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当《百家讲坛》入选成为2006年当代中国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不仅是一个年度的新闻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化事件。由民意选出来的十大事件，代表了在一事件在全国广大观众中的巨大位置，但处于这一重要位置的《百家讲坛》是以一种学术面貌出现，这就对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演进意味着什么呢？从我对《百家讲坛》断断续续听来的感觉来说，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而现在，由《百家讲坛》而一举成名的“说书明星”却被打扮成了“学术明星”，真有点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但只有感觉是不能做为立论根据的，因此，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思了一思，有了一点想法和感受，且向大家汇报如下。
一、《百家讲坛》开坛：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
回首当时，当《百家讲坛》于2001年7月9日开坛，由学术界世界级的大家杨振宁、丁肇中带头讲，首都的名校名师一一登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且看开坛第一月，2001年7月这一月的讲演目录：
播出时间 讲演内容 演讲人
第一周 7月9日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7月10日 实验物理与物理学前沿 丁肇中
7月11日 唐宋咏春诗赏析 程郁缀
7月12日 泰山美学 杨 辛
7月13日 中国南北差异 胡兆量
7月16日 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 杨振宁
第二周 7月17日 科学与艺术的对话 李政道吴冠中
7月18日 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 钱志熙
7月19日 孝的艰难与动人 张祥龙
7月20日 古代希腊人的诗性生活—英雄主义 朱孝远
第三周 7月23日 人类基因组计划 陈 竺
7月24日 书法与中国哲学（上） 张 辛
7月25日 书法与中国哲学（下） 张 辛
7月26日 不朽的威尔第 刘诗嵘
7月27日 女性的道德发展 肖 巍
四 7月30日 数学科学的几种新的发展方向 林家翘
7月31日 儒学与人生 钱 逊
这一阵，真是如《百家讲坛》开坛时的宗旨所讲的，是要办一个“开放大学”，架一座让“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定位在“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上面表格中的讲演内容，从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到儒学、历史学、伦理学、女性问题到文学、书法、绘画、泰山美学，完完全全是一种“把大学课堂搬到电视上来”的讲学。
不妨由此来猜说一下《百家讲坛》的开坛心路，是要拿出一坛坛学术美酒，让没有喝过的大众饱尝。这样，《百家讲坛》既可以给大众以知识的享受，从而达到一种以文化“化大众”的目的，在大众得到文化享受的同时，央视也从中获得大量的金钱上的收益。如果把前者（文化效益）比作“鱼”，把后者（商业效益）比作“熊掌”，那么，《百家讲坛》的开坛初衷，可以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表达：“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
二，《百家讲坛》转折：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百家讲坛》把大学课堂直接搬到电视上去的作法，以纯学术的面貌和风格去面对电视观众的方式，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电视本性，观众素质，媒体动作方式），对于设计者初衷来说，是失败的。然而，正因为这一失败的设计所塑造的学术面貌，给这一栏目一个高雅的学术名头，而这一高雅的名头为《百家讲坛》转型后的成功者做了再怎么估计也不会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一开端之时所铺垫上的学术名头，后来成功者要想获得如此巅峰性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言归正传，《百家讲坛》高调开讲，效果却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虽然各方名校各路专家，从2001年开坛的年中讲到年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半年下来，“收视率几乎等于零”。本来这样的节目属于公益节目，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收视率是硬道理！如何真正地让大学知识进入大众，让大众享受大学知识，本来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央视在中国全面改革背景下实行的新政，彻底地改变了《百家讲坛》的面貌，2002，央视开始实施《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即所谓“末位淘汰制”，实际是以收视率等因素为杠杆[其中收视率因素在诸因素中占很大比重]，对栏目进行测评，每年将淘汰各频道排名最末的栏目。