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蚕神和嫘神及马头娘

采桑饲蚕是新石器晚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组成之一，所以蚕神也已产生于那个时期。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初期，继承下来，便反映到甲骨卜辞中。据胡厚宣的研究，甲骨文中祭祀蚕神的卜辞约有四条。现以祖庚甲时蚕神与上甲微并祭的一条卜辞为例述下：
“贞元示（音qí）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1]
这条卜辞的意思是说祭祀元示上甲要宰牛一头，祭祀蚕示用牛三头。想见祭礼之隆重。“示”指神祇。故蚕示也即蚕神。“示”的神祇义源自巨石崇拜，这里不去说它。
有史以后，有关蚕神的文献记载，不如神农、后稷那样较少分歧，而长期多元并存，蚕神被称为先蚕、嫘祖、菀窳夫人、寓氏公主、马头娘、蚕母、三姑等，多轨并行，令人无所适从，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现象。
上举的卜辞只称蚕神为“蚕示”，说明殷商时期还没有嫘祖等各种不同的称谓。
蚕神的拟人化之一是嫘神，最初见诸于《山海经·海内经》，作“雷祖”：“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2]嫘祖之“嫘”，没有固定的写法，早期作“雷祖”。首先提到嫘神的是《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大戴礼记》也作“嫘祖”。查《说文》没有收“嫘”字，只有“儡”和“儽”字，不知道早期简牍本的《史记》和《礼记》是否不作“嫘”，而作“雷”或“儽”，后世传刻中改用统一的嫘？雷、儽、傫、嫘虽可通用，从造字先后和《说文》收字来看，甲骨文只有靁（雷），没有“累”，更没有“傫”和“嫘”，以“雷”为最早，儽（傫）次之，嫘最后。嫘出现后，雷祖、傫祖、儽祖虽然仍旧使用，最后是嫘祖取得统一书面语的地位。
尽管《山海经》和《史记》已提到嫘祖，但这个嫘祖与蚕神并无关系。秦汉宫庭祭祀的蚕神，称“先蚕”，这是蚕示（祈）的同义词。如《后汉书·礼仪志》云：“祠先蚕，礼以少牢。”《周礼·天官·内宰》：“中春，诏后帅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祀。”《礼记·祭统》更有详细的天子和诸侯负责亲耕，王后和夫人负责亲蚕的记述（文长从略），反映这时期的祭祀蚕神，未有专门的称呼，并与嫘祖无关。
《山海经》和《史记》中的嫘祖，身份都是黄帝妻子（元妃、正妃），与蚕神没有关系。反之，在唐朝林宝撰的《元和姓氏纂》中则把嫘祖奉为行神：“西陵氏女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唐朝王瓘的《轩辕本纪》则说：“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祖神之“祖”可训“道”义，故道路之祖神和行路之祖神相同）。宋·丁度《集韵》重复引用《元和姓氏纂》的文字，不俱引。沿这一条线索看，嫘祖也同蚕神没有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顺天地之时，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驯）化鸟兽虫蛾…”这是把种植百谷和驯化虫蛾都记在黄帝名下。如果虫蛾包括蚕蛾在内，则养蚕是黄帝发明的了。清·马驌《绎史》引《黄帝内经》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纴之功。”这里的蚕神显然和西陵氏之女的嫘祖也无有关系，即蚕神和嫘祖尚未合为一人。
尽管秦汉时已有嫘祖，但秦汉宫庭祭祀的蚕神，称“先蚕”。东汉时又出现另两个蚕神的记载。《后汉书·仪礼志》：“…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刘昭注：“《汉旧仪》曰：‘……今蚕神曰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后世《晋书·礼记·上》，宋·秦观《蚕书》等都有类似的祭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的记载，不俱引。菀窳和寓氏都是蚕神，为什么却分为二神？可能夫人是已婚的，代表大蚕做茧成蛾；公主是未婚的，代表前期幼蚕的生长，故分二神祭祀。“菀窳”二字费解，从字义看，“菀”通“苑”，“苑”有宫室义，“窳”指低洼处，有下湿义。蚕室的温度宜凉爽，湿度宜偏湿，桑叶才不会很快干燥。室内如偏燥，桑叶失水太快，不利于蚕儿进食且浪费。保湿尤其以蚁蚕期为重要，大蚕因排泄的蚕矢量增加，本身已较多湿气，故不必特意保湿。所谓菀窳夫人，当指在卑湿的蚕室中养蚕的夫人。“寓”有寄居之意，寓氏当指寄寓于蚕室的公主。原始社会的氏族长要带头领导播种和养蚕，世代相传，成了祭祀的神。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是宫庭王室后妃负责养蚕者的蚕神化，它们不是来自民间。
