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数字背后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8-20 15:02:47
 
 
中国经济热度
·策划语·
2007年已然过半，中国经济热度不减。
流动性过剩、升值预期、国际热钱、贸易顺差等问题之外，6－7月份，物价上涨又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统计，我国价格总水平在2005年上升1.8％、2006年上升1.5％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出现显著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较大幅度上涨，1－6月份平均上升3.2％，其中6月份同比上升4.4％，到7月份则上升了5.6％，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
价格总水平上涨主要是由于食品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引起的。1－6月份食品类价格上升7.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2.5个百分点；居住类价格上升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0.53个百分点。
这一轮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既有国际市场涨价的影响，也有成本增加的推动；既有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也有个别经营者不当行为的推波助澜。
中国经济是否在由偏热走向过热？CPI数字高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资产价格上涨速度如此快速？为什么流动性过剩依然未得到有效遏制？现实的中国又能从过去的亚洲危机中吸取怎样的经验？
本期，我们特别策划“中国经济热度”专题。
·前言·
近两个月来，肉蛋粮油的价格上涨，成了百姓居家过日子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5.6％，创出1997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
在各项数据中，食品价格上涨15.4％，非食品价格上涨0.9％。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鲜蛋价格上涨30.6％。看来，7月CPI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由于食品价格的拉动。
5月，3.4％；6月，4.4％；7月，5.6％……
物价上涨的原因何在？5.6％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会从食品类蔓延到其他商品？是结构性上涨，还是恢复性上涨？这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是否会出现全面通胀？全球普遍通胀的压力下，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近日，本报诚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和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肖耿对上述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人们理解当下经济局势有所助益。是为本期天下论衡。
1.5.6％的涵义
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绝对不应该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率增长往往高于发达国家。
《21世纪》：7月份的CPI统计数据达5.6％。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余永定：CPI在欧洲，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在3％左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保持了3％的通货膨胀率，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我们绝对不能丢掉来之不易的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一般来说，面对2006年下半年以来不断攀升的CPI，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应该进一步收紧。
肖耿：因为食品在CPI中占很大比重，而7月份个别食品价格上涨非常快，所以7月份的数据高是意料之中的。
但7月份CPI达5.6％，也可能反映了几个更深层的情况。一方面是个别农产品的供给短期内出现了问题，这可能是季节性的、突发性的，造成了食品价格突发性的增长。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有可能反映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就是消费产品价格由于预期到工资的上涨，而普遍上涨。
如果是工资上涨导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5.6％这个数字是很正常的，不可怕。但问题在于如果当结构性通货膨胀达到5％的时候，银行利率就必须跟着结构性通胀的预期一起涨上去，如果不涨上去的话就会导致负利率，从而会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出现楼市、股市等资产泡沫，这将导致资产价格扭曲。
哈继铭：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近期较高的CPI背后有许多暂时性的因素。而结构性方面，食品上涨依然是推动CPI同比增速明显回升的主要原因，非食品保持稳定。统计数据表明，7月食品同比上涨15.4％，比6月高4.1个百分点，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非食品同比仅为0.9％，比6月同比1.0％放缓了0.1个百分点。
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粮食价格上涨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相关。我国政府目标是确保耕地18亿亩的底线不被突破，而耕地面积近年来逐年下降，已接近这一红线。
《21世纪》：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中国是否可能出现全面通胀？
余永定：为了把握未来的通货膨胀形势，我们有必要对CPI升到5.6％的涵义作进一步的考察。首先，中国的CPI是整体CPI，而不是核心CPI，而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所关注的，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CPI是核心CPI。整体CPI中包括了食品和燃料等容易发生随机波动的商品的价格。中央银行难于根据这些价格的变化而采取调控措施。如果以核心CPI来衡量，由于中国的非食品价格的价格增长幅度相当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低的。其次，中国的PPI(生产价格指数)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回落，目前的同比年率仅为2.4％。PPI的回落有助于减轻CPI进一步上升的压力。再次，即便在当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品的供大于求现象依然严重，汽车和其他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中国净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产品供大于求的状况(如钢铁的出口)。再次，2002－2003年以来，水、煤、电、油、运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瓶颈。今后“短板效应”造成物价上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最后，在过去数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消费。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因而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了维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而不导致通货膨胀的能力。