媒体自身的运作原则（严酷的市场原场）像一道强风吹来，要求所有栏目首先向获得熊掌的目标前进，在这道得熊掌收视率的强风中，《读书时间》在两上两下之后黯然关闭，这个于1996年第一个全国开播的读书节目，曾带动了各地的读书节目扎堆开播，在收视率这一“铁的规律”中被横扫出局。而《百家讲坛》却在这一时代的铁律中改弦易辙：“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正是在央视开始“末位淘汰”新政的这二年，2003年，北京小说家刘心武，风度翩翩地登上了《百家讲坛》，讲起了“新解《红楼梦》”。一下使收视率大升。刘心武的“新解”从学术上来说是“旧解”，是把一本文学性的《红楼梦》还原到一种历史中曾有的现实故事。正因为它是旧解，而且这一旧解的方法从学术上说，仍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刘心武的“新解”理所当然地遭到红学界从学术角度的猛烈抨击。然而，平心而论，刘心武的过人之处和精彩之点，不在他对《红楼梦》的似新解而实旧解的学术性解释，而在于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对《红楼梦》解释的讲述方式，他把自己的解释过程，设计成为一种侦察小说一般的故事，把一个一个的悬念放在那里，勾引观众禁不住一定要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听得欲罢不能。一句话，刘心武把一个学术性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这才是刘心武成功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当刘心武把《百家讲坛》本来的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他像一个点铁成金当代“巫师”，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了过来，《百家讲坛》本来寥寥无几的观众而今变得人气旺盛起来。
刘心武之所在能够火起来，在于四点：一、他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说书才能，二、他对讲演内容的小说式解释方式，三、他讲解的是经典名典《红楼梦》，四、他是以一种学术的名义在讲。前面二点对刘心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也是刘心武与以前《百家讲坛》讲课的学者之区的本质区别，一种能抓住观众注意的方式是让人听的前提条件，但后面两点对刘心武的的成功具有更为巨大的作用，他讲的经典名著《红楼梦》，很多人都读过书，看过电视剧，至少都知道这本书的伟大，当有人来讲这本书的真谛，说明我们以前虽然看了，而且以为懂了，其实却并不真懂，这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刘心武讲一部大家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二三流作品，收视率会是这样吗？同样重要的是刘心武是在中国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的以学术为招牌的《百家讲坛》上，以学术的名义讲的。当大众听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享受，而且以为得到了一种学术的知识，当一个普通百姓在听完刘收武的讲解之后，发现自己也能听得懂学术讲座，其内心的愉快，是远远其甚于从一个纯粹的好的说书中得到的愉快，他沉浸在自己已很高雅的幻觉之中。而这一幻觉是学术性的《百家讲坛》才能带给他，而在《曲艺杂谭》之类的栏目里的说书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一幻觉的。
当刘心武把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完成了《百家讲坛》“舍鱼而取熊掌”的决定性转折。刘心武的转折立即遭到红学界的激烈批评，说“歪门邪说”者有之，说“误导观众”者有之，然而，平心而论，这是一个误会，红学界是用纯正的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从说书的标准去看刘心武，而刘心武本是从说书的方式而不是从学术的方式出现在《百家讲坛》上的，对此，《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说到点子上了，他哈哈大笑地“告诉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1]听听，《百家讲坛》只要讲得“精彩”，不管学术“正确”，这不就是“说书”吗？然而，还不能丢学术这块招牌，还要说这是“学说”，而不说这是“故事”。正是在这点上，呈出了《百家讲坛》后面复杂而深厚的文化问题。这，下面再详谈，这里且先知道：从刘心武开始，《百家讲坛》开始走向辉煌，当到了易中天和于丹登坛开讲时，如果《百家讲坛》看今天，思往昔，真会有一种感慨，这感慨犹如一首唐诗里的句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三、《百家讲坛》的辉煌：取熊掌而成品牌矣
