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经济学谈话录

警言：
   

    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经济学不能从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一）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不。虽然在本届全国政协中我是作为“经济界”的委员，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应该承认自已是业余的。我并没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我是把这门学问作为观察当代社会、理解古今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而来研究的。我是一个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者。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以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
何新：(笑)经济学常常被某些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必然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指导经济。
记者：难道您认为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这就是说当代经济学中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有被自我陈述的意见。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诺贝尔奖”钦定的权威仍然只是一种伪权威，别让他们吓住。
记者：您的意见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象唬人，也不要被偶象唬住。在经济问题上，倒是陈云的几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A·伊曼纽尔曾指出——
        在经济学这门学问中，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几乎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实际上没有哪一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学者把学术上的真理贬为自相矛盾的谬论，或把谬论奉为经典规律。在这个领域内，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
    此外，还要看到，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仅仅是，您了解有关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博士论文。但这与实际了解国民经济，以至操作现实经济并且保证其可以根据你的理论指导而成功，绝非同一回事。
    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记者：是，我承认这一点。
何新：我尤其不欣赏某些经济学人，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所谓宏观/微观的术语以至某种数学模型一编排，就变成谁也搞不懂了。以术语美文装饰学术，这不过是用以掩盖思想和内容空洞的小伎俩。还有人乐于用数学冒充经济学，但如果真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实际操作，特别是预测，几乎总是必败无疑。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杜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借以建立某种“话语霸权”。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语词的迷障。
记者：但是，任何学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独特的术语。
何新：这一点我同意。R·F·哈罗德说过，“对仍处于发展早期的经济科学史，主要工作是适当的概念的形成史。”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术语本身必须也应是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意义，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而在近年我们的经济学中，却生造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伪概念。
记者：比如说？
何新：例如什么“知识经济”、什么“知本家”这一类。你知道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写过一篇与现在最时髦的“知识经济”有关的幽默文章吗？
记者：知识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
何新：马克思没有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他写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这篇文章收录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知识经济”，但他嘲笑了把什么都说成“经济”的泛经济学。他说，如果什么都是“经济”，那么也可以建立一个“犯罪经济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犯罪活动也是所谓“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因为犯罪活动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智力（知识的）活动。当然，马克思写此文其实是和当时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开玩笑，调侃他们。让我给你一个复印件。
    其实，对于一些精灵古怪的新奇术语和概念，我看连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比如说，近几年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关于“机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经济涵义。所谓“转换机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呀？为此请教了一些颇具大名的经济学人，结果发现，似乎没有人真正讲得清楚。最后，我只好去查一查《辞海》，读书对“机制”这个词的释义如下——
        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经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将这个意义很不明确的生物或机械学方面的术语转借到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术语，其含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记者：人们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某种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
何新：这个问题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观察了几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说的“机制”，其实真义乃是指“所有制”。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要“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我也会使用“机制”这一概念，但我使用这个语词的言指是——机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区似乎已实验过了这种奥妙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真的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记者：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以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这一政策的形成和设计，也是以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持的。
何新：荒谬就在于此！科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被冒充为科学又被人们接受和实施，那么这种“科学”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东西。想一想“法轮功”就知道了。在本体论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特别是对现实采取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必会误国误民！
    人们总是责备1958年的大跃进。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1958年，人们也是依据当时的“科学”经济理论——“学共产主义”，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中国似乎已经到达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前沿——“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6年以后，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认识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改变为——“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毛泽东）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据说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科学”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而为了构造另一种理想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国有经济组织发生了坏死性崩溃，城乡中出现了一大批失业、无业以及短期不规则就业，以至失去机会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现实，而且给未来留下了遗害深远的隐患。导致这一严重现实的经济指导理论，就是由美国输入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其实，作为另一种空想主义神话，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与1958年的那种乌托邦恰恰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面。