把先蚕与嫘祖联系起来，约在北周，见诸《隋书》：“北周制，以一太宰亲祭，进尊先蚕西陵氏。”以后是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宋·罗泌《路史·后纪五》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皮肤冻裂）之患，后世祀为先蚕。”元·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中也有类似记载[3]，不俱引。这是把黄帝元妃、嫘祖、蚕神合为一人（神）的经过，故事就这样日趋完整了。
祭祀蚕神和嫘祖混同不分以后，嫘祖仍未完全取代蚕神和菀窳夫人、寓氏公主。民间还有一个马头娘的传说，绕过嫘祖、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把蚕神的接力棒接了过去，成为与嫘祖、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多神并存的蚕神。而且这个马头娘的传说在民间的影响最为广阔和深远。到了元·王祯《农书》中，王桢汇总魏、晋、北齐、后周至隋朝的历代先蚕坛的不同规格，并绘图名“先蚕坛”表示，坛中央竖立先蚕灵位，皇后率领群妃拜祭（图2-4）。另外，又汇聚皇室和民间的各种蚕神，总名蚕神，绘成“蚕神图”，蚕神图的上方中央为天驷星，所谓“有星天驷，象合乎龙；唯蚕辰生，精气相通；孕卵而出，寓食桑中，取育于室，茧丝内充。”天驷星下坐着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嫘祖的左下位坐着马头娘（女身而头背后有马头）及蚕母；嫘祖的右下位坐着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以及大姑、三姑（图2-5）。[4]王桢让上层和下层文化的蚕神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地坐在一起，不是他个人的主见，实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是一种很饶兴味的文化现象。


以下转到民间的蚕神故事。民间传说中的蚕神不是嫘祖，而是马头娘。最初见诸于晋·干宝的《搜神记》：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处，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命树曰桑。…今世所养是也。[5]
《搜神记》所提“旧说太古之时”很重要，表明不是有史以后的事。只不过是晋时已很流行的故事。作者干宝从小随父亲迁往浙江海宁，他曾做过山阴（今绍兴）县令，《搜神记》序说他“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说明他这个故事是在江浙一带收集来的，但不知道故事的原产地是那里。早在《荀子·蚕赋》里（赋篇第二十六），提出一个关于蚕的谜语，请五泰（即五帝）回答：“有物于此，[u1] 。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而马首者与？”这个谜语及解答非常美妙。的确，长大的蚕儿，柔软嫩白，想象成美女的身体，也很恰当；当其昂首时，确有点似马首。这是《搜神记》民间故事的谜语化。
女身马首的蚕宝宝又和天象星座联系起来。《周礼·夏官》说：“夏官：掌质马。……禁原蚕者。”郑玄注：“天文，马为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蚕，是蚕与马同气。”辰是星名，即房宿，又称天驷。马属大火，蚕为龙精，蚕在大火二月浴种孵化，故说蚕和马同气。汉《阴阳书》也说：“蚕与马同类。”这种把天象与物候人事联系的解释，与阴阳五行说有关，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王祯引《淮南王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至汉，祀菀窳夫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此皆历代所祭不同。”[6]王祯提到“蜀有蚕女马头娘”，可补《搜神记》记述中没有马头娘地点之不足。王祯所据可能是前蜀（903～932年）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的记载，该书所述的故事情节较《搜神记》更为详细：
蚕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当高辛之时，蜀地未立君长，唯蜀山氏独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统摄，往往侵噬，恃强暴寡。蚕女所居，在今广汉之部，亡其姓氏。其父为邻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马犹在。女念父隔绝，废饮忘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人虽闻其事，无能致父还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绊而去。数月，其父乘马而归。…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中。女行过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人间。蚕自此始也。……一旦，蚕女乘彩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矣，无复念也。”言讫，冲汉而去。今其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验。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画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三国（？）《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8]。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现在四川盐亭高登建有嫘祖宫，内塑有嫘祖、马头娘像。嫘祖宫大门两侧有联云“弘扬嫘祖文化，振兴高登经济。”
