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的治学道路及贡献

刘扬忠

1930年初冬，现代学术文化界的一颗新星在古都北京西郊的未名湖畔灿然升起——燕京大学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吴世昌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释<书><诗>之“诞”》在《燕京学报》第八期上发表了。这是该学报第一次刊登本科学生的论文。此文一出，迅即轰动学界。它立刻被译成德文，以后又被译成俄文。当时在文史领域执牛耳的胡适读到这篇论文之后颇为震惊，发表了《我们还不配读经》一文加以称赞和引述。胡适文中先引王国维致友人的信，承认经书中许多字句还不懂得，接着又引当代研究古代经书有成绩的三人：杨树达、丁声树、吴世昌，并单独介绍吴世昌的研究成果道：

又如《诗》、《书》里常用的“涎”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厥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寘之陋巷”、“诞寘之乎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①

紧接着，吴世昌以《<诗经>语词研究》为总题，陆续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系列沦文：《<诗>三百篇“言”字新解》、《“即”“则”“祇”“只”“且”“就”古训今义通转考》、《释<诗经>之“于”》等。就这样，这位自幼父母双亡、靠半工半读起家的江南贫民的儿子，这位以英文专业的学历闯入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不速之客，以他第一批坚实的成果为基石，在学术界站定了脚跟。他从传统“国学”中难度较大的基础工作之一经籍训诂入手，以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主攻方向，旁及文史研究的许多学科，使自己成了既“专”且“博”的杰出学者。就在他刚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获取硕士学位之后不久，他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和赞誉。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在1936年编著、次年在东京发行的《中同文化界人物总鉴》一书中，专为吴世昌和他的哥哥、历史学家吴其昌立传，在“吴世昌”条下说：“吴氏就学期间以来，尝试多方面的著述，文、史无所不通”(第126页)。从吴世昌成名至今，六十个春秋转瞬消失了，他本人也已于四年前溘然长逝。然而，他的几百万字的著作还在影响着古典文学研究界，他的独特的治学道路对于后来者也无疑地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看一看他的特殊的履历，是很耐人寻味的。自幼孤贫失学、靠当学徒工和工读生自学入门的艰辛历程，养成了他认真倔强的个性、一往无前的进取心和炽烈的求知欲，而这种绝无师承、在多方摸索中闯出治学路子的曲折经历，恰好助成了他综合性的知识结构和博通文史、不专主文学一科的广泛治学兴趣。从训诂学、古文字学起步的良好开端又使他较之一般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者更能适应古典文学学科的特殊性，避免了如当今我们所习见的那种读不懂原料书、只能凭啃“别人嚼过的馍”来发空论的浅薄浮滑倾向。再有，吴世昌从教会中学入教会大学、再从英文专业转向攻入中国文史之门的独特学历以及旅居英伦十五载、长期执教于世界名牌大学——牛津大学的海外生涯，使他有较多机会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从而大开眼界，借鉴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总此数端，已可见吴世昌的经验和贡献中值得探讨和汲取者甚多。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旅居国外，60年代才返国，建国以后才成长起来的人们多不了解他，社会上仅据他归国后发表的一些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文章而称之为“红学家”。影响所及，连他逝世以后中央主要报刊所发的讣告也只冠以“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的称号。实际上，吴世昌的学术成就远非“红学家”三字所能概括。恰如一位学者的挽诗所说：“钻研究碧落，成就岂红楼！”②有鉴于此，本文特择其要者，对吴世昌的贡献与经验做一综合性的探讨。

一 为文学史研究建立牢固的基础

提到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想起吴世昌在许多场合发表的呼吁重视考据的激烈言辞。他一再强调做学问要“读原料书”，不满意“有了文学史以后，许多人不看原著，人云亦云”，感叹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考证方面“很多工作没有人去作”。他甚至直言指斥自己的工作单位文学研究所里存在“讨厌考据，讨厌研究”的现象，并且有点危言耸听地警告说：不要把文学研究所办成“文学评论所”。③他的这些言论加上他的一些考据成果，给一部分并不全面了解他的人们留下“考据家”的印象。红学界甚至有人将他称为“考证派红学”的“大将”。④但实际上，对于吴世昌的全部学术工作来说，考据仅仅是他的文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他决不是标榜考据和为考据而考据，他从来没有、也并不打算把研究工作停留在文献整理上。他的某些激烈言辞，毋宁说是一种有所感而发的纠偏补弊之论。他对于考据的意义及其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的位置，曾做过实事求是而较有分寸的论述。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他在介绍了自己考察今本《红楼梦》全书所作的五步考据之后，很动感情地打着比方说：

我说“五步”，而不说“五部分”或“五大门”，乃是因为这些都是研究《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初步工作，还没有跨进研究思想问题或文学批评的大门，更不必说登堂入室了。但这五步，却是研究思想或文学批评的奠基工作。我自知不是建筑师，只能把修造上层建筑这份工作让给比我高明的人去担承。我只是一个小工，把基石从山坳水崖找得来，放得平正，已算尽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修盖在这上面的雄壮的殿堂，却非要有坚实的基础不可。⑤

自称为建屋基的“小工”，当然未免过谦。事实上吴世昌除了考据学上的成就之外，“研究思想问题或文学批评”的成果亦复不少(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评述)。不过这段话却简练而形象地阐明了文学遗产研究工作中相互依存的两个主要部门——古籍整理与文献考据、研究思想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各执一端的两种偏颇认识。有些专门标榜考据的人认为：只有考据才是真学问，而理论总结与审美批评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犯不上去下功夫。而某一些游谈无根的缺乏旧学根基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鄙薄考据，认为考据算不上文学研究，只有理论概括与审美批评才是文学研究之真谛。吴世昌却以深知此中甘苦的长者之言，向我们说明：鄙薄和厌恶考据不行，因为它是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没有“奠基”之功，“上层建筑”无从谈起；但是仅仅止于考据也不行，因为辛辛苦苦把这些“基石”垫好，并不是研究工作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这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修盖“研究思想或文学批评”的“雄壮的殿堂”。吴世昌这种通达精辟之论，不但是对学术界这一长期争论的正确回答，而且对于后来者从事古典文学工作也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吴世昌对于考据之学不但有理论上的明确认识，而且更有令人惊叹的实绩。他作考据之时，并不卖弄学问，更不矜奇炫博以哗众取宠，而是以彻底弄清研究对象——古代文史材料的真实面貌和背景为目的，踏踏实实、不厌其烦地进行诸如排比材料、校正文字、诠释词义和阐明背景等等琐细繁杂的工作。前面提到的吴氏成名之初的几篇关于《诗经》的专论，就是以诠释词义为主的考据与解诂的力作。其中的许多考释，纠正了古训的谬误，在30年代是一鸣惊人的创见(参见胡适等人的评介)，后来遂成为定论，为《诗经》和上古文献研究者所引用。他的两本关于《红楼梦》的大书——英文版的《红楼梦探源》和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外编》，其中就有更多坚确不移的考据实绩，为学界所公认，这里不再赘举。值得强调的是，这位以“考据家”闻名的严肃学者，并不搞那种缺乏明确而专一目的的繁琐考据，而力主以弄清古代作品面貌为目的，来进行有意义的考证与研究。他曾以《红楼梦》研究为例来针砭时弊道：“现在有些人不搞《红楼梦》，搞的是‘红外线’。搞《红楼梦》研究的人甚至可以不涉及这部书，只去考证曹雪芹的爷爷的家谱、社会关系，甚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其实，《红楼梦》是大有研究余地的，很多工作没有人去作。”⑥由这些议论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吴世昌对于考据工作具有与旧式考据家不同的较为明确的现代意识。只可惜我们还没有找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论述。为了有助于说清吴氏考据成果的意义，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他的某些同时代的学界巨子的观点。比吴世昌年长九岁的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是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对此，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引申阐发说：“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描述和阐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总结或提取规律性的东西，以作后世之借镜。但鉴于我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性，要达到这一终极目的，必须先从“校正文字”、“诠释词义”等看似非文学性的阶段入手，进而“说明背景”，真正弄清了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的本来面貌之后，才能进入审美观照与理论批评的过程。这个工作的全部程序看起来十分纡曲和麻烦，但实在是缺一环而不可的。舍弃了整理与考据，文学史研究必然只能是架设空中楼阁。闻一多和郭沫若的解释，使我们明白了古籍整理与文献考据的主要课题和工作意义。这项工作的期望值很高。从闻、郭二氏的论述中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考据学，其全盘工作都是朝着“说明背景”这一文化遗产整理的最高目标前进的。要达到这一属于文化史范围的最高目标，真是谈何容易!它不但要求具备传统“小学”的根底，而且还须淹贯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清代朴学大师们成果累累，但大多属于“诠释词义”和“校正文字”二项。我们当代的考据工作，不用说也是成就斐然的，但就单个的学者来说，能够三项课题都做好、从而成功地把工作引入“最高目标”范围的，在学界只是少数。吴世昌的考据工作之所以值得单独提出加以总结，就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考据学，通过扎扎实实地“校正文字”和“诠释文字”，进而运用自己掌握的一些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把问题提高到了“说明背景”的高级阶段。

这里不妨略举二例来说明问题。

让我们先看一个属于文化史的大范围的例子。1956年，吴世昌在英国牛津写成了著名的《殷墟卜辞“多介父”考释》一文。⑦作者鉴于不少专家(包括现代的杨树达、吴其昌、饶宗颐等)对于殷墟卜辞“多介父”一语作了错误的理解，从而连带影响了对于一些文史古籍的诠释，遂广征古代文字材料，综合古音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而做出正确的考释。全文共11章。首先运用古音学的原理详细论证了甲骨卜辞中“多介父”即“多个父”(“介”与“个”古语通假)，也就是“多父”或“诸父”。然后再从人类学的角度，用这一正确结论印证《周易．归妹》所反映的殷周婚姻制度，确认“多介父”即后世之“诸父”无疑。文章指出：《归妹》卦是记录殷王帝乙归妹于周的故事。“归妹以须，未当也。”说明这次婚姻不合制度，即让阿姊(须)去充小妹的媵(陪嫁丫头)，“未当”。所以，送亲的队伍被打发回娘家。“此卦透露了古代社会中一个婚姻问题的‘个案’，是古代文献中说到周朝以前的父系社会中一群少女嫁于另一个国家或部落的婚姻制度。”文章进而注明：“这种制度，在人类学上称为外婚制(exogamy)。”作者令人信服地推论道：“从《归妹》的古注看来，似乎只嫁于一个‘君子’。这表示当时社会已从群婚制进化到一夫多妻制——尽管嫡妻以外的女子在名分上都只是媵妾而不是妻。如果一群少女(包括妹、须、娣)嫁于一群兄弟，则是各原始民族都经历过的群婚制。……但从古代保存下来的亲属称谓看来，中国古代显然也有过群婚制；而卜辞中的‘多介父’正好提供充分的证据。”这样的考释，不仅说清了一个古代语词的实际含义，也不仅仅是对一个卦名的科学诂解，而是超越了传统考据的“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等范围，利用现代人文科学成果展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解决了属于文化史领域的问题。利用这样的成果，我们在研读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作品(尤其是上古作品)时，就会在需要“说明背景”的地方得出可靠的结论。

