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不要成为30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没有规模就没有发展。与其他世界性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人口规模偏小，人口密度偏低

　　■ 文/刘  颖   图/柳友娟

　　“上班族”都知道，上海的地铁里有多挤；“小白领”都明白，上海的商品房有多贵。如果此刻，还有人提议“让上海的人口再多一些，比如3000万”，你会怎么投票？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教授投出的是赞成票。

　　按照他的测算结果是，在未来20至30年时间里，上海人均GDP按年均8%至10%的增长速度将达到目前东京的水平，其人口规模应至少达到2500万甚至3000万。

　　而事实上，上海在1992年至2006年期间，户籍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5.62万，即使计入非户籍常住人口也仅每年增长22.31万，不能满足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

　　“没有规模就没有发展。与其他世界性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人口规模偏小，人口密度偏低。从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言，其人口规模更是偏小的。”陆铭说。

　　东京“损失的十年”

　　带来的启示

　　以牺牲经济集聚的效率来换取地区间均衡发展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效率与均等皆失

　　这样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有史为证。

　　日本东京的人口在经历二战后，1953-1973年2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长期维持在略低于1200万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东京曾经经历了一段“首都功能分散”的时期，其结果是东京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京的发展速度和国际地位下降。现在，学术界正在把这一段时期作为“损失的十年”来反思。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的经济集聚效应的下降还影响到了全日本的经济增长。来自陆铭教授提供的数据分析显示，自1963年以来，东京占日本总人口的比重是与日本次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的。在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8%的年份里，东京都的人口比重至少达到10.7%(1973年)，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的年份，东京的人口比重最高值是9.7% (2003年)。最近这些年，日本经济逐渐复苏，而东京的人口总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时期。在1996年至2006年间，东京的年均人口增长量为8.88万，目前这一增长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京的扩张，日本另外一个大城市大阪的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这表明，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少数大都市的集聚的确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类似的案例，在东亚地区不只一个。韩国首尔首都圈的不断膨胀引起了地方的不满。为此，卢武铉政府制订预算高达约8200亿元(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其中的措施包括限制在首都地区新建工厂，鼓励企业迁入地方。然而，5年下来的实施结果却是，地方人口不断涌入首都地区，首都与地方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只有一些中小企业迁往离首都地区较近的地方。

　　事实证明，以牺牲经济集聚的效率来换取地区间均衡发展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效率与均等皆失。

　　在采访中，陆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减少行政力量对城市规模的限制”。他认为，新一轮的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为前提。即使资料表明，巴黎已经集中了法国1/7的人口，伦敦已经集中了英国1/6的人口，东京已经集中了日本1/10的人口。但这些代表性的世界性大都市的人口，都仍然在继续增长。

　　“城市病”可以治理吗

　　治理“城市病”的关键，是要将社会公共服务普及，要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一视同仁

　　中国的城市能像东京一样长大吗？

　　《世界发展报告2009》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研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集中讨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伴随着空间的集聚，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各地，大城市仍然在长大。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长大”的城市正在遭遇着“成长的烦恼”。比如，墨西哥城、孟买，都无法回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由于担心出现拉美国家的“城市病”现象，认为小城市(镇)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合理方向的观点始终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只会造成中国目前这种大城市规模偏小，从而损失经济效率的局面。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中，一些大城市往往出于对城市人口承载能力的担忧而有意识地控制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些城市的政府并没有看到，城市的治理能力完全可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也会随着城市治理能力的提高而提高。

　　比如，东京因为保持了便捷的交通、清洁的环境和较低的犯罪而使其容纳了3500万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并使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相比之下，目前在政府看来已经人口规模庞大的上海只要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治理能力，就可以发挥其在人口吸纳与规模扩大上的巨大潜力。即使从已有地铁的运能来看，东京每公里地铁的运客量是7472.88万人/年，而上海为每公里387.07万人/年。

　　可见，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和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而城市未来的规模扩张也有极大的潜力。

　　治理“城市病”的关键，是要将社会的公共服务普及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要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一视同仁。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财政政策重点转向民生方向，其中特别强调了公共服务在区域城乡间的均等化，而且讲得非常具体。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人类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才可能使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之后，重新走向平衡

　　当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时，还有一种担心：这种集聚是否会导致人均收入的失衡？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全世界就一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最有效的政策是什么？陆铭说，答案就是把发达国家的国界放开，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民，让发展中国家的人自由地迁移到发达国家去，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就缩小了。

