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新经济思想与当代世界竞争大格局

一
何新的思想之所以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是因为它对应着历史的大格局。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何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李斯特”。他是作为后进大国的中国在20世纪晚期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寻求强国之路的一个思想代表。
二
何新对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格局有着整体的把握，这确实是首要的。
自肇兴之日起，资本主义就开始有力地重塑世界格局。简而言之，这就是世界的两极分化，和同时进行的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世界越来越分化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前者剥夺后者，前者的先进以后者的落后为基础，两者相对相成。所谓一体化，就是整个世界日益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被先进国家所控制，是先进国家控制后进国家的工具。
这个历史过程是浪潮式的层层推进的，同时伴随着激烈的争夺和严重的危机。
这是客观过程，也是先进国家主观推动的过程。关键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商业、金融、工业技术、意识形态等手段控制世界资源，掌握全球利益分配权。在其中，所谓一体化是指这个控制体系的全球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在这种权力主导下全球利益的两极分化。
而激烈的争夺，是指各个国家和集团对资源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的争夺。在这过程中，争夺的手段和方式不断进化，规模和激烈程度也不断升级。激烈的争夺又必定带来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危机是竞争的手段，有时候危机又是竞争的结果。
作为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形式，先进的国家必定要极力遏制后进国家的兴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权力的垄断性是厌恶分享者的。但是，由于竞争手段和方式可以不断进化，所以如果后进国家能创造和运用更先进的竞争方式，那么就可以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超越。英国对德国的遏制，以及德国对英国的超越，就是这种竞争逻辑的一种经典演绎。
三
这种历史逻辑是不断延续的，在何新看来，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也是后进国家试图摆脱先进国家的控制，掌握和运用自身资源，寻求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方式。何新认为，苏、中的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化体制是吸收了德、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点，以更新的竞争方式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之历史格局。
同样，以美日欧为首的先进国家必定要竭力遏制苏中为代表的新兴后进国家。这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正是基本的“竞争逻辑”问题。无论苏、中怎样变色改制，只要不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不放弃建立强国的努力和可能，西方国家就会不依不饶地予以压制和围困。
这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历史格局，因为正是这些西方国家塑造和维持着整个世界格局！中国注定是这种格局的抗争者，强国之路必定是一条突围之路。即使在中国要对原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这种格局依然不变。何新属于最早对此格局有清醒认识的少数之人，他代表了中国的不屈的强国意志对这个格局的一种思想抗争，反压制是何新思想的一种底色。
理所当然，何新自己也是一个思想上的突围者。中国在世界的境遇与何新在学界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受到主流国家或人士的孤立和围困，同时也都赢得草根国家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必然，中国的境遇正是何新的境遇的原因，这又基于何新是寻求中国强国之路的一个自觉思想者，因此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作为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何新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如此的围攻，这也表明那种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斗争深化渗透到了何等程度。
但是何新并没有对“竞争逻辑”失去信心，何新深信中国能够创造新的现代化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即新的竞争方式，因而中国能够成功突围。他即孜孜不倦为中国寻找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四
20世纪以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引领，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落后国家纷纷赢得政治独立，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正是20世纪前70多年的历史潮流。
但是，70年代之后，世界潮流发生了大逆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陷入经济停滞，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逐渐陷入债务经济的陷阱。新殖民主义再度兴起。美日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扩张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体系，重新建立了压制后进国家的全球性战略优势。
在何新看来，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战略战术和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进化和提升。
欲擒故纵的欺敌之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术，因利乘便、因势利导的诱导之术，即所谓“不对称战略”，成为这套压制战略的核心。这套新战略让潜在对手们在自以为奔向天堂的喜悦中坠向地狱。正是在这种战略的推动之下，苏联东欧集团灰飞烟灭，中国也几度岌岌可危。
而何新是最早识破这套战略图谋，并对之进行系统批判的主要学者。何新自言曾经以一个人反抗一个世界。但是他又绝非仅代表一个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意志，这也正是他自己所揭示的，就是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主题！同样他也代表那个延续已久的历史格局中必有的反压制的力量，只是何新自觉地以一己之力担当了这种历史角色。因此，何新在当代历史格局中才获得了关键地位，堪称一个历史的政治思想新支点！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何新开始与西方新战略斗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方位政治思想辩论。
五
冷战进行到70年代，西方国家认识到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并不能占到绝对优势，于是另辟战场。
（一）西方鼓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鼓吹经济全面持久繁荣，政治世界大同，宣扬世界主义，宣称国家和民族观念已经过时。
但是何新认为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格局不会改变。世界大同并非事实，这种宣传别有企图，这个企图仍然源自那个格局。世界和平的宣传正是先进国家对付后进国家的一种战略工具，目的是麻痹后进国的抗争意志，和平的攻势仍是战争的攻势。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对世界格局保持清醒认识，保持对敌情的警惕。由于资源有限，全面持久的繁荣也不可能，危机是时刻存在的，居安思危是必要的。
面对战争和危机，国家和民族仍是个人利益所仅能依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这个格局不变，对于后进国家而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永不可抛的精神武装。
（二）西方还做出一副帮助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姿态，它们告诉后进国家，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由其社会制度的先进造成的，而后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是由其制度的落后的造成的，只要按照西方的指导进行制度变革，后进国家就能很快达到西方一样的富裕和发达。
