协助，朱元璋不仅成不了大明的开国天子，恐怕早就成了孤魂野鬼。
明/杨东明/饥民图说(部分)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中，暂做和尚，穷困潦倒，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就投到郭子兴的军中。郭子兴见朱元璋气宇不凡，相貌出众，也十分看重。朱元璋作战勇敢，智勇兼备，打了不少胜仗，郭子兴对他就更加器重。后来郭子兴同夫人张氏谈及朱元璋的军功，张氏说：“朱元璋的才能，我不太了解，但看他的相貌，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应该加以厚恩，使他感恩图报，方肯为我们出力。”郭子兴说：“我已提拔他做队长了。”张氏说：“依我所见，这还不足，听说他已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女有所归，也算是一举两得之事。”郭子兴思虑了一会儿，觉得不错，就挑了个机会，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当然十分高兴。
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而是他收养的义女。在郭子兴微贱的时候曾与宿州的马公结成了生死之交。马公是宿州新丰的豪富，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贫，天长日久，家业就衰落下去，他的妻子生下一女，不久就病死了。此女从小无人照管，过惯了贫苦的日子。后来，马公杀人复仇，为了避祸，就把女儿寄养在郭子兴的家里，后来郭子兴听说马公客死异乡，就收马氏做义女，加意抚养。好在此女聪慧，郭子兴教她文字，刘氏教她针线，一经指导，无不立会，到了十六岁，既出落得一副好身材，更兼知书达理、勤劳贤惠，可谓秀外慧中。马氏早就听说朱元璋之名，朱元璋也知马氏是郭子兴的义女，二人相互倾慕，婚后十分和睦。
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不久就被提升为镇抚，再加上他战功赫赫，大家都尊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见朱元璋威势日重，倒还没有多想，他的两个儿子看了却心怀嫉妒，再加上朱元璋同他们称兄道弟，他俩更觉不满。于是，这弟兄两人密谋想驱除朱元璋。俗语说，疏不间亲，兄弟俩编造谎言，屡屡在郭子兴面前谗毁朱元璋，起初郭子兴不听，但说得多了，郭子兴不免起疑，尤其是郭子兴的性格不够大度，偏怀苛刻，遇事不能明辨，易听人言，所以，郭子兴害怕朱元璋真的擅权自专，将来会危及自己。而这时朱元璋并不知道郭子兴对他已起疑心，在军事会议上还是率而发言，不免有顶撞郭子兴的地方。郭子兴发怒，找了个借口，把他关了起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听说了，觉得害死朱元璋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偷偷嘱咐膳夫，不要给朱元璋送饭，把他活活饿死。
朱元璋未能回家，马氏便探知了此事。她偷偷地跑进厨房，拿了一块刚刚出锅的热饼，准备送给朱元璋吃，谁知刚出门就撞见了义母，她怕被义母看破，连忙把热饼塞进怀中，热饼烫在皮肤之上，疼痛难忍。马氏一面向义母请安，一面眼睛瞅着别处，脸上也显出很不自然的神情。义母见她神情有异，却偏偏叫住她寻根究底，后来实在烫痛难忍，就伏地大哭，说明了原委。等取出饼来一看，胸乳都被烫烂了。义母了解到这一情况，连忙劝告郭子兴，郭子兴也觉得关禁朱元璋显得过分，两个儿子再加暗害更于情理不容，于是放出了朱元璋，对两个儿子大加训诫。朱元璋知道了马氏揣饼烂胸的事以后，大为感动，尤其是马氏以此打动义母，再由义母说动郭子兴，救出了朱元璋的性命，还能使他恢复原职，朱元璋更觉得马氏德足可敬，才足可佩。
公元1353年，郭子兴由于受彭大、赵均用两个将领的排挤，到滁州驻守，赵均用一直想加害郭子兴，亏得朱元璋用计贿通了赵均用的左右，接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等人共推郭子兴为滁阳王，当地的所有军马，都归朱元璋节制。但只过了一月，郭子兴就对朱元璋渐渐地冷淡起来了，周围的人大多都被郭子兴录用，就连朱元璋的记室李善长也得到了提拔，唯独朱元璋坐了冷板凳。朱元璋感到大惑不解，十分忧郁。
朱元璋带领军队驻守滁阳(今安徽省合肥市东北)时，忌恨朱元璋的人散布谣言，说朱元璋手握重兵，为了保全实力，不肯出战，就是出战，也不尽力。郭子兴性情耿直暴躁，信以为真，把朱元璋的得力战将都调到自己的部队，削弱了朱元璋的兵权，对朱元璋也冷淡起来，遇到战事，也不和朱元璋商议，致使二人互相猜忌。
有一次，朱元璋打了胜仗，向郭子兴报功，但郭子兴只是冷淡地敷衍了几句。朱元璋非常懊丧，回到自已家中，长吁短叹。朱元璋的妻子见了，就关切地问：“听说夫君打了胜仗，我正为你高兴，为什么夫君却闷闷不乐?难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朱元璋说：“你怎会知道我的事?”马氏说：“莫非是我义父薄待了你?”朱元璋被妻子猜到心事，更加烦闷，说：“你既然知道，又有什么用呢?”马氏说：“你可知道义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朱元璋说：“以前怕我专权，已削了我兵权。现在怀疑我不肯尽力，我却争先杀敌。虽然打了胜仗，你义父仍然对我冷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明/周世臣/流民图
马氏想了一会儿，问：“你每次出征回来，有没有给义父礼物?”朱元璋听了一愣，说：“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其他将帅，回来时都有礼物献给义父，夫君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忿然说：“他们是掳掠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哪里会有礼物!就是有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财物，也应该分给部下，为什么要献给主帅?”马氏说：“体恤民生，慰劳将士，理应如此。但义父不知道这些，见别人都有礼物，只有夫君没有任何表示，反而怀疑你私吞金帛，因此心中不高兴，这才薄待了夫君。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与我的义父前嫌尽释。”朱元璋问：“你能有什么办法?快讲出来!”马氏说：“我这里还有一些积蓄，把它们献给义母，请义母向义父说明情况，义父一定高兴，不会再难为你。”朱元璋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说：“这样做太委屈你了，就按你说的办吧!”第二天，马氏将自己积蓄的贵重首饰等物品一一捡出，送给义母张氏，并且说是朱元璋孝敬义父、义母的一点儿心意。张氏满心欢喜地告诉郭子兴，郭子兴神色怡然地说：“元璋这么有孝心，以前倒是我错疑了他。”自此以后，郭子兴对朱元璋疑虑渐释，遇到战事，都和朱元璋商议。翁婿和好，滁阳城从此巩固。
然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却觉得朱元璋的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十分嫉恨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不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邀请朱元璋出去饮酒，马氏嘱咐朱元璋说：“这两个人几次三番想害你，这次一定没安好心，你一定不要喝他的酒。”经马氏提醒，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等他和郭氏兄弟一起走到半路，朱元璋忽然从马上一跃而下，对天喃喃而语，若有所见，过了一会儿，翻身上马，驰骋而回。郭氏兄弟在后面追喊，朱元璋回喊道：“我不负你二人，你二人何故设计害我，如今天神告我，说你们二人，在酒中下毒，天神令我勿往!”郭氏兄弟听了，真吓得汗流浃背，私语道：“置毒酒中，我俩未对任何外人说过，他怎地知道，难道真有天神助他?”从此，两人再不敢陷害朱元璋了，就是在郭子兴的面前，也不谈及朱元璋的功过。
后来，郭子兴病死，朱元璋逐渐成为主帅，马氏成为朱元璋的重要参谋之一。朱元璋每次出兵打仗，军中的文书多交给马氏处理。史书记载，马氏仁德慈善，有智计鉴断之能，爱好文史，朱元璋每次出征，文书之类均交马氏管理，即使在紧张仓促之中，马氏也未尝丢弃过。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兵从和阳渡江攻太平，和阳空虚，马氏料定元兵必来劫掠义军的家属，便未经请示，就率领义军家属渡过长江。果不出所料，马氏的队伍刚过完，元军就向和阳进攻。
公元1360年，朱元璋同陈友谅会战于南京。当时，陈友谅的势力比朱元璋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认为很难取胜，城中人心惶惶，竟有人挖地窑埋藏金银。马氏却把自己的金帛拿出来鼓励将士，激励士气，结果，朱元璋大胜，消灭了陈友谅建立的“大汉”政权。公元1367年，朱元璋又攻克了苏州，俘虏了张士诚，于是，在扫平群雄之后，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做了大明的开国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
马皇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不仅常常参与军事，在空闲时间，还带领妇女赶制军衣，可谓竭心尽智，劳苦功高，应算得上“开国皇后”。作为一个女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最为难得的，是她在建国以后的表现。在她被立为皇后以后，朱元璋曾深情地对她说：“朕起自布衣，得登帝位，外恃功臣，内恃贤后……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马氏却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马皇后的明太祖孝慈皇后马皇后像
话，可谓语重心长而又适得其时。
朱元璋把她比做唐代的长孙皇后，马皇后谦辞不敢当，待到朱元璋要把马皇后的宗族故旧请入朝廷，授以爵禄，马皇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徇私恩。”但朱元璋为了表示对马皇后的感佩之情，还是追封了她的父母，并设庙四时祭拜。马皇后的这番话，不仅令朱元璋倍加感动，就是放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今人听来，尚犹自敬佩。
马皇后起自寒微，一直不忘本色，虽贵为皇后，却过着较为俭朴的生活。平时，她衣不重彩，多穿丝麻织成的练布，过去的破烂衣服什物也总是修补再用。但她并非吝啬，在许多地方，她十分大方。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马皇后听说太学生有几千人之多，便问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她得知太学生是由国家供应饭食时，便说：“太学生虽免去了饥寒之虞，但他们的家属却不一定有生活保障，希望能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太学生以补助，让他们的妻子老小不至挨饿受冻。”还特别建议设立了红板仓，积聚财物赠送生员的家属，以保证太学生无后顾之忧，安心读书。
朱元璋刚开始制造纸币时，屡次试制都不成功。一天，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如果想制成纸币，必须取秀才的心肝才行。梦醒之后他想道：“这难道是让我去杀读书人吗？”马皇后听他说了这个梦，就对皇帝说：“照我看来，秀才们所做的文章，就是他们心肝了。”皇帝听了很高兴，立刻命主管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有关文章，加工来用，纸币果然就制造成功了。
在明朝建国初年，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应是最大的谋反案之一，其株连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见的。
中国著名文学家、洪武朝大学士、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年纪已大，早已退隐林泉，离京师千里而居，但他的孙子宋慎知道胡惟庸谋反而未举报，就被株连逮捕到了京城。马皇后听了，连忙跑去对朱元璋说：“听说皇上要处死宋学士，不知是何缘故?”朱元璋说：“宋濂的长孙宋慎知情不报，形同谋反，属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诛，且应祸灭九族!”马皇后求情说：“宋学士闲居浦江，早已不问政事，且离京城有千里之遥，根本不知其孙谋反的事，怎么能处他以死刑呢?”朱元璋对谋反之事恨之入骨，所以不听马皇后的劝告，拂袖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见马皇后直落眼泪，朱元璋很奇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说：“宋学士跟随皇上四十多年，德高望重，四海敬仰，又兼满腔赤诚，肝胆照人，如今年逾古稀，却要被刀斧之刑，我哪里能吃得下这珍馐美味?”朱元璋听了这番话，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免了宋濂的死刑，改为发配茂州。
所谓“狡免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一点，在朱元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皇后在谏阻杀戮、保护功臣方面，其做法也可谓前无古人。
建国之初，明朝定都南京，但南京城墙不够坚固完整，朱元璋准备修建，因国库中资金缺乏，朱元璋就向民间募集资金。吴兴人沈秀是一位深藏于江南小镇的富商，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生精明盖世，老来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自动捐款要求修半边城墙，二是他修的这半边比朱元璋修的那半边提前完工了三天。本来，朱元璋对沈秀主动要求修半边城墙就大为不满和嫉妒，觉得一个商人竟敢同皇帝平起平坐，且是用钱来修城墙，岂不是为沈秀自己立纪念碑，灭了他皇帝的威风?再加上比皇上提前三天完成，那就更是压倒了皇上，有“欺君之罪”!朱元璋性情忌刻，哪里能容？就找了个借口说沈秀乱掘山脉，把沈秀捕入狱中，准备处死。马皇后知道了此事，急忙前去问询，朱元璋说：“民富敌国，是为不祥。”马皇后抗言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沈秀虽富可敌国，却并未犯法，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朱元璋理屈词穷，只得把沈秀改谪戍云南，沈秀终于死在贬所，从此，江南富人吸取教训，更加深藏不露。
马皇后做了十五年的皇后，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病重，医治无效，群臣纷纷访求名医，督责医官，马皇后却很平静地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这种宁静安祥而又慈悲的情怀使朱元璋及群臣大为感动。朱元璋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说：“妾与陛下起自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妾殁之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言讫而逝，年五十一岁。
马皇后的这番不是遗言的遗言，至为朴实而又至为深刻。自朱元璋及群臣百姓，闻马皇后死讯，无不恸哭。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九月，葬马皇后于孝陵，临葬风雨雷雹大作，朱元璋以为不吉之兆，愀然不乐。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谒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
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
马皇后死后，宫中有很多追忆马皇后的歌谣，其一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这里倒不是一定要为一位封建皇后树碑立传，而是因为马皇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特例。她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品德端正，处事得当。马皇后身为郭子兴的义女，朱元璋的夫人，其地位与作用都十分微妙。如果她存有私心或是处事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郭子兴和朱元璋关系的破裂。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不仅朱元璋当时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对于郭子兴和农民起义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马皇后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义父和丈夫一时的曲直得失，保持了他们的团结，发挥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的作用，为义军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马皇后既能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又能辅佐朱元璋治天下，如此善始善终，实属难得可贵，贫贱而不馁，富贵而不骄，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标准之一，在马皇后身上确实体现出来了，至于大和尚颂她为救苦救难的“马如来”，虽不无过誉之嫌，也实在是不无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多残暴，后宫多秽乱，而马皇后却像一道耀眼光芒，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显示出了人性之美，女性之美。实可谓斯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11两个开国宰相
历史上的很多地方是十分相似的。
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数十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觉得是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有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就以此为例吧，每次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大动一番干戈，像赵匡胤以兵变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的情况是很少的，也就是说，流血的方式占绝大多数，“和平过渡”的情况则极少。而且，在流血的方式中，往往是首倡者失败，后继者成功。如陈胜、吴广首举义旗，而其后继者刘邦、项羽灭秦成功；绿林、赤眉起义军未能灭亡西汉，后起的豪强地主刘秀却消灭了义军而自称继续汉统，建立了东汉；东汉的灭亡与西汉类似，黄巾起义未能成功，倒是镇压黄巾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三分了天下，并由曹魏政权灭了东汉；在反隋起义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的义军未能成功，而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唐政权一面镇压义军，一面取隋而代之，建立了唐朝；成吉思汗固然英武，到其孙忽必烈才真正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反元的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起事最早，但均未成功，倒是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灭元朝、扫义军，建立了大明；清朝的建立同元朝更相似，努尔哈赤白手起家，但只是清朝的奠基者，其子皇太极才是清朝的真正开创者。
