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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
2006-12-30    宁欣    作者惠寄    点击: 1128
一、长安城的区划与地域空间分配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
——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
古典戏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草民(或民妇)当街拦官轿(甚至是御驾)申诉，其场面之凄惨，围观群众无不恻然动容，从而引出一桩千古奇冤的大案。那么，我们要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拦轿的地点往往选择城市最主要的街道，二是当街拦轿产生的社会效应的辐射力和穿透力，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甚至上动天听，直至历千百年演绎而久传不衰。
那么，具有典范意义的——唐长安城，在相对封闭的坊市体制下，街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域空间为城市社会搭起了什么样的舞台？而城市社会在这一相对开放的空间区域，利用其所具有的社会公共性和公众性特点，是如何演绎和开拓历史的？尤其是长安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都城社会。我们如何认识街所营造的社会空间？[1]
一、长安城的区划与地域空间分配
唐长安城，因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坊市，成为史家心目中古代城市的典范。
唐朝都城长安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2]唐长安为三重城，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以“坊”为区划的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三重城功能各有分工。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将外郭城分为114坊(包括东西两市)，中央大街名为朱雀大街，南起外郭明德门，北至皇城南中门朱雀门(向北延伸至宫城南中门承天门)。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将外郭城坊市分为东西两街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之地。宫城占地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皇城占地面积约为5.2平方公里，外郭城占地面积约为74平方公里。
长安城的外郭城，就其区划，应该拥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一是由街道划分出的坊区，即城市居民居住区；二是市区，即东市与西市，即商品交易区；三是街道构成的区域空间(可简称为街区[3])，即城内公共交通与公共活动区。都城作为城市社会的载体，具有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有区别又不可分的研究领域。人们在研究长安城时，因其严密规整的坊市制，而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坊与市这样两个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其实，由于街区所具有的公共性、公众性、开放性及延伸性，不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在城市社会空间领域发挥着坊区与市区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应该有几个层级[4]：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外郭城的区域划分，即以南北纵向排列的坊为一个街区，如朱雀街东第三街，朱雀街西第五街等，即街区。是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的一种组合[5]。
坊、市、街三大区域，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东西10条和南北十四条的主干街道是开放和可延伸的区域，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在84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中，宫城和皇城共占十分之一强，外郭城占十分之九弱。那么，具有最大化公共性质和公众意义的外郭城主要街道所占的空间和比重是多少呢？
据考古发掘[6]，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即南北十一条和东西十四条)，东西向的街道勘探出皇城以南的十条，南北向的街道位于皇城以南的部分基本都勘察清楚，按照已勘察出的数据统计，外郭城主干街道的总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占外郭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强，八分之一弱。
[1] 唐长安城的街道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已另文撰述，本文从简。唐长安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又，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卷之二，有详细归纳，可参见。宁欣：《诗与街 ——白居易“歌钟十二街”所引出的话题》(《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亦有简要归纳。
[2] 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街区”的长安城市空间划分中，还有另一种含义，即以南北纵向排列的坊为一个街区，如朱雀街东第三街，朱雀街西第五街等。
