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前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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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前的遐想

 

莫高窟,又称之为“千佛洞”,我国四大著名石窟之一。位于甘肃敦煌东南二十多公里的沙漠之中。

曾经的它离我是那么遥远,遥远的我只能是常常在地图上去抚摸、去揣想,而现在的它就站立在我的眼前。

我站在了莫高窟前,我走进了多年的梦想。

莫高窟前的一座桥跨过一条干涸的河,它也使我也跨过了千年时空,走进了古代的艺术殿堂。一座牌坊矗立在眼前,上有两块匾,竖为“莫高窟”,横题“石室宝藏”,均为郭沫若所书。

相传公元三百六十六年有一位名叫乐樽的僧人开始在此凿窟造像,由此历经隋唐以至元代,从此叮咚的凿窟声响彻了千余年,他是莫高窟文化的创始人、他是莫高窟文化的奠基者。

乐樽和尚为何选中离中原如此遥远的杳无人烟的荒漠?这儿安静、但安静的人迹罕至;这儿有文化渊源、但文明从末踏足过这片土地。选中它,恐怕另有原由。

他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华夏大地南北纷争,战火连连。南有东晋王朝偏安一隅、风雨飘摇;北是十六国的前秦符洪东征西讨为统一而战,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南北之间又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佛不忍看人世生灵涂炭,僧也无安生立命之地。选择远离战火的沙漠,选择荒无人迹的荒野,实属一种无奈,但也就是这一种无奈却成就了敦煌、成就了莫高窟。

莫高窟的兴盛当在中华历史上唐代,朝野上下礼佛颂经,尤其是高僧玄奘天竺国(今印度)取经归来。 “九层楼阁”里的大佛,高三十五米,塑于初唐,二十七米的佛像成就于中唐,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涅槃大佛,皆出之于唐人手笔。由于信仰的虔诚,经济的繁荣,在唐代,上至皇亲贵戚、达官贵人,下到走卒贩夫皆争相到莫高窟造像礼佛,乃至整个不大的山岭上凿满了大大小小、错落不等的石窟。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是一种何等气象,大漠之中炊烟四起,荒秃之岭凿声彻天,乃至于若大的山岭上窟已无处可凿,佛已无处可安,于是就产生了前代的壁画被后代掩盖重绘而再掩盖的现象。在参观莫高窟的壁画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有的窟中墻壁的断面粉层竞有四五层。

这是一种热情、这是一种理想、这是一种祈盼、这是一种寄托。

盛唐奠定了莫高窟的辉煌,但遗憾的是在中华大地上盛世总是短暂。晚唐社会又陷于混乱,五代十国,军阀混战。赵宋一统,然而敦煌之地已不是华夏天下,徽钦二宗被虏,康王南渡,蒙古人忽必烈大军的马蹄又踏破江南。到了明代,中华版图最西北面就是今天甘肃的嘉峪关了。

莫高窟的香火已尽,它和华夏文化的纽带早已被割断。莫高窟的归属就象沙漠里的季节性河流一样,时有时无、飘忽不定。任朔风吹动、任黄沙拍面。

莫高窟是有幸的然而又是不幸的,有幸的是它躲过了中原历次战火的摧残,不幸的是永远沉寂在茫茫的荒漠之中。

莫高窟在哭泣、在倾诉、在呼唤……

不经意间时光似流水般已逝去了千年,莫高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被朔风蹂躏、它被黄沙掩埋。

然而,莫高窟一直在等待、一直在期盼……

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的一天,辛辛苦苦的莫高窟道人王圆箓依然早起,去清理一个又一个被黄沙掩埋的洞窟,当他在清理到一个洞窟入口处时,洞口右侧的墙壁忽然哗啦啦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王道士发现了洞窟中还藏有一个小的洞窟,洞窟中堆满了佛家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洞窟中的各种古物来自何处已无证可考,据推测多数是来自于为躲避中原的战火而深藏于此。

洞窟中的珍贵艺术品终于重见天日,它们就要发出灿烂的光芒,给世人一个惊喜。这是神灵对他的选择,这是历史对他的眷顾,天道酬勤,勤苦的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大门,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他都将在敦煌的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王道士掂量出这些物品的重量,于是他挑捡了几件品相好的经卷送到县衙门的案前、送到道台的府上想以此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朝廷始终没有下文,送去的几件文物也只是成了几个官僚手中把玩的物品。现在有人指责当朝及这些文官没有努力去保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但这种指责近乎荒唐,要知道此时的大清王朝大厦将倾,即将作古。十一年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王道士望着满窟的古物不知所措,一百多年前在这杳无人迹的茫茫沙漠之中,洞窟已是殘垣断壁,积满沙土,能执著地守着这片土地、保护好其中的佛像已属不易,再加上这满窟的古物,实在是难为了王道士。

朝廷不要,总不能一直堆在这小小的洞窟中吧。再将其封存起来,就是对神灵的亵渎,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此时欧美的一些学者、汉学家和考古家们不知他们如何得此消息,不远万里、冒着生命的危险长途跋涉穿过无人越过的沙漠来到了敦煌、来到了莫高窟。

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和鄂登堡等人分别用一笔小小的费用取走了洞窟中的一批又一批大量珍贵的文物,而王道士则用这笔费用修葺了倾倒的楼阁。

夕阳西下,满天的晚霞映红了莫高窟前的茫茫黄沙,王道士望着那装满古物的驼队渐行渐远,和夕阳一同消失在黑暗中,那叮叮当当的驼铃声也随即消逝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海之中。他整了整头顶上的方形道帽,拂去了沾满道袍上的沙土,此时他的心情是凄楚、是欣慰。凄楚的是满窟的珍品在他东奔西走的呼号下却无人赏识,欣慰的是这些珍品将在夕阳西下的他国土地上重见光辉。

夕阳西下的那片远方土地迎来的却是一轮朝阳。

一九四三年,正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抗日救国的关键年头,当时的国民政府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对窟中的文物进行了修复、保管和研究工作。一九四九年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参观敦煌博物馆后才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前对那么多、多得几乎数不清的洞窟进行科学编号管理的并且去实行的是来自于“斯坦因”们,为防止壁画受潮脱落采取多种方法的也是“斯坦因”们。

宗教无国界,文化无国界,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前人所创造的文化多数是由宗教保存下来的。传播一个有益于人类的文化是任何一种宗教的共同目的。中国的佛教乃玄奘取之于天竺,西方的耶稣诞生于犹太。

“斯坦因”们“盗取”了敦煌的文物、却积极地研究了它、发扬光大了它。使它成为了一门学问,使敦煌成为一个世人向往的地方。

究竟是谁发现了莫高窟?是王道士、是“斯坦因”们、还是一九四三年后的我们?

挖掘出一个物品的真实价值是发现;把玩着一个物品的美丽外表只是看见。

走出莫高窟,带着惊叹也带着万千的思绪,望着远处黝黑的三危山,零零落落的白色圆寂塔座落在无际的戈壁沙砾上,在黝黑三危山的映衬下分外醒目,王圆箓道士的圆寂塔也置身其中,他的圆寂塔碑端刻有“功垂百世”四个字。

王道士,你担当起这四个字的份量,你配得上这四个字的颂扬。

你是莫高窟文化的守护人,你是莫高窟文化的传播者。

隔着那条干涸的河,我遥向王道士的圆寂塔深深的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