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12）：狂狷济世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二）：狂狷济世　　

记者：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新：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记者：但是，我曾听说您是一位预言家。
何新：（笑）是的，我作过一些预测。
记者：这些年来，很多所谓预言家已被揭露其实是骗子。——恕我直言。
何新：你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骗子。我见过的也多了。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相信。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并见于《中国金报》　1989年5月19日　），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　1998年12月2日　，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　1999年5月8日　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证实。
    　2000年3月8日　，《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　4月16日　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　，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的跌幅记录。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是个泡沫，而且是个大泡沫。只是破得这么快，连我都想不到。
    不过，在“新经济”的鼓吹者和主流学派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正常调整”，形势大好。（笑）永远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觉好，就是好。（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何新：是的。近年来股市汇市的激烈动荡表明全球金融体系暗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尚未降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尚未被股市、汇率的动荡袭倒。但并不是没有预兆，格林斯潘不断调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的银行体系。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并非像一些美国崇拜者鼓吹的那样，是靠什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国市场对国际金融过剩资本的吸纳。若没有这种巨额外来资本的支撑，就不会有高新科技及所谓“新经济”的崛起。第二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的廉价对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直接竞争对手（军事及经济）的消失。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现在冲击美国市场的外部金融力量愈来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资以及“长实”等华资集团不断干预市场，股市崩盘恐怕早就会出现。
现在国际游资（过剩金融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击着全球金融体制脆弱的堤坝。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灾难归因于亚洲国家金融体制的不良。而现在问题也降到了欧美头上，他们却沉默着。我们往下看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内，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一系列连台好戏。
记者：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发展吧。请问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种神秘的直觉吗？
何新：不，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
记者：有这种逻辑吗？
何新：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就是这种逻辑。我早年对这种逻辑曾作过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得益非浅！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实践是动态的，实践不仅是过去的经验。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觉，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具有系统化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虽然极为复杂，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则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