马头娘的故事出于四川并非偶然。四川古称“蜀”，蜀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字形虽然有所变化（蜀，附图2-6）[7]，但其上部都作马头形则仍然一脉相承，就是在现今楷书中，上面的“四”形，对比甲骨文也还可看出马头形的影子。甲骨文对牛、马、猪、鹿、犬等动物，都采用象形手法表达，每种动物，各显示其特点，以区别于其他动物，马字的特点是突出它的头部大眼及颈部的鬃，蜀字去掉下边的“虫”，即是马头及身的侧面（省四脚）。故《荀子》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的说法。《尔雅翼》亦说：“蚕之状，喙呥呥类马。”

但是，蜀字的头部也有释作蚕头的。《说文·虫部》：“蜀，葵中蠺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蠕动状）。《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说文》的葵，据《尔雅》释为桑）。许慎所引的《诗》作蜎蜎者蜀，但今本《诗·豳风·东山》作：“蜎蜎者蠋。”蜀和蠋的造字关系，当然是先有蜀，后有蜀旁加虫的蠋。《诗》毛传云：“蠋，桑虫也。”许慎说是“葵（桑）中蠺也”，蠺是专指的，桑虫则是泛指的，凡食桑的虫，都是桑虫。于是蜀和蠋既是同音通义，蠋又有其他桑虫的义。因蠋从蜀得义，又与马头的关系不大，这里不展开讨论。
蚕的繁体字作“蠶”，上半部是声符，下半的双虫是指昆虫类，但加上声符，便是专指蚕。（单个的虫，古代常指大型动物，如老虎、蛇都称大虫。）后世简化了，虫和双虫也不分了。按造字的规律，先有象形、会意的蜀，后有形声的蠺，蜀和蠺的古音也相近，二者同源。
蜀是以当地人养蚕著称，故借用为地名、人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汉·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蠶叢、柏获、鱼鳧……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到蠶叢（蚕丛），积一万四千岁。盖后世以蠶叢为蜀国之号。” 蠶叢的传说在 四川十分普遍，故李白《蜀道难》有“蠶叢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叹。明《一统志》谓“蠶叢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蚕桑。”这些记述和后稷的传说十分相似，后稷是教民稼穑之人（神），蠶叢是教民蚕桑之人（神）。所不同者，后稷自始至终称后稷，蠶叢则慢慢被嫘祖所取代，成为留在蜀地的蚕人（神）。
《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蜀）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邓廷良认为若水即今甘孜地区的雅砻江。[8]黄帝之子娶于蜀山氏，说明蜀山氏是与黄帝部族同时出现于岷山地区的部族。古代相邻的部族间，为加强联系，大抵世代通婚，为此，产生了黄帝妻子嫘祖也是蜀山氏的传说。这是又一条把嫘祖和蜀联系起来的线索。有记载的第一代蜀王，族名蠶叢氏，而蜀的本义即是野蚕。相传蠶叢氏时代，蜀地已有最初的集市，即蚕市。[9]
与蜀有关的另一个字是“蠻”（蛮）字，最初的蠻字下边没有虫（见附图2-7）[10]，读如mun，谐音作“民”、“蒙”、“苗”、“氓”等，都是“蛮”的同音。甲骨文的“四方”，即后世的“蛮方”。何光岳释“  ”字：“正像一人挑起一担蚕山的框架，……因为开始养野蚕时，只能在野是分布的桑林里就地设放这种框架，把吐丝的野蚕捉放到框架上，使野蚕能有规则地围绕框架吐丝。”[11][12]这段话分析野蚕如何转向人工饲养，是有道理的。但说  字的结构是正像一人挑起一担蚕山的框架，则不妥。因为两束丝的中间是个“言”字，不是人体。两侧的丝束已足以表示养蚕的族群，加“言”是对华夏人自称为“mun”，华夏人怎样把这音记下来，是件难事，于是画出两束丝象形，再在中间加插一个言，代表自称。又因南方蛮人多信奉蛇为图腾，故在下部再加一个“虫”，这样，就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蛮人的特点。

邓廷良把嫘祖和蜀山氏联系为一人，虽然没有把嫘祖同马头娘连在一起，实际上也等于联系在一起了。从黄帝时代以野蚕命名的蜀山氏，到后来第一个蜀王朝蚕丛时代，正是由蜀（野蚕）到蚕（人工饲养）的时代，这是邓廷良的观点。从蜀地范围内看，这种驯化过程还可以成立，但放大到黄河和长江流域并结合考古发掘看，则还欠说服力。
