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1)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11日00:00 新浪读书
在修复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抓了中苏关系的缓和。
中苏两党两国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以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一心想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特别是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中国的1000多名援华苏联专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也日益公开化了。
虽然这样，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回旋余地。
1964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访苏联时对苏联方面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开始后，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周恩来都及时制止了。
196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之际，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但是，到了1969年，珍宝岛的枪声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奉命对入侵者进行还击。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联军队再次向我驻守珍宝岛的部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被我国军民击退。
珍宝岛事件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量。
关键的是要判断苏军这次入侵是否就意味着苏联要大举进攻中国。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与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利用美国的陷入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1968年8月，苏联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珍宝岛事件和苏联在中苏边境又大量增兵，这一切都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层强烈的感觉：苏联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和*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并为此积极准备的时候，也并没有把战争的危险绝对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同样的判断：苏联还不具备进攻中国的条件。1969年3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时，外宾问到？
最近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规模性的可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3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碰头会成员开会时也说：我看他们是壮胆，晚上走路怕鬼吹口哨。小时候在乡下走路，怕鬼，怕老虎，就吹口哨。
因此，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密切注视苏联方面的举动，相机缓和紧张的战争气氛，以便为中苏关系留下和缓余地。
这就是以两手对两手。毛泽东、周恩来的对策是“坚决反击，准备谈判”。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原则行事。
1969年3月4日，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周恩来在修改*中央、中央*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示威的通知》时，要求各地军民在*中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画一条线。

中苏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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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碰头会成员和几位老帅谈话时说：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会，是否一定要骂苏修？我看，外交缓和一点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判断和所采取的对策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不想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敢轻易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969年的中国，真可谓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正处于“*”的全面*之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江青集团急于抢班夺权，国内政治很不安定。对外关系方面，极左思潮使得中国与许多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更紧要的是当时中国同时面临南北两个方面、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南边在抗美援越，要对付美国的战争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如果能把同苏联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可以改变我们同时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被动局面，有利于维护我国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论是从国内政治安定需要考虑，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以及外交战略考虑，都要求我们在对苏关系上和为贵。
但是，中苏关系的多年交恶，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当时有关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明显存在一些极左的做法。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第三天，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方面又把电话打到设在通讯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面找周恩来的电话号码，无疑是想与中国领导人沟通情况。毕竟是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面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
从当时的电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肆虐让一个普通的电话接线员也变得如此的胆大包天，竟然视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为儿戏。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中苏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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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十分钟，柯西金还是一无所获。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
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月22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一个副司长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副司长：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3月13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3月15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叶立扎维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副司长：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
约见不欢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苏联搞热线电话联系的方式在当时或许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他们是真诚希望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接触，这还是应当肯定的，因为这对缓和两国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当然，在当时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历史环境下，苏联领导人急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还是故意放出的烟幕，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不管怎么样，毕竟不能把门关死。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中苏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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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柯西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约见我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的情况，并把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备忘录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碰头会成员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谈话，对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态度和我们有关部门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
毛泽东说：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阵，说他是叛徒。把人家的总理（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我。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插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继续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人家帝国主义的大使，苏联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给他们一个照会，说通电话不方便，有事请通过外交途径，不搞热线活动。
毛泽东说：热线活动不能搞，他们喜欢搞这一套。你们去一下，要不要通电话。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几位老同志说：你们这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
小萝卜头有用，但没有经验。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3月26日，周恩来就外电报道说苏联驻华使馆受到中国公民的骚扰和威胁并导致苏联使馆人员受伤一事批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富治）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过苏联使馆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如其要采取行动，要加以劝阻和干涉。
对冲击苏联驻华使馆的极左行为，周恩来一贯是坚决反对的。此前，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使馆，周恩来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径。
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呀！直到知道*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由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中苏武装冲突没有进一步扩大。1969年3月28日和5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武装冲突。
然而，到1969年8月，在珍宝岛之战中没占到便宜的苏联边防军企图报复我边防部队，又在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武装流血冲突。这无疑给还处于紧张状态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也让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要求接触和谈判的诚意发生怀疑。
不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病在河内逝世。
*中央决定派与胡志明私交很深的周恩来前去河内吊唁。

中苏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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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吊唁胡志明。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当天就飞回了北京。
苏共中央派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并希望同周恩来接触。但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华盛顿9月5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这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然而，就在世界各方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推测和议论时，9月10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回急电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提出要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面。
作出这个决策是很理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
关键时刻，外交决策大权还是掌握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共内部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冷静和现实的。据有关消息，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样的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杀死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军方又有人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
周恩来还觉得，只要苏联方面愿意坐下来谈判，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中苏冲突及边界争端问题是可取的，符合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立场。但是，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抱幻想。
1969年9月11日10时50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晤。两国总理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社会也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点头称是。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举行了接触性会谈。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你们认为的“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讲的肺腑之言。当时，那场“*”的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不由得提高了声调：“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中苏关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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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解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达成了谅解。
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与柯西金还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等缓和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
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
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周恩来和柯西金都感到满意。会晤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柯西金等人。
柯西金在祝酒时对周恩来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这次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坦率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这对彼此是有益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苏之间的合作是打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任何其他武器，如原子武器等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机场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主要内容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等。
周恩来还在信中说：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仍企图对我国实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反对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达成的谅解。
不久，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回避了9月11日会晤时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柯西金还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这样，周恩来与柯西金三个半小时会晤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这一年的10月，中苏双方将要举行边界谈判时，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谈判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亦应作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执，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作针锋相对。”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两国会谈能相对和缓地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购买一批运输机。我们的专家组到苏联验收时，发现苏方提供的备件不全，会谈时便向苏方提出。苏方说，原来签订的协定没有规定要提供。我方代表当即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苏方谈判人员听了后立即离开谈判会场，把我方代表冷在那里。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当即指出我方人员这样说不妥。他说：“我们在谈判中应少说刺激的话，否则对方可以借口我们侮辱了他们一走了之。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讲道理。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那是可以吵架的。但是，办外交与写文章不同，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宜多说伤感情的话。外交终究是外交。外交场合还是要称先生、阁下，这是国际惯例。这点我们要注意。”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有许多驻华使节和外宾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观礼。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也在被邀请之列。毛泽东还特意与他聊了几句。
毛泽东问候托尔斯季科夫：“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　　　　　　　　　　　　。”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

中苏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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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讲。”毛泽东笑了笑，“你好”的英文脱口而出：“Very good。”
托尔斯季科夫也笑着说：“Very good。”
周恩来又特意把当时在北京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回国去了）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这位副团长的手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
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1969年到1971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和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起1967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苏联关系的缓和，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大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