再看一个纯属文学问题的敦煌学方面的例子。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吴世昌1937年发表的一篇考据文章《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⑧当时，敦煌学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敦煌材料尚未刊布，研究者不多，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基本材料的整理、考订和诠释问题有待解决．当时，敦煌残卷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及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者，在国内只有两个录本流传。一个是罗振玉印行的《敦煌零拾》，其中材料多半为伯希和及狩野直喜抄来寄给罗氏的。这是海外唐卷流播国内的最初本子。另一个是刘半农从巴黎国家图书馆录回，中央研究院为之刊布，名《敦煌掇琐》。《敦煌零拾》卷三有《季布歌》残文。《敦煌掇琐》卷五为《季布歌》，卷六所载者亦名《季布歌》，卷七为《季布骂阵词文》。这四卷文字颇有脱落，且分录于两个集子里，读者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两个录本的辑印者和当时的学者也没有研究和说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吴世昌将狩野直喜抄的一卷《季布歌》、刘半农抄的二卷《季布歌》和一卷《季布骂阵词文》合起来仔细油校，终于得出结论说：“这四卷实在是一整卷的《季布骂阵词文》，所缺无几，讹脱的部分也有许多地方可以臆校臆补。”这样认定的重要依据有二：一、《掇琐》卷六前段的末节，与《零拾》卷三的首段完全相同；二、从文体和韵脚上看，这四卷残文也实在是一篇东西。吴世昌的这篇考据文章，在详述了以上考证经过之后，进而分析了这四个残卷“把人弄糊涂了”的原因，指出：最大的原因是伯希和那种不科学的编目方法。此文的中心部分，则是将罗氏、刘氏两书的录文“衔接凑合，并为校点分段，重予迻录；其脱讹落讹，并为校注 释”。在吴世昌的辛勤努力和细心工作下，《季布骂阵词文》这篇故事曲折、铺叙详赡，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的唐代通俗文学珍品，大体上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与前一个例证相近的一点是：吴世昌的这篇长文，也是超越了一般考据只重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狭窄范围，而把课题任务上升到了“说明背景”的高层次。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在恢复原作的真实面目之后，进而分析了这首长篇叙事诗的故事来源、写作方法以及文学语言风格、描写技术上的优长和缺点等等。特别指出了：“这一首词文把‘真”文”元’三韵通押已开后代词韵打破诗韵拘束的先例”等等“在文学史也是可注意的”规律性现象。作者还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古代文化、民俗和语言等方面的广博知识，论证了两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从这首长歌中，“可以知道许多唐人的习语和风俗”；二、“本文虽述汉代故事，而社会背景却仍是唐代的。”这样的考释和说明，实在已经兼有了古典文学研究中整理材料和理论批评两个阶段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启示了现代考据学应该遵循的高远目标。这篇有价值的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阶段的杰出成果，已被收入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吴世昌自己对于此文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有着中肯的评论，他在《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的《前言》中说：

我写《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只求把已经流传的材料(即刘复和罗振玉印行的书)复其原状，通其文义。以后敦煌材料的陆续刊布，当然后来居上。然而“椎轮为大辂之始”，拙文正是当时许多椎轮之一。在我治学的过程中，此文也标志着敦煌学的一个初步阶段。

吴世昌的考据工作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具有明确的现代意识，把这项工作看成现代中国文化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用自己的扎实过硬的考据成果来为现实社会服务。比如他把考据运用到翻译工作中，使这项专长不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而且为我国的对外斗争贡献了有用的材料。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十年动乱期间，他和哲学研究所的温锡增合作，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一书。吴世昌不仅仅译书，而且还查考了《明史》、明代地方志、明人笔记和中国方面的其他史料，撰写了几万字的考释，作为注脚分注在有关各页之下。这些可靠的考证文字，驳斥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在菲律宾的华侨的诬蔑与毁谤。又如，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东三省，炮制了伪“满洲国”之后的1934-年，吴世昌愤于日本侵略者多年来别有用心地称我东三省为“满洲”，而欧美人或因传统的关系，或因受日本宣传的影响，也顺口呼“满洲利亚”的混乱情况，撰写了《地域正名》一文。⑨此文从强烈的爱国心出发，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了东三省的历史，正确结论道：“东三省本来是中国的土地，自古代到唐都是的，以后为辽金所居，但‘满洲’这名词却是清初才有的。并且‘满洲’这名词本来是部落名而非地名(见《满洲源流考》卷一)，清太宗始采为国名，……南满、北满的名词起的更晚，……这些都是逊清作下来的孽。满洲这名称既由清室而兴，当然应随之而亡，却不料因为过去二十几年政治的窳败，竟使这逊清的尸居余气，居然还能荡漾于人间，被日人资为宣传，乘‘九一八’事变借尸还魂，成为满洲伪国!”从吴世昌这些文章可见，考据之为用亦大矣哉！当然这类考据已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学与一般文史研究的领域，并不能用以要求一般的文史工作者的，但从吴世昌这方面的工作实绩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考据工作具有远比人们的估计大得多的价值。我们应该在明确的现实目标的指引下扎扎实实地搞好古典文学和有关的文史资料的考据、整理工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撰写更充实、更科学的文学史著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 多方面的大胆探索

有了坚实的考据学的基础和长期接触西方文化所获得的理论修养，吴世昌在几十年治学生涯中遂披荆斩棘，多方开拓，锐意创新。同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一样，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大目标就在于创新。吴世昌终生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执著的求新意识。他多次要求自己的学生：“不要做别人已经做过的题目，要敢于披荆斩棘，打开新局面。”并说：“你所写的论文，如果是在现有的一百篇当中，再加上一篇，成为一百零一篇，那就没多大意思；你所写的论文，应当是某一方面的第一篇。”⑩他是这么主张，同时又是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当今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界，人们多致力于扩展思维空间，开拓研究领域，并尝试运用多种新理论、新方法来解决问题，一个创立新学科、开展综合性研究和进行科际整合的潮流正方兴未艾。这种酝酿新变的可喜势头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若干先行者辛勤探索的涓涓细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大汇合。而吴世昌，就是一个早在30年代就得风气之先的前辈学人。就在他还是燕京大学的一位初露锋芒的青年学生的时候，他的大胆创新的第一批学术成果中就赫然有开拓研究领域、尝试运用新方法的杰出篇章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诗与语音》这篇长文。11据作者回忆，此文是“被郑振铎先生逼出来的急就章”(见《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前言》)。不过我们今天重读它，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容是积学有素、考虑已久的。此文探讨的，是当时诗坛的一个新课题一一诗的声音和读者读后所受的感动的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运用语音学的原理之外，还必须掌握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吴世昌以为，说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两点：一、“分析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的各种声音的种类，和各类声音所能代表、所能引起的感情”；二、“研究我们读诗时所必须经历的心理历程(Mental process)，和在这历程中的种种现象。”关于第一条，作者主要引用本国古语音学的成果；关于第二条，作者则引进了英国心理学家吕恰慈(I．A．Richards)12的理论。作者致力于将本国成果与外来理论加以融会贯通，归纳出有关的字音和它们所引起的情感的关系，并用来阐释诗学上的重要课题。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考察了我国古语音学的历史，综合了近代学者刘师培《原字音篇》和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等著作中的成果，把古汉语语音的起源分作三大类：一、纯客观的，基于听觉的摹拟；二、比较客观的，基于作态的摹拟；三、基于人类主动的表情。对于第三类，作者又把它分为两小类：甲、依据表情状态发音(这类声音大抵是人类对于某种刺激来时表示快感、不快感、或其他态度而发)；乙、纯以发音器官部位的改变来表示动作的意义。作者指出，这种分类，当然是粗浅的，所举例子也是最原始最直接的，但这正有助于下文引证说明问题，因为：“无论怎样繁复的诗文，它所构成的原子总是基本、单纯的字句。我们要分析原子的性质，正不妨从基本、单纯处入手，才能透彻。”紧接着，作者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吕恰慈有关读诗时所必须经过的心理历程的六步分析法：Ⅰ．视觉的感觉，白纸上的黑字(visual sensation)；Ⅱ．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像”(tied imagery)；Ⅲ．比较自由的幻像(images relatively free)；N．所想到的各种事物(references)；V．情感(emotions)；Ⅵ。意志的态度(attitudes)。作者指出：吕恰慈所列六步中，“比较重要的是所引起的情感和态度。因为这最后两项是我们读诗的最后结果，也可以说是读诗的目的”。他引证吕恰慈《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第125页说明：读者心中默读和默听字句时产生的“相关幻像”，能给读者以新的刺激，“这些新的刺激，扩大和增加读者感情的震动。正当这些感情震动的时候，每一个受感动的神经系统中更会有新增的感应(new reinforcement)发生”。也就是说：“白纸上的黑字能激动人类心神全部的能量(energy)。”接着，作者根据文字的功用的双重性能，即其意义所激动的是思想，其声音所激动的是感情的道理，指出：“思想是字义的直接产物；但思想也能激动情感，所以字义同时还有一种间接产物——情感。字音没有间接产物，它只有直接产物，也就是情感。”作者举“蟋蟀”一词为例。此词的字音是浅齿音，这浅齿音的产生，是基于听觉的摹仿，形容这种小虫在草间跳动的声响。从“蟋蟀在草间跳动的声音”这回事上，我们可以引起直接或间接的一大串思想，这些思想的每一项都附着我们的感觉、感情和态度。在读者，本来读“蟋蟀”二音时声气的流出和舌尖的闪动，不一定会引起特殊的情感，但因为读这二音的经验太多了，凡是声气这样的流出，舌尖这样的闪动，一定是陪伴着这样的感觉和情感；以后读“蟋蟀”的字音，即便没有“蟋蟀”的思想，也能有这样的感觉和情感；与这样的字音大同小异的发声，也就有这大同小异的感觉和情感。

在运用古语音学和外国心理学说相结合宋阐述清楚诗的语音和它所引起的情感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吴世昌用这些原理来剖析诗学上的…些疑难问题时就有如庖丁解牛，十分得心应手了。比如对古典诗歌中流传千年之久的贾岛做诗为“推”、“敲”二字苦恼的故事，吴世昌精辟地论说道：

比如“僧推门下门”、“僧敲月下门”的问题，不但诗人自己无法解决，他的知己韩愈没法替他解决，好像永远是诗学上没法解决的问题似的。我们假使用现在的方法来替他分析一下，“推”字“tā”平舌音，不仅他原来的意义是，并且他字音的象征也是一种迟缓而延续的动作。“敲”字“Kô (唐音)空颚音，字义和字音都是指一种急遽而间断的动作。我们弄清楚厂这些字旨所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的不同，再看当时的诗境，也许做诗的时候下字更能正确一点，或者不至于像贾岛那样推到韩愈身上，虽然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也顶好玩儿。

又如秦观《踏莎行》词里的名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它评价甚高，认为境界“凄厉”。但究竟为什么给人以“凄厉”之感，王国维说不出道理来。吴世昌分析说：

据我看，“可堪孤馆”四字都是直硬的“k ”音，读‘次喉头哽住‘次，最后“馆”字刚口松一点，到“闭”字的“p －”又把声气给双唇堵住了一次，因为声气的哽苦难吐，读者的情绪自然给引得凄厉了。

再如李商隐《无题》的“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古今读者都觉得有无限不尽的情意。唐以后用同样方法写情的句子如欧阳修“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西厢记》的“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我们总觉得不及李诗的深挚。这是为什么?前人没有说出理由。吴世昌却抓住语音给人心理上的作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析：

他的关键个在“更隔”二字上。这二字都是“k ”音收声的元音，又都有深近喉部的“û”音，这二个齐碰在一起读时就得异常使劲。“使劲”是艺术欣赏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能使我们对于所要欣赏的事物注意力更加集中，使我们的欣赏更有意义。……我们读完了“刘郎已恨蓬山远”，已经预备好了一种怅望的心境，再读下去的“更隔”便有格格不能吐的感觉，这种感觉最能暗示仁句恨的心境。惟其因为他格格不能叶，便得“使劲”，要使劲，读者对于这首诗的感觉更亲切，对于诗中情绪的了解，已经不是被动，而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了。这是读者的“入神”(Empathy)。