还有一个需要提出的是，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蠶叢，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种纵目人可远溯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或人像，其额面正中都有第三只纵立的眼睛，则蠶叢之纵目历史当亦随之提前。青衣神蠶叢氏的庙、黄帝妻马头娘的蚕神庙，遍布于蜀中，这些神都是三眼、中央者为纵目。马首人形的马头娘传入中原当很早，所以《荀子》说：“此夫身女而马首者与。”蜀中土著的诸神及氐羌系诸神的额中央，都有纵目，故屈原《楚辞·大招》歌云：“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髪鬟只……魂乎无西，多害伤只。”这种纵目现象并不局限于四川，浙江海宁县蚕乡信仰的“蚕花五圣”神像，为男性，盘膝端坐，有三眼，中间一眼为纵目。六手，上举的两手各擎日和月，中间两手所持物，是否为丝束及卷帛不能肯定，下面两手捧蚕茧。[13]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头娘的传说十分复杂，并不局限于蜀中，而是遍及各地，尤其是长江下游蚕区。不仅如此，还远渡重洋传播到日本。四千余年前良渚文化遗址已有丝织品出土，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时期又都以蚕丝著称，却和马头娘无关。良渚文化的时代较三星堆遗址为早，马头娘是怎样传播各地的，也是个谜。现在所知，太湖地区在明代已有马头娘的“神码”在南货店出售。“神码”是印在纸上的马头娘神像，用于祭祀。神码上的马头娘，手牵着一匹马，已非女神头上披马皮。但并非到处都改为人和马分开，据蒋猷龙先生回忆，1930年代，他家乡江苏宜兴乡间有一小庙，供养着一个陪祭的蚕神，女性，头顶罩有一个马头，身上披着马皮，端坐，手里捧着蚕茧。[14]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较现为温暖，故蚕桑业很发达。“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山东是当时蚕桑的重点产区。从东汉至南北朝，是黄河流域气候转冷期，隋唐五代有所转暖，但宋以后历元、明、清，气候都较现在为冷[15]，不利于北方蚕业的发展，却促成了南方蚕桑业的兴旺，而唐宋以后正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时期。推想马头娘的故事传说是在唐宋以后传到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并因中日交通的频繁开展而传至日本。
太湖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历史上一直有很复杂的祭祀马头娘风俗。祭祀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以家庭为单位举行，另一种以庙宇为中心举行。家庭举行的方式是：“下蚕后，室中即奉马头娘。遇眠，以粉茧、香花供奉。蚕毕，送之。出火后，始祭神。大眠，上山，回山，缫丝，皆祭之，神称蚕花五圣。”出火后祭神所用的祭品叫“茧圆”，是用米粉做成的如同蚕茧一样大小的圆子。[16]
以庙宇为中心的祭祀，又称庙会，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如杭州西湖的香市，嘉兴三塔的踏白船，湖州含山的轧蚕花，桐乡芝村的水会，海宁的蚕花戏等，都闻名远近。一般在春季蚕事开始之前，结伴同赴杭州，进庙烧香，祈祷“田蚕”。田蚕是把植桑和蚕事两者结合起来，祈求双丰收。其中湖州含山有一种名叫“轧蚕花”的风俗（“轧”是吴语，即“挤”的意思），还保存着原始生殖崇拜的残余，含山上有一座蚕神庙，祀奉马头娘。蚕农们于每年清明节前后两天里上山祭祀蚕神，多时一天可达两三万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未婚的男女青年总要往人堆里挤轧，人越多，挤得越热烈，即预兆当年蚕事越兴旺，称之为“越轧蚕花越发”。未婚的蚕花姑娘非常希望有那位小伙子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认为能有机会被摸一下，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她的蚕事一定会兴旺。[17]轧蚕花在苏南、浙北以至浙中一带都有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消亡。这个风俗的起源是极其悠久的，主角是女方，是原始母系氏族时的遗风。
日本东北地区的养蚕户几乎家家都祀奉“白神”，即马头娘。神体是一对用桑木刻成的神偶。一个是男性，刻成马头，另一个是女性，刻成女子头，身上穿漂亮的衣服。关于白神的传说同中国《搜神记》的马头娘故事大体相同。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前后是白神的祭日，届时附近数千名蚕农都带着各自家里祀奉的白神神体，到久渡寺去祭祀蚕神。祭祀的人们在神前行礼拜之后，围坐在院子里或寺外空地上，跳舞、聚餐，晚上在月亮下燃起篝火，由巫女吟诵《白蚕祭文》及咒语。《白神祭文》所诵的神话故事，同中国《搜神记》的内容也大致相似[18]。
马头娘的故事传至长江下游约在晋时。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是唐朝开始大盛，可能是在唐或宋时传向日本。这种口传的民间故事，不要说是传播国外，就是国内各地相互间传播也会发生再创造，有增有简，是容易理解的。