但是何新首先怀疑西方的善意，他认为西方不可能乐意看到后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事实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并非真的由于其制度的先进，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依靠一个由其控制的全球市场，能够从其他国家输入大量资源，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和债务链条，还能够直接输入巨额资金。这个原因同样正是后进国家不富裕、不发达的原因，因为大量的资源流失了。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因遭受西方的市场封锁，面临着发展资源的不足，自然无法如西方一样富裕。而这些正是西方刻意造成的。
因此，即使后进国家改变了制度，只要资源条件不改变，也就不可能达到西方的富裕和发达。西方之所以宣扬这一套不实之论，是要使中国一类后进国家对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从而跟着西方设计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其结果并不是走向一个导致富裕发达的制度，而是走向一个更利于西方进行控制、进行资源榨取的制度，从而是更贫穷和落后的制度。
西方确实富裕，东方确实贫穷，但这是由综合的历史格局造成的，西方把这种现穷富局发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优势。东方的贫穷实际是西方有意造成的，这正是西方富裕的基础，这是其一。但是西方又把东方的贫穷论证成东方必须按照西方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从而达到富裕的理由，这是其二。如果东方不知道其一，却相信其二，那么结果是什么？只能是上当受骗，在奔向富裕的幻觉中，陷入更深的贫穷。
（三）西方把自己扮演成传播和扞卫自由、民主、人权的道德卫士，它们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世界的潮流，是普世价值，是进步的标准。它们高举正义大旗，居高临下指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自由、不民主、无人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制度。同时，西方又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实现国家富裕和发达的条件，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但何新认为，民主、自由、人权被西方当成了战略利器。首先，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只有具体的。西方的较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西方优越的经济、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那种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维持的。即便如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
何新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西方国家的近代历史也充满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即使在现代也绝非一干二净。何新赞同黑格尔的话：“人权并非天赋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演进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后进国家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必须强调对有限资源进行集中统一的调配，强调中央权力对经济社会运行过程进行整体的控制，以利于更快的资本积累，形成更强的整体竞争力，国家力量作为政治杠杆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所必须借助的，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所。
尽管这种政治制度中的整体主义、集体主义确实造成对个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限制和压抑，另一方面这也是后进国家相对低下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物质贫乏所必然造成的，另外还包括不发达旧制度旧文化残余造成的影响。
何新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水平确实相对于发达国家低下，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要求一蹴而成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基础条件。更不能要求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因为这样只会冲垮正常的资源分配和制度运行秩序，造成社会大动乱。而这种动乱正是西方所期待的。
何新指出：西方国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局限性为切入点，发动自由、民主、人权攻势，期待以此瓦解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顺势搞乱、瓦解潜在对手国家。
何新谴责西方的伪善。他说：西方一方面指责社会主义专制独裁，一方面又扶持一些专制独裁政府；一手促进改革进程中的腐败现象，一手煽动民众起来反腐败。西方死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成就却只字不提，对于非洲战乱和饥荒造成的人权灾难则一向漠不关心。
何新认为，民主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西方的民主形式并非唯一的民主形式，中国自古至今自有一套实质存在的民主传统，同时现代中国实行相当程度的集权主义是必须的。
关于人权，何新认为，人权包括公权和私权，前者属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后者属于私人，在某些情况下，当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维护的是前者，这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但西方完全无视前者，而一味鼓吹后者，并且用后者攻击前者，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招牌践踏他国主权。
何新还认为人权首要的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为了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国家有权利更有义务对一部分人的政治和思想等权利进行合理限制。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并且这也是一国的主权。总之，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只能由中国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西方没有权利和资格在此问题上充当教师爷，中国也没有义务遵循西方的教诲和指示。相反，中国要倍加警惕西方在这些领域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四）何新指出：西方一向积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开方抓药。西方极力推荐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计划经济导致低效率，导致短缺经济（即贫困），应该改用无疆界的全自由市场经济，放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运行。国家应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
新自由主义宣称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无法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只有推行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改革，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提升企业效率。鼓吹经济全球化、世界主义，宣称国民经济观念过时，国家应该放弃对国内市场、资源和民族产业的保护。
何新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后进工业国的一种意识形态战略工具。20年来，他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驳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何新认为所谓“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效益最大化只是虚构的市场神话，因为必需具备四个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市场可以无限扩张，生产能力的过剩永远不发生”。
然而何新断言：这四个条件在任何现实的经济体中都是不具备的。在现实的经济体中，如若放任“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必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生产过剩，结构调整调节的过程必需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经济震荡和政治危机。
