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正谊明道”解读

    寻绎扬州文脉，就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大师，当推曾任江都国国相近十年之久的西汉大儒董仲舒。1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之一，在孔子与朱熹之间，承前启后。对扬州历史文化的塑型与建构，独具涵育之力与肇始之功的董子传世名言，当为“正谊明道”。如果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千古丽句”已经成为扬州城市风貌的名片，不妨说董仲舒“正谊明道”这一“千古名言”，正可为扬州城市品格的名片。一表一里，秀外慧中，历史文化名城之立名，岂不相得而益彰？
    以此，试为“正谊明道”解读，兼论董仲舒与扬州的历史因缘。
    （一）
    董仲舒（前194—前114），汉代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此书着重阐释孔子著《春秋》的“微言大义”，虽多牵强附会，而旨在“经世治国”。其中“大一统说”，对统一封建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公羊学”由于董仲舒的宣扬而流行，“经世治国”则成为董仲舒的治学宗旨。
    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朝廷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兹略述其要：
    《对策一》，应汉武帝“求天命与情性”之问，首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答对，以警醒汉武帝强勉于“学问”与“行道”；继以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强调“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以激励汉武帝“任德教而不任刑罚”，并“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而对导致秦亡的暴政，则须“更化”。
    《对策二》，主要讲人才问题。建议“兴太学”以培养人才，让各郡国定期向中央推荐一定数量的人才，并以推荐人才的优劣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还要破除论资排辈的风尚，破格提拔贤能之士。
    《对策三》，针对古仁义之道“今世废而不修，无以化民，民以故弃行义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社会现状，指出修王道之“大本”，在于：“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又据“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附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的“天意”，主张“限利”、“均利”，反对官府与民争利。最后，据《春秋》“大一统说”，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应该说，“《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的精华，是董子之学的核心内容。”（周桂钿《董学探微》）并由此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和轮廓。
    汉武帝所以举贤良对策，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以求帝国的长治久安。董仲舒的应制对策，可算满足了武帝的这一愿望与要求。但对策的结果，对董仲舒来说，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均始料所未及。
    可喜者：“大一统”的建议，迎合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幸被采纳，而诏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诚所谓“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宋司马光《独乐园咏?读书堂》）这在“秦灰经籍，圣学日湮”之际，因对策而复兴儒学，且使儒学由诸子学的地位提升到“定于一尊”的经学地位，功莫大焉，董仲舒自是喜出望外。《中国儒学史?引言》指出：“儒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但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某些思想内容又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和习性，它对于团结和融合各个民族，起过非常重要的向心与凝聚的积极作用。”对此，也许是董仲舒生前从未敢奢望的。
    可忧者：“灾异谴告”的神道设教，“正心”、“更化”的谠言切谏，并不为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乐于接受，即如清人汪懋麟诗说：“上书陈大道，天子嫌其迂。”（《董子祠》）所以“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不仅被外放远置，而且境遇艰难。其难有二，一是易王不易奉事，二是国相不易担当。易王何许人也？名非，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之兄。原封为汝南王，时值“吴楚七国之乱”，“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资本，易王从此很不安分，“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书?江都易王传》）这是位连汉武帝都感到头痛的麻烦人物，董仲舒要把他侍奉好，谈何容易！国相又是何等官呢？王国相掌管王国内一切事务，虽位尊权重，但对诸侯王既有辅导之责，又有谏诤或举奏之责，对易王这样的骄王进行辅佐并暗加监察，受困必然，受累难免。难怪后世诗人要为之鸣不平：“三策天人动汉廷，江都谪去叹沉冥。”（清曹贞吉《谒董子祠》）是的，策论有幸人不幸，身不由已的董仲舒，恐怕也只有自叹“沉冥”了。
    然而，董仲舒就任江都相期间，从未计较个人得失，一天也没有自甘“沉冥“，倒是强勉行道，真正发挥了国相的辅佐作用，并取得“主治民”的非凡业绩。《汉书》本传，对此有这样的评述：“董仲舒以礼谊（义）匡正，王敬重焉”。“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于此可见一斑。
仲舒以礼义匡正易王，《汉书》本传颇为传神地记载了一则典型事例。原文不长，具录如下：

    久之，王问仲舒曰：“粤（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指殷纣王的三位贤臣，箕子、微子、王子比干），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
    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指鲁大夫展禽，柳下为其封邑，惠为谥）：‘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五霸，公羊家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义）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犹武夫（即石武石夫，石而似玉，非真玉）之于美玉也。”
王曰：“善。”