蚕桑神话的文献记载或口头传说，虽然无法同考古发掘进行核对，但考古发掘所鉴定的年代，却可以给神话传说以某些启发。遗憾的是，蚕桑考古发掘的资料，远不如稻谷那样丰富多样。1926年曾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遗址发现了半个蚕茧，距今约5600～6080年，[19]茧壳经一再鉴定，本身没有问题。但各家的见解不同，有认为可能是野蚕茧，有认为是后来带入的，不能算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有认为根本是不足信的，当然不能同嫘祖联系起来。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阳庄发掘了一个仰韶文化晚期遗址（距今约5400年），出土了两件陶蚕蛹，以及相应的理丝打纬的骨匕70来件，这是华北的情况[20]。长江流域太湖地区于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保存于竹篮里，同一探坑中发现大量稻谷，年代测定为纪元前2750±100年，树轮校正距今5260±135年。绢片经鉴定为典型桑蚕丝，不是柞蚕、椿蚕或野蚕丝[21]。根据这些发掘报告来看，新石器晚期无论南北，似可认为已开始有饲养桑蚕的事实。那末，有关蚕神的祭祀及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应该认为亦是很早以前的事，在有文字以后，从甲骨卜辞起，便相应陆续地记述下来，并不时地增添新的内容。剥去这些层层后加的东西，应该认为它们是并非局限于商周时期的故事。近二十余年来，在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的同时，蚕丝方面却没有新的发现，则是一种遗憾。
[1]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第11期
[2] 袁珂：《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十三”4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第4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4] 元·王桢：《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蚕缫门》，372～373页，王毓瑚校本，农业出版社，1981
[5] 晋·干宝：《搜神记·十四》，收入《百子全书》第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
[6] 元·王桢：《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蚕缫门》，372～373页，王毓瑚校本，农业出版社，1981
[7]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211页，169页，中华书局，1980
[8]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15～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9]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15～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0]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211页，169页，中华书局，1980
[11]
[12]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一章，第一节，9～11页，江西出版社，1988
[13]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103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4]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103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6] 顾希佳：“中日蚕神祭祀仪式的比较”，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9，杭州
[17] 顾希佳：“中日蚕神祭祀仪式的比较”，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9，杭州
[18]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69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清华研究院丛书》22页
[20] 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1]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