[4]  前篇对街的层级有较详细的叙述，此处则简。
[5] 这点大家注意到了，但没有深入研究。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又，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卷之二，有详细归纳，可参见。
二、几则笔记小说的启示
二、几则笔记小说的启示
唐人笔记中的几段史料，应该引起我们对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街”的思考。
一则：
据故事传奇《李娃传》[1]记述：唐长安城有东西二凶肆(经营丧葬用品)，经常采取展示卖品、角逐哀挽声乐的方式互较胜负，进行商业竞争。东肆物品以奇丽胜出一筹，而西肆歌手哀挽音声屡占上风。东肆偶然得知被西肆救助的落魄举子郑生有一副绝好歌喉，于是用二万钱将其挖走秘密加以培养。二肆长相约在天门街[2]展示“佣器”以“较优劣”，当天“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西肆歌手“旁若无人”，唱罢，自以为“独步一时”，不承想郑生“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歔欷掩泣”，西肆长受到众人嘲笑，不仅输掉了罚直五万，还输掉了脸面，“惭耻”而“潜遁”。
二则：
《乐府杂录·琵琶》载：“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遂郎更衣出见，乃僧也。葢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以定东廛之胜。翌日，徳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嘉奖，乃令教授昆仑”[3]。
两则故事都有一条贯穿着的明线，也有一条潜藏的暗线。《李娃传》，缱绻曲折的爱情明线如诉如泣，哀婉动人；《乐府杂录·琵琶》，市人斗声乐、以琵琶新曲较胜负为明线，一波三折，出人意表。但其中的暗线却更加耐人寻味和激动人心，我们看到的是商人集团实力的角力和炫耀，由于充分利用了街这个公共空间作舞台，将商业竞争鬼斧神工地融入到声乐、新曲的角逐中，利用街的公众效应演绎得竟如此有声有色。而背后还有皇帝(皇族势力)和僧侣(宗教势力)的介入，更是跌宕起伏，回味无穷[4]。
其三：是关系到宫廷政治之争的一则记述：
兴庆宫位于朱雀街东兴庆坊，《太平广记》卷一八八《权悻·李辅国》载；“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5]。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于是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将玄宗近侍“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因“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6]”可知，兴庆宫是是玄宗潜龙(未登基)时的藩邸，玄宗即位后，成为“三内”之一。勤政楼位于兴庆宫南墙，下临东市东北角和春明大街，登楼可下视街市。失去帝位、失去杨贵妃的“太上皇”，郁郁寡欢，登楼观看街市，不过是为排解郁闷，由于街上民众的反映过于强烈，使得在肃宗即位上起了决定作用的权宦李辅国非常恐慌，于是，匆忙将玄宗立即迁往“西内”，意图当然是隔断他通过楼上观街建立与民众互动的联系渠道，以防不测[7]。
玄宗登勤政楼观楼下市人及行者，看似平常之举，却掀起不小的政治风浪，竟然影响到宫廷权力之争的天平。
不过，历史是生动的，描述可能却是枯燥和贫乏的。尤其当我们必须从制度和规定入手时，更是如此。
在坊市制下，街的公共活动不是孤立和隔绝的，它起到了坊市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而又具有沟通坊市、打通坊市的意义，是坊市制向街市制过渡的必要环节。坊市制的原则(特点)是尽量将城内空间分割成相对封闭的区域，而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因此，百姓居住、市场、主干街道，被分成不同的区，用门、街鼓、禁夜等设施和措施区划分割，实行分时段封闭式管理。不同区域人们的活动，是有规定和受到限制的。因此，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人们在这样一种限制下的活动及其城市空间社会变革之涵义。
街，属于城市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虽然是无庸置疑的，但城市地理学主要以邻里、社区和社会区为三个层次作为研究对象，街，或忽略不计，或包括在大的社区或社会区之中了。但这种分层法并不适用于坊市制度下的唐长安，街是坊市制下不可或缺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区。因此，我只好借用城市地理学的概念，把主干街道概括为：具有社会空间与感应(效应)空间双重功能的区域，而街本身实际上可分为交通、分区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功能。
本文将重点放在对街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探讨[8]。
[1] 据《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出《异闻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册，第3985-3991页。
[2]天门街即朱雀街，是南北走向的街道，文中东肆设连榻于北隅，西肆置层榻于南隅，有可能是在朱雀门外与春明门和金光门相通的十字街衢举办这类活动。亦有详细分析。朱雀门大街北段宽155米，春明、金光大街宽120米，街衢对角线为200米左右。对街或斜角设榻“广较胜负”。吸引士女数万人，还是容纳得下的。
[3] 《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659册，第22-23页。官方组织的祈雨活动，有多种形式。但充分利用街的公众效应是一致的，如在天门街上造“土龙”等。
[4] 妹尾达彦对第二则故事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5] 勤政楼，全名勤政务本楼，位于兴庆宫南墙。徐松：《两京城坊考》卷一“兴庆宫”引《唐杂说》云：“明皇为太上皇，居兴庆宫，每置酒长庆楼，南附大道，徘徊观览。”(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