大的王朝是如此，小的王朝也差不多，看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竟也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何以如此?盖因先行者殉难，为后继者奠定了基础。这基础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旧王朝进行了打击，使之摇摇欲坠；二是为后继者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是把后继者从普通人中选拔出来，并把他们逐渐地培养成了成熟的政治家。而先行者，往往只是逞血气之勇，只具有勇士、烈士的拚闯之力，而无政治家的素质。如此说来，先行者虽是功不可没，也只能做后人的“铺路石子”了。
除了开国方式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取得了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椽，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公推刘邦为沛公。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传统戏剧中的项羽造型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咸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作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
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级，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注意取得刘邦的信赖，乃至送子侄作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自己曾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划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激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人们往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忘记了另一面，那就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反之处。
十八学士图
何以隋朝没有人才而唐朝人才荟萃？原来，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
唐朝的开国宰相房玄龄和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与不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性格的差异，至于为什么，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味深长。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长期在隋朝做官，在任上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但他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杜如晦
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级；若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七八百年以后，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公元1314年生，凤阳人。李善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计，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
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同乡故人，他更为注意。公元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建立起来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作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也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并鼓励朱元璋以刘邦为榜样，代元朝而立。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苛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谨，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又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情切。朱元璋深受感动，他俩虽结识不久，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像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何以如此？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
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就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在公元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于抢掠。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兵?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极度信任。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掉了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武将及百官们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即使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的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综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理想的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甚至连刘基也远远不如，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且不能免俗，终招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罢，《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辞，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杀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奏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杨的鼻子和李的胸乳，结果是一残一死。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恐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戚关系(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勋旧，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年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不理解历史，就请看看现实吧，上推一下，就可豁然开朗，下延一下，也可茅塞顿开。
12被千刀万剐的民族英雄
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借一位盲艺人之口对历史作了谶言般的感慨：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
神机妙算刘伯温，
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
君王下旨拿功臣，
剑拥兵围，绳缠索绑，肉颤心惊。
恨不能，得便处投河跳井；
悔不及，起初时诈死埋名。
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
好一个“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这既是对历史的愤懑，也是无奈的叹息。
明思宗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做“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条肉吃，施行凌迟时的情景
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这个“大汉奸”终于从囚车里被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
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受刑者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的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上，“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哄然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作“大汉奸”，而遭了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明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软弱，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
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处理边疆事务。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来述职，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处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意在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战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定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几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六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
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山海关
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跺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等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
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二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十九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远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决不会来援。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民夫、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也十分凶猛。满清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作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竟被挖出了许多缺口。
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十一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跺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磺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乘轿指挥战斗。他最大的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
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缒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枝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杀死满清统率三百名士兵的牛录等十多人。
二十一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副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事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
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休养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熹宗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为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古宁远城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围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这年八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驾崩，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十七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剪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他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起用。
明思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
崇祯赐给了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
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
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3年)七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西，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接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接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
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拚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倾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石头还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有的将士还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作法于情理不合，既不奉明诏，于狱中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你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你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京，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辩冤求情的人极多，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作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一般认为，袁崇焕之死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崇焕部将谢尚文伪造通敌证据而致，但细细推测起来，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崇祯刚愎自用，如无他的授意，一个小小的温体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杀袁崇焕。恐怕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崇祯刚愎，不肯认错，不肯作服输的表示吧!刚愎之君，崇祯至为典型，后来在同李自成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虽宵衣旰食，面上绝无昏庸淫乐之君的样子，倒是显出一副明君的派头，但细细想来，他所作决断大多出于一己的猜测，且不听人言，心胸极其狭窄。在杀袁崇焕十五年后，崇祯自缢于煤山，其时只有一太监相随而死，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群众的眼睛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是亮的，但芸芸众生，眼睛时刻都是亮的吗?“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若袁崇焕英魂不泯，他是怨清军、怨崇祯、怨温体仁还是怨民众?抑或无所不怨而又一无所怨呢?若发一声历史的浩叹呢，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若想去解释一下这漫长的古代史，就会发现哪种理论都无法使人满意。也许，它本来就是一茬无头的冤案!
