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周有光老师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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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105岁周有光老师谈话录 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百多岁的长者,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点和慢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记录者:吴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