[6]  第4册，第1409页。
[7] 花萼楼，全名花萼相辉楼，位于兴庆宫西墙。据记载，与勤政楼都应处于临街位置。
[8] 关于街的制度和街所具有的分区意义，请见前篇。关于街的文化功能拟另文探讨。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
2006-12-30    宁欣    作者惠寄    点击: 612
三、街道政治社会功能之探析1
三、街道政治社会功能之探析
讨论坊市制度的突破，那些非官方的、非制度性的举动往往受到人们更多关注，实际上，坊市制度的突破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努力、共同需求的结果。多方面的需求，使得街道具有了多种功能，主要的如：官方的的活动与举措——宣示功能制造的政治效应；徇街与徇市——政治与社会功能追求的警示效应；宣示功能向社会和民间的延伸——社会炫示功能引发的社会潮流与导向；榜语与街议——信息传播功能制造的舆论效应。
1、宣示功能制造的政治效应：街道空间的政治利用
官府利用街道空间组织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以起到宣示或炫示的效果，发挥政治功能。隋唐两朝在长安和洛阳举行的一些活动最为典型。
隋炀帝正月朝会：万国来朝戏场绵亘
隋炀帝在利用街道炫耀国力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在位时，东都洛阳“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1]”
把主要干道，变成一个展示与娱乐的大戏场，政治意义大于娱乐意义。
官方利用街的公众效应进行带有政治意义的宣示活动，还表现在举办重要的宗教活动上。轰动效果比较显著的有太宗贞观年间的“迎经像”和懿宗咸通十四年春的“迎佛骨”。
唐太宗迎经像：彩车遮道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慈恩寺，寺本净觉故伽监，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2]”大慈恩寺位于朱雀街东进(晋)昌坊，迎经像路线应该是：从外郭城西开远门入城，向东直抵皇城西安福门外，皇帝在安福城楼上观看，然后向南拐，沿皇城西墙(通安化门大街)，到金光门大街后东拐，走金光门大街，沿途经皇城含光门，到朱雀门外，南拐，沿朱雀大街南行至延平—延兴门大街，东拐，行至皇城街东第二街，南拐，直达晋昌坊东[3]。当然，到朱雀门后，还可以有几条不同的路线，[4]虽然具体路线并无记载，但可想见，不管选择哪条路线，彩车千余辆的车队，浩浩荡荡的行进在主要街道上，有皇帝御临观之，有信徒百姓沿街瞻仰，场面何其壮观，当然是能够达到最大的公众宣示效果[5]。
唐懿宗迎佛骨：车伞万数 驾肩弥路
再看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春的“迎佛骨”，据《杜阳杂编》卷下载：“(懿宗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鹬毛饬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尾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徒。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仍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取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与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6]”
万队幡伞，万数香刹，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蔬素祈福，全城“夹道佛声振地”，锦绣小车载歌载舞，沿途彩棚金镶玉饰，吹螺击钹，灯烛相继，真应了懿宗“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的意愿。宗教活动演绎成一场官方意志带动民间参与的举动，充分借助街道这个公众开放区域和开放功能，达到很强的宣示效果[7]。
天门街(即朱雀街)祈雨
以皇帝的名义由官府出面在主干街道上的活动，虽然形式和目的各异，但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向公众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姿态。
前举《乐府杂录·琵琶》：“贞元中，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
皇帝组织的祈雨，选址在天门街，就因为有宣示的意义，主要是做给民众看的。虽然最初属于官方行为，但后续活动确延伸到民间，成为商人扩大宣传的方式，应是政府的导向和鼓励。街道，越来越频繁和广泛的被用作公众和商业等活动的场所，街市的征象已经显现。
类似的还有一则：
《太平广记》卷二六0“黎干”：“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8]”不是舞龙本身，而是围着龙舞。那么，舞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共场所，京兆尹也加入舞，在街上舞，有观者，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而形式却持续影响着民间社会。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街的宣示功能的发挥和延伸。
皇帝出行：千乘万骑 填街溢路
由仪仗、仪卫、车舆、冠盖、羽麾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列，其宣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典型事例仍可举隋炀帝的出行，“隋大业二年……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馀里。三月，庚戌，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东京。”
官吏出行：呵喝风生 道路相高