第三编　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学问
1文人与侠客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心肺。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弃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水泊梁山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金谭金首铁剑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杜牧/赤壁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形象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
“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的存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山戎·青铜短剑
剑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文人(书生)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为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滥觞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东汉武氏墓群石刻／专诸刺王僚匣中盘剑装鱼昔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
唐／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而是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以便季子札最终登上王位。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昧，夷昧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昧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是于情理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始终很器重，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如此的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
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信。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肚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起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信，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待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当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来回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您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对待他的作为，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
于是，聂政西行到濮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您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您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您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您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韩国人就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无法逃生，所以先不带卫士，后自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而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伏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荣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韩国市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荣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他的名字。不过，要是他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汉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易水歌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云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田光知道荆轲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燕两国交好。但嬴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在秦国得罪了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燕，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太子丹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太子丹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和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访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您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今之计，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每天都到他那里拜望，并不断送以金钱美女，但过了一段，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对他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就是我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就是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就自刎而死。太子丹闻讯，前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一并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弑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他。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
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慷慨激昂。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来到秦国，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于是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内。荆轲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报答知遇之恩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那么，侠客何为？侠客与文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新武侠小说，更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浩如烟海的新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是其杰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他的小说往往把侠客置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传统侠客的文化品格凸现无遗。
纵观金庸的十六部小说，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共有六部，这六部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足以说明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讷近仁，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论他的行动还是华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后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一致表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弭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物，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份去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书生的出身而成为草莽英雄的首领，自然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却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主，空有绝世武功，空对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为爱人画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个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至于《碧血剑》，则更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组曲。
原来千古侠客所做的竟是这样一个桃源梦！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要拯民众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清平无争、德化淳美、民与为乐的桃源世界。老子、庄子崇尚返朴归真，孔子、孟子教人实现美政理想，侠客们与至圣先贤做的是同一件事，与千古文人学士追寻的是同一境界，只不过前者用“剑”，后者用“书”而已。
建桃源世界，为理想献身，原是真正的大侠精神。侠客的变异，因世事推移而无一定之规，且历史上的侠客与人们观念中的侠客也有差异，但这真正的大侠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真正的大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逞匹夫之力、血气之勇而不计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者，至多只能算是好武之徒，永世不得进入大侠之列。
然而，大侠的长剑虽利，终不能杀尽不平而除旧布新，更不能把处在痛苦轮回中的传统社会改造成永恒的桃源乐土，所以，他们死难殉节或归隐山林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其志难遂，实在是每一位真正侠客的历史宿命。道理很简单，大侠的祈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现实社会的具体存在却总是滞后的。渊明醉归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其一
大侠精神总是代表着破坏现实秩序的理想力量，总是希图建造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历代封建帝王多对游侠采取禁绝或屠戮的政策，便是极好的注脚）。其实大侠精神的意义也就在此，它把美好的图景以极其有力的方式昭示给人们，使人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至灭绝了纯真的希望，在心灵的一隅保留着一块永不凋零的常青地，这也是大侠精神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乱世天教重侠游”，即使在所谓的清平之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中国，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据说李白学剑杀过人，陆游则终生是“虏血未染锷”，至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行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则纯为抒情。至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不过，这已是一种最为无奈的方法了。
文人自感无用而祈求侠客、创造侠客，但侠客的长剑实在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做不成桃源梦，文人与侠客，实是一对孪生的患难兄弟，也正是这对患难兄弟的无数次殉难，才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不至沉落。
2法家·学者·政治家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就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还是含有辩证因素的，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中国封建官场里的一条守则，但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许，这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也多次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年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其思想又有法家的成分，其徒李斯正是发展了法家的一面。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李斯辞去小吏职务，前往齐国，去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是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
“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尚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发展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入仕，但他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摩了秦王心理，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
“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自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如今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还未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的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地是要赶尽杀绝，他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知道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刚统一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秦皇行宫/右阙楼复原图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食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建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酷迫害。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步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纪念。在北归咸阳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师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长子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俗，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赵高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皇帝生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皇帝驾崩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您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这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与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默然。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二人自杀。扶苏接信后自杀，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终于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尧、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峻法。胡亥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让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犬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也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多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过去。李斯曾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罪。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矣！”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第一位集政治家、权谋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其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整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可以看出，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3不战而胜