《百家讲坛》的说书，从刘心武到阎崇年到易中天到于丹，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2003年的刘心武代表了《百家讲坛》的转型，2004年的阎崇年以《清十二帝疑案》将这转型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说书题目。用央视总编室研究处处长王甫的话说：《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悬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因为这种使用悬念会对讲座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2]如何把“历史”变成“说书”，中国自宋代都市出现勾栏瓦子以来，说书就是“说书人”的一块驰骋的好场地，古代的说书人和理论家在对“说史”进行总结时，认为史有三种说法，一时完全依照史实，二是既有史实也有虚构（或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或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是完全虚构。说书人说书之时究竟采取哪种方式，不是按照历史的逻辑，而是依照文学的逻辑，要怎样才符合小说的说书逻辑，要怎样才说得精彩。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虽然用的完全依照史实，但他用史实是来说一个个的侦探故事的。刘心武获得成功的四点，也是阎崇年取得成功的四点，第一、他用学术的名义说书，第二、他把历史安排成了文学的结构，第三、清宫戏是近10多年来影视小说中的热点，大众已经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心理上具备了想知道“究竟是如何”的基础，正是这一文化氛围预备了讲清宫戏的火热基础，虽然阎崇年在第四点即说书才能上不如刘心武的卓越，但还不算差，在前面所说的三大优势的簇拥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推向了一个高峰。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以纸质方式出版后，发行35万册，当你知道不少学者要自己花钱出书，你就知道了阎崇年有多火。
如果说，刘心武、阎崇年以“探事件之秘”的说书形式为《百家讲坛》打开了一片天地，那么，易中天以探人物之秘的说书形式，于丹以探心灵之秘的说书形式，把《百家讲坛》推向了辉煌。在一个转型和变化的社会上，万象杂呈，千人浮现，事各异貌、人各异心，究竟应该怎样看各种各样的事、人、心，一直是悬在大众中的一个一直希望解决而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刘心武、阎崇年以设置事件的悬念，而又一一去解决了悬念，最后道出谜底的方式，正投合了时代与大众心理中的一面，天下之大，解谜之作多矣，解谜之才多矣，但谁能在最强的媒体电视中的最权威的央视里以学术的方式出现来解谜，谁才能名满天下、利满天下，最强势的电视媒体央视，有最高雅的学术名义的《百家讲坛》，出色的说书人，这三者的因缘结合才能产生学术明星：这就是易中天和于丹。
易中天《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所仰仗的还是刘心武的四点，但内容上更平淡而又更高超：第一，有高超的不低于刘心武的说书才能而且比刘心武更幽默；这种幽默恰好适合于用来讲他要讲的对象：对人物的分析。第二，把侦探对象从事提升到人，相对来说，事容易搞清楚，人不易弄明白；事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人却进入到周围世界的核心，人生在世，更多的不是与事打交通，而是与人打交道，在选题上，易中天高过了刘心武与阎崇年。第三，集中在古代的经典上，易中天选的是《史记》、《三国志》、《三国演义》，这比《红楼梦》与清代宫廷疑案都更接近中国文化的核心。第四，以学术真理的名义。好像他是在探寻汉代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客观地原来是怎样的，而不是在讲汉代和三国的人物在他看来是怎样的，也不是汉代和三国人物被他这样看了之后对观众是有趣的。当然，易中天虽然是在讲历史人物，但却是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说出了对历史人物的新理解，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讲汉代人物，讲三国人物，不如说是在讲由自己丰富复杂的生活经验而来的对中国人物的理解，对中国式的智慧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大众的体会有更多的共鸣，从而能引起观众的激赏，而这种历史理解是通过一种说书的方式讲出来，更能令观众愉快。特别是当易中天在说书逻辑的推动下进一步通俗解说的时候（如为批评者所诟病的，说诸葛亮选刘备当老板是选了一个绩优股），更突显了说书的特点。其实，对于说书来说，只要讲得有趣讲得精彩，人物的分析有道理有智慧，就成功了，至于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易中天对不对，当然是大可讨论的，但是对《百家讲坛》业已转向的“舍鱼而取熊掌”来说，在易中天与大众心态的对接上，真的成功了。易中天的《品三国》发行了55万。
于丹能把《百家讲坛》带上一个更高的收视层次，在于她对刘心武的四点的每一点都在易中天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变与提升。第一，她有不低于刘心武和易中天的高超的说书才能，而且有她自己独特的说书风格和说书特色。第二，她把侦探的对象从人进入到心，如果说，易中天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人物类型，这些人物类型决定了中国式的故事怎样展开，那么，于丹则是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怎样一种哲学智慧，让一个人知道心灵之道、交友之道、处世之道、交友之道……让人在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中，困境与休闲中……应该有怎样一种心态。