记者：这样讲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何新：有。我认识一位旅居美国的台湾知名经济学　家高希均　教授。1988年他曾来中国，赠我一部他的著作《经济学的世界》。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属于新古典主义，但由于此书主要写给海外读者的，书中的观点还比较客观。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拟想的如下一个“天堂”模型——
        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逻辑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减少到最低，人民诱因要发挥到最高；市场上充满了竞争，当然没有联合垄断。消费者有足够的情报，当然可以做明智的选择。赚钱的厂商应任其不断的扩展，亏本的事业应任其倒闭。政府预算不宜有赤字，货币供给量应当受到稳定的控制。穷人申请救济时就给他们现金，富人创造财富时就给他们减税。人员资金与货物可以在国内外自由地流动，没有本国的干预，也没有他国的限制。在公平的竞争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贵。人人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为了利他，结果反而是两边落空。
    这里描绘了一个市场理想主义的自由天堂。试看这个天堂是多么美妙与和谐！正如50-70年代人们所追梦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国一样，这是另一种图版的“美丽新世界”。然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市场天堂实在是过于美妙，以至就　连高希均　教授自己也并不太相信它会成为现实。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后他说，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变成了人间的天堂，又有谁会不向往？问题是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
记者：难道这种市场经济的理想蓝图不能成为现实吗？在美国及西方它不是已经是现实吗？
何新：让我们听听　高希均　教授的说法，他指出——
        亚当斯密曾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出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下冥冥中指挥了经济活动的运作，产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后果——价格、服务好、品质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样奇妙。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使政治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干预，一方面带来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带来了以后凯恩斯理论五十年的风靡！
    其实关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弊病，没有人比西方经济学家自身对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经济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1）贫富悬殊（何按：优胜劣败乃是两极分化的同义语）（2）过多的私人消费，国家共有资源及经费不足（3）社会成本（环境、公害等）的支付过大（4）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
   （以上参阅高著《经济学的世界》第15-26页，台湾天下图书，1987版）
    高希均的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所以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一些台湾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到中国大陆来鼓吹的却恰恰是另一种观点。这一派人竭力掩饰自由市场体制的上述弊病，单纯吹嘘它的好处，他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国情，而承继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观点，竭力宣传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活动中最终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他们宣传中国应当全面解散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作为市场化的终极目标。这种片面的鼓吹，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在经济学中人们最好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特别是如果竟以这类冒充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指导，对于一个国家将是非常危险的。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记者：你谈的这三点很有意义，请深入解释一下。
何新：这三点是我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后总结的东西。既然目前的经济理论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用，经济改革又需要理论解释和思路引导。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与其让政策被某种乌托邦的模式所导引，倒还不如采用陈云那一代人的办法，即务实的办法。那一代人据说是不懂什么理论“经济学”的，但那是务实的一代人。1949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是当时国民党那些剑桥、哈佛毕业的“海归”博士部长们无论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们当时也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但是陈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大跃进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靠三条——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同时也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误解的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第三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最严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经济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社会失业和就业问题，第二是为农民找出路的问题，第三是社会青年问题，千百万城乡青年人正在面临生计、职业、生活前途和出路的问题（包括高校毕业生）。
    这三大问题都是当前最严重也最具有紧迫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国家治乱，影响当前也影响未来。如果政府硬是不管这些问题，如果天真地相信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推到市场中去，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去自然解决，这就是欺世误国之论！不面对这些问题，而迷恋于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数字，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国家、社会、人民、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记者：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生灾难，目前中国经济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和良好的势头。
何新：经济增长有两种，真增长和假增长。改革前，中国经济年年也一直都在报告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文革时代，每一年元旦社论都有一套口头禅——“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货币稳定，购销两旺，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届3中全会后，我们才知道，真相是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前经济形势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种种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就业率快速上升即劳力市场的活跃上。而当今并不如此，下岗、失业极其严重（某些地区社会形势甚至潜在地很紧张）。凯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么？叫《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从书名看，他认为“就业”是经济学的第一问题。他所针对的是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大失业。
    2、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两类消费市场的活跃上，即投资消费和民用消费。当前国内市场仍很呆滞，许多企业的产品有价无市，市场库存仍在上升。
    3、一个就业率低下，一个库存量上升，还有一个商业银行深陷贷款回收难的金融困境（据外电说呆坏帐目达到总信贷额的30%-40%，银行内部人士说更高，而官方说约10%）——这三项指标出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看作是经济红灯和警号。
记者：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统计模型有问题？
何新：当然有问题。首先统计局没有真实地统计下岗和失业的适龄就业者人数。现在一些统计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却根本不懂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动力不是“增长”，而是“市场”和“消费”。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单纯增长若没有同比消费的推动，本身就将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导因之一。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二）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自由经济吗？

　