在这篇长文中，吴世昌对于“字音不但能够暗示各种不同的情调，有时一首诗的意义境界都能从声音中表现出来”这一原理进行了反复而深入的论证，所举精彩例子除上述三条之外，还有聂胜琼《鹧鸪天》，王昌龄《从军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李清照《声声慢》，陆游《长相思》、《破阵子》、《好事近》，晏几道《清平乐》、纳兰性德《鹧鸪天》等等，材料丰富，说服力强，这里无需备引。较为引入注目的，还有文章的第五部分单独论证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的《序论》中所说的声韵问题。周济那篇扬名词史的专论中论词的声韵时说：“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又说：“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这些论断，已为千年词史证明是正确的。但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周济由于缺乏如现在我们所掌握的物理学和语音学知识，未能作理论说明，而只是积累填词经验进行一种判断和总结。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酝酿日久，冥发妄中”。吴世昌则从科学的发音原理出发，分析了周济所说的若干韵部和字音的发音情况以及读者念这些韵时口腔各部的具体感觉与感情上的不同反应，从理论上说出了周济这些极有意义的判断的所以然。此段之末，作者还引用西方语音学家奥托．杰斯珀森(Otto Jesperson)的理论与周济相印证，说明了后者的说法“确有理由”，并有很大的“客观价值”。这就建立起中西方有关理论的联系，使问题的讨论有了更大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吴世昌这篇文章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尚处于试验和探索的阶段。它的启示来者的理论意义大于它本身取得的学术实绩。作者自己非常清楚这种开拓性、尝试性研究的“初始阶段”性质和为后来者铺路的作用，他在文末恳切地说：“如其我的文章能引起同行的兴趣，使他们来纠正和完成这类研究工作，那是我意外的收获。我愿意把我的文章算作铺路的砖石，让这方面的学者踏着走到更远的目标。”吴世昌在这里做的，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由于可参考的资料不够，许多方面的知识准备还不充分，加上作者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即因抗日战争而南北迁徙，没有系统做学问的条件，因而吴世昌在诗与语音之关系这个极有意义的新课题上的探讨从此中断。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但是这种筚路蓝缕的开创毕竟在若干年之后引起了空谷足音似的可贵反响。据作者在《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前言》中的追述：原北京大学英籍教授燕浦生(William Empson)在50年代初回国后，任歇菲尔大学英文教授，曾有《莎士比亚与语音》一书问世；60年代，香港有人翻印吴氏此文；前几年，香港中文大学叶维廉教授来北京访问，谈起他的研究工作，说是因受此文启发而从事此项研究。可以预料，吴世昌为诗学研究开辟新路的努力，将会得到更多的回应。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跳出就文学论文学的狭小天地，打破学科畛域，闯出综合性研究的新路子，其目的在于找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与时代环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摸索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鲁迅一贯认为：文学风格的形成，和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态度及思想信仰等等因素往往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部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寻求古代政治、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探索其中相互制约规律的开山之作。在鲁迅研究古典文学的单篇论文中，《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是一篇视野广阔、角度新颖、立论坚实可靠的绝妙文章。此文致力于将魏晋作家及其文学活动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宗教、社会风俗及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理出其间的相互关系，使人看清了文学发展的脉络与文化演变的某种规律。鲁迅此文，不但对于魏晋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文史研究领域都具有昭示未来方向的典范意义。而吴世昌恰恰就是鲁迅本人还健在时就对他的创新积极地承流嗣响的少数学者之一。这里我们仅举他的长达二万五千多字的专题论文《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13为例。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和论题的意义，作者在文末的附记中自述道：

这篇文字原意是要考证私家园林的起源，因为要说到这个问题，非连带说明魏晋的人物的性格思想不可，便写成这样一篇东西。魏晋是一个极有趣味的时代．当时人的性格有许多和现在的国人很相像。近来治中国史者好弄古史，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今则非钟鼎甲骨之文不足贵矣。但我想魏晋这时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了解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上，了解唐以后各时代的文化上。这时代可以说是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文化上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足又要转到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关键了。关于近人研究这时代的著作找还只见过鲁迅先生一篇论魏晋文学及药酒的讲稿，此外没有了。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引起当代学者的兴趣，整理一下中国艺术史的部分，虽然我是做得那样简陋潦草。

本篇所接触的园林问题，是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中的一个门类。我们的古代园林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史，相关的文字和图画材料很丰富；要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程，涉及的各种专门学科的知识也很多。遗憾的是，现代研究艺术史的人们，多致力于音乐史、绘画史、书法史等等较为“热门”的分支，注意园林史者极少。在这里，吴世昌发挥了他考据学上的专长，从对浩瀚的文字材料的整理入手，寻源溯流，弄清了古代园林的发展过程是：上古帝王宮殿和苑囿一魏晋私家园林-唐宋公、私园林-明、清以江南山水和园囿为主要蓝本的众多园林。作者确认：中国古代园林中最美、最有艺术个性的是保存了自然山水之美的私家园林，而私家园林的起来，只能追溯到魏晋时代。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氛围，催生了私家园林这朵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奇葩。作者生动而又准确地概括描述那个时代环境道：

中同的魏晋六朝，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了解，有宗教热忱而又浪漫意味很重的时代。“浪漫”是近代人的说法，用古时的话来说，是“旷达”，“风流”。杜牧之所谓“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一般的说，这时代的人喝酒、服药、清淡、放诞、狂狷、任性、好山水、奸艺术，穷奢极侈的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中国私家园林的起来，也是在这个时代。

就这样，问题由园林史本身转移到了“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了魏晋私家园林”这个属于文化史课题的更高阐释层次上。文中的大量考证，都是为这一点服务的。如文章的题目所标示的，作者的中心意图，是论证“魏晋风流99——魏晋六朝时代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浪漫恣肆的文化风度与生活方式——与作为这一时代的特殊艺术杰作的私家园林之间的内在关系。魏晋私家园林的设计者、建造者和酷爱者如石崇、王羲之、王献之、竹林七贤、谢灵运父子兄弟、孙绰、陶渊明等等，多半是名彪史册的诗人和文学家，其中不少人还是文学家而兼书画或音乐艺术家。关于这些文化名人同当时的政治、学术、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独特的习惯、嗜好等，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已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不过，要完成吴世昌所拟定的这个别开生面的新课题，单是利用鲁迅的成果还远远不够。于是吴世昌在占有丰富的原始材料的坚实基础上，扩展思维空间，以文学史和艺术史为主要立脚点，融合了美学、心理学和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多学科知识，进行了综合性的探究与论证。他首先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挖掘出了私家园林之所以在魏晋时代产生的重要根由。文中说：

私冢园林的起釆，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荚的认识和欣赏。在魏晋以前，智识分子都聚在陕洛；江南秀丽的山水，在当地土人看来是熟视无睹的。一直到魏晋，这一带的自然风景才被人发现。说起来似乎不可信，在魏晋以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描写自然风景的书。一到此时便不同，我们读王羲之、献之的杂帖，如同读英国前浪漫主义时代诗人葛莱(Thomas Gray)在欧游途中写给Walpole和West的书札一样，渐渐透露出作者对于自然景物的爱好，预示一个艺术上新时代的到临——实际上也的确替唐代预备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中国文人爱好山水的习惯，盛起于此时。

文章接着举王羲之父子、顾恺之、谢安、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谢鲲、宗炳等等人物爱好山水、欣赏自然之美的著名事例，证明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之美有这样深刻的欣赏和了解，那是前人所未有的。他们对自然界有种种的爱好，不仅山川而已”。作者还论证了爱好山水不仅仅是少数名流的专利，而且是广及全体知识分子的一代士风。他依据文献记载判定：“在当时不仅以栖幽见知的人是如此，一般士大夫，大都以爱好山水自负，傲人。”这，就是魏晋私家园林赖以产生的广博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既然爱好山水，必须想方设法欣赏、表现和保留山水的美。这在当时有三种途径：一、用文学的手段反映它(于是山水诗、赋和游记开始兴盛了)；二、用美术的手段来描摹和再现它(于是山水画萌芽了)；三、依山傍水建筑房屋和苑囿，将自然之美部分地据为已有(于是私家园林大量兴起了)。事情就是这样地顺理成章。但是，问题到这里才算解决了一半，而且只是并不十分重要的一半。因为爱好山水仅仅是山水文学、山水画和私家园林兴盛的直接的、表层的原因，进一步追究魏晋时代崇尚自然美的深刻的历史、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原因，才是本文的主要意图和重心所在。作者着重指出：“魏晋人物好游山水，直接是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间接却是受政治的影响。”关于前者，文章回顾了秦汉以来的学术思想史，指出：老、庄思想之畅行于士林，起于东汉末年。那时天下大乱，战争不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感到厌恶，于是近乎无政府思想的老庄便合了他们的胃口。同时政府当局穷于应付军政急务，无暇提倡正统思想，那些类乎“反动”的书籍——《老》、《庄》——就传播得格外快。恰巧佛教又乘虚而入，佛经的许多思想又和“无政府”、“出世”的老庄思想气味相投，推衍而至魏晋，便产生了所谓“玄学”，崇奉黄、老、庄、列及《易》成了时代风气。佛教徒好老庄者亦不乏其人。作者指出：“和这些玄学思想连带发生的，便是养性、服食、辟谷、求仙的那一套。魏晋名士最初深入重山的目的，许多是为求仙采药。”吃了药——如鲁迅文章中说的五石散之类一之后又得走路散发，这又促成他们去爬山。“所以吃药和爬山，是相互为用的。”入山采药和服药后又爬山发散的结果之一，便是自然山水美的大量发现。而指导这些行动和造成爱好山水的兴趣的，便是魏晋名士们从老庄思想中引发出来的一个基本原则——返乎自然。

至此，作者的论述渐渐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他紧接着分析出“返乎自然”这一基本主张的两方面的含义：“舍去人事的扰攘，回复到大自然的怀中，欣赏各种自然之美是一方面。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任自己的性情，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爱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不顾传统的礼教，当代的俗套，后世的毁誉是另一方面。”作者认为：“魏晋风流中最可爱的一点，便是他们率真坦白的任性。”这种促成了魏晋时期文学与艺术大繁荣的“率真坦白的任性”，实与当时黑暗政治对文人心态的作用间接相关。作者引用典型事例，有力地证明了，魏晋名士之所以放纵任性，基于两个互为关联的动机：“一是因为反对汉儒的拘守礼教，局促虚伪；有意提倡率真任性的思想行为：既是矫枉，势必过正。二是因为生当乱世，放纵一点可以分散不利于他们的人的注意力，可以遮盖他们的愤怒。换句话说，是以‘玩世’来代替‘嫉世’。”弄清了这些背景之后，作者的关于社会文化环境与文人心态同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可靠结论就自然出来了：

因为他们看透了自已对于社会的无能为力，义不愿与社会妥协，于是只好逃避现实，需要刺激，求一时的痛快来沉醉自己。喝酒是一种方法。吃药又是一种。此外是爱好自然界的景物——山水、草木、鸟兽、星辰；爱好艺术。除了字画之外，音乐和雕塑在这时候特别发达。……他们把人生看得极透彻，但也看得极认真。“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他们越看见当时名士的脑袋一个个被砍下来，越感得自己生命的可贵。这可贵的生命是很短促，很没有把握的，那就不能让它平淡的过去。他们的精神生活要有所寄托，要紧张，要不平凡。

这可以说足魏晋人物各种性格的总原因。这段文字，当得上一篇简练概括而又生动准确的魏晋文艺家创作心态论。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把魏晋时代为什么会产生那么样的一些诗赋、文章、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及园林艺术的“总原因”阐述清楚了。于是吴世昌在此文的后一部分从一般到特殊，具体探讨“魏晋风流”之所以能“直接产生”中国私家园林的“最大原因之一”——宗教的影响。作者指出，当时人们的宗教热忱“和欧洲中古时相仿”。道教徒为要采药炼丹，往往徒步千里，穷搜名山。佛教大师为要建立清静梵刹，非到深山择地不可。既要入山采药、炼丹或修行，当然不能在山中露宿，必须在山中建房屋庭院。在山中建修行之所，有三个条件：一、为方便取水，须靠近泉水或瀑布；二、为就近伐木取材，得靠近树林；三、为防风雨及山洪，必须找有岩石的地方好作为屏障。近泉水、近树林而又靠近岩石山崖的地方，风景一定很好。作者举例说明：“许多大刹的禅房佛殿，又极讲究曲折幽邃，于是山刹的起来，他本身便成为绝好的园林。”文章继而论证了：当时的许多道教、佛教徒都是文化修养极高并富于美学趣味的知识分子，“选择风景是他们的特长”，他们还是“最好的园林布置家”，这些人走南闯北，选择佳山水以建殿阁园林，于是中国境内尤其是东南地区一大批名山被他们开辟出来了，第一批可作艺术品欣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诞生了!