官吏出行也利用街的效应造足声势。“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9]”凡出行，则“路傍高楼息歌吹，千车不行行者避”，但“街官闾吏相传呼”[10]，刻意制造以势夺人的氛围。再如京兆尹之出，虽然“静通衢闭里门”，但造的声势也不小，温璋，唐咸通时尹正京兆，自天街而出，将南抵五门，一条朱雀大街“呵喝风生”[11]。
史书上描述最生动的当属温造出行。温造性格偏激，“不顾贵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任御史中丞时，常在街上仗决左补阙李虞，曳中书舍人李虞仲引马，捉知制诰崔咸从人，“恣行胸臆，曾无畏忌”，每出行，行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引起众忿，于是皇帝下敕：“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12]”
显然“行李自大”、“道路相高”、“传呼前后”成了利用出行炫耀权势的重要方式。由于行李和传呼都没有具体规定，追逐规模酿成了不少矛盾，如按上所述，宰相出行火炬至少五、六百，中高级官吏传呼前后超过三百步者大有人在，构成的街景也颇为可观。
由于街行所具有的公众效应，官吏贵族为争势而屡生纷竞，如敬宗时，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街行，因“为教坊乐伎所侮，导从呵之，遂成纷竟”[13]，因此被贬为昭州司马。这样的街行纷竞事件并不在少数。
针对道路喧竞、行李自大的现象比较普遍，穆宗特下敕曰：“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祗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14] ”
上述的主干道路上刻意制造的声势与引发的纷竞，街道明显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角逐的场所。五代和北宋时，发生了一些变化。
五代、北宋都城，主干街道已嫌狭窄，坊市制的崩溃、街市的形成也使街的空间活动受到限制，甚至连皇帝的出行仪式也因为街道狭窄、人员混杂而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威严。如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时，车驾行幸，侍从百司官属下至厮役都“杂行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又“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冯高下瞰，莫为严惮”[15]。皇帝出行禁街的规定显然已无法严格执行，一幅万民同乐的画面。街的宣示功能在这一层面已经弱化，社会公众娱乐功能放大。而且，因为街道狭窄，只好对出行仪卫规模进行变通，护驾人数不得不大为减少[16] 。
为解决街行矛盾，避免纷争，对官吏出行，宋朝也出台了具体规定：“诸司非相统摄皆称移牒,分路者不得笼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17]”以适应已嫌狭窄而且不断发生侵街现象的街道，整饬街行秩序。
由于都城规制的限制，由于坊市制的封闭性，唐官方对都城主干对街道的政治性利用，远甚于他朝。
对进士及第的重视，朝廷采取了炫示的方式，而民间迎合“捧场”，主干街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子及第有轰动效应，“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18]”“新榜动长安”的具体表现落实在“九陌人人走马看”。因此，“九陌”[19]的动静是反馈公众效应的主要场所。
2、徇街与徇市——政治与社会功能追求的警示效应
古代刑人，为警示众人，往往当众行刑，以期达到最大效果。唐朝长安城宽阔的主干街正是具有最大公众效应的空间，警示就成了街的重要功能。唐长安城内具有公众性的行刑场所，记载比较明确的有子城西南隅独柳树[20]，东西两市，朱雀街[21]，崇仁坊，京兆府前街，街东安国寺前街，等[22]。在子城中行刑，有时还特地“集百寮往观之”[23]。
唐后期对重要案犯，为强化惩戒力度，往往采取——献(告)庙社、徇于两市，最后押赴固定刑场独柳树问斩。
史载，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十一月丙戍朔“御兴安门[24]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25]。又，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发生，贾餗、舒元舆、李孝本被捕，“先赴郊庙、狥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栁树下”[26]。又，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二月，擒秦宗权“上御延喜门[27]受俘”，“以之徇市、告庙社，斩于独栁”[28]。
可以想见，由于以长安为典型的都市，居民数量众多，主干街道宽阔整齐，“刑于都市”也好，“斩之于朱雀街”也好，或是“徇于两市”，都是在街和市的最具公众效应的场所，展示犯人、强化惩戒效果的一种方式。
这是唐后期警示效果最强的刑人方式。虽然有的记载只是“徇市”，但这样一个行刑路线，可以说充分利用了街、市的公众效应。先在皇城内左献庙、右告社，然后出皇城[29]经主要街道游行(徇)到两市示众，再押回皇城到西南隅刑场问斩。选定行刑场所，选择行刑路线，都是为了取得最强的公众效应，坊市制下，一个“徇”足以达到最强效果。此后，历朝历代仍然采取“徇”(现在的“游街”)的方式，以达到最强的警示效果。在皇城内献庙、告社周行一圈，可能走这条路线：(1)出安上门——走春明大街——进东市北门徇市——出东市北门——走春明大街——过朱雀门步入金光大街——进西市北门徇市——出西市北门——进皇城含光门——斩于皇城西南独柳树刑场。出入皇城也可以走顺义门(西)和景风门或延喜门(东)，沿皇城东(西)墙外街向南再走春明或金光大街。无论哪条路线，民众都会奔走相告，争先恐后，一路跟随，如无限制，还会赶赴刑场，观看最震撼人心——人头落地的现场。于是官府追求的警示效果、民众渴望的惊梀场面，在这种徇市、徇街活动中得以实现。如隋末，李渊斩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于朱雀街道，于是“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30]。
对重要的死刑犯人采取游街——闹市处决的方式，应该说是最重的处罚，充分利用街与市，将官府所期盼的公众视觉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最具震撼力的政治警`示功能。