什么样的战争才算是最成功的战争？怎样才算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两千多年前的大军事家孙子对这一问题已作过明确的论述。他在《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当而已。至于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人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国主动归附，就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但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不肯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战争，必欲置对方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才肯罢休；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动一刀一枪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不过，理想虽无法完全实现，却可以用它去指导现实中的战争，较好地解决战争问题，为社会减少一些灾难。因此，现实中的战争，往往可以分为三类：公输般塑像，民间称公输般为鲁班，尊为木匠的祖师爷。
第一是通过外交（其实是军事制衡）消弭战争；第二是从思想、社会、军事等诸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三是希图宣扬某种道德观念，处事迂腐，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至于那些不具备正义色彩的战争，无论怎么巧妙，均是不足挂齿的。
在战国时，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前431年间，楚惠王发奋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了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即挺身而出。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他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接受墨子的劝说。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明正统道藏本《墨子》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
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输了，但公输般却说：
“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
墨子答：“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找墨子，问他们墨子学派发明的攻城工具——云梯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
“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作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御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的华贵马车去偷别人的破旧车子吗？难道不是扔自己的锦绣长袍去偷别人家的破旧短袄吗？”
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绝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如果能从思想、社会方面作出正确的分析，也就是能够取得“人和”，再加上正确的军事指挥、充分的军事准备，就往往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种方法在战争中是常用的，如果能运用得好，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水平了。在这方面，齐鲁“长勺之战”的鲁国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欲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按部就班地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这个耐性。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至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这人叫曹刿，身无官职，庄公就让施伯以隆重的礼节去请他。施伯见到曹刿，说明来意，曹刿说：“打仗是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吃肉的达官贵人去操心，不用我们这些微贱之人去掺和。”施伯说：“吃肉的那些达官贵人都是些鼠目寸光的人，不能深谋远虑。”接着又拿许多话去激他，曹刿只好跟他去见鲁庄公。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具体情况行事。曹刿反倒问鲁庄公准备依靠什么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感恩戴德，能够跟着我去同齐人作战。”
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不是大的政策法令，也不是国家的施政纲领和施政措施，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得到小恩小惠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百姓怎么愿意替您卖命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牛羊宝石，从来都是按规定奉献，从不敢有所欺诈，我的诚实一定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是个人品行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诉讼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办理，但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断，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说明您关心人民疾苦，愿意明辨是非，施政明正廉洁，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凭这条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齐国依仗数量优势，首先擂鼓呐喊，发动进攻。鲁庄公沉不住气，就让曹刿出击，但曹刿只是让鲁军列阵不动，严守以待。齐军看见鲁军阵势牢固、旗甲鲜明，难以冲击，只好退回去。过了一会儿，齐军再次发动攻击，曹刿仍按前法对待，齐军只好又退了回去。齐军统帅心浮气躁，急于求胜，于是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时，齐军军士已经懈怠，失去了前两次的锐气，可鲁军正憋足了劲。此时，曹刿命擂鼓出击。鲁军一下子就把齐军冲垮，齐军失去气势，无法抵挡，只有逃走。鲁庄公一看齐军逃走，就要下令追击。但曹刿十分谨慎，他登上高车，扶轼而望，发现敌军旗帜东倒西歪，车辙错乱无序，确认是逃跑而不是佯败诱敌，这才下令追击。自然，长勺之战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总算报了齐鲁“乾时之战”的一箭之仇。
在战后总结经验时，曹刿指出，军士作战往往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冲了三次，已是强弩之末，鲁军则斗志旺盛，取胜就有了把握。再者，齐是大国，可能会有伏兵，所以只有确认齐军不是诈败诱敌后才能追击。
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无济于事。
而与之相反的事例则发生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在两国的交战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每逢凶年饥岁，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呢？年纪大的饿死后孟子像
孟子倡王道，主仁政，认为“不嗜杀者能一之”。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
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则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却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向您禀告，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孟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在这里，邹国与鲁国，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不战而胜无非指的是富国强兵，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如果一味强调某个方面，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尽管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招，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
爱护百姓，增强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过《孙子兵法》，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是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4仁者无敌
历史有没有预言家？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的西汉墓中挖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历史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相符。难道孙武真是一位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的神仙？难道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多，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属，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政权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外，孙武像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
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的各诸侯国的土地一般都比较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订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争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上去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旁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家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对他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
首先，在选立继承人方面，他们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选立继承人是关系到国家兴败成亡的大事，本应持慎重的态度，选贤任能，但智宣子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智宣子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瑶作为继承人，他的同族——也是晋国的大夫——智果听说后就赶紧跑去劝说宣子，他疾言厉色，措辞激烈，历数瑶的短处。智果说：“瑶和宵(智宣的庶子)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点，不如人的地方有一点。第一，论起身材高大，外观漂亮，美髯长须，比别人强；第二，论起奔跑快捷，射箭驾马，比别人强；第三，论起各方面的技艺才能，比别人强；第四，论起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比别人强；第五，论起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比别人强。但是，他的缺点是极不仁厚，自私、刻薄。如果以这五种技艺去统治人民，治理国家，而又残暴不仁，那谁又能制伏他呢？谁又能把他当做君主去侍奉呢？希望您一定不要立瑶作为继承人。如果非立他不可的话，智氏必遭灭族之灾。”智宣子并未认真地考虑智果的意见，反而认为统治人民就需要像瑶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于是决定立瑶作为继承人。
智果看到宣子不可救药，为了保住性命，他赶紧到管理户籍的太史那里声明自己脱离智氏，另立了一个氏别，叫做辅氏。果然不出所料，智氏失败后，遭到了族诛，只有智果一支活了下来。
赵氏立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伯鲁，小儿子叫做无恤，赵简子一时很难区分哪一个更贤明一些，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来考验他们。赵简子在竹简上写满训诫的话，交给两个儿子每人一枚，并告诉他们说：“好好地记住上面的话。”过了三年，问伯鲁能否记得竹简上的话，伯鲁已经忘了，而且伯鲁的竹简已经丢了；问无恤，无恤则能很熟练地背诵竹简上的话，还从袖子里取出了随身带的竹简。于是，赵简子以为无恤勤勉仁厚，比长子伯鲁更贤明，就决定立无恤为继承人，这种立嗣宜贤不宜长的做法，实在是极有眼光。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简子也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内)，临行前，尹铎问赵简子说：“您让我去治理晋阳，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人民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采取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减少晋阳上缴的租税，实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爱护百姓，晋阳在尹铎的治理下不仅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一情况，曾经极其郑重地对无恤说：“将来赵国一旦遇到危难，一定要先到晋阳去躲避，不要以为晋阳地势偏远、城池狭小、户数也少，那里决对是赵国最好的保障。”
与此相反，智氏办事的风格却是傲慢暴虐。智宣子死后，瑶即位，号称智伯，后谥为智襄子。一次，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一同宴饮。智伯无缘无故地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之相段规。智国听说了这件事，赶紧跑去对智伯说：“您应该赶快准备应付将要发生的灾难，否则，灾难就会真的降临。”智伯傲慢地说：“灾难只能由我发起，我不发起灾难，谁又能制造灾难呢？”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吧，《夏书》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多次过失，人们对你的怨恨并非一定是在你有了明显错误的时候，你小小的过失积累起来也能造成大的怨恨，人主如果不防小过失，一定会出现大过失的。’君子能够勤勉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才不会有大过失。现在您在一次宴会上就使人家的国君和国相遭受污辱，又不作任何准备，还说别人不敢兴起灾难。蚋、蚁、蜂、虿等小虫都能伤人害人，况且是一国之君相呢？”智伯虽然明白这些话，但他并未听从。
智氏在六卿的混战中出力最大，分得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也就最多，因此在智、韩、赵、魏四家中不论是土地还是军事力量都是首屈一指，从智伯起，就有了吞并其余三家的野心，但一直没有找到借口。终于有一天智伯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告诉其余三家说：“晋国素来是中原的霸主，没料到让吴国沾了光，在徐州大会上又让越国占了先，这是晋国的耻辱，若能把越国打败，晋国仍能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交给公家统一管理，这样就能积累财富，多养军队，增强国力。”三家都知道智伯所说的“公家”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无非是想以此为借口多占土地，然后进一步吞并其他各家。但是韩、赵、魏三家并不齐心，不能统一起来对付智氏。
最后，智氏派使者到各家去索地。韩康子不愿割地，韩康子的臣下说：“智伯贪图利益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就将讨伐，不如给他土地。智伯得到土地以后，必会很高兴，他就会接着再向别人要土地，别人不给，他就要出兵讨伐，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兵祸，等待事情的变化发展，伺机而动。”韩康子认为有道理，就答应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得到土地，果然很高兴，就又向魏桓子要土地。
魏桓子开始也不愿给，桓子的臣下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地索求土地，诸大夫必然惊恐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又必然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我们因为害怕就会互相接近。以我们这些团结一致的军队去对付智伯的骄兵，到那时候，智伯就活不长了。《周书》上说过，‘要想打败他，就一定要先给他点好处。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东西，就必须先给他点好处。’我看您不如先把土地给智伯，促使他骄傲，然后可以交往一些国家再作消灭智氏的打算。为什么偏偏要我们自己做智氏的斧质、箭筒呢？”桓子听从了这一意见，就也给智伯一百里的土地。智伯很高兴，复向赵襄子索要蔡地和皋狼之地，已不止一百里了。
赵襄子就是赵简子的小儿子无恤，别看他待民仁厚，对外却很强硬。他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勃然大怒，率领韩、魏的军兵一起前去攻打赵国，并约定战胜之后三家平分赵国的土地。赵国的国都是无法坚守的，赵襄子准备逃到其他城池去，他问从人说：“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呢？”从人说：“长子县城离这里近，城墙厚实完整，土地广大，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当地的老百姓用尽力气来修筑了城墙，现在又要他们拼命去护守城池，谁肯跟我一起干呢？还是不去的好！”从人又说，“邯郸的粮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刮尽民脂民膏去充实粮仓，现在又要他们因守城而死难，老百姓会听我的话吗？还是不能去！如果出逃的话，就应当选择晋阳。晋阳是先父简子嘱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施行爱民政策的地方，百姓必定会拥护我！”于是赵襄子率领百官逃到了晋阳。
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果然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于安一手经营，城墙造得十分坚固，城里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全部用苇箔、竹子、木板填实，宫殿的柱子全用铜铸成。继后是家臣尹铎治理，尹铎终日想的就是怎样去安抚百姓，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
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可怎么也攻打不下来。每逢进攻时，总是遭到如雨般的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一直围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但同时，晋阳城里的箭也快用完了，做箭杆和箭头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赵襄子很着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当初董于安在宫殿藏了无数的箭枝，不如去找一找。赵襄子就拆开宫墙，找到了用不完的做箭杆的材料，又融化了铜柱，得到了做箭头的材料。赵襄子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董于安，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如果没有尹铎，老百姓怎会拼死守城呢？”