“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将继续恶化，或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已经失去控制”，我以为，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在目前，关键问题还是我们的政策反应是否正确。政府同居民和企业一起构成经济生活中的三大参与者，政府并非消极的旁观者。如果政府的政策措施到位，通胀形势的恶化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目前讨论是否是局部过热、结构性过热等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自2003年以来，政府的政策方向一直是防止经济过热。目前形势下如有什么新变化，也应该说是量的变化、力度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方向的变化。我不认为存在什么“新一轮紧缩调控”的问题。我们手中还有许多政策工具和使用这些政策的空间，控制通货膨胀，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哈继铭：前瞻地看，中国通货膨胀不会失控，也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胀。
第一，2007年我国粮食有望增产，粮食价格大涨的可能性比较小。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在7月2日做的预测，我国2007年主要粮食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比2006年上升0.2％；而产量合计增长2.1％。按此推算，我国2007年粮食产量将超过5亿吨。
第二，7月活猪玉米比价再创新高，农民养猪不但可以弥补成本，还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虽然蓝耳病对农民养猪积极性有较大影响，但价格的进一步攀升仍将大大刺激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进而增加猪肉的供应。
第三，非食品通胀难以大幅上扬。非食品价格涨幅今年以来保持稳定并且有所下降，PPI涨幅的放缓也预示着CPI中的非食品价格难以大幅上涨。
第四，我国的人口红利将继续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中国自建国之后于1950－1970年间经历了生育高峰。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使得我国的抚养率在1980年以后较快下降。这同时意味着我国人口中劳动效率最高的一个人群在整个人群以及整个工作群体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这带动了整个工作群体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工作群体整体的单位劳动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尽管工资在涨，但是劳动生产率增速更快。
第五，人民币呈现加速升值的势头。一方面，这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对进口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两者都会减弱总需求。另一方面，其他条件不变，这会导致我国进口品价格下降。这两个方面都会对CPI同比增速产生抑制作用。
肖耿：判断是否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要看价格上涨的原因在哪里。目前看来主要是食品的价格在上涨。但是如果食品价格长期上涨的话，必然会带动工资上涨，那么就会有结构性的普遍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像中国这样以两位数增速发展的国家，是经常会出现的，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带动的，并不是由于钞票印得太多造成的。
在美国或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率目标通常是2％到3％，他们是不会让经济出现通缩的，也就是说，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在发达国家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绝对不应该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率增长往往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通胀率是2％－3％的话，我们的通胀率应该比这个数字高的，因为我们还有来自于结构性调整的通货膨胀。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工资上涨推动的通货膨胀，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相对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一定会不断上涨。
我觉得目前中国价格上涨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种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相反，实际上中国的总需求是不够的，从中国存在相当大的国际贸易顺差这个事实来看，我们的总需求是低于总供给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价格高涨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价格及个别产品及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比如，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利率没有相应地、及时地升上去，这导致利率很低甚至是负的，就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会刺激一些消费。但是这种扭曲的价格对消费及投资的刺激并不能够创造足够的总需求来吸收过高的总供给。如果中国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但没有严重的价格扭曲，就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结构性的工资上涨，及一个比较平稳的、持续的、较低的通货膨胀。但目前的情况是工资的增长远远低于食品、房价及股价的上涨。而利率及一些能源产品的价格由于政府价格管制也上升缓慢，导致消费及投资方面的浪费及供给不足。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局面，一方面从外贸来看，我们的总需求是少于总供给的；但是从局部价格、通货膨胀率看，又出现了一些好像是经济偏热的现象，原因主要是在微观上面有很多价格没有理顺，利率没有理顺、能源的价格没有理顺、原材料价格该涨的没有涨。因为有些价格在通货膨胀的时候是需要让它涨上去的，比如说农产品价格，涨上去以后供给就会增加。供给增加后，价格又会回落，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2.资产投资预期增加
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本质上这还是通缩的问题，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问题。
《21世纪》：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经济是通胀的压力大还是通缩的压力大？到今天，是不是中国已经完全走出了通货紧缩，进入到通胀的阶段？