吴世昌这篇长文，虽以私家园林为论题，但具体论说和考证中却处处注意对当时文艺家们的心理习尚和美学趋向的探究和分析，这种别开生面的写法，使此文成了一部浓缩的断代文艺风格发展史和审美思想史。最能体现作者对于古代艺术的审美把握能力的，莫过于文章最末一部分对于魏晋时代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的不同风格的比较分析。作者拈出河南金谷园和会稽兰亭这两个典型，将从西晋到北魏的洛阳寺宇园林归入“金谷园系统”，将东晋南朝的南方园林归入“兰亭系统”，详细征引史料以资对比，做出了江南园林优于北方园林，比后者更有美学价值和艺术特性的正确判断。关于两种园林不同风格的成因，文章在最末一段做了画龙点睛的归纳描述，指出：南方园林之所以富于自然美，在于江南山水本就复奥幽美，文人士大夫的别业大都依山傍水而筑，可以不必像北方富豪那样大兴土木，便能延致自然之美。由此而导致“北部的园林以楼台建筑胜，江南则以丘壑点缀胜”。还有因气候和土质关系所种植物不同，也影响到园林建筑的风格差异，大致说来，北方的和松柏相配的建筑自必浑雄壮大，而南方的以竹菊点缀的便较幽雅清秀。不过，造成风格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南北文人心理习尚、生活追求和审美趣味的迥然不同。文章的最后几句结论，重人文因素的分析、重艺术旨趣的辨异，对人们争论已久的关于南北朝时期南北文艺风格异同问题，贡献了自己深钻有得的精辟见解：

他们对于园林之好的旨趣也不同。北部园林中的主人穷奢极欲，正是富贵气极重的享乐，江南士人却以园林作为退隐的处所。他们说：“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北部园林中有的是歌舞女乐，椒房崇台，而江南名士的园宅则“门无乱辙，室有清弦”。就拿金谷的豪华，来比兰亭的并无丝竹管弦之盛，只有“一觞一咏”，便可以看见两种全不相同的风趣了。

我们举以上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吴世昌治学善于创新。所谓“新”，其要义在于有现代思想意识和治学观念，有对国内外先进理论方法的吸收和融会，更有在这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干出来的开拓新领域、推出新结论的实绩。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排斥对于学术传统的吸收和利用，恰恰相反，真正扎实的创新成果往往得力于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比如现代有学者常用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即是承接我国旧学中文史不分的传统而加以更新发展而成的治学途径。这种治学方法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审视文学的个性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上引的几个例子，特别是《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便是成功使用社会历史学方法的证明。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文史本来不分家。现代以来，为了学科划分的需要，文、史分开了，这当然有其进步和合理的一面。但“分疆而治”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偏向；搞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只注意文学自身，对于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宗教与哲学的发展、社会心态与地域风情等等一概不予理睬。而抛开了这些综合的历史因素，实际上就等于将文学拔离了它赖以生长的土壤，再也无法理解与解释文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吴世昌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走的是兼治文史的宽广路子，他从不以“文学家”自囿，写文章时常常能跳出就文学论文学的圈子，善于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广阔的背景下来解说包括文学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成果往往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和较为久远的参考意义。《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发表后，就曾几十年不断地受到国际学界的青睐。论文发表之初，正在研究中国园林的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包贵思(M．Grace Boynton)就发函给刊登此文的《学文》月刊编者闻一多，请求允许她将此文译成英文。后来她在作者的帮助下译出一个节译本，刊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国艺术与科学学报》1935年7月号。此文后来又有美国韦尔斯莱大学教授窦维丝小姐的一个节译本。到1960年，英国则有了牛津大学德效骞(Homer H．Duds)教授的英文全译本。从此文盛传海外的情况可以想见，是它十分切实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证与论述，使人们获得了对我国中古艺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可靠认识。80年代我国古典文学界曾兴起过一个讨论山水诗为何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小小热潮，人们列述的许多观点其实是早经吴世昌在此文中论证过的。目前古典文学界许多人都在思考研究工作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二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我们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回复到文史混沌不分的状态，也不要绝对地分疆划界，应该根据课题的需要和科际整合的趋向，在先进理沦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一方面，上面说到的吴世昌的一些大胆而又踏实的做法，无疑至今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世昌中年以后，由于环境和个人条件的改变而把主要精力投入了红学和词学两个部门。打那时起，他除了在红学和词学研究中继续贯彻自己的创新和开拓的宗旨之外，在其他课题上的综合性、开创性工作明显地减少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淡忘了这种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来年中，还不时有这方面的精彩文章问世。比如《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中写作年代最晚(1982年)的论文《<礼记•檀弓>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虽然并没有标榜什么新方法，但却娴熟地运用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和心理分析几种方法，探讨了古代某些文学母题在从先秦典籍到元代戏曲这漫长历史中的承传、发展和演变的情况。在70年代末曾引起学术界轰动的另一篇文章《条件反射是谁先发现的》14，更是别开生面地打破学科界限的力作。此文利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和公私史乘提供的丰富材料，通过若干典型事例的征引和论述，填补了自然科学史中的一个空白，令人信服地证明：远在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创立“条件反射”学说之前一千多年，中国人就已发现了动物的“条件反射”现象，并一直不断地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文中引用的事例，来自《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小说集和元曲《赵氏孤儿》等文艺作品，还有正史、野史的很多记载，论述生动有趣，亦文学史、亦科学史，二史融而为一。吴世昌从青年时代就大力开拓新领域、尝试新方法，到了七十多岁高龄还乐此不疲，思路丝毫也没有退化和保守，他的创新思想的一贯性和实际做出的许多富有启示性的成果，的确值得今天酝酿研究工作新突破的后辈学人认真学习和借鉴。

三 探本求源的《红楼梦》研究工作

吴世昌的文史研究，面广、意新，成果多，但其中实绩较彰、较显个性而且影响也较大的，仍当推“红学”与词学二项。四川大学的缪钺教授在一首挽诗中概括吴世昌一生的学术成就曰：“深研红学超群类，更向词坛张一军。”15可以说代表了研究界对他的主要建树的认可。现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红学研究。

比起国内同年辈的红学专家来，吴世昌的《红楼梦》研究是起步较晚的。据他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的《引言》中自述，他年轻时读《红楼梦》，只是当作“闲书”看看消遣的，虽也连带看一些别人写的研究此书的论著，但在出国以前，从未下过功夫。5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执教时，一些看似偶然而实为当时工作环境的必然要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全面而彻底地研究《红楼梦》一书的工作。原因之一是牛津有的学生研究《红楼梦》，由他指导，使他不得不对此书前后两部分的作者、著作过程和版本年代这些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原因之二是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七十八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即高鹗未改前的曹雪芹原稿抄本)，此书牛津大学买到了一部。适逢由巴黎、海牙联合出版的《汉学要籍纲目》的编者请吴世昌为此书作提要，于是他把这部曹雪芹原著和脂砚斋的数千条评语仔细地进行了研究。这一来竟使他后半生与“红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当初自己为何不期然而然地走上此路，他曾有如下回忆：

可是“提要”限制字数甚严，没甚可说，而从这抄本中所发现的问题，繁多而且复杂。既已发现，便不能丟开；既然复杂，就需要清理。一清理，牵连的问题就更多了。许多前人以为已解决厂的，新的证据证明并未解决，或解错了。许多前人从未发现的问题，陆续出现，需要解决，等到一批问题解决了，连带的又引出另一批以前未曾注意的问题。这样，我觉得非把一切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可能得到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加以彻底的、全面性的研究，无法完成这两份工作。我于是开始收集材料。……16

这种以彻底、全面弄清有关《红楼梦》原书及其作者的若干基本问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决定了吴世昌《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部巨著——英文版《红楼梦探源》的主旨、步骤和主要内容，也大致左右了他的整个红学研究以多方面的材料考据作实证的独特路子。《红楼梦探源》一书写了三年才告完成，1961年2月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60年代国际红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在西方国家《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大的影响。鉴于原书用英文写成，作者曾在国内报刊著文介绍了这本专著的写作缘起和成书过程，以使国内众多的看不到原著的读者大致能了解全书的主干与轮廓。这部吴世昌红学研究的代表作计五卷二十章，三百九十一页。作者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谦称，他写《红楼梦探源》一书，“不是批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所以谈不到什么理论观点。也不是研究此书的‘微言大义’或社会问题”，虽然这些都非常重要、值得郑重研究。作者认为：“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尚须先弄清楚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在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哪一部分是曹雪芹的作品，哪一部分是高鹗续作?在曹氏作品中，哪些部分是他的真正原作，哪些部分曾经高氏删改?在高氏续作中，有无曹氏原稿材料在内?脂砚斋到底是谁?他跟曹家及曹雪芹本人有何关系?《石头记》的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如何?《红楼梦》成书的过程如何?此书几经删改，在未删改前，初稿是什么情形?在历次的增删中，主要故事有无改变?文字细节如何更动?等等。解决这一大串问题，是研究《红楼梦》一书的思想内容和进行文学批评之前必须先完成的“奠基工作”。进行这一“奠基工作”有一套整然有序的系统一工程，这就是作者所称的“五步工作”，它们是：(一)“抄本探源”，(二)“评者探源”，(二)“作者探源”，(四)“本书探源”，(五)“续书探源”。这就是《红楼梦探源》一书的中心内容和主干部分。此书卷首有一章“简述”，主要谈“《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背景”，卷未有一章“提要与结论”，另有‘些次要问题的讨论，则作为四章附录，分别以类相从，附在各卷之末。

《红楼梦探源》一书通过如上所述的五步“探源”，解决了有关《红楼梦》一书的若干基本问题。它以考证为主，兼带论证了思想內容和艺术上的一些问题。总起来说，作者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细致的考证，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不朽巨著《红楼梦》的抄本流传、脂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曹雪芹的家世和其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作者并从《红楼梦》的内容和脂评所提供的线索等多方面的证据出发，有力地批评了红学史上影响颇大的“自传说”的缺点和错误。此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证明了高鹗其人平庸谫陋，无论思想境界与艺术才华都与曹雪芹相去甚远；比较了脂本正文与程高本的差异，严正指出：程高本大大削弱了《红楼梦》原本的反封建的锋芒。此书还首次提出了曹雪芹之弟棠村为《风月宝鉴》所写“小序”的问题，引起了《红楼梦》研究者的注意和讨论。使人更感兴趣的是，作者著成此书之后，为了点明著述之深意，还仿古人论诗绝句的成例，题五首七言绝句于卷首。这五首诗，绝非一般的文人遣兴之作，而是特殊形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它实际上概括了《探源》一书的主要内容，并表达了当时他对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总的看法。诗曰：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

原知此梦人多有，若个醒来肯著书?

朱墨琳琅满纸愁，几番抱恨注红楼。

脂斋也是多情种，可是前生旧石头?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残稿迷亡不可寻，程高缀补见深心。

将倾大厦终难挽，何必皇恩说到今!