到围城的第三年，智伯在察看地形时想到了晋水，他就命士兵在晋水上筑坝，把河道改道晋阳城下。正巧连降大雨，大坝内积水很多，智伯就决开晋水直灌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由于房屋都淹没在水中，连锅烛都生出蛤蟆来，但老百姓的意志始终很坚决，没有背叛的意思。在这时候，智伯察看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右，智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才知道用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啊！”这话使魏桓子和韩康子极受刺激，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互传心意，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大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大城平阳。至此，韩、魏两国更明确了背叛智氏的意向。
智伯的谋臣疵是个明白人，他对智伯说：“韩、魏是必定要反叛的。”智伯问他根据何在，疵说：“从人情世事上推论就可以知道了。您率领韩、魏的军队来攻打赵国，如果赵国灭亡了，接下来恐怕就要攻打韩、魏了。您曾经和韩、魏相约，灭赵后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浸在水里，城内缺少食物，很快就要破城了，而韩、魏两国的君主并不感到喜悦。这就说明他们已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没有被您蒙骗住。那么，他们不反又能怎样呢？”
第二天，智伯却拿这些话去问韩康子和魏桓子，这两人十分惊慌，急忙对智伯说：“这人一定是赵氏的说客，他向您进这种谗言，那是为了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您怀疑我们而不去进攻晋阳，难道这您还看不明白吗？我们两家朝夕之间就可以分到赵国的土地，难道我们会去帮助赵国，做那种根本没有成功希望而又十分危险的事吗？”智伯相信了他俩的话。这两个人出来以后，疵马上去见智伯说：“您肯定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了。”智伯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疵说：“那两人出去的时候，看见我神色很不正常，眼睛直视，走得也快，那是因为我获知其内情的缘故。”通过这一番争论，智伯居然还不觉悟，疵看到智伯已无可救药，必败无疑，就赶紧想法避祸。他请求出使齐国，远远地逃开去。
晋阳城里的形势极其紧张，虽然民无叛意，但城浸水中，又无粮草，真是危在旦夕。赵襄子的管家张孟谈说：“形势虽然危急，但我觉得韩、魏两家决不是心甘情愿地割地给智伯，一定是迫不得已，我愿意出城去跟他们谈一谈。”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夜里偷偷地把他送出城去。
张孟谈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你们两家攻赵，赵国灭亡以后，恐怕魏、韩也就会随之而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是这样，但恐怕事情还没办成，祸患就立即到来了，所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张孟谈说：“计谋从您两位的口里说出来，听入我的耳朵里，怕什么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举行了秘密会谈，约定了具体的举事措施。
到约定日期，赵襄子率军决堤，水淹智伯军。智伯沉睡未醒，全军已被淹没在大水中，当他惊醒时，韩、赵、魏三家的军队都乘小船冲杀过来。赵军从前面进攻，韩、魏两军从侧翼进攻，智伯无法抵挡，只得在家臣的护卫下逃走。不久，智伯就被赵襄子的伏兵截住，割下了脑袋。韩、赵、魏三家一起来到绛州，把智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一齐杀掉。因为智果早已不属于智氏，所以存活了下来。
三家平分了智伯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想分掉整个晋国。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新君即位，更加懦弱无能，三家就只给晋国留下了绛州和曲沃两座城，别的地盘全被瓜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三晋”之中，赵国并不算强大，当时最强大的是魏国，虽然魏国起初的君主也很贤明，但由于赵国能够善始善终，一直采取较为仁厚的施政方针，又由于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谨慎，所以，它一直坚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纵观赵国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赵国从晋国的卿士起家，主要靠两条：一是施行“仁政”；二是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上面仅是举出了赵国历史上的较为典型的事例加以分析，其一是赵氏立后的原则是选贤任能，其二是尹铎治理晋阳时与民为善，其三是晋阳之役中正确的军事、外交方针。在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是得人心。没有人心的归附，以赵国之弱小，是绝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从赵国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前人那句亘古不变的名言是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的，这句名言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5艺术家与政治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一体？政治和艺术能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宁愿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却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极富“艺术家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诸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有板有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会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个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攻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绘《听琴图》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聆听教坊乐手演奏《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寻欢作乐。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好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就应当算是一个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而且“其劲如铁”，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几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即“母”)相。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供他观赏临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职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蔡京书写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黄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争斗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元祐党籍碑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到军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看完手谕之后，立即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徽宗游青楼阁
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激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法。原来，这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执行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却屡建“功勋”。
扰民的花石纲
公元1120年，方腊在江浙一带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由于人们无法忍受当时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百余万人，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城池望风而降，整个东南为之震动。朝廷大臣见已无法隐瞒，只好奏明徽宗，派童贯前去镇压。童贯先是奏请徽宗罢除花石纲之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然后率领山西、陕西一带的十五万精兵火速赶赴东南。在童贯的残酷镇压之下，方腊农民起义终于被扑灭，方腊本人也被俘牺牲。
但童贯在边境战争上却屡遭败绩。他在镇压了方腊大起义以后，以为余勇可贾，可以进攻辽国，于是，他轻启战端，率兵攻辽。其结果呢，是连吃败仗，被辽人打得一塌糊涂。其实，早在此之前，他率领的军队就多次被北方诸民族打败。在他主管枢密院后不久，就催令大将刘法攻打西夏。刘法是西北名将，深知其中的利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出兵，但童贯新官上任，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客观情况，催逼刘法开战。他写信给刘法说：“当年您在京城，曾亲手接过了皇帝的命旨，并说一定能打胜仗，如今怎么反而不愿开战呢？”刘法被逼无奈，只得率军进攻，其结果是一出战即遭埋伏，军队遭失惨重，刘法本人也阵亡。刘法一死，整个西北都大为震动，弄得人心惶惶。但童贯却隐瞒实情，向徽宗奏告刘法打了胜仗，满朝文武均知刘法惨败，只是惧于童贯的权势，不敢以实相告，反倒一个个佯装不知，纷纷向徽宗拜贺。
北宋的腐败在金兵南下之时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
徽宗创造的瘦金体，在书坛自成一家。
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太原首当其冲，作为广阳郡王的童贯，正在太原，童贯一听金人要来，根本就不思备战，只是赶忙派人到金朝去求和，金人当然不会答应，反派来使，要童贯割让土地，童贯平日趾高气扬，而在更趾高气扬的金国使者面前，他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当金兵来到太原城下，他更是吓破了胆，想临阵脱逃，太守张孝纯劝他说：“金人背信弃义，公然犯我疆土，王爷应该带领官兵同金人大战。如果扔下太原，岂不是把河东也扔给金人了吗？”童贯听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宣抚使，不是守疆卫士。你要我留在太原，还要你们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此话，无言以对，只是长叹一声说：“我一向佩服童太师的威望，可没想到会胆小如鼠，临阵脱逃，您即便逃到京师，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呢？”童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讥刺。
徽宗因“拒敌无方”，又因酷爱绘画，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倒是有些志气，想御驾亲征，打退金人的入侵，尚未出发，就见童贯狼狈逃回。钦宗让他一起出征，他不肯，又让他留守京师，他也不肯，而是和徽宗一起向南逃去。童贯不战而逃，引起朝野上下的愤怒，在逃跑当中的表现，则成了他败亡的直接导火索。童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西北一带招募了数万勇士，称为徽宗观球图
胜捷军，实是他的私人卫队。童贯在与徽宗一起逃跑时，两人的卫队争上浮桥，童贯竟令自己的卫队向徽宗的卫队放箭，霎时间，中箭倒毙者一百多人。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宋徽宗的愤怒，许多正直的朝臣也骂他大逆不道。在舆论压力下，宋钦宗只好将他贬为右卫上将军。但是，许多坚决反对宦官的大臣不肯罢休，继续要求惩处童贯，宋钦宗只得把他再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后又将他流放到英州、吉阳军。不久，宗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童贯的十大罪状，终于令御史将他杀死在流放途中。
真是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作为皇帝，宋徽宗确实无可称道，甚至还免不了昏君的恶谥；但作为艺术家，赵佶却颇有价值，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个“君子”。正像古人说的一样，君子是可以用一定方法来欺骗的，童贯、蔡京就是抓住了他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可谓巧妙之极矣！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靡，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但像童贯、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恶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艺术爱好而得宠，在历史上也算是鲜见的了！他们不是为了把宋徽宗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更不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艺术家的赵佶当做一个傀儡，一个玩偶，借此攀上皇帝宋徽宗的权力的肩膀。
由此看来，以艺术家的天赋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当皇帝，但却非当不可。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只好扮演历史派定的角色，许多悲剧由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中国多政治家而少学者，少文人，少艺术家，更少科学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里，政治家有时和阴谋家相通)，他们害怕同中国人接触。确实，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那些醉心于当政治家的人，如果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觉得应该改行当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的改行，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6书生与政治
汉朝自建国以后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中央不易控制。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是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叛乱各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使得晁错被诛，但叛乱的诸侯国并没有因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最后，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巧妙而又十分有效地解决军阀割据问题，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意思是说皇帝很想让每一位皇家后裔都得到一份土地，但皇帝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分给他们，要求各诸侯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这样一来，诸侯国内部就起了矛盾，他们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诸侯国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然而，晁错却没有这样高明，他本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终于落得个腰斩的结局。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乏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晁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
一次，晁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晁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这样，他就找人来开门拆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吏草拟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待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拟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将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晁错更是如此。他年轻气盛，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本当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这次晁错提出来，他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慑于晁错的权势，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
不久窦婴就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曲承母意，格外优待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楚国既削，中央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卯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晃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颖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势力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
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征讨过陈豨，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平定陈豨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刘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等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当留守都中。陛下应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弃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想起窦婴忠诚可嘉，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窦婴还记着前嫌，不肯受命，经景帝一再督责，才拜命而出。
