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千年的“中国制造”品牌因何走向衰落

核心提示：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

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9月刊，作者：苏琦，原题：《中国制造：盛放与凋落》

中国制造在辉煌的“早熟”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

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或许是致命的短板之一，然而长期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应该足以抵消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中国商人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也应该能为制造业提供足够的资本，令其获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

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人口过剩导致劳力节约型技术付之阙如这一传统解释之外，小自耕农在有清一代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维度：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小自耕农经济能够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品化水平，为出口生产商品。然而，在生产单位的细微化过程中，口粮的种植与商品作物的种植是结合在一起的，专门化的收入无法排挤掉其他农作物，中华农业帝国未能再进一步形成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扩大。当此一农业生产体系趋向稳固时，只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革新留存下来，而那些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的革新被搁置一旁。

在19世纪的中国，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

停滞的国内市场

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19世纪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

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

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在自己家中”的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高估其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又倾向于低估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活力。事实上，相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开拓一直呈波浪形发展的势头，甚至在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仍在自然增长中。

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

有明一代，在朝贡贸易继续扩大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控制。其结果是海盗贸易集团的勃兴和为规避明朝禁制而作为离岸交易市场出现的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崛起。海盗的迅速扩展，反映了东亚海上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而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发展，则便捷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太平洋贸易圈的进入。

无论是面对东南亚的“小兄弟”，还是远道而来的“外来户”， 此时的中国均以“工业制成品大国”的面目出现，帆船从中国来到马六甲，带来大量的丝绸、糖、瓷器、铜器、铁器、樟脑、硫磺、明矾和硝石等制成品，回航的压舱物则主要为胡椒、檀香、丁香、象牙等初级产品。大量白银的涌入，如同数个世纪后巨额的美元汇储，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