大义消沉二百年，高潮于沦薄云天。

张皇幽眇诚余事，莫道无人作郑笺。17

吴世昌为人，好学深思，做学问一贯主张发前人所未发，解决文学史上的悬案、错案。它的《红楼梦探源》一书，就集中地表现了他读书细、思考勤和辨析问题精密的治学特点。联系《红楼梦》研究史，我们认为《探源》一书的一连串考证成果中有如下几点是应该单独予以介绍的。

 (一)关于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及其称呼问题。吴世昌认为：应该改变《红楼梦》版本考据中沿用下来的胡适关于“甲戌(1754年)本”、“庚辰(1760年)本”的错误称呼。因为“他那十六回残本是一个过录脂评本，并非脂砚手批本”，其中“明明有脂砚斋乾隆甲午(1774年)八月的评语”，怎么能硬把它叫作“甲戌(1754年)本”?那七十八回(即八十回缺两回)是一个“用四个不同底本拼凑起来的过录本，其原底本中即有乾隆丁亥(1767年)的评语”，为什么硬称之为“庚辰(1760年)本”?吴世昌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时代错误，不合科学的说法，使《红楼梦》考证在近三十年中，长久停留在粗疏幼稚的阶段，无法走上科学的道路。胡博士所定的这两个名称颇有催眠作用，近人许多考据文字，都盲目地沿用‘甲戌’本、‘庚辰’本这些名称，使读者在看到原抄本之前，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是任何科学性的研究所不应该有的。”因此《探源》一书在论证版本问题时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抛弃这两个引入迷途的名称，姑且把这两个抄本称为‘脂评甲本’和‘脂评丙本”，把另一个所谓“己卯”本改称为“脂评乙本”。18 60年代作者回国定居之后，又发表了探讨《红楼梦》古抄本来源问题的系列文章《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等等，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考证和议论。这些文章在国内红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19在新的文章中，作者为避免某些误会，把“脂评甲本”改称“脂残本”，“脂评乙本”改称“脂京本”。尽管吴世昌为这些抄本起的新名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些专家对于他的观点也有不同意见，但无可否认的是：吴世昌是对所谓“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和细致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过录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实际年份，吴世昌首先发现和指明了这一点，不同意以庚辰、甲戌等干支作为版本的名称，20是很有道理的。这无疑为《红楼梦》版本研究廓清了迷雾，使之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吴世昌认为不仅不是曹雪芹所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许多红学家，包括不赞成自传说的红学家，都认为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吴世昌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评的基础上得出雪芹是用少年时代的脂砚斋为贾宝玉的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曹宣第四子，名硕，字竹硐，似嫌证据尚不足，但这一考证成果从总体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纠正了“自传说”之误。

 (三)关于棠村小序问题。据吴世昌的考证，《红楼梦》第一回前面自“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至“更于篇中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的那段著名的引言，“向来被人认为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引言。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他认为：这段文字“分明是一段解释回目意义的序言”，它和第二回前面“此回亦非正文本旨”的那段文字，连同“许多回之前尚有类似的文字”，其实都是曹雪芹的早死的弟弟棠村所作的。吴世昌主要是根据对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甲戌本”)第一回“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一句上的朱笔眉批21的分析，并批评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只看懂了此批上句，没有看懂下句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所谓“东鲁孔梅溪”，其实就是棠村的化名。他自己阐明发现这一问题的意义道：“在《脂评石头记》中发现雪芹之弟棠村的小序，把它从脂砚的评语中区别出来，对于研究《红楼梦》成书的过程和此书早期抄本的年代，有重要的作用。”吴世昌还正确解释了脂砚斋为什么要写那段眉批的用意，并且从棠村小序的发现与《风月宝鉴》旧稿内容的关系出发，说明：“一个钞本所保存的小序较多，则其正文底本的年代必较早”；否则该钞本的年代就较迟。22上述的论证让人明白了：吴世昌把棠村小序从脂评中鉴定和区分出来的这一创获，对于《红楼梦>>版本与内容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此外，《红楼梦探源》一书值得重视的考证成果还有诸如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高鹗删改曹雪芹原稿问题等等，限于篇幅，不能备举。吴世昌关于《红楼梦》的一系列考证成果及其学术观点，探本求源，以弄清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攻方向，功夫下得深，立论靠得住，自成体系，红学界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其说者都承认其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他的红学研究分为旅英时期与归国之后两段，但两段之间具有一贯性。即是说，归国以后的研究工作仍是继续探讨《红楼梦探源》中涉及到的若干重大问题。这些新成果已结集为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探源外编》一书。作者在此书的前言中谦称，这些新成果是“英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付印之后的剩墨余渖”。实际上，新作中有不少媲美旧作的新发现、新创获。具体例子除前已述及的探讨《红楼梦》古抄本来源问题的系列文章之外，另如《(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试论书中人物命名的意义和故事的关系》这篇三万四千字的长文，即是《红楼梦探源》中“本书探源”部分的有力的续作。此文根据书中有关人物命名的意义，结合脂评和前八十回故事中的若干伏笔与暗示，推究曹雪芹在后半部原稿中的某些故事应该或可能是怎样发展的以及有关人物的下场应该或可能是怎么回事。这篇文章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考证精密，情理兼具，充分体现了吴世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是十年动乱中作者在干校劳动的余暇所撰的，发表于1974年。这么做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文章发表的次年，“四人帮”操纵的某文艺刊物即发表署名文章《警惕(红楼梦)研究中的沉滓泛起》，以造谣、谩骂和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吴世昌猛烈攻击，把吴文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红学”的代表作。吴世昌毫不畏惧，曾致函发表他的文章的《文教资料简报》编辑部，要求答辩和反击。23在《红楼梦探源外编》的《前言》中，吴世昌还以这个历史事件为例，很带感情地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在十年浩劫中借评“红”所玩弄的种种阴谋。

与这种严肃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相关联的一点是：吴世昌研治《红楼梦》时，坚持把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进行考察和评价，坚决反对现实社会中某些人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给这部文学名著强加种种实用主义的解说。这里简单叙说一件事。“四人帮”覆灭后，“红楼八股”一时还没有消除。英译本《红楼梦》“出版说明”仍坚持文革“评红”时的“左”的观点，向外国读者说什么：“这书是中国封建时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品”，并称：“这个被称为花柳繁华之地，快乐光荣之家，不过是一个屠宰场而已。”吴世昌1978年1月见到英译本第一册样本，看完“出版说明”，即向译者杨宪益发信，指出这是个“撒谎说明”，如照这个“出版说明”，此书应改名为《红楼罪恶史》才是。他是想以朋友通信的方式，向有关部门转达此意。不料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印好了，再版时再说吧。”吴世昌认为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不辩。为了让外国读者不受“四人帮”那套“评红”昏话的蒙骗，他立即发表《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一文，24对这个“出版说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这种嫉恶如仇的态度，集中反映出吴世昌平日治学不趋时媚俗、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他曾在一首《鹧鸪天》词中感叹道：“情知乡愿浑难学，怎与时贤竞短长?”25他之所以能在红学和其他文史领域取得很多扎实可靠的成果，可以说是与这种方正不阿、唯真理是从的真学者风度密切相关的。

四 唯真唯实的词学研究

如果说，吴世昌的《红楼梦》研究主要是一种以文献考据为中心的“奠基”工作的话，那么他在词学领域则是直接切入词论研究与艺术批评的“上层建筑”层次，为当代新词学贡献了独具异彩的理论成果。

吴世昌学词和研究词，有自己的一段独特经历。自清代以来，词学十分讲究师承。近代词学名家中，龙榆生受业于朱孝臧，赵尊岳师事况周颐，唐圭璋、任中敏、万云骏等出于吴梅门下，俞平伯则有父祖三代的家学渊源……如此等等。即使主要靠自学入门的夏承焘等，亦曾遍访名师，广交词友，并有一段长时间专门治词的经历。吴世昌则与众不同。据他在《我的学词经历》26一文中回忆：“学生时代，我不曾正式学过词，也不像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他们那样，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对于词学此道，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关于如何“摸索”，此文详细介绍了如下一段经历：他初中时读词，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某些注家的骗。他读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惠言论词专主“寄托”，喜在说词时牵强附会地外加政治含义。这样的选注本让吴世昌越看越湖涂，越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学外文，也就不再读词。进入燕京大学后，他读英文系，读词都是在课余零零碎碎地读，没有什么系统。但这时读书摸到了正确的门道——读原料书。先抛开选本注本之类，自己动脑筋，读懂原著，然后来思索词学的有关问题。他规规矩矩地靠自己动脑筋读完的第一部词作原料书，是汲古阁本《清真词》。读的办法是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查阅典故，彻底弄懂原文。读完此书，取得经验之后，再扩大范围，渐次读了其他宋词名家的集子。这样大致了解宋词的真正面貌之后，他“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吴世昌认定：“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由于有这种在自我摸索中走弯路的痛切体会，由于有上了当以后自己用“笨”办法慢慢读懂那些形式特殊、美学意蕴复杂的唐宋词的接受过程，因此，吴世昌走上把词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的道路以后，从来不轻易地相信一些颇为流行的词学理论，也反对给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的词外加种种“时髦”的解说，而极力主张把词作为一种地地道道的抒情文学来进行审美把握，破除历代沉积的云山雾海，还词以清真秀丽的本来面目，探究出它真正的艺术内蕴。由于他自学阶段主要是受了清代中期以来势力最大的常州词派理论的迷惑，因此他痛感词学研究中有必要对有关的理论来一番重新审视与清理。又由于自清代以来词学(尤其是宋词)要籍的整理、编辑、考订、辑佚与汇刻工作已有前辈与时贤大力着手，并已有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个领域更要紧的任务是词史的撰写和词学理论的梳理、改造或重建。因此，吴世昌的词学研究，径以理论批评方面的是非辨析和推陈出新为务，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吴世昌既洞悉词的创作自南宋中期以后逐渐衰落、词人缺乏真情、雕琢伤气和巧为缘饰的不良倾向，又愤于明清以来研究者中不少人不顾历史真实、违背美学规律而各以己意任意注词解词的恶劣风气’因而他对词进行审美把握和艺术剖析时，首标一个“真’’字。他的词学理论和主张，可以说是以“真”为神髓的。他曾说：

填词之道，不必千言万语，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前者指内容本质，后者指表达艺术。《易》曰“修辞立诚”，要不外此。论古今人词，亦刁；必千言万语，只此二句足以衡之：凡是真话，深固可贵，浅亦可喜。凡游词遁辞，皆是假话。“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伪饰之情，如见肺腑。故圣人恶之。27

这是他早年的见解。逮乎晚年，他又重申己意，高揭一个“真”字。1983年他作《论涛绝句》云：

因病成妍贵率真，乱头粗服见丰神。

东施未必无颜色，只为效顰笑杀人。28

这两段文字，都是对“真”字的注脚，也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诗学、词学观。准此原则，他主张论词时要注意词这种纯粹的抒情样式的“本色”，直探古人幽微之“词心”，而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词论、词法所干扰和迷惑。对吴世昌这种注重词的本文、注重审美特征的词学观，我们可以借用他自己的一首《题黄永玉君玉簪长卷二十韵》诗中的两句来概括，叫作“铅华不御见本色，六法三昧徒纷纭”。29这是一种看似简单朴素，但却符合艺术科学原理，因而并不是轻易能把握好的审美观。从这个审美观出发，吴世昌构建了自己的词学思想，并发为一系列的论词专著和文章。他的治学思想和风格，与他率直倔强的个性是一致的。由于他论事常带锋芒，说话不留情面，因而他的一系列有破有立的论词文章发表之后，除了贏得不少赞同者之外，也引来了某些误解、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意见。不过，我们只要能懂得他的理论出发点，并理解他的为学与为人的个性之后，对他在词学上的作用和贡献就会看得清了。

吴世昌治词，分为两个遥相悬隔的阶段。第一阶段，从燕大就读期间至1948年出国之前，断断续续有十余年。这一阶段的词学成果主要有：作燕大本科生时发表的《辛弃疾》(传记)(连载于《新月》三卷八、九期)；作燕大研究生时以《罗音室读书偶记》为题在天津《益世报》的《读书周刊》上发表的读词笔记；作中央大学教授时应罗根泽之约在《中央日报》的《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的论词系列文章，即《论词的句读》、《论名物训诂隶事之类》、《论词的章法》、《论读词须有想象》等。其中尤以后一组文章为具有词学基本理论建设意义的力作。这组系列文章，从探讨、阐明和掌握词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品格的明确目的出发，结合自己长期自学摸索出的经验，提出和论证了一整套既符合鉴赏规律、又切实可行的读词评词理论。其基本点是：先通句读，次解文义，再明故实，进而参悟章法结构，最后借助想象力，用还原的方法体味出作品所暗示的境界和情调。《论读词须有想象》一文，尤有理论创造价值，其观点和方法与现代西方某些理论如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等有相通或暗合之处。此文强调通过长短句歌词的内在联系，从词篇本身所创造的形象和意境出发，实事求是地探寻其真正的含义，以取得“真切的了解”。作者一方面主张读词须有想象，在理解、领会和探求其内在联系之时，可以加上适当的想象与联想，重建其“结构”，并挖掘出其艺术奥秘；另一方面又反对主观臆断，反对牵强附会，尤其强调与词学研究中的新老“索隐派”划清界限。吴世昌的熔新知与旧学为一炉的词学观，在这组系列文章中已初具规模。他原想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词学导论》，后因应聘赴英国执教而中止(参见《我的学词经历》一文)。他晚年重萌写作此书的念头，并已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可惜天不假人以时，他的猝然辞世使得此项计划竟然无缘成为现实。这实在是当代词学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这组论读词的文章于70年代末以讲义的形式印发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部分研究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进修班的学员；部分篇章80年代在《文史知识》等刊物上重新发表，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氏40年代的研究成果如此具有生命力，以致沾溉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这对已经去世的原作者也算幸事了!