肖耿：我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通胀阶段。中国会有一个由于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导致的结构性的工资及价格上涨的过程，但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本质上这还是通缩的问题，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供给能力，还有剩余的资本及剩余的劳动力，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吸收，还没有被有效率的使用，这是最大的挑战。
从本质上看，这是微观效率的问题。因为实际利率太低，工资太低，环保监管不力，能源价格偏低，鼓励了一些低回报、高社会成本的项目，挤压了高回报、高社会收益的项目。
比如说，一些地区为了创造本地就业，不顾环境污染及高能耗，鼓励一批技术落后，低利润、低工资的企业。由于成本是扭曲的，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考虑进去，这些企业的出现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并可能挤压一些高技术、高工资、环保、低能耗企业。那些没有效率的项目纷纷上马，一些有效率的大项目却很容易被宏观调控给卡住了。市场扭曲后就会出现很多不平衡。我们目前遇到的宏观偏热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一些人在股票市场一下赚很多钱，而很多工人的工资偏低。一些地方很热，一些地方又很冷。
《21世纪》：从全球范围来看，通胀并非仅在中国发生。美国包括亚洲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那么您认为这种全球性通胀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其中受怎样的影响？
肖耿：全球性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科技股泡沫后印的钞票过多，加上战争造成的双赤字，就导致全球都有通胀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有流动性过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别国通胀而中国不通胀的话，就麻烦了，人民币就必须非常迅速的升值，这就造成另一个大问题。所以中国要随大流，别的国家都在通胀怎么可能自己不通胀呢？当然通胀有通胀的问题，我们有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如加工资及将存款、退休工人的工资及福利与通胀挂钩等。
哈继铭：有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高企，中国国内成本压力正输导至世界其他区域，中国廉价产品帮助世界抵御通胀的历史即将过去。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出口产品涨价，纯粹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并未上升，中国出口产品显示涨价乃是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结果。以人民币计价，中国出口产品并未涨价。
美国不断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但到头来可能必须面对进口的中国商品涨价的后果。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前者无视这些进出口价格指数均以美元计价的事实，刻意忽略人民币升值因素，得出了错误结论；但后者仅仅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产品并未涨价，就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出口涨价的唯一原因，一口咬定中国不存在成本压力，这种研究方法亦过于粗糙，一旦未来相关数据发生变动时，便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出口商品涨价，既可能反映了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可能部分源于中国国内成本的上升。鉴于中国所从事的加工贸易中，出口品的一部分价值(其原料和半成品)来自于境外，另一部分价值则来自于国内加工增加的附加值；前者的价格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改变，仅有后者价格随着人民币升值而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必完全传导至出口价格中去，如果国内成本没有上升，出口价格以美元计算的上涨幅度应该低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如果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一定比重时，我们才有理由怀疑其中反映了国内成本压力上升。
《21世纪》：目前的通胀压力与人民币升值、股市楼市高涨有怎样的关系？
哈继铭：我认为，当前的高通胀预期会进一步推升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通胀预期降低民众心中的实际利率，甚至进入负区间，因此倾向于持有包括房屋、股票在内的资产以谋求财产保值。
其次，在通胀预期下，中下游行业可以顺势提价(事实上，我们已观察到近期包括机械类和食品类的中下游行业价格有所改善)，这使得中下游的利润得到改善，这也为股价上涨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利润支撑。
为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将来政府对于土地的供给控制将更加严格，确保耕地不受占用。因此土地的稀缺性将更加显著，房地产价格膨胀空间更大。
当前高通胀预期不会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需求，而将增加对资产的投资。当前通胀主要集中在食品领域，而食品作为必需品，其消费需求弹性很低，这是人体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此社会消费很难被通胀预期所刺激。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上涨压力即使明显出现，消费者得到的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也不会用于消费，而更多的会以增加储蓄的形式投向资产。
3.维持低通胀的决心和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只能针对总需求、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宏观控制是控制水流的总开关，水向何处流则不是总开关的事情。
《21世纪》：央行也提出，面对这种涨价的压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抵御价格上涨的压力，您认为通过扩大消费然后促进产业升级是否乐观？
肖耿：这个说法是对的，但问题是如果利率不提高，价格不放开的话，比如说能源的价格、某些原材料的价格不放开，那么供给就没有效率，也很难跟上去，这样涨价的压力还会持续，产业也无法升级。
余永定：关键问题是，在通货膨胀过程中，首先受损害的是低收入阶层。猪肉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对高收入阶层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低收入阶层会影响较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将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不均。关于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和未来走势，有关部门已经作了详尽说明。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资格做更多的评论。关键问题是，不要让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向其他产品进一步传递，不要因此而造成通货膨胀恶化的预期。