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只要皇上肯听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本想陷害晁错，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亦可奉为经典。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等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他不想听这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想听具体办法，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悬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妙。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公布，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士，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等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办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官场惨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至于晁错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实在难说得很，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书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
7忠国与忠君
在中国古代，好像总是说家、国一体，君、国一体。家、国是否一体姑且不论，起码君、国并非一体。否则，那么多的爱国之士惨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杀害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君、国一体本是理想状态，其实际情况往往是国为公而君为私，国是天下人的国，而君是一人的权、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忠君”未必是“爱国”，而“爱国”也并不一定是“忠君”。因此，这里就分出了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谈何容易！
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记录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
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兹侯徐厉驻守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从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满，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也不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汉景帝像
汉景帝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租轻赋，宽刑缓政，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周亚夫戎装像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就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美人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美人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为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8自古文人多强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如果你能伸开舌头说话，那么，脖子最硬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的呻吟；而且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只能死背书本，白糟蹋劳动人员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一点实用之学也没有；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
呜呼！中国文人的名声在我们这里才算糟到了极点。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也还享有“九儒十丐”的地位，没像今天这样卑劣下贱！
当然，这并不完全怪我们当代人，这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在那些批判家们看来，文人是劳动人民的天然公敌，是生来就与劳动人民作对的一类人，而且是天生的软骨头，在所谓的新时代，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让他们遗臭万年。
可是，那些批判家们忘了，他们自己是否也是文人呢？是否至少也有一些文人的血统呢？不过应当看到，人在昧却天良的时候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的。
今人造就的“脑体倒挂”一词真是极有意味，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用脑袋来走路，用脚去思考问题，这是否也在无意之中反映了某些人的潜意识呢？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道德沦丧，才有了今天的世风日下，这就是报应。
你把优良的人格榜样批光了，把一切神圣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人们失去了人格修养上的内驱力，用空洞的口号硬塞给人们的灵魂标签又始终无法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势下，社会风气如不江河日下，那才叫伤天害理！
是该正确认识古代文人的时候了！
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节，刘秀特别爱怜她，赏赐她很多财物，对她也特别宽容，因此，湖阳公主养了许多家奴，常有横行不法的事出现。一次，湖阳公主的一个老奴竟然白天杀人，犯罪后逃到湖阳公主的家里躲了起来，地方官不敢到公主家里捕人，以致成为悬案。
洛阳令董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时也无法抓到那个犯人，他总不能跑到公主的家里去抓人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直守在湖阳公主的家门外，等候那杀人的老奴出来。
果然，过了些日子，那老奴替湖阳公主驾车，得意洋洋地随公主出来闲逛。董宣立刻上前截住公主的车马，不让前行，并要公主交出杀人凶犯。湖阳公主怒叱董宣，董宣毫不畏惧，拔出佩剑，划地有声，说公主藏匿罪犯，按律当受连坐。董宣责令那杀人的老奴下车，老奴无奈，只得下车谢罪。没想到董宣恐怕他走脱，再难抓获，当即劈死了他，然后向公主请行。
公主见老奴已死，争执也已无用，便气冲冲地驰回宫中，向刘秀哭诉了一番。
刘秀果然大怒，立即宣召董宣进宫，责备他冲撞了公主，让左右的执法人员用木棍处罚董宣。董宣向刘秀叩头说：“愿陛下容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刘秀怒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让湖阳公主纵家奴杀人，陛下何以治天下呢？我不需要您用棍棒相加，让我自杀好了！”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刘秀觉得董宣说得也有道理，便让小黄门扶住董宣，不让他再撞，然后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了事。
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不肯谢罪，刘秀就让小黄门揪住董宣的头硬往下按。董宣两只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叩头谢罪。湖阳公主见此情景，对刘秀说：“你为布衣平民的时候，家里藏了罪犯，官吏都不敢去搜捕，现在当了天子，难道连一个洛阳令都管不了吗？”刘秀笑着说：“天子和平民不一样。”刘秀见董宣始终不肯就范，也觉无法，只好对董宣说：“你的脖子可真硬啊！强项令出去吧！”董宣终于没有输给刘秀。后来，刘秀还赏赐了他。从此，“强项令”的美名就不胫而走，董宣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东汉时期发生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二十年独掌大权，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揽，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狗也戴上金银首饰。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隐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决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经久不懈的斗争。
在初期的斗争中，以李膺为代表。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重，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如有人能蒙宠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跃龙门”。荀椒是李膺的好友，荀椒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可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不仅收徒讲学，精辟地讲解经史子集，还能带兵打仗。他曾历任青州刺吏和渔阳太守之职，曾在乌桓校尉任上击败过鲜卑人的入侵，作战时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鲜卑人感到畏惧。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开馆设坛，跟他学习的人多时竟达千人。不久，鲜卑人屡屡侵扰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任命为度辽将军，鲜卑人慑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就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地方郡右守一起逮捕。地方郡右守冤死狱中，经大臣陈番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依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哭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为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杀了而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像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桓帝左右为难，无法辩驳，只好回过头对张让说：“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隶校尉没有错。”从此以后，太监们怕了李膺。有时连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问那些很有权势的太监：“现在为什么你们休假也不回家呢？”这些人流着泪磕头说：“我们怕李校尉啊！”桓帝终于明白了，这些太监作恶太多，恐怕一出了宫门，就会被抓住杀头。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
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已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又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被囚在狱中，以被蒙头，进行严刑拷打。
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辞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在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拒绝。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藩、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藩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藩、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澄明政治，陈藩、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藩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决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藩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是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嚷，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官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藩、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辞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他妈的，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藩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藩、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尚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藩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
王甫立命逮捕陈藩，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藩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被杀死。
窦武、陈藩的家庭及学生和有牵连者均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
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藩、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等为“八俊”，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为“八极”，称渡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踪”，“八厨”能“以财救人”。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藩“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杀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除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终。
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饱了，孟陀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你们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看到孟陀，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陀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一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陀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陀家送礼。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是永不泯灭的。
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其实，中国的学生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
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怒，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
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间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觉得讨厌，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例如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他们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时时处处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9巧忠良臣魏征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些做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匡时济世的实际本领，但他们思想迂腐，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
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对李世民说的一番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良臣与忠臣的不同。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这里也关涉到一个“大义”与“小义”的区别问题。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魏征像
唐太宗果真惧怕魏征，非也，他怕的是丢了自己的江山。其实，只要怕丢江山就好办，问题是大多数皇帝不怕丢江山，这就是流氓行径了。
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们胡说八道，蝇营狗苟，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丢卒保车，丢掉芝麻捡西瓜。
那么，按照孟子的观点，良臣不必死守一主，好女也可毁婚另觅良伴。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这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的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魏征最为典型、恰当。
的确，魏征是一位巧忠良臣。
看看魏征，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魏征，字玄成，生于南北朝时的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徐世责力像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在各路起义军中，李密的势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于封建大贵族之家，自幼熟读史书，且卓有才华，他看到隋朝灭亡已势在所难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元宝藏的来信，拆开一看，竟被书信中深刻的见解、充沛的气势和富丽有力的文辞所吸引，觉得书信绝非出自元宝藏之手，写信之人肯定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听，才知道起草书信的人是元宝藏的秘书魏征。