何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足，并非完全由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而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凭借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攫取巨大利益。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地位，反而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外部围困。因此，转换经济体制（即“经济改革”）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何新认为计划经济是应对现实物质短缺的一种必然手段，而非短缺的原因。何新指出：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也并非完全由自由市场控制，而是精密的国家目标主导和有计划控制着的，是计划性与市场自动调节相结合的混合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通过金融政策管理积极有力地干预和管理着国民经济的运行。
关于国企问题，何新认为国企低效主要是由市场有限造成的。何新提出市场有限和资源有限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
市场有限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有限造成成本递增、效益递减。因此解决国企低效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市场寻求新资源。为此难以坚持内需主导，而是必须向外看，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出口市场，交换外部资源。
在不解决市场有限问题的情况下，所谓生产者积极性不高正是生产过剩的表现。单纯谋求改变经营体制和所有制，抛弃工人“下岗”的政策，并不能解决企业整体效益低下的问题，反而造成大量的失业，危及社会稳定。何新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民族产业的主体，私有化改革使之瓦解、涣散、崩溃，最终被国际资本所击败、吞食。
关于全球化，何新认为经济全球化迄今仍然只是一个神话。他指出“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它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
在此种不完整的全球化中，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内市场、经济资源和民族产业的保护，特别要谨慎维护金融安全，防止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金融突袭。
六
以上简略列举何新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辩论要点。实际上，这涉及更深的历史逻辑。
何新认为西方列强实行的一切战略战术仍是要推进其主导的分化大国、统一世界之进程。而西方对付竞争对手的根本战略正在于自觉取法此进程：对潜在对手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统一之或遗弃之。
而竞争成败的规则也在于：集中的统一的力量必然战胜涣散的分化的力量。经济力量来自于控制经济资源，因此经济资源乃是全球性大争夺的根本对象。
在历史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只有那些能够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源，并且能够有效动员自身资源，造成集中统一国家力量的竞争主体，才能突破由先发国家主导控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新兴国家必须首先是保持自身的主体存在（独立自主），进而才能走向崛起之路。德、日两国也曾奉行较之英、法更加集中的国家主义体制实现赶超，美国则一方面奉行国家保护，另一方面凭借丰富的国内资源实现后来居上。而对于苏、中而言，起步更晚，起点更低，所以只能选择更加集中和统一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巨大的国土和人口资源还要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此体制和资源条件下，苏、中崛起为第三代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同时也必然成为先发工业国所要打压的主要对象，而这一点又加强了其集中化。
可见，越是后起的国家，要在竞争中胜出，越需要高度的集中化。不可否认，苏中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确实是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且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但恰恰是在这快速取得的成就面前，高度集中化本身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是它无法适应它自己的成就，因为它的成就已经大大改善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那种基础和条件。在此新的基础和条件上，原先的集中化就成为僵化和沉闷的不良体制了。
在此意义上，经济和政治改革成为了历史必要。应该适当地降低集中化，以发挥部分及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体制的活力。但是也恰恰在此时，改革容易走向过度地取消集中化，30年来中国改革的失误无不于此有关。实际上，适度的集中化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这是改革进程必须保持而不能废除的，这也是由最宏观的世界资源竞争大格局决定的。
西方对付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一向是：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蚕食之，从而将战略对手化为自己的再生资源。这种不对称战略的箭头始终对准了苏、中体制的高度集中化！西方必欲取消苏、中的集中化而后快，其误导苏、中改革的也正在于此。
在政治文化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世界主义等等是对准苏、中的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集中统一的政治文化意志，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方面瓦解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经济方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开放化等等就是对准苏、中的计划化、国有化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显而易见，这些战略工具都是瓦解性的！
西方战略特别要对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权，因为，实际上政府是造成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化的把手！废除了这种控制和管理权，也就废除了一国的集中化，从而可以从容插手，施行分化和瓦解术。
而何新的反击也正好针锋相对。他明白揭露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意图，并激烈反对之。2000年他提出新国家主义，试图将在西方战略冲击下日趋涣散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新整合和统一。
新国家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集中全国的意志、资源和力量，维持中国的主体存在和统一，进而实现国家崛起。根本上，何新的努力正在于维护中国必要的集中化，保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过度取消集中化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所在。
近年来，何新又提出新社会主义。试图对国内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进行抑制。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新国家主义的一种深化，后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反抗同样的分化、蚕食进程。共同的意志都是反抗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
在何新看来，这些目标体现一种历史正义。而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尽管来势滚滚，却是非道德的反历史正义的。历史必须有另一种方向，这是一个更为深远的价值主题。
七
30年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与苏联、东欧不同的成果，是因为中国人关于世界格局有一种不同的思想。
因为有这种思想，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没有能够轻易得逞。20多年来，何新担当了与这种西方战略进行顽强抗争的重要角色。说他曾是一个历史的支点，这并非虚夸，而是公平之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平被沉埋得太久了！今日，那些曾经光鲜无比的肆意围攻何新的主流们已经黯然失色，这正是对何新之光辉的最好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