吴世昌1947年出国之后，直至70年代末，三十余年间中止了词学研究。等到他晚年重操此业时，个人的思想与词学界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根据长期观察所得，将拨乱反正与正面建树相结合，锐意创新，为词学贡献了自己的最后一批成果。吴世昌本人是当代著名的旧体诗词创作家，创作过大量当行本色的诗词，其《罗音室诗词存稿》曾两次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本色作家的身份来研究词，他自然十分重视词本来具有的作为音乐文学的艺术特性，牢牢抓住其“本色”来立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他曾介绍自己填词是“取径二晏(晏殊、晏几道)以入清真(周邦彦)、稼轩(辛弃疾)，独不喜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30其实他研究宋词也是取这种重真切自然、重本色，反对藻绘晦涩的观点和门径。从以上指导思想出发，他晚年一方面指导自己的硕士、博士生写出论词与音乐关系、论清真词、稼轩词的专著，让他们以扎实的成果在词学上站稳脚跟；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对他认为是“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的唐五代北宋词进行了深湛的研究，于80年代前期陆续公开发表丁关于花间词，关于柳永、晏殊、晏几道、苏轼、周邦彦等北宋代表词人的专论多篇。除以上种种之外，吴世昌晚年词学研究工作中理论意义最大、社会反响也最强烈的一点是：他从“讲真话”和探求古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的原则出发，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向词学领域的某些风行甚久的传统观念和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的新观点和理论，牵涉面较广，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取其重要的几点评介于下。

 (一)吴世昌对宋词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重新考察之后认为：以所谓“豪放”、“婉约”两大派来划线，用这种粗略、含混和削足适履的“二分法”来研究评论宋词是极不科学的，对宋词风格流派论中这种因相沿已久而习非成是的传统框框，亟须予以破除。吴世昌这个看法是深思熟虑已久的。1979年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明确指出：豪、婉二派说“很不全面，不准确”，“无法包括全部宋词”(参见《我的学词经历》)。1982年秋在日本讲学时，他做了题为《有关词学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北宋词人中没有“豪放派”，苏轼绝大多数词并不“豪放”，不能称为“豪放派”的新见解。他的见解轰动了日本汉学界，日本《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这个学术报告后来略做修改，改名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发表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上。之后他又发表《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一文(《文史知识》1983年第九期)，详细考察分析词从唐五代到北宋的发展实际，对“豪放”、“婉约”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进行考辨，指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的作品为‘豪放’、‘婉约’两派”，论者“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这两篇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词学界的热烈讨论与争鸣。有些人赞同他的意见，有些人部分地赞同他的意见，还有些人完全不赞成他的观点，并发表文章进行了反驳和论辩。反对的意见之所以产生，除了各人在学术上所持观点大不相同之外，无可讳言地还因为吴世昌的文章中对自己的意见一时未能阐发得十分周到严密，有些具体提法稍嫌过头，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但是，从大处着眼来公正地看待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吴世昌的新见解对于改进和深化词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吴世昌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真理价值。因为宋词作为一代文学之冠冕，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无论是辨体、析派和认识个人风格，都须从这几百年发展史的种种错综复杂情况出发，做艰苦细致的科学分析。而长期流行的简单化的“豪”、“婉”二派说，无论如何也不能笼盖百家，更不用说概括洋洋大观的两宋词坛全貌了。吴世昌慎重提出的新观点，至少是撼动了以浅层次的简单风格划分来代替科学的风格流派研究的沉闷局面，启发人们对宋词的风格流派及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场争论反而能帮助吴世昌打破传统框框的初始目标加速实现。

吴世昌关于宋词风格流派的新说，其积极意义不单在于还原了人们长期忽略的基本文学史实这一点，还在于它可以纠正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词学研究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颇。应该承认，词史上豪放、婉约二派说由来已久，而宋词发展中的确也存在过豪放、婉约两种影响较大的创作趋向。不过，后人划宋词为豪放婉约二派，究其始是沿用明人张綖评价苏轼、秦观的说法。张綖的原话，是论“体”而不是论“派”。张綖说：宋词中有豪放婉约二体。这种说法是前人论诗文的“阳刚阴柔”那一套的翻版，任何一种文体大概都可以这么大而化之地划分，你一定要说它十分荒谬倒大可不必，但如果真正要说明宋词中百花齐放的艺术风格和众多流派，这种简单化的划分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姑且不论苏轼是一个风格多样化的大家，他的词随物赋形、因宜应变，决非“豪放”二字所能概括；而秦观的不少词(尤其是情词)写得很露骨，一点儿也不“婉约”。就算这两个人的主导风格可用“豪”、“婉”概之，他们的创作倾向也远远没有规范宋词的发展方向，其风格类型更无从笼盖宋词百家。因此，自宋至近代，除个别之外，大多数词话和论词文字在谈宋词风格流派时都不取此说；有时一些人在很“宏观”地论词体时使用“豪放”、“婉约”的概念，也只是取便说明，而不是严密的风格辨析。但本世纪2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很大的领袖人物胡适编《词选》，划分什么“歌者之词”、“诗人之词”，明确地标榜苏、辛而批判柳永、姜夔等人。胡云翼先生继承胡适的观点，先是将词分为女性、男性二种，接着明确地将词划分为豪放、婉约二派。他的那部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的支持下发行量极大的《宋词选》，对豪、婉“二分法”的迅速推广起了关键作用。在五六十年代我国极“左”思潮支配一切的时期，研究界将几千年的古典文学武断地划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个流向。于是有些词学工作者望风落笔，将宋词中所谓“豪放派”誉为“现实主义”的“主流”，将所谓“婉约派”的众多词人打成“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逆流”。新旧两种偏差联姻的结果，形成了长时期的简单以豪放、婉约划线和“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的不正常风气。那时几乎每一部文学史和大多数论词专著、文章都这么说、这么做；一般读者人云亦云，形成一种几乎牢不可破的习惯势力。这样，问题已经不单在两派说本身，而更在于多种因素酿成时代谬误了。60年代才回国的吴世昌敏锐地看清了国内人们习焉不察的这种谬误。到70年代末，他发觉虽然“左”的思想已经落潮，但豪放婉约二派说由于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仍有很大惰性，于是以在学术上正本清源为己任，发表了上述的文章。现在，词学工作者已经逐步舍弃了原先的旧框框。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吴世昌的观点还会赢得更多的赞同。

 (二)对词学“索隐派”的批驳。美刺比兴，本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传统。词虽为后起之诗体，但一则受传统影响，二则词人中亦确有借此体以寓政治、人生大感慨者，以故词学研究中探讨所谓“寄托”是一个应有的专题。但晚近以来，这个问题被弄得十分混乱。其源盖出于清代常州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派，力崇词体，论词专重意格，倡言比兴，他们的词论，在词学理论批评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但这一派理论家有着经学家的迂腐和偏执，其“寄托”说显然有穿凿生硬之弊。他们谈创作和评论作品，虽一草一木之微，也刻意求其有无寄托与其寄托之所在，大有非寄托不足以言词之概。常州派的“寄托”说扬波衍流，在清中期至近代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索隐派”，对词的创作与批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云山雾海，有待澄清。吴世昌从自己初学词时上当受骗的痛切感受出发，力斥此谬说，主张回到写真性情、真境界的正路上去。在《罗音室词存．跋》中，他雄辩地批驳积弊很深的索隐派词论道：

自寄托之说兴，而深涩之论作。推而衍之，则门沉郁，曰重拙。于是言情者曲讳其情，感事者故掩其事。倡是说者……亦未尝无斐然可诵之篇。然辄巧为缘饰，不欲以真情相见。甚至前人之作，亦被曲解。如正中《蝶恋花》明言闲情，而皋文既解作忠爱，又斥其大言；卒乃指为排间异己。竹《金缕曲•初夏》明言“簸钱”，显用欧阳永叔故事，坦率可爱，而复堂乃谓“人才进退，所感甚深”。此皆不惜强古人就我，以自圆其说。于是世之好为模棱两可之语者，竟趋于乡愿之途，以为不尔则不成其寄托、深涩、沉郁、重拙之功。古人所谓比兴美刺，言近旨远者，岂如是哉!乡愿之词起，而清朗、秀逸、慷慨、率真之气，遂不易见于吟咏性情、抚时感事之作，此近世词风之所以不振也。

在《论读词》系列文章的《余论》中，他更力斥穿凿之风曰：“明明是美妙的抒情诗，硬要把它解成支离而不高明的笨谜，又是对于诗神最大的侮辱。”强调鉴赏和批评时一定要“凭自己理解，不必信前人所贡献的‘微言大义’；而常州派的胡说，尤不可信”。吴世昌直至生命最后几年，尚不忘与“索隐派”做斗争。在他去世后才由其学生整理发表的《罗音室词札》中，有这样一段讨伐“索隐派”的话：“《红楼梦》研究者有索隐派，早为人所诟病，已不齿于士林。词学亦有索隐派，肇源于张惠言之常州派，其说较红学索隐尤为无稽悠缪，毫无佐证，更不科学，而学术界极少批评，甚至浅学者随口附和，以示自己亦得此‘精辟’之见解，实则自欺欺人。”31在其他一些论词文章中，他还常常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审美鉴赏，批评不顾词作的真性情、真境界而外加深文周内之注的“寄托”论。通过大量正本清源的论辩，澄清了词学批评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为科学的批评理论的建设贡献了他的一份力量。