[1] 《隋书》卷一五《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81页，。
[2] 中华书局，1981年，第262页。
[3] 大慈恩寺在晋昌坊东。
[4] 请参照唐长安平面图。
[5]  利用街道炫示，在晚唐达到高峰，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暂略，拟另文论述。
[6]  《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5册，第29页。
[7]  《旧唐书》卷一九下《懿宗本纪》和《旧唐书》卷一六0《韩愈传》也有记载。
[8]出《卢氏杂记》，第6册，第2032页。
[9] 《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9页。
[10] 《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沙堤行，呈裴相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册，第4281页)
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宫中玉漏下三刻，
朱衣导骑丞相来。路傍高楼息歌吹，千车不行行者避。
街官闾吏相传呼，当前十里惟空衢。白麻诏下移相印，
新堤未成旧堤尽。
[11] 《三水小牍·逸文》，中华书局，1960年，第35页。
[12]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16页。
[13] 《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本纪》，第2册，第518页。
[14]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第13册，第4316-4317页。
[15] 《宋史》卷一四四《仪卫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3387-3388页。
[16] 《宋史》卷144仪卫二，第3387-3388页。
[17]  《宋史》卷一一八《礼二一》，第2790页。
[18]《全唐诗》卷三五九 刘禹锡《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和》，第11册，第4052页。
[19]宁欣：《诗与街 ——白居易“歌钟十二街”所引出的话题》提到，“九陌”可泛指长安城的主要街道。
[20] 据《长安志》卷一0，独柳树在西市平准局西。有学者考证是在皇城西南隅。赵望秦：《“独柳树”地点考实》：“‘独柳树’是唐代在京城处死政治要犯的一个刑场，它原本是长在这个刑场中的一棵树，由于有此树而后经过约定俗成，逐渐地变为了地名。“独柳树”的具体地点应在皇城内侧的西南角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年第1期)
[21]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第1册，第228页。勤政楼位于兴庆宫南墙临东市及春明大街，街道宽阔，易于民众聚集观看。肃宗以后斩于朱雀街不见记载。
[22]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盛场(中)》(繁华场所) 史流三0号，北海道教育大学史学会  1989年6月， 第64页，“弃市”，叙述了长安的刑场、行刑程序、过程等。
[23] 《旧唐书》卷一0《肃宗本纪》，第1册，第251页。
[24] 兴安门是大明宫西南门，通外郭城。
[25]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下》，第2册，第461页。
[26] 《旧唐书》卷一六九，第13册，第4404-4405页。
[27] 延喜门为皇城东门，通外郭城东通化门，在此门受俘，民众可观看。
[28] 《旧唐书》卷二0上《昭宗本纪》，第3册，第737页。
[29] 出皇城哪个门不清楚，但在这样一种巡回路线的展示下，街上肯定聚集了众多观看的百姓。
[30]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三、街道政治社会功能之探析2
3、宣示功能向社会和民间的延伸——道路炫示引导的社会风尚
宣示功能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而向炫示功能的延伸，是主干街道政治功能弱化、社会功能增强的表现，这种利用街道的炫示举动，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民间。
亲迎车队：遮拥道路 歌舞喧哗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里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於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敕令禁断。”至十一月十二日，敕：“王公已下嫁娶，比来时有障车，既亏风教，特宜禁断。[1]”
亲王聘妃：十里铺筵：
宪宗幼子荣王聘妃，特地选择在朱雀大街上巡游，为展示和炫耀，而民众确实也是主要看客。唐代诗人有生动的描述：
帝子乘龙夜，三星照户前。两行宫火出，十里道铺筵。
罗绮明中识，箫韶暗里传。灯攒九华扇，帐撒五铢钱。[2]
看来是描述的晚景，“十里铺筵”、“帐撒五铢”，十里道，应该是出宫了， “十里道铺筵”，可能指此。而且不只一个诗人观看了这一盛大场面[3]。
公主出降“芬香街巷”：
《太平广记》卷二三七《同昌公主》：“(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4]，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全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5]”
公主出殡：弥街翳日