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认识自己的一部分，比较而言，认识自己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可以说在对象的选定上，于丹高出了易中天。第三，选了中国文化最高的经典，《论语》和《庄子》，一下子就占据了思想的关注高度和广度。只要你站在最强势的媒体最权威的讲坛上讲孔子和庄子，不管你讲得对不对，好不好，你都会得到最大的回应和互动。第四，是学术真理的名义讲，这是可以得到最大关注度的。于丹所依靠的四点，既使她达到了《百家讲坛》的荣誉的顶峰，《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都发行了100万册；又使《百家讲坛》的非学术的说书性质得到顶峰性的突出：一个并不是学古代经典、研古代经典、教古代经典的人来央视的《百家讲坛》对大众讲经典，她能讲出什么来呢？由于不研究，对两千两年前经典，不可能有一种还原性的体会，而只能有对经典丰富内容之中的某一方面的含义体会，而这一方面的体会，又是从自己在生活和阅读中早已感受、思考、总结出来了的。《论语》和《庄子》无非是用来印证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内心的思考的一个方面。因此她讲《论语》和《庄子》总是将之提升和归纳为适用现代的心灵格言，然后用《论语》《庄子》来注释这些心灵格言，在注释的过程中，不断地讲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强化这些格言。这些古今中外的故事与《论语》《庄子》中的故事处在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释互换。可以说，所谓的“于丹心得”，无非是通过《论语》《庄子》来讲自己的心灵格言，或者说，把自己的心灵活格言，用于《论语》《庄子》的名言和故事讲将出来。要承认，于丹的心灵体悟，来自于她那一颗具有性灵和智慧的心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作的思考，而这思考的结晶，对于她，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她的心灵收获，对于当代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正在思考着的人们，有一定的提醒、帮助、鼓励作用的，但于丹的这一心灵的收获得对于《论语》《庄子》本身的内容是极为不对称的，因此，所谓的“于丹心得”，无非是关于《论语》《庄子》的我说、戏说、小说。所谓“我说”，是指她对《论语》《庄子》的历史本来内容基本上不知；所谓“戏说”，是指她把《论语》《庄子》的内容等同于交融于自己读来、听来、看来的古今中外的故事中的智慧；所谓“小说”，是指她把本来内容博大的《论语》《庄子》讲成自己的心灵收获那一比起《论语》《庄子》来狭小的心灵状态。于丹的人生体悟和心灵收获，如果以自己的形式讲出来，我会觉得很不错，但一旦高举《论语》《庄子》的招牌讲出来，我与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有同感：“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3]
为什么学术圈对于丹会产生“不懂的东西也敢讲”的感受呢，因为于丹是在起源于学术而且继续打着学术招牌的央视《百家讲坛》上讲的，让学界的人不自觉地要用学术的眼光去打量，实际上从刘心武开始《百家讲坛》已经从讲学变性为说书了。《百家讲坛》变性本可以看成一种独特的说书新品牌，但它不，却牢牢保持着学术的老标志，这里包含着非常直得寻味的内容。正是这已变的内容和不变前的招牌，成为一个最大的误导！不但误导着观众，也误导了听书学者，还误导着说书人本身，易中天本来是一个天才的说书人，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讲学者，还要从学术的角度来为自己和为说书同人于丹辩护，明明是取熊掌而大获成功，却偏偏说吃鱼肉吃得很香，吃得很爽，呈现出陶诗的境界：“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
四，学术还是说书：草色遥看近却无
从刘心武开始，变《百家讲坛》的讲学为说书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为何要改，从已有的条件（观众水平、媒体本性、观看方式，传播的目的）出发，都应改，必须改，改得好。他说：“电视节目里的讲座，毕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讲座，比如听众因为对某个讲题感兴趣，赶到某场所去听一场讲座，即使那讲演者讲得不够精彩，听众一般也很少离席而去，总是坚持听到底的居多数，坐在电视机前的听众可就大不一样，他多半斜倚在沙发上，手里握一个遥控器，他或她是绝对不能容忍半分枯燥乏味的，您想向他或她灌输的知识可能确实于他或她有益，他或她觉得无吸引力，手指轻轻一点，拜拜啦，您的苦心，也就只好在他或她那里付诸东流。”观众水平、听讲方式、收视率，这三大条件决定着《百家讲坛》“不仅往‘百家’去想，更往‘百姓’方面想，在‘百家’与‘百姓’之间寻找衔接点，”应该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榜样，他每写好一首新诗，往往并不是去念给同行或知识水平相当的人听，而是去念给文盲听，他要求自己的诗从听觉效果上达到“老妪能解”，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并没有降低他诗歌的艺术质量，而且使他的诗流传得更加广泛，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百家讲坛》就应该成为一档“老妪能解”的节目。[4]刘心武的例子讲得很经典，说得很清楚，《百家讲坛》应该像白居易的诗一样，诗恰恰是文学，而不是学术。由于打着学术的招牌，弄得在有关《百家讲坛》引发的争辩中，人人往往也被套在学术的语境中去观察，去议论，且看以中立方式看问题的文章：