《21世纪》：在这样的通胀压力之下，应该运用怎样的政策手段？央行是否会像前两次通胀一样多次加息？
余永定：如何避免通货膨胀恶化呢？首先，必须明确，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单独一个或数个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个宏观问题不是微观问题。产品价格的一次性上涨，哪怕是产品的普遍的一次性上涨也不是通货膨胀(尽管物价水平提高了，涨完之后，通货膨胀率就变成了零)。因而，解决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速度过快之类问题，一般情况下，不在宏观经济政策范围之内，除非这种上涨导致了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个别产品价格上涨不是不值得关注，而是这些问题应该首先交由市场自行解决，如果市场失灵，则政府应该介入。政府可以提供补贴、信贷、技术支持、税收优惠等等。如果个别产品价格的上升导致CPI的明显上升，则应该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CPI的上升。但是，这种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针对个别产品。宏观经济政策只能针对总需求、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宏观控制是控制水流的总开关，水向何处流则不是总开关的事情。
其次，物价水平的一次性上升不足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也不足虑，令人担忧的仅仅是物价水平的加速上升。如果不是供应条件或需求条件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如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物价指数的上涨应该是一次性的，或者物价指数上涨速度是稳定的(加速度为零)。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会持续高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预期。例如，由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提高，工资收入者就会要求提高工资，整个经济中的工资成本就会相应提高。而工资成本的提高又会导致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如果公众预期在下一季度CPI将超过5.6％，居民、企业的政府部门都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通货膨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这种行为的变化必然导致过度需求缺口的扩大，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超过5.6％。因而，防止通货膨胀率上升预期的形成，是防止通货膨胀恶化的关键因素。中央银行必须用货币政策向公众表明自己维持低通货膨胀率的决心。
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CPI上涨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一些问题不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解决的。例如，如果供不应求缺口是由于供给方原因造成的，信贷紧缩有可能导致供给的进一步减少，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应该采取一揽子的措施。货币政策的进一步紧缩应该是适度的，应该依然采取渐进的方式，紧缩的力度可以适度加强一些。加快汇率的升值步伐也是一个选择。
哈继铭：根据近期发布的相关数据，以及解读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们认为近期内央行有可能加息，但是不该也不会大幅加息。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偏热，主要是我国许多要素价格严重偏低，而且节能减排任重道远，利率政策不是金手指，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承担调整宏观经济或资产价格的重任。
即便近期加息，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资产价格影响均非常有限。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有效抑制投资单靠加息是不够的。首先，信贷资金在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因此温和的加息幅度对企业资金成本影响很小。第二，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经适度偏紧：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水平，发行央票对冲流动性，通过窗口指导控制银行贷款。但经济依然偏热，投资依然过快，显示这一现象背后有深层次原因，货币政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投资增长过快，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投资回报率远高于资金成本，而且这一差距在近几年来持续扩大，温和加息无法改变这一现象。造成中国投资回报率高的原因除了低利率外，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中国被扭曲的部分要素价格，包括低廉的劳动力，低估的汇率，资源价格、能源价格被人为压低，以及企业环境污染成本低等因素。要治理国内投资过快、经济偏热问题，必须从系统的改革纠正这些要素的价格着手，并有效推进节能减排重任。如果其他改革未落到实处，而仅仅依靠提高利率这“一指禅”，难以承担调整经济偏热的重担。
对于资产价格来说，小幅加息也不会改变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实际存款利率“越来越负”，远逊于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回报。尽管一再加息，使得名义利率上升，但今年到目前为止的CPI上升幅度远高于利率的上升，实际存款利率相比去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至负区间。作为对比，近期资产价格，包括房价与股价的涨幅均较大，民众对于资产的追逐依然会大于银行存款。即便进一步加息使得名义利率与CPI相当，使得实际利率为零，对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依然没有明显作用。国际经验表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后的回调通常是由连续大幅提高利率导致。若只是将利率提至与通胀相当水平，难以扭转资产价格升势。此外，热钱涌入追逐中国投资高回报率的趋势不减。前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且外贸顺差大幅增长推高人民币今后升值预期，使得热钱的资金成本更为低廉(热钱资金成本等于国外利率减去人民币升值幅度)。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今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中不能由FDI和贸易顺差所揭示的部分比重越来越大，这部分反映了热钱涌入加剧。如果美国减息和人民币加速升值预期增强，中国资本项下资金流入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总之，我们认为利率政策不可能独立承担宏观调控的重任。即便近期小幅加息，对于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影响有限。
肖耿：我觉得应该继续加息。当然还有人民币升值。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就是不能对价格管制太多。有些价格是需要涨上去的，涨上去以后市场会有一个力量把它再打下来，要对市场有足够的信心。
本报记者　马娟　程东升　李新　实习生　陈伟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