《杜阳杂编》卷下： “(同昌)公主薨，上(懿宗)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僚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骐驎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巳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路，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兵士、卤簿，率多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则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尺紫金之磬，繁剧华焕殆二十余里。上赐酒一百斛，饼餤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体夫也。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及灵车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泣。[6]重生，也重死，丧葬场面越来越隆重，送葬队列表演成分更突出。而观众正是“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看来这是大规模送葬所追求的最佳效果。同昌公主送葬队伍行走的路线可能会选择出兴安坊，走东市西街，到宣平坊向东走延兴门街，出延兴门往东郊墓地，这是一段公众效应最佳的路线。而懿宗和淑妃御延兴门送灵，又加强了公众奔看的热情。
民间也争相仿效，婚丧嫁娶过程中的花车(灵)车游街、沿途演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风靡一时。
民间厚葬——“衢路舁行”“徒以炫耀路人”
(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燿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   行。”[7]
《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未几，又转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岁冬十月，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8]”
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徳裕上《论丧葬逾制疏》云：“应百姓厚塟，及于道途盛陈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殁以厚塟相矜，器仗僣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人戸贫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丧塟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塟物渉于僭越者并勒毁除。[9]”
《全唐文》卷四八代宗《申约葬祭式敕》：“葬祭之仪，古有彝范。顷来或逾法度，侈费尤多。自今以后，宜俭约悉依令，不得於街衢致察。及假造花果禽兽，并金银平脱宝钿等物，并宜禁断。[10]”
官吏赴任：鲜华相尚 倾城出郭
晚唐奢靡之风继续在街道上肆虐，继续向延伸到城郭之外，亦可举典型一例：
《阙史》卷下《卢左丞赴陕郊诗》：“卢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鸣珂珮玉，纡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城为之一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槚之日，填咽临都驿[11]，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有白髯驿吏声指曰：“某自拥簅？(竹字头下慧去心)    清邮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12]”
街路活动连接到郭城外的官道，“前后十五里”，公众效应也确实空前，正所谓老驿吏所言“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
上行下效
《开元天宝遗事》卷四“楼车载乐”一段则更形象地描述了官贵与民众的互动：“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13]”
杨国忠及虢国夫人宅都在朱雀街东毗邻东市的宣阳坊，从私第出发由声乐引出，大车结彩楼，女乐数十，载歌载乐一路，未到苑中，声势已先造出。贵族、豪民乘风而起。
宣示功能向炫示功能的延伸，是长安“俗世化”[14]趋势在利用公共空间方面的重要表现。在中晚唐奢靡之风的裹挟下，街上的活动侈丽眩目。
上述这些活动，如果没有公众效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街道正是可以博得最大公众效应的空间。有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城区以外，城里人相率追出去看“热闹”。形成“街路效应”。有正面有负面效应。由于都城的关系，街的效应更为显著(坊市、街道宽阔)。
4.榜语与街议——信息传播功能制造的舆论效应
民众成为城市社会中数量日益庞大的群体，民众的向背、意愿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街，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场所，各阶层带有意向性的行为，很多是在街上发生的，利用街的公共性特征而传达这种意向。统治者在街上的举动也往往带有导向性，街成为官府与民间社会的沟通渠道。
1)街路舆论效应
虽然有些事件或舆论并不确切地发生在街上，但人们习惯用“街”来表示事件(举动)和舆论影响的公众性。
一例：
文宗太和年间，牛李党争如火如荼时，杨虞卿依附李宗闵，引起御史大夫李固言的不满，于是借“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汹汹”，虞卿竟因此被贬为远州司户[15]。
其二：
《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宏道中，魏克己为侍郎，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哗，甚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为同州刺史。……开元初，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16]”