“《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都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作为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者，他们首先被学术界质疑，被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同侪批判，而跟他们的半生研究都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至少《百家》的拥护者大多是非学院派，而非正统的学术精英），这时却成了他们学术观点的拥护者。通过《百家讲坛》，一些没有定论的观点被讲师们传播开来，这让很多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快，本来是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某一方却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重要的是大众并不了解其他观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即便那附着了很强的个人观点，仍是一种解答，解答很多他们感兴趣但很难有渠道确定的问题。”[5]
关键之处在于，这不是一种学术内部之争，而是在《百家讲坛》这一招牌误导下的学术与说书之争。学者要求要按照讲学的方式讲学，说书人要按照说书的方式说书，观众喜欢听说书而不喜欢讲学。
前面说了，易中天是一个天才的说书人，而且他自己也说，是对学术的常规方式深为绝望之后转向与大众对接而学以致用，在这学以致用的路上，终于在《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成功的说书人。但受了《百家讲坛》这一招牌的误导，却把自己的说书看成学术。他在为自己和为于丹辩护的时候，说的话都是非学术的。且举例如下：
例子一：易中天说：“顶尖级的作品一定是雅俗共赏的，大雅在某种意义一定是大俗，大俗才能大雅，雅俗共赏是最高的境界。”在这一须要考虑归纳逻辑的问题上，说出这种绝对的句式和绝对的用词，是非学术的。我们承认也许有一部分顶尖级的作品是如易中天所的那样，但一定是吗？全部是吗？《易经》是雅俗共赏的吗，康德的三大批判是雅俗共赏的吗？
例子二：易中天说：“我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依据了正史上的记载。但如果你问，正史就符合历史吗？那我就不能保证。”[6]就是说，他引用史料，但并不对自己引用的史料正确与否作一学术判定，而是以这一史料对于自己的说书是否讲得精彩作为取舍标准。
例子三：易中天把专家对于丹的质疑转移成对向大众传播经典的资格认定。[7] 其实专家质疑的不是于丹的能不能讲经典，而是于丹应不应不按学术的方式讲经典。在这一问题上，《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与易中天犯了同一个逻辑错误，他说：“没有谁可以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悟和解读，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也可以有一千部《论语》。”[8]他把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经典有自己的感悟、都可以讲自己对经典感悟，与只有经过一定学术研究才能用学术的方式讲解经典混为一谈，其实是把对经典进行说书式的郢书燕说（如宋以来的讲史）与对经典进行经典还原式（如清代考据式说明）和经典推进式（如宋代的理义式阐发）的学术讲解混为一谈。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讲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说书。
学术的核心是对自己的所讲的每一点都要证明出来，因此，当一个学术用学术的方式说一句话，谈一件事，必须要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这么谈，而且能用可靠材料和方式证明自己这样说这么谈是对的。这一明晰的证明方式是与宗教的信仰方式，与政治的宣传方式，文艺的感染方式完全不同的。也许有人问，每一点都要证明，那不是很麻烦吗？在一个新手面前当然是很麻顶的，但学术有一个学统，由一点一点的证明所集积起来的学统，当你掌握了这一学统之后，你说一个东西的时候，知道哪些是已被证明的而成为贯例，不须在加以证明的，哪些还是处于争议之中，你要讲出，你这么讲是依的哪些人的观点，哪些是难点，至今还没有可靠的说法，我虽然这么讲了，也是自己一己的试说，这么说是要提出来供大家一道讨论的。对于一门学问，你知道了这一学统，你可以走在学术的正道上，而不可能像于丹那样，说出“小人”就是“小孩”这样的外行话。因此，一种学术的讲演是用一种严肃的面对真理的态度进行讲解，在学术讲解中，对于一个学界无争议的公认的东西，可以用权威的方式讲，因为以前学者的证明已经保证了这一讲法的权威性，只要用学术的名义讲出来就行了；对于还未获得学术公认的东西，自己通过研究获得了一种理解，而且自认为这一理解可以获得学界的承认，进而成为学界的通则，其讲解方式，必须一步一步的证明，就像几何求证一样，让人们听了之后，能理性地判断你说的是对的；对于还未获得到学术公认的东西，自己通过一种研究获得了一种理解，但连自己也不敢确定这一理解是否正确，其讲解方式，也是一步一步地讲自己的认识过程，但要特别把自己在认识过程中的不确定之处指出来，让别人来判断、讨论，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一门学问，特别是像经典作品这样的大学问，对其理解经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弄清了很多东西，但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清楚的，要真正地学术地讲清这些经典，对这个学统有一定的认识是讲解的前提。