警言：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所有制形态上，而且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都已与19世纪的古典幼稚资本主义（即亚当·斯密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是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些主张中国经济通过化国为私、化大为小，即通过私有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的人，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倒退到17-19世纪极端不稳定的幼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经济阶段，而放弃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现有成果。
    许多人以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要以这种私有化市场经济作为样板模型。然而，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特别是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原始形态的那种幼稚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国家政策和国家宗教及意识形态综合于一体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力量强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但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经济学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掩盖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真相。他们引诱和误导中国人，试图引导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政企分开（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导向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市场改革。从宏观上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体制与经济机体相剥离，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作为中国经济实体和主干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最终将中国引向由经济到政治全面解体的战略性目的。

　

记者：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稀缺”问题，也就是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即社会重要资源和资本的占有制形式。然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则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交换，也就没有市场经济。
何新：许多人至今一直认为，私有制与自由经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这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性质缺乏真知的误解。
记者：你这种说法似乎很新鲜，有根据吗？
何新：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美国后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汉森在1946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指出——
        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已不是纯粹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人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过渡。
    甚至萨缪尔逊也认为——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
    他批评“自由放任”时写道——
        看不见的手“虽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经过思考和两个世纪的经验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学说的局限性。
    你应该知道，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自身早已不是19世纪以前那种古典的私人所有制。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1）个人所有制；（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3）国家所有制；（4）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
    中国的人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即“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或“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存有严重的误解。根据法、德学者的看法，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已与19世纪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两者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单一自由市场的古典资本主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大型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形成实力雄厚的经济航母——跨国股份公司。
    在投资形式上，“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主要依赖银行而非直接资本市场，国家通过宏观财政及货币政策对产业给予扶植和强有力的经济及政治支持，而不是让它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听任其死生。英美模式则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
    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20世纪一切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非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于具有国家订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
    在美国存在着数百万私有化的小型企业，它们雇佣了就业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尽管不是大部分）。在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决定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绝不是这种小型私有企业，而是大型的跨国超级经济垄断体。在垄断组织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型企业、以及非垄断性的中型企业都是从属于这种跨国垄断组织的。
    国家所有制的高度发展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特点之一。这种所有制的形式尽管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跨国垄断组织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国民经济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尤其表现在由国家对那些盈利低的企业和经济部门（包括国防工业）进行直接经营，进行订货，也包括由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非国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以低价提供生产资料。（参阅B·Minc著《现代资本主义》第1章）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所有制形态上，而且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都已与19世纪的古典幼稚资本主义（即亚当·斯密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记者：你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很少人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
何新：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是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些主张中国经济通过化国为私、化大为小，即通过私有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的人，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倒退到17-19世纪极端不稳定的幼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经济阶段，而放弃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现有成果。
记者：你认为17-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与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上是否仍然相同？
何新：非常不同。斯密所构想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1）在每一个经济活动部门里，都存在着实力不相上下的各种不同的私有制企业。这意味着生产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占有垄断地位。
（2）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是资本家即小企业主。
（3）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地根据供求关系而形成，任何企业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自己制定的价格强加于市场。
（4）资本和劳动力存在着充分的流动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立即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5）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是短时期利润的最大限度化。