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往来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对重大的军事决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攻占了全国最大的粮仓，也就是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军中存在着速战速决的思想。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但又苦于无处进言，就找到李密的长史郑颋，对他说：
“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现在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唯今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
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
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晚矣。”徐世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厚葬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了。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守卫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把池塘弄干去捉鱼，并不是捉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捉不到鱼了；烧光了树林去打猎，并不是打不到猎物，而是明年就捉不到野兽了。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以前的法令是十八岁才可入伍，如今改成十六岁，让老百姓怎么能相信朝廷呢？”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原先以为你很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是很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把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用人标准区别开来，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用人的标准是看他有无才能，不去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如何；天下平定以后，在选择人才上，非德才兼备不可。”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了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如果用了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外出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后来一想，怕你责备，也就不敢出去了。”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了一些。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
不久，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还应该拆掉大的宫殿，住到小的宫殿里去。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去，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之中，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县令就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宰相住。唐太宗知道了很生气地问道：“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是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到朝廷，皇上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当作为接待朝廷大臣的地方，这是合情合理之事，而宫人只不过管理杂物，根本不接待来访客人。如果因此处分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意识到自己太情感用事，就没有处分县令。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都怂恿他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皇上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益还不多；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确是如此，就没有去封禅。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遇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这一点，在他对待其旧主人的态度上也极其明确地表现出来，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覆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到了这帮小人的谄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后世对其争议极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篇，专门诋毁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还是后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殃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司马光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这“三不朽”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从司马光一生来看，虽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还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除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悦，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心存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讪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歹毒，苏轼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堤因苏轼而名满天下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时，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至，不由悲愤中生。原因，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苏东坡醉书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跟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对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
《前赤壁赋》局部
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应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神宗好名而畏此，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
古人说才大压主，会引起君主的嫉妒，其实苏轼忠心耿耿，并无得罪之处，真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了。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副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苏轼书《寒食贴》局部
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待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道：“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至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之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除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苏轼《中山松醪赋》
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唯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您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讯，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唐伯虎绘并题诗的《东坡先生笠屐图》石刻像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在苏轼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公元1101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关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因为苏轼一生多遭贬斥就对他怀有偏见，也不因为他一生多不得势就对他置若罔闻，而是能实事求是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无限的尊重和赞扬。至于迫害他的那些人，都像小爬虫一样灰飞烟灭了，如果历史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仅只是因为他们迫害过苏轼而已。借此传名，也可谓怪诞了。
11政坛上的奇人逸士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那才真叫“潇洒走一回”！
只是当今之世，媚俗入骨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清气泠然的模样，浑身铜臭气却偏偏要做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孰不知，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他们只能归入俗人庸人的阵营中去，且是其中的下焉者，如想和奇人逸士攀缘，恐怕还要“十世修行”！只是奇人逸士太过遥远，时下之论，“贵族”一词时髦得很，阿猫阿狗披上冠带，据说也成了贵族。其实，奇人逸士才是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代表，在他们身上积聚着真正浓郁的贵族气息。至于今天自封为“贵族”的新贵族们，实在是身外无处不贵族，唯有精神不贵族！
元末明初的刘基，是一位奇人，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刘基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名而出的风水勘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是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像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其家庭为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识，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张士诚像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何曲折的。他于公元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搜风土民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公元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陈友谅墓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自己，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就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姜太公像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其实不过是空想，在现实政治中，姜太公恐怕也是处处让不愿者上钩。
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政策，坚决主张消灭。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
公元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示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难道他一生的历程就此结束了吗？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元末，要想施展宏图大志，唯一的出路就是反元。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
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并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
“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
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拟出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要权衡缓急，用兵要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打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
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刘基旁立不语，朱元璋最后问及刘基的意见，刘基斩钉截铁地说：
“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唯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协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
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公元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作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
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
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般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跻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
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您的短处，您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扑，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茗，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公元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张良、韩信、萧何同为汉初三杰，但韩信遭戮，萧何也曾被囚，唯有张良，刺秦王而得脱，事刘邦而无咎，可谓三杰之首。
中国历史上的奇人逸士很多。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自知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济，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
一次，他借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文王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文王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文王的态度所打动，出山相助。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谋划策，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最为经济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高逸图》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唐/白居易/中隐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习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常常被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当然也算得是一位奇人。他躬耕隆中，不辍诗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见他仁德至厚、诚信可嘉，便决定辅他共图大业。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既出隆中，更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火烧赤壁，再取成都，终于证实了他三国鼎立的预言。但诸葛亮之奇，还不全在此处，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洞察世事偏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明知天下大势，三足而立，魏、吴皆不可图，但他却要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继承汉统的遗愿，不辞辛劳，六出祁山，终于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时济世中偏能显出其奇人逸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12谦让制胜的政治家
古人云：“谦受益，满招损。”这意思是说谦逊退让往往会得到好处，而骄傲自满却往往招致灾祸。不管现在的人怎样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管人们怎样为现代人的道德沦丧而忧心忡忡，古人一些谦逊的美德，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矫正眼下世风的信心。我们当然不是提倡回到古代去，身穿长袍马褂或是头戴高帽，脚登草履，也无意厚古薄今，感叹一代不如一代，去做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只是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罢了。
谦让往往和虚伪相纠结，有时很难分清哪是谦让，哪是虚伪，或是真诚的谦让被人有意无意地看做虚伪，虚伪的推辞也会被看做是真诚的谦让。尽管这样，历史上那些为了大局或是出于个人的品德而真诚谦让或是真诚让贤的事例还是为人们所认知、所称道，一直流传至今。