 (三)为端正词学理论批评而做材料清理和辨伪工作。吴世昌认为：理论批评中之所以产生谬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材料来源不可靠，许多人读书不认真，竟将一些代代相传而实际上漏洞百出、荒诞无稽的故事接过来作为立论的依据，导致曲解作品和厚诬古人。比如宋人笔记爱对本朝作家编造“本事”，用一些道听途说的风流韵事来挂在词人及其词篇之下。后世论者信以为真，以之作为论据，其结果掩盖了文学史的真相。这一方面，他的《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一文对于有关东坡词的几则传说的虚假性的辨析和痛斥，早为学界所欣然认可。这里再举一个关于周邦彦的例子。多少年以来，人们“论必批柳、周”，认定周邦彦是浪子文人和周词是“品格不高”的“艳词”的重要论据之一，是南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中的一段记载。那故事说：宣和年间宋徽宗和周邦彦同狎东京名妓李师师。一次徽宗临幸师师家，适值周已先在，周仓促中躲到床下，因而尽悉徽宗与师师欢会的情景，写成《少年游》一词。徽宗见词后大怒，将周邦彦革职，立即押出国门。“隔一二日”之后徽宗又去李师师家，看了周邦彦与师师相别离京所作《兰陵王》词，才转怒为喜，下令召回周，任命他为“大晟乐正”。对这个故事，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已指出其严重失实。他的证据是：(1)宣和年间周已为六十多岁老人，且位至列卿，不至有狎妓之事；(2)所记周的官衔不合事实，宋代无“大晟乐正”之类的官；(3)据史书，徽宗微行是坐轿子，《少年游》说“马滑霜浓”，不适用于他。这几条证据当然过硬，但多是外证。吴世昌在这个问题上比王国维读书更细，思辨更精。他在《周邦彦和他被错解了的词》一文(《文吏知识》1986年11期)中，通过比较故事中涉及的两首词的内容，指出：《少年游》写的是冬夜留客之景，而《兰陵王》则是春日分别的情景，二词各自独立，并无故事情节联系；接着简明而精辟地驳斥道：“我们来看：《少年游》事在冬夜，‘隔一二日’，恼羞成怒的徽宗捏造一项罪名，把它的作者周邦彦‘押出国门’。李师师这时到城外送周时，怎么已经是‘梨花榆火催寒食’，‘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春天?伪造‘本事’的人连词中时令都没有弄清楚，可见对两首词的内容并不理解，只是瞎猜，以为《兰陵王》词中送客即是李师师送周邦彦，殊不知周邦彦在《兰陵王》中所咏者完全是另一回事。”遗憾的是，建国以来若干论著和文章竞都引用了《贵耳集》中这则荒谬故事作为批周词的证据。由此亦可见吴世昌的辨伪工作决非可有可无了。吴世昌曾说：“除了破除豪放、婉约‘二分法’，我还准备将宋人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词‘本事’来一番总清算，免得年青一代再次受骗。”虽然他未了此愿就离开了人间，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他探索了几十年所开出的将扎实的材料考据和文献整理与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批评相结合的路子，将给予后继者以有益的启示，使他们在词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

1990．12．15完稿于北京

吴世昌主要文史著述目录

1．《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

2．《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XXV＋391pp．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61．)

3．《<红楼梦探源>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 香港商务印书馆]984年版。

5．《罗音室学术沦著》第一卷《文史杂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6．《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即出。

7．《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序跋之属》 待出。

8．《罗音室学术沦著》第四卷《时论杂文》 待出。

注释：

①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册546页。

② 宋谋砀：《挽吴世昌先生》，《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339页。

③ 参见众生：《访吴世昌先生》，《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22--23页。

④ 刘梦溪：《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153页。

⑤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8页。

⑥ 众生：《访吴世昌先生》，《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22页。

⑦ 此文原为《顾颉刚先生纪念沦文集》而作，后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⑧ 原载国江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三期，今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

⑨ 此文原载1934年]O月26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6期。今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

⑩ 施议对《吴世昌先生小传》引，见《人物》杂志1987年第3期；另参见拙著《辛弃疾词心探微》一书《自序》，齐鲁书社1990年2月出版。

11 原载]933年10月《文学季刊》创刊号，今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箸》。

12 据作者在《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前言》中的回忆，他在燕大读书时，曾到邻校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听吕恰慈的课，又，作者曾撰《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述评》，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

13 此文原载《学文》月刊1934年第2期，今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

14 原载《徐州师院学报M979年第2期，今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

15 参见南京师大《文教资料111987年第l期：《子臧先生治学生涯片断》。

16 《红楼梦探源外编》第4页。

17 此五绝句，国内学者引用时稍有异文，本文系据《罗音室诗词存稿》(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引录。

18 《红楼梦探源外编》第4页。

19 这组文章均编入《红楼梦探源外编》一书。

20 《红楼梦探源外编》第96－97页。

21 眉批原文为：“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22 以上据《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见《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12页。

23 参见赵国璋、姚北桦《十二年前红学界的一桩公案——忆吴世昌与<文教资料简报)》，《文教资料》1987年第l期。

24 载《读书》1980年第2期。

25 见《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9月版第71页。

26 《文史知识》1987年第7期。

27 《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词跋》，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9月出版。

28 《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第45页。

29 同上，第38页。

30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自传》。

31 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吴世昌

《释<诗><书>之诞》1928年

《我们还不配读经》：“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厥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寘之陋巷’，‘诞寘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认得这个字了”(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册P546)。

《<诗经>语词研究》

《<诗>三百篇“言”字新解》

《“即”“则”“祗”“只”“且”“就”古训今义通转考》

《释<诗经>之“于”》

《殷墟卜辞“多介父”考释》“多介父”即“多个父”(“介”与“个”古语通假)，也就是“多父”或“诸父”。

《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

《诗与语音》综合了近代学者刘师培《原字音篇》和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等著作中的成果，把古汉语语音的起源分作三大类：一、纯客观的，基于听觉的摹拟；二、比较客观的，基于作态的摹拟；三、基于人类主动的表情。对于第三类，作者又把它分为两小类：甲、依据表情状态发音(这类声音大抵是人类对于某种刺激来时表示快感、不快感、或其他态度而发)；乙、纯以发音器官部位的改变来表示动作的意义。第四部分介绍了吕恰慈有关读诗时所必须经过的心理历程的六步分析法：Ⅰ．视觉的感觉，白纸上的黑字(visual sensation)；Ⅱ．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像”(tied imagery)；Ⅲ．比较自由的幻像(images relatively free)；N．所想到的各种事物(references)；V．情感(emotions)；Ⅵ。意志的态度(attitudes)。字音不但能够暗示各种不同的情调，有时一首诗的意义境界都能从声音中表现出来。第五部分单独论证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的《序论》中所说的声韵问题。周济那篇扬名词史的专论中论词的声韵时说：“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又说：“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

《<礼记•檀弓>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罗音室学术论著》

《红楼梦探源》

《我的学词经历》初中时读词，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某些注家的骗。他读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惠言论词专主“寄托”，喜在说词时牵强附会地外加政治含义。这样的选注本让吴世昌越看越湖涂，越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学外文，也就不再读词。燕京大学后，读词都是在课余零零碎碎地读，没有什么系统。但这时读书摸到了正确的门道——读原料书。先抛开选本注本之类，自己动脑筋，读懂原著，然后来思索词学的有关问题。规规矩矩地靠自己动脑筋读完的第一部词作原料书，是汲古阁本《清真词》。读的办法是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查阅典故，彻底弄懂原文。读完此书，取得经验之后，再扩大范围，渐次读了其他宋词名家的集子。这样大致了解宋词的真正面貌之后，他“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吴世昌认定：“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填词之道，不必千言万语，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自己填词是“取径二晏(晏殊、晏几道)以入清真(周邦彦)、稼轩(辛弃疾)，独不喜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豪、婉二派说“很不全面，不准确”，“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指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的作品为‘豪放’、‘婉约’两派”，论者“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后人划宋词为豪放婉约二派，究其始是沿用明人张綖评价苏轼、秦观的说法。张綖的原话，是论“体”而不是论“派”。张綖说：宋词中有豪放婉约二体。

当代词学研究的一家之言

——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二《词学论丛》及《词林新话》评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大部头的书：《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论丛》)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话》)，是吴世昌先生几十年论词文字的结集。吴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他曾杂治文史，除了在《红楼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化史等方面有所贡献之外，还发表过许多论词文章，是国内外公认的一位工力深厚、见解独特的词学家。但是，他在词学问题上十分慎重。他生前虽有过将自己的论词文字编为《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的设想，但却不打算过早地结集。这是因为，他认为词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自己发表过的文章还没有深入而圆满地阐明这些问题，还须写出一系列文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他还打算将自己治词的一些心得体会加以梳理归纳和系统化，写成《词学导论》、《罗音室词话》两种专著。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这几件事，再编《词学论丛》这一巨帙。不料此愿未果，先生遽归道山。这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词学界都是一件憾事。《论丛》、《新话》二书，是吴先生逝世之后由他的学生施议对和亲属吴令华等人协作，根据他的遗墨整理编辑而成的。编者抱着留传吴先生“全部词学著述”(见《论丛》书末施议对《编后语》)的宗旨，将其论词文字几乎尽数纳入此二书中。客观地说，这些文字的大部分，是吴先生精心结撰的学术成品，它们大多公开发表过，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足以代表著者的观点和水平。而被编入“词话”、“词札”、“评××书”等栏目的大量语录体文字，则多是著者阅读一些词籍时信笔写下的批语。这些批语，原本只是为自己深入研究某些问题和撰写文章积累资料的。可以设想，著者如果健在，他可能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发表，但必然有许多补充和修正；而有些文字则可能他本人不会同意公开发表。编者为求“全”而一概入录，这不尽符合著者的意愿。这种情况虽是整理编辑已逝学人遗作时常见的，似乎无足深怪，但笔者作为了解吴先生著述概况的人员之一，有义务加以指明，以便读者阅读此二书时能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

应该承认，尽管《论丛》、《新话》二书在整理、编辑时有上述缺憾，但由于它们全面而有条理地编入了吴先生的论词文字，所以极便于我们系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吴先生的词学思想与词学成果。尽管由于吴先生过早去世，他关于词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凭着这两本书所提供的吴先生已经说出的这些话，我们对于他的词学观和一系列独到的词学见解亦可得其梗概了。《论丛》一书，共约50余万字，分为六辑。第一辑共4篇文章，自述学词经历及词学观，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第二辑也是4篇文章，论词的阅读和审美鉴赏。这实际上是著者计划中的专著《词学导论》的第一卷。虽然这部专著未能完成，但这已经写出的4篇自成一个小的体系，其主旨是教人怎样读词，其中多为自身治词体会有得之言，而且深入浅出，无论是初学入门者，还是已有根柢的研究者，皆可从中得到启发。这组文章早在40年代就已发表，70年代末另加引言与余论，合为一卷，作为词学讲座基本教材打印发给学员和研究生。80年代初应《文史知识》之约重刊其中3篇，长期流传，在青年学子中影响很大。第三辑共6篇文章，多是从词史的角度探讨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重要理论作品。其中《花间词简论》追溯宋词源头，充分肯定了花间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当年发表时曾引起极大轰动，该文批驳相沿已久的并不科学的豪放婉约“二分法”，为宋词研究摆脱传统格局起了“爆破”作用；《〈草堂诗余>跋》则从大文学史和风俗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解决了一向为人忽视的关于宋词的传播及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第四辑的一组文章主要为宋词作家作品论(评毛泽东诗词的一篇也附于此)，著者集中探讨和论证了两宋9位重要词人的艺术成就。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那篇被日本评论界誉为“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的《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该文的主要观点与前述《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互为补充；其次较有影响的是力破宋人笔记小说的迷雾，还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以本来面目的《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第五辑是读词札记，全部收采吴先生在若干种词书上的批语。这些批语绝大多数不曾发表过，是编者从这些遗书上抄录整理编排而成的。其主要内容为评点自唐至清若干词人及词作，并对一些历史上影响甚大的词论提出商榷和反驳意见，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第六辑为一组论诗文章和《罗音室诗札》，编者列之为外编。《新话》则为一部大型词话，字数28万，系依据吴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夹注及片断手稿、信件等整理编排而成。所采材料，有与《论丛》相同的，故其具体内容不时与后者互相重复。但许多重要内容确为此书所独有，且编排上亦自有特色。此书正编凡五卷。卷一为词论，内容包括词的源流发展、作词要领，评词标准，及对部分词话、词集的评价；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一千多年的词人词作，共涉及一百六、七十位词人，和词作六百余首。另有《诗话》一百十二则作为附录。二书字数相加，近80万字。如果汰去内容互相重复之处，并不算论诗文字在内，那么这两部书向人们提供的吴先生论词文字也还有60余万字。这么多的内容，其中精义纷呈，非戋戋本文所能备述。下面仅就二书所表现的几个足以飧同行而启后昆的特点略作论列。