（6）市场供求机制是经济的主要调节者。价格根据需求涨落，参与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产品的实际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自动偏离生产价格。通过这种偏离，国民经济结构自动调整。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实际利润高于平均利润和平均生产价格时，资本就会流向这个部门；相反，如果某些部门的实际利润低于平均利润时，资本就会从这些部门流出。
（8）若不考虑时间因素，可以假设由于实际价格和实际利润偏离平均价格和平均利润，就会立刻或在极短时间内导致社会生产的扩大或萎缩，形成经济的周期性——这也就是经济危机。危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阶段。
    19世纪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是同这个模式所描述的情况相接近的。当时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因此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难以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然而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研究这种现代全球性资本主义，已经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古典模式了。
    在20世纪，尤其是在它的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生产过程的集中，导致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形成了在市场上居统治地位的大型跨国联合企业（全球500强一类）。
（2）经济的中心人物是经营者（管理者）——属于资本家阶级构成中的精英阶层的成员，而不是股权的持有者。
（3）价格最终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相反，占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制定的价格被强加于市场，而且它操纵、控制和积极地影响全球市场（例如石油领域中的欧佩克垄断组织）。
（4）技术进步要求对科学研究进行超大量的投资，而科研又只有通过大型跨国企业并在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大笔经费的资助下才能进行。
（5）由于生产规模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及其综合体的建设时期延长了许多。加上经营条件的其他变化，导致企业经济上的时间视野大大地延长了。
（6）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仍然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乃是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7）但经济结构的调节者已经不是价格机制，而是取决于垄断集团的不同实力背景和国家起调节作用情况下的垄断集团的长期目标函数。实际是根据资本规模及其竞争力实施利润的间接调控及分配。
（8）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全球化）已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范围和规模，以致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特征。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已走过几个阶段。在其低级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实际也是国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路易14时代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国家背景的垄断组织。）中间阶段、第二阶段是经济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时代），那时的确是小企业为主而且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然而现代形态的第三阶段资本主义，即20世纪形成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其经济形态已不是离散型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E·J·Hobsbawm在1997年出版的《帝国年代》中指出——
        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帝国的年代，19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许多人以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要以这种私有化市场经济作为样板模型。然而，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特别是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原始形态的那种幼稚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国家政策和国家宗教及意识形态综合于一体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力量强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但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经济学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掩盖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真相。他们引诱和误导中国人，试图引导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政企分开（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导向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市场改革。从宏观上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体制与经济机体相剥离，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作为中国经济实体和主干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最终将中国引向由经济到政治全面解体的战略性目的。
记者：如果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你认为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何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存在“莱茵模式”（德法模式）与“盎格鲁模式”（英美模式）的区别，但其基础都已成为非纯粹单一私有制的“混合经济”。
记者：混合经济这个名词，过去很早我已知道，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根据你的看法，混合经济已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但是，多数中国经济学者一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私有制资本主义。
何新：这并不是事实。法国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
        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于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记者：你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西方的混合经济？
何新：法国经济学让·拉费、雅克·勒卡莱（Jean-Dominique Lafwy,J．Lecaillon）在所著《混合经济》中指出——
        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市场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
    他还指出——
        混合经济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它的数字表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不论如何具体发挥，对市场来说都是很大的。任何一种混合经济都包括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而且一般说来，前者不仅包括非商业的行政部门，还包括以国有企业或国家大量参与为形式的重要经济部门。如以欧洲各国经济为参考，国有部门约雇用30%的劳动力（其中2/3以上在行政单位，1/4以上在国有企业），并提供1/4至1/3的附加值。公共开支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出自事先构想的制度，而是工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历史产物。主要是指对由于不受控制的"纯资本主义"而定期发生的震荡所作出的适时反应，而不是协调计划的结果。人们曾经提出不同方案，希望解决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或严重失业持续存在、倾向垄断和限制竞争等问题，因为对活动监督不够会引起"外部效应"，引起公共商品与劳务供应不足，引起人们所认为的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等等。
        由于70年代出现了经济危机，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开支，特别是增加转移方面的开支。例如，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法国超过了总产值的45%，在瑞典甚至超过了50%）：因此，按照前面设定的统计标准，欧洲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变成了“混合”经济。
记者：欧洲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它是否就是混合经济？
何新：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它一方面十分强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具有宏观调控功能。这种调控不仅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包括国家的计划和政府向生产者和失业者提供救助的政策。
    在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莱茵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但是，不论哪一种模式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试图将市场竞争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也即在保证个性自由、讲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和经济公正（平等/公平）。法国经济学家拉费、勒卡莱指出，在欧洲的“混合经济”中