其三：匿名贴榜
《大唐新语》卷二刚正第四：“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审理其状。[17]”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大中二年九月，敕：“比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后所由切加捉搦，如获此色，便仰焚瘗，不得上闻。[18]”
街路、街肆的舆论效应，信息传播功能，成为党争打击对手的借口，成为选人和民众对铨选结果表露不满情绪的场所，成为百姓抨击宫廷佞臣的媒介。街作为舆论制造、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成为民众情绪、社会动向的？
放榜虽然在皇城内，上述的街也是皇城内的街，但街由于属于相对开放场所，于是就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的集散地。这种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往往会反映民众的情绪和社会的动向(而且往往以中下层中的知识分子为导向？)。
2)街衢喧哗：
与上述匿名贴榜不同，也有直接利用街衢制造舆论的。
《南部新书》壬载：“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19]”
一些反映民众意向的政治民谣，也是经过街市等公共场所广泛传播：
《唐语林》卷七补遗云：“咸通末，曹相确、杨相收、徐相商、路相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已。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20]”
街中民谣，很多都会对政治舆论造成影响，往往也是政治舆论的民间反映形式。
利用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的事例不少：
苏安恒，博学，武周长安三年，上疏抨击二张乱政曰：“自(魏)元忠下狱，臣见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贤良，以元忠必无不顺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乱之意，相逢偶语，人心不安。虽有忠臣烈士，空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不敢言者，皆惧易之等威权，恐无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21]”
强调“街谈巷议”民众舆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期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3)街的社会舆论潜功能：
本文开头所举的玄宗登勤政楼观楼下市人及行者，看似平常之举，却掀起不小的政治风浪，甚至影响到宫廷权力之争的天平。而这件事背后的政治背景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在玄宗仓促逃亡四川的途中，太子李亨与大宦官李辅国策动马嵬驿兵变，杀掉玄宗宠臣杨国忠和宠妃杨玉环，回师北上，在灵武即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平叛之后，玄宗回到长安，父子重逢，两相尴尬，在李辅国的主张下，将玄宗安置在偏离政治中心的兴庆宫[22]，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玄宗郁闷无聊，登临勤政楼，因勤政楼位于兴庆宫西南，紧邻东市和街道，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看见昔日“三郎天子”，不禁怀念开元天宝时的盛世辉煌，才有“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但群众的反应过于强烈，“传呼万岁，声动天地”，这种公众反应显然已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很可能会威胁到肃宗李亨的宝座，于是，玄宗被迫迁入大内，彻底隔断了他与民众的沟通与联系。玄宗的结局只能是郁郁而终。
由于皇帝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混杂在民间，于是，组织或参与民众在街上的活动，就采取登上城门上的城楼观看，如：迎佛骨、受俘等，甚至直接目的就是“观游人”，横跨街道上方的城楼成为天子与百姓沟通的场所[23] 。
4)  邀驾与接诉：街衢拦轿投状之源流
小说戏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人头簇拥的繁华街道上，某一高官(巡抚、巡按之类)出行，仪仗护卫前呼后拥，忽然一草民(往往是女子)拦轿喊冤，于是引出一段弥天冤案。
实际上，唐朝法律是允许百姓以击登闻鼓、拦御驾、街衢拦官、投匦方式利用街道的公众效应，进行申冤申诉等非常规方式以使下情上达，还规定官吏要重视“街衢接诉”。
《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武宗开成)四年四月敕：“吏部去冬粟错及长名駮放选人等，如闻经冬在京，穷悴颇甚，街衢接诉，有可哀矜。宜委吏部检勘，条流钤辖。如非逾滥、正身不到、欠考、欠选、大段瑕病之外，即与重收。[24]”
《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疏议曰：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及於魏阙之下，挝鼓以求上闻；及上表披陈身事：此三等，如有不实者，各合杖八十。注云“即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从上书诈不实论”，谓上文以理诉不实，得杖八十；若其不实之中，有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即从“上书诈不实”论，处徒二年。[25]”说明，如所述属实，则不会有以上处分。
按法律如“理诉不实”要处徒刑，但邀驾拦轿这种形式虽然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但却被民间津津乐道，演绎出的传说和故事长盛不衰。正是这样一种在街道上产生的公众效应为戏剧小说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在路邀驾申诉”的行为发展成拦官轿申冤的方式，民间社会对这一举动产生的公众效应津津乐道，朝廷亦借此表示其亲民之举，长盛不衰的演绎出多少传说与故事。