说书就不同了，只需要自己的理解看来起来智慧，讲起来趣味，可以任意地想象，联系，比类，只要把自己的这一理解讲得精彩、讲得动人就行了。听说书，不是要听说书人所说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听说书人以这种方式说这一对象之后，这一对象是否让听者觉得有趣味，有智慧，有哲理。对于说书人的说书来说，人们感兴趣的，也不是所说对象本身是怎样，而是说书人把这一对象进行这样的叙说之后，是否让人们觉得愉快，觉得心爽，而且还有点智慧与道理在其中。
知道了学术与说书的根本区别之后，想一想《百家讲坛》请不是红学专家的刘心武，不是汉史三国史专家的易中天，不是《论语》、《庄子》专家的于丹来讲《红楼梦》汉代人物，三国人物，《论语》、《庄子》，为何请他（她）们来讲，他（她）们这么讲是说书还是讲学，不是很清楚了吗！如果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的说书景观，让不少人看来宛如一片美丽的学术绿草，那么，倘要真的用学术的眼光看去，得到的，有如韩愈的诗境：草色遥看近却无。
五，为何要把说书呈为讲学：一路走来，行色困煞人。
我并不反对刘心武、易中天、于丹到《百家讲坛》去说书，而是反对把这一“说书”彰显为一种“讲学”，我很欣赏刘心武、易中天、于丹在说书中显出来的充满智慧和情感的说书，但是不欣赏把这一说书的好声望转变为一种学术的高荣誉。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百家讲坛》的说书与学术通过电视这一大众电子媒体绞缠在一起现象所呈现出来文化的复杂意义，我想好好想一想的，是《百家讲坛》里的这一电子/学术/说书新现象对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仔细思量，《百家讲坛》从百家讲学变成百家说书，并进而引发出一种广泛的学术和社会争论，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愿望、推动、计算、调适所能够完全达到的，而是多方因素、多种合力在一种复杂形势下自然形成的结果，这里包含了很多的时代冲动和复杂的文化内容。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且暂列举数点如下：
1，《百家讲坛》以学术的名义和讲学的方式“说书”而大获成功，这说明了“学术”和“专家”在当代的日益上涨的声望。从更广的历史视野看，现代学术在中国的生成，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相联，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其显示的标志，就是西方型的学术正式地进入中国文化的视域之中，并决定按照西方的学术方式来重建中国文化，西方学术的根本特点就是讲清楚。在西方文化起源的古希腊，柏拉图学院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不懂几何，切莫入内！欧几里德几何用九条公理逻辑地明晰地建成了一个体系，是一切西方学术的样版，因此，在西方，任何人要说自己发明或发现了什么真理，别人就要拿出一支笔递给他，让他计算出来，或者要他做实验，计算出来了或实验做出来了就相信，否则就不相信，这与在中国文化中最高的道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是大为异趣的。在中国，凡是发现了一个最高的真理，总是说：“此难与俗人道也。”在世界上，西方文化之能走在现代性的前面，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但由这种根本上的明晰性要求而来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起了根本性作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直是与现代学术的移入相关连的，清末新政的废科举新学校是一场移入现代学术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用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用现代文学取代古代文学，更是一场全面移入现代学术的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的转型，更是现代学术在政治的人治权威统治一切中解放出来，而以现代学术精神重建民主与法制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学术的也越来越取得了社会性的普遍信誉。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社会里，学术已经成了一种高雅而高质的品牌。这就本文是前面所说的，《百家讲坛》开坛时的学术初衷、学术名命、学术面貌，为后来的普遍性声誉奠定的文化基础。
2，然而《百家讲坛》开初时期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讲学在电视媒体关键性的收视率上面临了完全的失败，又说明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已经有了极大上升并还继续上升着的学术声望，与让这种学术声望成中国大众心灵中的主动追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学术声望要真正成为社会上广泛的内在需要，还缺乏一种文化上的和心理上的观众基础。正是在这里内蕴着中国文化现代性历程中诸多的饶有趣味因素，值得我们去玩味。