   （1）国家通过积极的制订、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制订出各种计划与规则来指导市场经济。
    法国是实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制订国家指导性计划的代表性西欧国家。法国的国家计划主要为规定经济总量增长指标，确定国家中期总体发展战略和目标，制订实现计划目标的政策手段等。德国虽然不实行诸如法国所实行的国家计划，但是却通过制订《促进稳定与增长法》加强政府在稳定价格水平，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实行充分就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欧盟的其他成员国的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计划或法则来调控经济。
   （2）国有制经济在欧洲社会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国有或社会化的经济成分，但总体而言欧洲各国的国有经济成分都比较高。
    英国在1945至1951年和1971年连续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的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和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80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性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国有化。
   （3）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市场经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特点。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原则，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衣食无忧。通过种种税收措施和直接的资助补贴，国家主动地调节居民的收入，并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的均衡和相对公正。与此同时，“国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帮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比较弱的个人、阶层或集团，使之始终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形成一个稳定的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从而避免因某个阶层的绝对贫困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勒卡莱）
    综上所论，混合经济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点：
   （1）国家在调节市场方面发挥积极的干预甚至主导性作用；
   （2）通过建立全民性的、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保障体制，实行广泛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
   （3）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国家根据社会总需求和国家发展总目标（计划），以作为合作者或作为开明监督者的角色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
记者：那么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情况如何呢？
何新：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由历史的趋势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自1930年代以来早已非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导向的混合型经济，因此私人与政府均在市场中发挥经济影响力。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系亦极类似。
        根据1982年的“世界发展年报”，19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绩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那一种制度最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型经济是一个较优良的制度。
    关于现代美国的经济制度，瑞典经济学家罗艾登姆和斯·威奥第曾作了以下的描述——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还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在后半个世纪，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到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这些惊人的成就是在没有政府重大干预的条件下取得的。
        许多美国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高度分散的分配体制是最好的，这些“分散主义者”喜欢强调生产过程的竞争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
        然而，如果一个上世纪中期的典型的美国人面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体制，他会发现许多令他惊奇的事情。他很快就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那种称为“公共部门”的实体出于如国防、教育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与那种在分配中没有政府干预的、传统体制下的平稳运行的市场大相径庭。
    研究者还指出——
        美国大多数工业部门的特征是，为数相对很少的大企业支配着整个部门，而不是存在大量的小型竞争性企业。市场的这种形式称为“寡头垄断”。比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六十年代末期三家最大的企业拥有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烟草行业，相应的数字估计为百分之七十。在大垄断企业的边缘，所存在的才是一些规模很小、寿命很短的小私有企业。因此，美国经济成功的奥妙并不在私有性的、分散的小企业中，而只能从技术性的规模经济的存在中去寻找。
        七十年代中期，美国五百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占了采矿业和制造业整个销售量和雇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它们中五十家最大的企业拥有这五百家企业销售量的近一半和雇员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巨型企业在采矿业和制造业中最常见。家族企业和其他小模型经营单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今天它们大多仅存在于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其他领域。然而，在零售业中也已出现了向更大经营单位发展的趋势，譬如连锁商店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通过协调以价格为基础的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来实现始终如一的充分就业和稳定的价格水平，它再一次为国家行政当局提供了改善设备利用率和稳定价格的机会。所谓“稳定政策”在美国可能是最惹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CMA（即中央调控）政策。它利用货币和财政手段，以某种程度的稳定为目标，影响经济的综合指标，如总的就业水平、设备利用率和通货膨胀率。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积极的稳定政策始终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它自然影响了美国的资源分配。
        我们所以研究美国，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视为市场分配的“开拓者”。但是美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在某些重要方面已不同于传统的、以CD（自由市场）模式为代表的体制。特别是集合性产品（比如国防产品）使通过CMA（国家计划）进行集中成为必要。其原因是，这一种产品不能为排他的和私人的消费而生产，因而根本不能通过价格体制进行资源分配。
    所以，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体根本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记者：80年代以来，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欧出现了私有化浪潮。英国率先，撒切尔政府将某些原来国有的部门和企业出售给私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私有化。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何新：除英国以外，80年代西欧国家的私有化多半只局限于局部范围，基本上没有触及关键部门。实际上，这一私有化运动并没有搞得下去，很快就中止了。
    以英国的例子来说，由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加重了失业，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紧张。这在英国比较突出。英国197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1983年到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都激化了社会矛盾。煤矿工人大罢工使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增加了25亿英镑，国际收支损失40亿英镑，国民总产值下降1%。迫使英国政府放缓和中止了私有化的进程。
    有趣的是，正当英国撒切尔夫人发动私有化运动时，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却掀起第二次国有化浪潮。这次国有化的重点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国有化的大银行共39家，每家银行的存款额均在10亿法郎以上，包括巴黎荷兰银行、东方汇理与苏伊士银行、工商信贷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等全球性大型跨国银行。密特朗政府还将12家大公司国有化，如通用电气公司、圣戈班公司（玻璃业）、佩西奈·尤吉纳·库尔曼公司（有色金属业）、汤姆逊公司（电器、电子业）等，这些公司都是法国最大跨国公司成员。经过密特朗政府的国有化运动，法国更加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营经济成分最高的国家。1983年法国国营银行存款比重上升到87．6%，贷款比重上升到77．6%，法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7%，投资额比重为35%，国营企业职工占劳动力人口的11%，出口额占法国出口额的1/3，进口额占1/4。