一曰独立思考，言必己出，敢于向传统挑战的科学精神。读这两本书，我们明显感觉到吴先生的词学观不同流俗，他对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敢于怀疑前人与时贤的成说，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善于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提出让入耳目一新的独立见解。这种精神与作风，来源于他不愿“随人作计终后人”的学术指导思想，同时也与他个人独特的治学经历有关。吴先生少年孤苦失学，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他青年时从教会中学考入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英文系，主修英文，但却酷爱“国学”，全靠课余刻苦自学而打进文史研究的领域。在词学方面，他绝无师承，不像现代一些词学名家那样或经名师亲炙、或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而是全凭自己对这一行的爱好和决心，长期摸索，闯出了路子。他自述年轻时读词曾受过“索隐派”和一些注家的骗，走了弯路，后来经过认真刻苦地研读“原料书”，才于此道“大彻大悟”，并总结出“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参见《论丛》第一篇《我的学词经历》)的重要经验。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治词学时不喜依傍“权威”之说和世俗潮流，而处处要自出手眼。再者，吴先生于40年代末即旅居英国伦敦讲学，60年代中才回国定居，较少受到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左”的思潮的毒害和束缚，思想较为超脱，能以旁观者清的眼光审视五六十年代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包括词学)由于中“左”毒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因而一旦“文革”灾难过去，百业复苏，他有了重操学术之业、用笔发言的机会之后，他就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挺身而出，向传统宣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了。这些见解，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的特色。

吴先生词学新论中反响最大的，是几篇驳斥对宋词进行“豪放”、“婉约”二分法的文章。大家知道，所谓“豪放”、“婉约”，是两个文学风格概念．在宋词中，如果“豪放”是指一部分作品风格趋向阳刚壮大，而“婉约”则指另一部分作品风格趋向阴柔纤美的话，那末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是无可厚非的。当着我们并不是为了进行科学而严密的风格、流派研究，而仅仅是在一定的场合为着取便说明、为着粗线条地把握词作风格的大致分野的时候，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为谬。但是，一则宋词风格繁富多样，远不止豪、婉二种；二则就具体词人而言，自从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开始改变小词只写儿女柔情的单一状况，而北宋柳永、苏轼又先后扩大词的题材、丰富词的意境之后，宋词有成就的大家多兼写不同风格的词，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划为“豪放派”或是“婉约派”。尤其是自苏轼起的宋词名家，其个人风格多呈现为复杂多面的结合体，用任何一个单纯化、模糊化的形容词都不能“概其全”。因此，虽然“豪放”“婉约”二分法自明人张綖、清人王士稹倡导以来流行了几百年，但由于弊端很大，难以用之阐明词史，故尔始终没有得到词学界一致认可。解放以后，词学界受文学界把古典文学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潮流的“左”倾思想影响，用“豪放”、“婉约”硬套千汇万状的一部宋词史，对两宋词人划线站队，崇“豪放”而抑“婉约”，这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阻碍了词学研究的前进。对此吴先生十分忧虑和气愤，他指出：“近来有些词论家把宋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而以苏轼为后者的领袖。这样评价宋词和苏轼，是否符合历史实情?这是一个宋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是在解放以前即有人谈起，而解放以后越谈越起劲，越谈越肯定的问题。由此而推演发挥，则豪放一派变为中国词史上的主流或进步或革新的力量，思想性、艺术性、文学价值最高；而婉约派则是保守力量、消极成分、落后乃至庸俗不堪，不值得赞扬提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于是不谈词则已，一谈则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连续撰文论辩这个问题，除了要力破积非成是的旧说之外，还有纠正“时弊”的动机。他的有关论述，由于这场讨论刚过去几年，人们记忆犹新，这里不具引。诚然，吴先生撰写那些文章时，对自己的意见尚未能阐发得周全严密，加上他的学术风格中带得有“火”气，因而曾引起过一些争论。但他的基本观点显然是驳不倒的。现在《论丛》、《新话》二书收入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多的论述文字，有利于人们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他的正确词论。应该承认，吴先生在这一重要词学理论问题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观点已贏得同行中许多人不同程度的响应和认同。比如老一辈学者中有人承认：“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已不无‘削足适履’之嫌”(程干帆《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文学评论》1983．6)；有的青年学子更说：“我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论宋词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的新框架”(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序》)。吴先生在学术上并不是孤立的。

吴先生批驳旧词论中的谬误、尽力“拨乱反正”的另一显例，是对常州词派张惠言等“寄托”说的抨击。清人张惠言论词主“寄托”，此论影响至巨，晚清及民初著名词家承其衣钵者尤多。自本世纪初以来，除王国维《人间词话》及现代学人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对之有所批评之外，词论家大多对之持基本肯定态度。吴先生则力斥“寄托”说的虚伪矫饰，主张破除此说，维护词的言素志、抒真情的正常功能。《我的学词经历》从本人学词的经验教训出发，“声讨”张惠言等道：“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论丛》、《新话》中有累万字的篇幅都是用以驳斥张惠言及其后继者诸公用政治寄托曲解词作的谬说的，涉及作品很多，内容也很丰富。其中尤对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盲目追随常州派、任意用政治含义说词深致不满，他对陈氏此书于卷末总批曰：“诗词忌应酬之作，然应酬犹对人而言，亦可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或朋友所好略同，借他人之韵，写自己所感，亦可有佳作。至于咏物，则降而至于对物应酬，其为无聊，又甚于谀墓祝寿颂圣应制之作。若真有所感，必欲借花草鸟虫以抒写，亦已落为下乘。此玉田碧山之所以不足贵也。而此编所论，以碧山为极则，视玉田如神品，一若非应酬花草鸟虫，便不算好词，而言情之作，反视为卑不足道。否则即附会比兴，其谬甚矣。此皆中张惠言寄托谬论之毒，而又造沉郁一说以自缚，有以致之。亦峰于词颇有所见，而一为谬说所蔽，遂多异论”(《论丛》450页)。像这样的段落，于驳斥谬说中阐明自己论词主真性情、主明白自然、主独立思考等基本观点，在二书中还有不少。意味深长的是，吴先生一方面猛烈抨击“寄托”说，另一方面又在好几个地方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古代一些确有寄托的优秀诗词作品。例证书中俱在，此不赘引。这说明他仅仅反对谬说之蔽人，并不反对寄托手法本身，其理论意识是极清楚的。

这两本书所表现的吴先生治词特点之二，就是以事物间普遍具有内在联系的辩证眼光看待词，把词学置于整个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大范围中去开展，并凭借深厚的“旧学”功底去解词论词。对于词的整理、评论和研究，虽早在宋代就有人着手进行，但几百年间，此事只是传统“国学”的附庸。经过晚清及民初一批大词家的努力，“词学”渐成规模，开始从传统的文史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之学。这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结果。许多扎实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词学成为专门之学后产生的．但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词学研究者人为地把词学同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古典文学的其他门类)隔离开来，自我封闭，自矜“专门之学”，常常就词论词，自限于词学范围处理问题，使自己成为只能搞“单打一”的“单向阀门”。这样既不利于弄清古典文学中的大问题和共通规律，也不利于词学研究本身向深度与广度推进。这个问题对于学问底子广博的老辈学者尚不算迫切，但在晚辈研究者身上就显得严重了。吴先生对此种孤陋寡闻的倾向大不以为然，一再提醒年轻学子要淹通文史，博学多能。在《谈词的名物、训诂和隶事》一文中，他回答“初学者从何着手研讨呢”这个问题时精辟地论说道：“《唐文粹》说到有人要作一篇《海赋》，觉得海中只有水，苦于无法铺叙，因去请教姚铉。姚铉告诉他道：‘谁教你只从海水着想呢?应该从海的上下四旁说起。’我以为要了解词也是如此：应该从词的上下四旁读起。词之上是诗，下是曲，四旁是唐宋的传奇、笔记、小说，以及其他集部之书。这也就是调查娘家的工作，不过同时也调查她的舅母，姑妈，伯叔，姨夫以及堂兄弟，表姊妹之类。若有人抱怨这样太麻烦了，那是没有法子的。对于经数千年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文学，我很惭愧，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简捷的方法，可以一下子就透澈了解。”这段话，浅显而透澈地说明了治词者必须精通古代文学其他门类乃至文史各学科的深刻道理。吴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淹通文史的老辈词学家。由于学问广博，识力高远，因此他虽未专治词学，却解决了此中被人忽视或无人触及过的一些问题。例如《草堂诗余》这个宋代词的著名选本，竟然按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节序”、“花禽”等细目编排作品，俨如类书；而每类下又由选者另加副题如“春思”、“送春”、“避暑”、“雪景”之类。对此后世选家但表不满，却无法解释其所以然。清代著名学者如朱彝尊、陈廷焯等，对此书颇有憾辞，却也不懂其为何如此。现代学者亦未有留意于此者。吴先生深入研究了宋代词与话本的关系，弄清了当时“瓦子”(剧场)中艺人说“话”(故事)须与诗或词相穿插配合的基本情况，以及书坊主人与说话艺人的关系，得出了《草堂诗余》一类选本乃是书坊选家“将名人词分类编排，辄加副题，实为应此辈艺人需要而编”的“专业手册”，“非为词人之选读课本”的正确结论。从而了却几百年一段词学公案(参见《<草堂诗余>跋》)。

这是解决较大问题的例子。在二书中，由于著者知识广博、旧学功底深厚而正确解释字、词、句、篇之义的小例子，就更举不胜举。比如敦煌曲子词《抛球乐》末句“淡薄知闻解好么”，历来注家未有正确注解者，当代一位著名学者的选本中将它勉强意译为“薄倖的相知懂得人的好心么”，大误。吴先生广引唐人笔记及有关诗文证明：“知闻”乃唐人习语，即“朋友”、“认识的人(所识)”、“交友”之义；“淡薄知闻”即“泛泛之交”。从而联系前文“莫把真心过与他”一句加以疏解道：“末句乃思量后自问之词：当初不该把真心给他，若淡薄相知，即无今日相思之苦，岂不好些?”(《新话》75—76页)像这样解词，的确工夫老到，令人信服。

末了要指出特点之三是：吴先生对于词有极为敏锐准确的艺术感受力，有堪称行家里手的审美把握的眼光。他不但是精于“旧学”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当行本色的旧体诗词作家。他曾出版过自己的创作集《罗音室诗词存稿》，在诗词创作界名望很高。以深识此中甘苦和深谙长短句艺术形式的作家的身份来说词，自然能中肯綮，处处搔着痒处，令人不得不赞叹。《论丛》、《新话》二书的大量鉴赏分析词作的段落，便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他提出：读词须有想象，亦即还原的能力，有了这种艺术还原的工作，才能神游冥索，去迎合作者所暗示的境界与情调，从而与千载以上的作者相视会心而笑。据此他发现了唐宋词人常借写一段故事情节来寄寓感情的重要现象。在《论读词须有想象》一文中，他不但证明了孙光宪《浣溪沙》八首联起来是一个故事、另有《菩萨蛮》五首同样也构成一个故事之外，还通过对周清真作品的生动解析，证明：“至于以一首小令写故事的风尚，到宋代还很流行。《清真集》中有许多结构极好，暗合现代短篇小说作法的故事，都能以寥寥数十字出之”。在《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出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这样的论述，比起前人对清真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章法回环曲折”等空泛赞美来，可谓说到了实处。此外，词为“声学”，词要能优美感人，除却情、景、事的恰当安排，还须充分利用它的音韵节奏特点。吴先生对此极为内行，书中多有精彩赏析。例如对于周邦彦的名作《隔浦莲近拍》，吴先生用了近两干字的篇幅详细分析了该词声调、句式、韵位与其摇曳悠闲之词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指出：“此词最能利用音韵节奏之美，使音节与文义浑然同化，令人即仅聆其音节而不审其文义，亦能与作者情感同起节奏”，“全首每句每列文义皆与韵节相配合，布局结构亦无一不佳”(《新话》176一178页)。

最后附带说明，这两本书中的某些地方，著者在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时，语气比较激烈，有时即使对当代学人也显得不客气。这是可能引起某些误解的。不过读者只要知道本文开头所说出的书中有些内容本来是不一定要原样发表的这一情况，并且理解吴先生是在表达思想，探索问题，并不是要和什么人过不去，也就可以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