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能否成帝王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屈原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不知天道与人道并不完全同一，在人间便感无路可走，所以最后怀沙自沉。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窗体顶端窗体底端

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 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 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 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 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 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 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 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每当从朝廷上 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 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 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 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王莽之虚伪行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 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其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是十分难说。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各地的官民纷纷来献符瑞，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 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再加上农民起义军，一直 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王莽的威德似乎又牢固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为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 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列歆，四是哀章本人，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 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该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 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措施。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 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