    因此尽管情况有所变化，国有经济仍然是欧洲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国有企业发展成为稳定的经济部门，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在西欧国家，国有经济不仅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作用显要。
    联邦德国国有化是在希特勒时代的国有企业基础上，以渐进方式通过赎买和参股而形成的。著名的国家参股公司有大众汽车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意大利战后的国有经济发展类似联邦德国。
    意大利政府将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和煤气全部国有化，在其余部门主要通过参与制扩大国有成分。意大利政府完全占有的大公司主要是工业复兴公司（又称伊利公司，战后从前政府接管而来）、碳化氢公司（又称埃尼公司，1953年由5家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合并而成）、国营电力公司（1962年政府建立）。这些公司都是大型“康采恩”，向各类型公司参股，有庞大的附属公司体系。
    即使在私有化最激烈的英国，国营企业依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警言：　　

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社会制度中都建立了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因此，19世纪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中那个处于赤贫地位而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这就消除了从发达国家内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要危险根源。实际上，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但是，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
    因此，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18-19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
    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三）
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记者：中国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政策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创造出高效益的经济。但是市场竞争不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因为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弱势社会阶层或集团应该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出局。
何新：要知道，从历史看，正是这些失败者，往往会成为激发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强大储备力量。这是17-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不得安宁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失败”者，其实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种作为革命力量后备军的“无产者阶级”。
    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建立了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发达国家中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因此，19世纪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中那个处于赤贫地位而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这就消除了从发达国家内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要危险根源。实际上，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记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何新：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曾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采取和完善了社会福利措施。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了对老年人、失业者和孤儿、盲人等提供国家性救助。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国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尚不多，范围也较狭小，规模和费用不大，并且主要是救济性的，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
    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二次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低标准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
    战后初期，那些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国家都处于社会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状态。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以保障每个公民获得当时条件下的一般生活水平为口号，开始建立起适应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以后，先后通过和实施了社会保险、工业伤亡、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四种社会福利法案。到1948年，工党政府宣称英国应当成为“福利国家”。
   （二）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社会福利制度”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各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各国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项目愈益增多，开支空前增长，并且在政府开支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初期，除个别国家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所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空前增大。
    如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到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记者：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人们介绍西方社会中的这一重要保障体系？
何新：这是由于中国左右两翼的理论家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实际情况缺乏全面和正确的研究和了解。
左派由于无知而误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认为它是所谓“欺骗”无产阶级的伪善。右派则有意忽视甚至掩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面，把当代资本主义宣传为单一私有化放任自由竞争、鼓励两极分化以至抛弃失败者的社会达尔文体系。
    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实地考察过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分配方式。我注意到，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性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
    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过去也已建立了这一保障体系。并且尽管经历了90年代的制度动变，这一体系在基本上并未废除，因此仍在发挥社会稳定阀的作用。这也是它们虽然引入了私有化和西方的多党制政治制度，国家却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原因所在。
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明白了。
何新：但是，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过去毛泽东搞“赤脚医生”，其实质是试图在农村中提供一个廉价的卫生保健系统。而“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以集体经济向农民提供生存最低保障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过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这一保障系统，维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是，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这是当前国家和社会在基础上发生不安全、社会犯罪率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讲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同点即在于此。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激烈的私有化运动或政治改革，之所以不能引进西方发达国的那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包括新闻自由）；之所以若引进这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中国必会陷入社会动乱，原因也就在此。反之，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