虽然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不一定都是在街上进行，但是，人们却往往用“街”来突出传播的广泛性和舆论的公众性。
所谓“街谈巷语”“街肆汹汹”“街路喧哗”“街谈巷议”正是因为传递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信息，而引起朝廷的重视。
[1]  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第0826册，第1529页。宋代“障车”改成“拦门”，活动场所应在近门一带，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五《娶妇》，中华书局，1982年，第144页。
[2]  《全唐诗》卷五0五梁铉《天门街西观荣王聘妃》，第15册，第5747页。描述的应该是晚景，但晚上举行活动，还允许沿街观看，是否有限制，不详。
[3] 张朝光：《天门街西观荣王聘妃》：“仙媛来朱邸，名山出紫微。三周初展义，百两遂言归。郑国通梁苑，天津接帝畿。桥成乌鹊助，盖转凤凰飞。霜仗迎秋色，星缸满夜辉。从兹磐石固，应为得贤妃。”(《全唐诗》卷五0五，第15册，第5747页)
[4] 即安兴坊，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5] 第5册，第1825-1827页
[6]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中华书局，1958年，第57页。
[7] 《唐会要》卷三八《葬》，第0819册，第692页。
[8] 第13册，第4217-4218页
[9]  《唐会要》卷三八《葬》，第0819册，第697页。
[10] 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533页。
[11]  临都驿距城大约五、六里。
[12]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36册，第36-37页。
[13]  《丛书集成初编》，第3883册，第 页  。
[14] 借用林立平语，见博士论文《唐宋城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京师文库”收藏。
[15]  《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第4563页，第14册。
[16]  《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0725册，第28-30页。
[17]  《大唐新语》卷二《刚正第四》，《丛书集成初编》， 第2741册，第22页。
[18]  第2册，第621页。
[19]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48册，第92-93页。《开天传信录》同。
[20]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6页。
[21]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第15册，第4882页。
[22]  兴庆宫紧邻外郭城东的春明门，西南邻东市。
[23] 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24]  第0825册，第1343页。
[25]  中华书局，1983年，第447页。
街的延伸思考
街的延伸思考
在严格的坊市制度下，我们应该注意到主干街道被官方和民间充分利用，起到了沟通坊市、营造城市整体氛围和扩大城市社会交流的作用；在坊市制度逐渐松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到坊市制的松弛，也应该注意到街禁的松弛；在坊市制度崩坏的进程中，我们除了应该关注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诸如天门街及坊角的流动商贩，或破墙侵街、接檐造设的侵街运动(因此，两宋的御街与唐长安的朱雀街已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应该忽视到占据外郭城总面积的约七分之一强的主干街道，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与地域空间在的所发挥的独立作用。我们从唐长安城灯节开夜禁的“车马骈阗”载歌载舞[1]、广衢戏场的“人闹已万万”[2]，花萼楼下的倾城长竿[3]，是否可以感受到与《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街市桥市同样梦幻般的繁华。
街所具有的公共与公众功能并不是唐或长安称独有的，我们探讨的意义首先是有一个历史前提——施行封闭式坊市制的城市制度，宽阔的主干街道，街的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社会功能才凸现出来，街——这一线形空间所营造的社会活动舞台才具有打通坊市、推动社会变迁的意义。[4]
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地域，都还有很多可供我们研讨的空间。
2006年1月完成修改稿，删节稿载于《文史哲》2006年第5期，第79-86页。
[1]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七》，《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742册，第91页。
[2] 《太平广记》卷三四三“李僖伯”，第2722页。
[3] 《全唐诗》卷五一一张祜《千秋乐》：“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第5838页)
[4]本文并没有穷尽街的社会功能，如街所承担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文化娱乐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有关史料也很丰富，对推动城市社会的开放、促进坊市制的瓦解更受关注，有关的研究也很多，限于篇幅，拟另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