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

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 日期：2010-05-10 作者：石源华 来源：世界知识     他对苏始终不信任,屡次发动反苏事件,甚至进行局部对苏战争,但又数度与苏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其统治的支持。 
　　 
　　中苏关系是民国时期中国最主要的大国关系之一。蒋介石的对苏态度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历程,他对苏始终不信任,屡次发动反苏事件,甚至进行局部对苏战争,但又数度与苏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其统治的支持。 
　　 
　　“西北计划”的夭折 
　　 
　　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个赴苏访问的高级干部。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孙中山为此致信列宁、齐契林和托洛茨基介绍蒋介石。9月2日,蒋介石一行到达莫斯科, 受到苏联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热情接待。25日,蒋介石应邀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做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和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希望共产国际派人帮助中国革命。 
　　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军事计划书,提出国民党人的“西北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鉴于广东政府腹背受敌,香港为英国控制,长江流域为英、美势力范围,战略地位十分不利,国民党人有意将其军事转移到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军事基地首选库伦(今乌兰巴托),其次是迪化(今乌鲁木齐),与南方的革命军联合起来,沿着内蒙古边界,形成一条反北洋军阀战线。蒋氏相信只要苏联愿意协助,就可两面夹击,推翻北洋军阀政府。苏联方面虽然表示支持中国国民党,但认为此“北进”方案为“一着注定要失败的险棋”。这一态度使蒋氏倍感失望。12月,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劝孙不要轻信苏俄,但未为孙中山采纳。 
　　 
　　蒋介石与加伦 
　　 
　　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国民党军事首领的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一度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指挥东征,镇压广东地方军阀的反叛行为,并进行了北伐战争,从而建立和奠定了他在中国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与苏联顾问发生过种种冲突,曾发动“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驱逐他所不满意的苏联顾问等。 
　　蒋介石与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互相不满,却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甚至与加伦将军在“分共”时,依依惜别,“相约有机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一起共事”。上世纪30年代初,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后,蒋介石曾数度请求斯大林重新派遣加伦将军来华,斯大林一直避而不答。1939年,蒋介石请访问苏联的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该项要求,却被告知加伦已被枪毙,原因是他接受了日本间谍的收买。 
　　 
　　“绝俄令”的颁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力主“一定要对俄绝交”,“将俄国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律封闭”,并将此视为他稳定新政权的重要条件。1927年12月14日,南京政府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销对于苏联领事馆的承认。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仅是停止与苏联政府的交往。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感情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苏联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分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阴谋的发源地。国民党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符合保护我们国家独立的利益,符合自卫的利益,同时符合我们国民革命以及由此而确保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利益。” 
　　南京政府撤销对苏联领事馆的承认后,封闭了整个统治区内的苏联领事馆,但东北的苏联领事馆及商业机构依然存在,北京政府派驻莫斯科的代办也没有撤回。从国家关系上说,中苏已经绝交,但还存在着外交联系。 
　　 
　　“无故挑衅,无故投降” 
　　 
　　1929年7月,中苏间又发生“中东路战争”。“中东路战争”起因于苏方对“中苏协定”的曲解及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铁路的利益冲突。蒋介石指令东北地方当局“相机进行”,实施以武力接管中东路的计划。17日, 苏联政府发表最后通牒,宣布对华断交,并调集大量兵力屡次进攻中国边境。蒋介石曾请德国政府居间调解,但未获成功。后又求助于美、英、法等根据《非战公约》进行干预,也为苏联拒绝。中国军队连连败北,边关垂危,全国震惊。12月22日,蒋介石被迫下令直接与苏联政府交涉,几乎全部采纳苏方意见,并签署《伯力会议议定书》,中东路恢复原状。蒋介石的政治、军事设想全部落空。 
　　时任中国驻德公使并参与外交交涉的蒋作宾对此评价说:“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尤以国民政府之声誉扫地矣!” 
　　 
　　劝说苏联对日开战 
　　 
　　1932年12月,中苏邦交因“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而重新恢复。中日战争爆发后,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与斯大林间重新恢复联系。这期间蒋介石对苏外交的重点,一是争取苏联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援助,主要表现在购置军火、取得贷款、苏联志愿航空队和军事顾问赴华作战等,这些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苏联成为战争初期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大国。二是劝说苏联直接出兵进行对日作战。蒋介石采取各种方式反复致电斯大林等苏联国家领导人,派遣杨杰、孙科等出使苏联,试图说服斯大林让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曾把德国传递的中日和谈条件送给斯大林,暗示假如中国不能得到苏联的充分支持,中国将会和日本谈和,并被迫加入轴心国,以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然而,苏联远东战略的出发点首先是维护自身利益,在这一前提下,苏联可以给中国以各种援助,使中国拖住日本,但却不能为了中国而对日本作战,冒被日、德东西夹击之危险。显然,蒋介石的意图与苏联的远东战略不符,自然不可能如愿以偿,这一结果对战争后期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迫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 
　　 
　　1941年4月,苏日签署“中立条约”,蒋介石与斯大林的战时“蜜月”结束。中苏关系因苏联反对中国成为“四强”国家以及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等的分歧而陷于恶化。1945年初,美、英、苏签署雅尔塔密约,背着中国,以牺牲中国的外蒙古、中国长春铁路、旅大权益等主权,换取苏联对日参战,蒋介石虽然贵为四强领袖之一,却被排除在决定战后重大政治权益分配的阵营之外。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派出宋子文、王世杰赴苏会谈,并在雅尔塔密约的框架下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之间争执最大、最激烈的为外蒙古独立问题,焦点是如何理解“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双方僵持不下。中方认为,1924年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已确定:苏联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此即是现状,不能变更;而苏方认为,“维持现状”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现状,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中国在求助美国无望后,蒋介石亲自拍板决定有条件“让步”,即在苏联政府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伊犁以及全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三条件下,中国“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由此脱离中国版图,中国在长春铁路和旅大的权益也受到极大损害。 
　　 
　　拒绝斯大林的访苏邀请 
　　 
　　战后,逐步形成了美苏冷战的新局面,蒋介石必须在美、苏间作出新的抉择。蒋介石曾经希望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甚至希望成为美、苏间的桥梁。1945年12月,应苏方邀请,蒋介石委派长子蒋经国为私人代表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建议中苏两国建立合作关系,苏联帮助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其条件是:中国东北保留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外,不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条件未为中方接受。 
　　随着美、苏冷战的形成与升级,以及国共内战的激化和全面展开,蒋介石逐步实行对美“一边倒”政策。1946年5月,斯大林再次邀请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苏联境内的任何地点会面,传递中苏合作的信息。蒋介石则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理由是:“假如我站在中立立场,并把中国当作苏、美和东、西世界的桥梁;假如因为莫斯科的调解,我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苏联就会不流自己一滴血,而以‘和平改造’的方法,获得对全中国的控制”,“不仅能以和平手段征服亚洲,还会把太平洋变成苏联的内湖”等。自此,蒋介石完全投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营垒,执行依靠美国出钱出枪、进行全面内战的政策,并充当美国反苏的帮凶,直至在中国大陆遭遇彻底失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中苏建交。当天,蒋介石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1952年,已经败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并获通过,控诉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3月,正式宣布废除该条约及其有关协定,也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