    中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经验均表明，大量失业、无业人口的涌现，从来就是一个制度失败的表征，同时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源。因此，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因为他们明知在中国意义上的私有化与西方及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具有根本性不同——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内安全系统存在；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18-19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他们鼓吹政治人权，但却反对中国政府将对人权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确保人类生存第一权利即经济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系统上，反而怂恿中国人“砸三铁”，从而破坏了原有的企业内（类似日本大企业那种）终身雇佣制的社会保障体制。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记者：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似乎国有制或公有制就意味着吃“大锅饭”，就意味着低效率和亏损。
何新：这是近十年来一些来自国外的经济术士制造出来的一种积非成是的谬论。在欧洲，官方统计资料证明，国营企业既不全是亏损企业，而且更非必然亏损。1980年西欧国营企业中，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共42家，它们中除了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英国莱兰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全部盈利。意大利的碳化氢公司（100%国有）经常盈利。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在80年代以前一直盈利，只是在80年代出现亏损，90年代也已转为盈利。
    世界银行专家们在广泛考察了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写道——
        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自由放任”的信念至今是否仍被奉行？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如亚当斯密斯所说的仍那样奇妙，而使经济运作能达到最佳的状况？
何新：让我再作一点引证。　高希均　教授正是针对你的这两个问题曾指出——
        对这两个问题，答案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完全否定。这些年来，自由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政府的角色也显得更为重要。各国政府常常透过立法扮演保护者与管制者的角色，如抑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激励生产的补贴等。透过这种角色，政府希望能够提升（本国的）农业、劳工与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有时也对国内受管制的运输、通讯、电力等产业加以保护，并对未受管制的大部分企业尽力维持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政府也担负了平衡经济总生产与总支出之责，以达成经济成长与充分就业的长期目标。同时政府又提供了许多公共财货与劳务，如教育、公路、国防等。这一演变，就产生了自由世界中的“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在这种体制中，私人企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部门也参与很多的经济决定。
记者：这种情况在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80年代后期西方发生了反干预主义的政策导向。撒切尔在英国、里根在美国，发起了一次“新保守主义革命”，即主张“国家最小化”的革命。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计划经济制度也随之解体。
何新：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口号和意识形态，从来不能成为一项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因为只要实施它，就总是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它是违背社会中多数人利益，而只利于少数私有垄断者的反动经济政策。法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按照80年代的主流论点，企业私有化能够通过进一步鼓励降低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没有为引导追逐利润的行动和确定社会最佳价格而规定的约束条件，企业私有化反而有可能导致外部效率下降。
        同时，私有化行动的速度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吸收能力。但是，80年代初的这种政策趋势由于1987年9月纽约股市暴跌而减缓。
        1988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告法国人书》，提出了既不私有化也不国有化的方针，冻结了这一（向私有化回转的）形势。
        在资本非常分散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都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督，因而不会严格按照企业主的利益办事。
        货币学派的思想观点必然加强政府当局要对经济所需货币量经常实行严格控制的意愿。极端的做法就是像法国那样，通过银行和金融公司国有化来实行控制——法国于　　1982年2月11日　　通过一项法律，其明确目标就是“使国家拥有货币创制权”。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误认？
何新：意识形态的原因。旧的一套左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本质不会改变，因此根本意识不到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近十年从西方又传入了有意误导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掩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的自我改良，仍用19世纪的幼稚原始资本主义模型诱导中国人，试图将我们引向自由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而使中国陷入社会混乱和动乱。
    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耐人寻味的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定义。而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之上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不应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意味着宏观计划，意味着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并存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混合经济。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也是指混合经济。
    前几年在中国报刊上流行一个“砸三铁”的口号，主张砸掉“铁饭碗”等。但是这些鼓吹者似乎却并不知道，现代欧美的资本主义常常被称作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铁饭碗制度比中国“铁”得多，“终身制”得多！例如高额的失业保障金、终身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体系等等。在日本，没有欧美式的社会保障系统，但却存在大企业内部的员工终身福利制度，非常接近于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员工福利制度（即“三铁”）。实际上，正是这种“铁饭碗”的存在，才保证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数十年“超级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经济学家P·阿姆斯特朗等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看法中最为重要的“混合经济”思想，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合。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反过来，工人阶级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
        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控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引自P·阿姆斯特朗、A·格林等著《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建立在所谓“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四）　　

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阴谋及国际经济战！　　

警言：　　

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　常　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　韦特　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　常　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　常　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　常　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商务2000年版）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五　常　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　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张五常　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
    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1987-1989）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1993-1995）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