    “正谊明道”，正出典于此。古字通假，“谊”通“义”，《汉书》“义”字多作“谊”。“义者，宜也。”（《经籍籑诂》）“宜”，才是“义”字之本意。怎样才适宜呢？那就要符合一定的社会准则，一定的道德规范。“正谊明道”两句，为“合掌”句式，道、义对举，功利并提，道与义，功与利，二而一也。两句分开来说，可译为：“端正义理，不妄图眼前利益；讲究道德，不盘算非分功业。”两句合起来看，则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义利之辨”。
    （二）
    其实，“正谊明道”决不是为应对易王而偶为之说，它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而是融于董仲舒整个哲学思想的体系中的：前有董仲舒上汉武帝“天人三策”的思想主张作理论基础，后有其专著《春秋繁露》诸多有关义、利的论述作内涵阐释。“正谊明道”更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其出发点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其归宿也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只有对这两方面作全面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正谊明道”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
    如何对待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即“义利之辨”，或曰“义利观”，历来是儒家政治伦理的重要课题，也是迄今仍然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观问题。中国原生儒学的“义利观”，是由孔子、孟子所奠定的，概括起来为：“重义轻利”，“见利思义”。董仲舒新儒学的“义利观”，对此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归结起来就是“正谊明道”。
    孔孟的“义利观”，往往把义、利对立起来，要求超功利的道德；“正谊明道”则把义、利统一起来，要求为功利的道德。在董仲舒看来，“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唯明义，才能有大功利；唯明义，才能遏制“上下交争利”。而“见利思义”，则首在“正我”，“以身作则”才是真正的明义。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就意味着“正谊明道”是不要功利，反对功利，这是望文生义的极大误解。文革以前、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各种中国哲学史，甚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其哲学卷，对“正谊明道”都持有这种皮相之见。实际上，董仲舒十分强调“利”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对于为富不仁的富人来说，“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对于铤而走险的百姓来说，“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害）其身而祸其家。”对于掌握权柄的统治者来说，“今不示显德行，民闇于义不能炤，迷于道不能解，因欲大严憯（重刑）以必正之，其势不行。”（同上）
就董仲舒的这番话，当代学者金春峰先生第一次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与论断：“因此，所谓‘不急其功’，‘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正是为了安民和保住财富的大功、大利。孟子倡仁义，反功利，实质是反对法家思想。董仲舒不急其功，不计其功，则深受黄老、法家追求功利的影响，正是融儒法而为一，以‘明道’，‘不计其功’为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所以在孟子，功利只有是道德的，才是有意义的，在董仲舒则道德只有是为了功利的才是道德的。孟子强调超功利的的道德，董仲舒则正好是要求为功利的道德。”（《汉代思想史》）这一论断是符合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的实际的，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不过是“勿使并进”，并非是消灭百家，而是消融百家，他是借助道家哲学，又以法家、名家、阴阳五行思想融入儒学才形成他的新儒学的。1991年出版的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也作同样的分析与论断，并认为董仲舒“天常以爱利为意”的道德精神，正是功利精神。
后来，宋代理学家走向极端，把“正谊明道”推衍为“存天理，灭人欲”，以致“以理杀人”（清戴震语），这恰恰是对董仲舒新儒学义利观“要求为功利的道德”这一基本精神的背离。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敏锐地指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藏书》卷32）而清儒颜元，则迳称：“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存编》）倒是明明白白揭示了“正谊明道”要求为功利的道德真谛。
    要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确为反对某些人的违反道义而追求一己私利与眼前近利；“正谊明道”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以易王为代表的诸侯王集团的“骄奢甚”与“奢淫逾制”，也是针对当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对策三》）的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汉武帝时期，尽管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强大有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相当严重：“富者田连仟伯（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由此又造成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恶化：“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罪而不可得止”，以致“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同上）这两个具有因果连带关系的突出问题，已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巨大隐患。为稳定政局，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严刑峻法。但事实上，“欲大严憯以必正之，其势不行”，“贫者日犯罪而不可得止”。“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鉴于此，董仲舒的“正谊明道”向所有“愈贪利而不肯为义”、“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的富者、身载高位而食厚禄者，当头棒喝：若再贪图私利、近利、非分之利，必将一再激起“不可得止”的民变，不仅自家富贵难保，帝国政权也难以稳固。而在“限利”的同时，则须让利于民，施惠于民，“示显德行”，使百姓不“闇于义”、不“迷于道”，不致“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正谊明道”这样来调节、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大功利。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义”当作对别人的要求，而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不仅是认识上的片面，也是道义上的偏差。为了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片面、道义上的偏差，董仲舒对“义”字的含意特作新解：“义者，谓宜在我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春秋繁露?仁义法》）他强调：“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同上）“正谊明道”的这种高度自觉，具有主体能动精神，既包含着对别人人权的尊重，也包含着自身独立人格的张扬。