3，《百家讲坛》把讲学变成说书而大获成功，说明了中国广大观众在骨子里、心理上、趣味中，真正喜欢的仍然是说书。说书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时期，有过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型，这就是从宋代开始由都市变化、市民出现、科技发现、商业发达而来新型转变，正是在这一变转中，在都市的大众娱乐场所（勾栏瓦子里）出现了与大众趣味相同步的“说书”，从宋代到清代，中国大众趣味，大众知识的普及和建构，与“说书”开始的大众文化紧密相关，当说书在与精英文化不同的理学讲学和诗画雅趣中发展起来，进入一部分文人视野，并将之以小说和戏曲的形式进行提升时，小说和戏曲里充溢着说书的味道与精神，一种中国式的大众文化和大众趣味在由说书而来的整个大众时尚里，与时俱进，滚滚愈大，说书中的讲史，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的本来貌，而广大的群众在说书的日复一日和熏陶影响之下，已经把讲史中的史看成真正的历史，正是在说书已经形成的巨大的影响下，当中国文化在清末向现代性转型的时候，梁启超把说书型的小说从一直为主流士大夫看不起的“小说”提升到可以为改造国民性和为现代性服务的“大说”；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时期，中国说书型的文艺更是被抬上了高位，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总之，说书从宋代的勾栏瓦子产生出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巨大的传播势头和社会影响，不但在其开始之初压过了宋代理学一本正经讲解经典的古代庄论，在其发展之中压过了清代考据的讲求实事求是的近代理义，而且在其现代转型中压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现代学术，而与中国现代性中的革命激情一道高涨、普及、扩大、深入。这一让《百家讲坛》的说书转型得以成功的文化心理基础，值得我们去深深的玩味。
《百家讲坛》只靠学术的名义，不会成功，只靠说书传统，也不会成功。各电视台中，真讲学且讲得好的多矣，然而如《百家讲坛》式的成功者，未尝有也；真说书且说得好的多矣，然而如《百家讲坛》式的成功者，未尝有也。由此可知，只有学术与说书这二者的巧妙结合，才会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为说书与学术的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反映为说书与学术的差异，《百家讲坛》里正好把说书与学术绞缠在了一块，这么一绞缠，正好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无心合道地绞缠到了一块，获得了成功。说书差了学术，不会有如此的辉煌成功，学术差了说书，也不会成功得如此辉煌。从《百家讲坛》的历程，可以知道，它的辉煌并不是单凭哪一方面主观努力的结果，而乃一种多方合力而无心合道的“时运”产生出来，而这一“时运”才是电视台、制片人、说书者、观众们，应该真正感谢的。在此时此景《百家讲坛》的说书辉煌中，好像有一个隐形的命运王子在其中。《百家讲坛》在与王子同舟中得到了一时的辉煌，让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夕何夕兮，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
这样来结束本文好像有些不合适，然而，我想要表达的是：《百家讲坛》的辉煌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动向，我们确实应当好好思考思考。
[1]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6年01月06日16:56，来源：CCTV.com《曾经没人看，央视〈百家讲坛〉为什么这火》。
[2]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6年01月06日16:53，来源：CCTV.com《央视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的热播初步打通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
[3]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4月05日14:37，来源：《路见不平 易中天昨反驳学者对于丹的指责》。
[4]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6年01月06日16:43，来源：CCTV.com《百家与百姓·讲坛与书坛》。
[5]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6年08月30日16:52，来源：CCTV.com《窥探〈百家讲坛〉起"火"的背后》。
[6]人民网，2006年06月22日15:32，《易中天妙语品三国 观众热捧学界冷对》。
[7]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4月05日14:37 ，来源《路见不平 易中天昨反驳学者对于丹的指责》。
[8] 《人民日报》，2007年3月28日11版，《三问〈百家讲坛〉文化该如何亲近大众》。
（文章收入《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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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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