在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让贤是著名的一例。
鲍叔牙和管仲原是好友，二人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推重。后来两人分别辅佐齐襄公的儿子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齐襄公死后，兄弟俩争位，进行了火并，管仲曾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幸亏衣带钩挡住，小白才未丧命。公子小白即位后，鲍叔牙为了齐国能够得到管仲这样的人才，劝说齐桓公(即公子小白)攻打鲁国，设计从鲁人手里要回管仲。后来，因为鲍叔牙在齐桓公即位及其他方面立有大功，齐桓公要拜他做相国，鲍叔牙真诚地推辞说：
“我在五个方面不如管仲。第一，对待百姓宽容柔和，替他们着想打算，我不如管仲；第二，治理国家而又能使大权统一在君王手里，我不如管仲；第三，讲究信义，能够受到百姓的真诚拥戴，我不如管仲；第四，制定礼仪制度，让四方百姓都来效法遵守，我不如管仲；第五，亲临战场擂鼓进军，使战士勇气倍增，我不如管仲。我和管仲有这么多的差距，您为什么要拜我做相国呢？您如果想成就霸业，非重用管仲不可。”
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管仲，终于得以“霸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首。鲍叔牙让贤也成了千古佳话。
汉文帝初年，陈平做丞相。陈平和周勃都是跟随汉高祖刘邦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军，只是陈平的功劳比周勃的大，所以才由陈平当丞相，可后来周勃率兵诛杀吕后等诸吕，恢复了刘姓的汉室江山，功劳又比陈平大了。陈平想把相位让给周勃，就称病不去上朝，汉文帝觉得很奇怪，就前去问讯。陈平说：“随高帝征战时，周勃功不如我。现周勃诛杀诸吕，保住汉室，我功不如周勃，所以愿意把相位让给周勃。”
众所周知，三国时期的周瑜是一位很年轻的将领，因曹操率军来犯，东吴孙权才破格提拔，让他做水陆都督，率军抵抗曹操。周瑜年纪小、资历又浅，所以有些老将就不大服气。特别是程普，屡次给周瑜难堪，但周瑜以国家大局为重，“折节事之”，团结了众将，与刘备联合，终于击败了曹操。
在这些事例中，最著名的当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了。
赵国末期，楚国被秦将白起攻下了郢都，被迫迁都，齐国自被燕将乐毅攻败之后，一直元气难复。秦国越战越强，与其余六国的势力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除赵国外，其余五国均不是秦国的对手了。只有赵国，一方面是由于赵武灵王对传统的做法进行了改革，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将廉颇和国相蔺相如的拼力苦战。若无廉蔺合作，恐怕赵国早就不复存在。因此，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专门为他们立《廉颇蔺相如列传》，其评价之高，足见一斑。
廉颇成为大将，是积攻城野战之功所致，而蔺相如成为国相，则是由于完成了两次重大的外交使命所致。
秦国曾接连不断地攻打赵国，可总未得逞，特别是大将廉颇，更难击败。于是，秦王就想采取其他办法来挟制赵国。秦国采取的办法是假意跟赵国交好，再用外交手段把赵国置于被动地位。公元前283年，秦国听说赵国得到了楚国的稀世珍宝“和氏璧”，就派使者去对赵王说，秦国愿意以十五座城池的代价换取赵国的“和氏璧”。这使赵国十分为难。
赵国倒不是爱惜这块玉，而是因为秦国历来不讲信义，赵国怕白白地挨了骗还要被人耻笑，损害了赵国的形象。如果不给秦国这块玉，又怕给秦国一个把柄，他们会发兵来打，真是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宦官头目缪贤推荐说：“我家有个叫蔺相如的门客，智勇双全，可以让他想想办法。”赵王无计，也只好叫他来问问。赵王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给还是不给？”蔺相如说：“秦强赵弱，我们不能回绝。”赵王又问：“若秦收了和氏璧，又不给我们城池，那时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提出要求，若是不答应，是赵国理亏；若是秦国收了赵国的玉璧，不予城池，那就是秦国理亏了。比较起来，我看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以派遣，我可以勉强充数。如果秦王把城划给我们，我就把璧留在秦国，如果他们不愿交出城池，我就‘完璧归赵’。”赵王觉得蔺相如口才便捷，虑事周密，就派他去了秦国。秦昭襄王在宫里接见了蔺相如。
秦王将璧看了又看，爱之欲狂，然后随手传给宫女、妃子观看，大家都赞不绝口，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声欢呼。
蔺相如站在堂下，无人理睬，过了许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割十五座城池的事。蔺相如知道秦王存心欺诈，就按预先想好的计策说：“璧上有点小瑕疵，不经指示，很难看出，请让我指点给大家看。”秦王没有防备，就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璧，立刻靠近大殿中的柱子，怒发冲冠，大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玉璧，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大臣们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又不讲信义，只是仗着强大，就想靠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玉璧，所以大家都反对给您送和氏璧来。但我以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大王是一国之君呢？而且仅仅为了一块无用的玉璧，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也是不值得的。赵王听信了我的话，才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把国书和玉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秦国，这是多么恭敬的礼节啊！可我来到秦国，把玉璧奉献给大王，大王却傲慢无礼，态度随便，而且把美玉交给宫女传观，这是污辱赵国；您绝口不提交割城池的事，这是无意偿还城池。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玉璧在我的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完，怒气不休，眼睛斜看柱子，准备砸璧。
秦王生怕他砸毁了玉璧，连忙向他赔礼道歉，并让人拿来地图，指点着说从某某地到某某地的十五座城归赵国。蔺相如知道秦王并非出于真心，也就来个缓兵之计。他对秦王说：“秦王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不敢不献。只是赵王送璧前曾沐浴斋戒五日，表示恭敬，大王也该沐浴斋戒五日，才能接受和氏璧。”秦王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蔺相如回到官舍，连忙作了周密布置，派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地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
过了五天，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和氏璧。蔺相如走上秦廷，张开双手对秦王说：“秦国自秦穆以来，已历二十几位国君，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怕也受了您的骗，连忙派人把宝玉送回赵国了。赵国是弱国，秦国是强国，若秦王真心诚意地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是不敢不答应的，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送和氏璧来。过去孟明视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大王再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先把玉璧送回赵国。算我欺骗了大王，就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王和大臣们听罢，十分愤怒，但蔺相如所说句句属实，无可辩驳。看看蔺相如毫无惧色的样子，也无可奈何，即使杀了他，也属无用，反落下个恶名，不如放了蔺相如，倒显得秦国宽怀大度，用意并非诈取赵国的玉璧。就这样，蔺相如“完璧归赵”，既保全了赵国的玉璧，又未给秦国落下把柄，还给赵国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蔺相如也因之声誉鹊起。
但秦国并不能因为赵国出了个蔺相如就不再并吞六国。过了两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两座城池，再过一年，又去进攻赵国，但都无多大成效。秦王一想，这么慢慢地消耗，没有多大的用处，不如索性跟赵交好，等除灭了别国，再设法灭赵。
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使者约会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赵王怕像当初的楚怀王做了秦国的“肉票”而不敢去，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既会变得被动，又会被秦王看不起。因此，赵惠文王就让蔺相如跟从，廉颇在国内辅佐太子。平原君赵胜说：“应当带上五千精兵作为随从，再把大队人马驻扎在三十里外，作为接应。”赵王就叫大将李牧带上五千精兵跟随，叫平原君带上几十万大军随后。
廉颇觉得还不放心，就向赵王请求说：“这次赴会，吉凶难卜。去渑池来回不过二十多天，加上两三天的会议，也不过三十天。若是逾三十天未归，我能否像当年楚国一样，立太子做国君，以免秦国挟制大王呢？”赵王同意了。跟着，廉颇又在边界上作了严密的布置。
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天下大事，似乎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后，秦王借酒盖脸，似乎开玩笑地对赵王说：“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请为我弹一弹瑟。”赵王无法推辞，只得忍气吞声地弹了一下瑟。秦王立刻让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气得脸都紫了。赵国还未灭亡，秦国就把赵国当属国看待，甚至还不如，居然把弹瑟的事载入史册，实在是奇耻大辱。但赵王只是气恼，却想不出报复的办法。
这时，只见蔺相如端着一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说：“听说大王善于击缶，请为赵王击一次缶。”秦王立刻震怒，不去理他。秦王的卫士想去杀了他，都被蔺相如大声喝退。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军队虽多，在这里却用不上，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如不击缶，蔺相如就要扑过来厮杀，只好击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命赵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见伤了秦王的面子，就想法挑衅说：“请赵王割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秦王割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在整个宴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秦国时时发起进攻，但蔺相如以牙还牙，机智巧妙，毫不退让，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同时，秦国得到密报，赵国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军，各方面都作好了准备，秦国也就未敢轻举妄动。
在秦、赵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了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了答谢他的功劳，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跟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况且污辱了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躲开。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说：“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之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私仇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来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蔺相如对外以强硬机智取胜，对内以柔和谦让制胜，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相，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这里，谦让制胜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权术，主要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所决定的，因此，蔺相如可称为谦让制胜的典范。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谦让本身必须有厚实的才智、品德、能力、权位和实力做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正如开篇所讲一样，谦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哪些是真或有多少真多少假可就难说得很了。倒不是想给蔺相如这位谦让典范抹黑，他对廉颇谦让是否完全彻底地像他说的那样是出于重国家而轻私仇的考虑还很难说。也许他还感觉到，同廉颇相争，不易取胜，不如以和为上。不是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文人、书生能争得过手握刀枪剑戟的武将呢？
13曾国藩的奥秘
近年的“曾国藩热”有些令人费解。
自《曾国藩家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问世以来，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尤其是书刊界，更是趋之若鹜，十年来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不下百种，的确很流行，奇怪的是出版商每出必赚，屡试不爽。
那么，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自曾国藩以后，这类人物就只可闻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一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那么，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不可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可见，曾曾国藩像
曾国藩何以如此之热，大概是因为既“忠君爱国”，又身享荣华富贵，对各方没有损害而对自己有利。对于务实求验的中国人来讲，他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学习”对象。
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潘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更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军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族灭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还靠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一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举荐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备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
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役，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要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起来。曾国藩羞愤交加，大力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六月份攻陷。同年十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师，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将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毁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自己只能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意欲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场面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是生气勃勃的军队，就又打败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李秀成激战后夺得了安庆。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接连失陷。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
太平天国大花钱
《天朝田亩制度》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然而，这“大同理想”又何曾能维持得长久?
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衔头，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清文宗咸丰十二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镇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恭谨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用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方式组织起义，但他似乎是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并用“神道”的方式来指挥战争和处理政治，怎能不败?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注意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完全一致，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书信手迹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李鸿章像
有人说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更多的人说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看来，倒不是后人评价不公，实在是末世“宰相”难当！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即而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在他去世百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贡奉，可望而不可及，无人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贡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当人们在其他的许多路径上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