因之，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待人宽、责己严，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因之，能在紧急关头，为救国救民或为保卫自己人格的尊严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结合董仲舒一生的立身处世来看，董仲舒的“正谊明道”言行一致，足为表率。也许可以这样说，董仲舒的“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是为“正谊明道”而潜心于修业讲学；董仲舒的“灾异谴告”文稿被主父偃窃取并告密，以致触怒汉武帝下狱几死，是因“正谊明道”的神道设教而惹祸；董仲舒的“再相骄王”，出于丞相公孙弘的排挤，是由“正谊明道”的廉直不阿而遭嫉妒；董仲舒的“两为国相”皆“正身以率下”是“正谊明道”的身体力行；董仲舒的“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是对“正谊明道”的最终坚守。董仲舒唯一幸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士不遇赋》，虽自叹：“心之忧欤，不期禄矣。皇皇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但仍坚决表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董仲舒这样始终如一地信守“正谊明道”，坚持“以义正我”，说他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恐怕也不为过。
    （三）
    毕竟董仲舒任江都相将近十年之久，且“多惠泽于民”，毕竟“正谊明道”最先倡言于扬州，风气得以先开，董仲舒和他的传世名言，在扬州的影响，是深入而持久的。明代胡植《董子祠》诗就曾感言：“琼苑龙池俱寂寞，扬人犹自说贤良，”至今，扬州有董子祠，有董相故宅，有董井，有正谊巷；其先，董子祠为正谊书院、正谊祠，而坊有大儒坊，街有贤良街，县有正谊乡，学塾有董子义学；地方名校扬州中学的前身最初为仪董学堂，“仪董”者，取法董仲舒也。去年扬州“双博馆”落成，馆前塑有扬州十大名人像，其中就有董仲舒塑像。比较而言，在扬州历代众多的名人中，有关一个人的纪念性遗址遗迹，谁也没有董仲舒多；以名人名言命名书院、祠庙、街坊，也以“正谊明道”最为突出。这正说明：“此邦涵育久，仰止盛吾徒！”（清黄承吉《谒董子祠》）
    《汉书》本传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历来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自是受董仲舒毕生重视教育的影响。扬州自古以来是商业城市，明、清盐商经济尤为发达，不免有“薄俗功利矫诈之陋”。自明代弘治年间起，扬州先后建正谊书院、董子义学，“以收商灶（即盐商）子弟之俊秀者，择明经士为之师，以训迪焉。”凡“肄业于斯者，务相勉焉，以进修其实，一洗夫薄俗功利矫诈之陋”，而“有补于风化大矣。”（明乔宇《重建董子祠记》）也因此，扬州盐商多儒商，儒商好义多善举，正所谓“知尚董子，其必心其心而道其道哉！”（明杨士奇《董子祠记》）
甚至，“以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一旦有变，进则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则保据州土，力图兴复。不幸天长丧乱，智勇俱困，犹复与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人臣之义，历十有八姓，二千余年，而亡城降子，不出其间。”（清汪中《广陵对》）其所以如此，与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的久久薰陶也许不无关系。诚如清代扬州盐运使曾燠《重修董子祠记》所说：“此邦先生昔常理，蔼言风流被江汜。”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正进入重要的经济发展期，同时也进入各种矛盾的多发期。为了促进发展，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有必要借鉴传统，挖掘一些可以古为今用的历史文化资源。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我们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仍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正谊明道”为功利的使命感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大功大利，借用市委书记季建业同志的话说，就是“用大聪明，打大算盘，求大突破，做大事业”，所谓“打大算盘”，就是不谋眼前近利，不谋局部小利，而是要城、乡统筹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还要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求这样的大功大利，打这样的大算盘，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从“正谊明道”限功利、均功利的责任感来说，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社会各种矛盾，也有个限利与让利的问题。无庸讳言，我们虽未“两极分化”，但贫富差距已经拉大；社会虽无动乱，但非天下太平。症结所在，在“官股”、在商业贿赂、在“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权力寻租者”的屡屡侵害。对这些“权力寻租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法治手段，严格地予以限利。而对社会弱势群体，则要尽可能地让利、施惠。这样的限利与让利并举，法治与德治兼行，也许是我们反腐倡廉的长期工作与任务。而当前中央在专题研究收入分配改革，要以规范分配制度，来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更是限功利、均功利的道义责任进一步的体现。
    从“正谊明道”以义“正我”的自觉性来说，建功立业，反腐倡廉，都要从自身做起，都要严于责己、以身作则。首要的是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地深明大义。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规范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总括了时代主流精神，只有人人都以这样的“大义”来“正我”，才能更快更好地建成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而“正谊明道”的义利观，在注入“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之后，也必将获得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刘立人，扬州大学退休教师）

    注释：

    1关于董仲舒任江都相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五年，有说十年。周桂钿《董学探微》：“元朔五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给他上书（《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自称‘江都相董仲舒’。就是说，元朔五年以前，董仲舒已从中大夫恢复了江都相。又由于公孙弘的提议，董仲舒又从江都相转到胶西相。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公孙弘薨。因此，董仲舒任江都相至迟到元狩元、二年间，必在元朔五年以后。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至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十年中，只有中间很短的一段时间曾被‘中废为中大夫’，其他时间都在江都相任上。”按：此说言之有据。董仲舒任江都相的时间下限，当以董仲舒于元朔五年《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自称“江都相”的时间为准，此为第一手历史资料。历来人们以为江都易王卒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即为江都相董仲舒去职之年，是出于对《汉书?董仲舒传》“凡相两国，辄事骄王”的误解，“凡事两国”不等于“凡相两王（江都易王与胶西王）”，易王之子刘建更是胡作非为的骄王，当在“辄事”之列。如果董仲舒任江都相“亦止五年左右”，清人诗中就难说“此邦涵育久”，清人祠记中也难说“此邦先生昔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