　　一言蔽之，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收入者要能够自由流动，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关键所在。

　　现在中国的东部城市，通常常住人口要远远超过户籍人口，而在中西部城市，则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在流动中的劳动力是中西部的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自由流动将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大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

　　根据经济学理论，即使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地区会更多地享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扩大地区间差距，但最终，地区间差距一定会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再缩小。

　　例如，一开始，交通成本非常高，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要素流动和经济集聚就发生了，之后，交通成本持续下降，一些经济活动远离集聚的中心，反而也可节省成本。在欧洲，由于交通发展比较好，已经出现了一些离散发展的苗头。但是在中国，交通运输的改善还将会进一步导致经济集聚。

　　再比如，集聚过程中，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污染也更严重，犯罪率也更高，特别是地价、房价和工资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觉得集聚的好处还抵消不了拥挤的成本，这时候也会出现经济活动的离散趋势。

　　不难想象，如果允许来自内地农村的移民在沿海地区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那么，城市间的GDP总量差距可能会更大，但人均GDP差距却会更低。人类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也表明，只有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才可能使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之后，重新走向平衡。

　　集聚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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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转型的阿基米德点在哪里

　　要真正实现上海经济成功转型，首要原则是政府转变职能、放松管制。调结构，促转型，政府应该制定总体战略

　　■ 文/林  颖  图/柳友娟

　　“经历了这一场危机的冲击，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特大型城市，资源环境都非常有限，要获得新的增长，必须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2009年11月，韩正市长在国际咨询会上说明上海未来经济转型的远景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潜力已经释放差不多。一场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上海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转型的重要性。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就业，加大收入分配改革，拉动内需，让所有老百姓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成为下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

　　首要原则是放松行政管制

　　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应该激发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发现市场和商机，而不是由政府过于具体地参与制定产业发展

　　目标既定，该从何处着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要真正实现上海经济的成功转型，首要的原则是政府转变职能、放松管制。

　　“调结构，促转型，政府应该制定总体战略，但不应该去人为地设计具体目标，比如某个产业发展的比重要达到多少，甚至具体到采用什么技术、生产什么产品。这些事情未必是政府要去做的。一个大的原则是政府要放松管制，逐渐退出市场，弱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强调服务功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

　　“上海经济转型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具体一个行业该怎么做，企业比起政府部门来，感受更直接。”陈钊认为，政府部门决定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容易造成“挤出效应”，人为地把某个产业占有资源的比重提高了，而其他产业获得的资源有限，往往被挤出了发展的行列，而说不定这个被挤出的产业刚好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

　　比如现在上海平板电视产能过剩，这就是前几年过分地倡导该产业应该属于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而造成的结果。今天，上海经济转型中，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应该激发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发现市场和商机，而不是由政府过于具体地参与制定产业发展，而是要提供政府的服务功能。

　　百姓生活幸福感也是

　　城市竞争力

　　上海要持久推动经济转型，必须留住优秀的人才，为各类人才搭建好建设发展平台。而这些都要求政府首先将自己的服务功能做强

　　在放松管制的原则下，陈钊认为，政府转变职可以涉及到更为具体的政策。

　　第一，上海建设“两个中心”最根本还是靠人才。

　　怎么样才能留住人才？近一年来，上海在户籍制度上有了一定松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是，哪些人可以进沪，还是应该让市场来选择，弱化政府管理的功能。

　　现在大学生毕业时能不能获得上海户口，是要被“打分”的：看你的学校是不是“985学校”，是不是重点专业，是不是研究生。打分达到了一定标准才能进沪。用量化标准衡量人才，不如让市场来选择一个人才。哪怕是一个大专生，如果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上海的某个企业聘用，有较高的收入，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就不要用“打分”来管理，来限制人才的流动。

　　目前出现了一些白领“出逃”上海的现象。分析一下，这些出逃的白领是不是最没有生产力的人？事实上不是。很多白领有较好的工作和薪水，但是因为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蚕食着白领中产阶层的所谓高薪，消解了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而因为金融危机影响打算海归的高端人才，也止于高企的房价而放慢了回归的脚步。

　　陈钊建议，“政府是否能从制度上创新，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廉租房制度？缓解生活成本上升对人才引进的压力。把高端的人留在上海，更多高端的人也会跟随进来。”

　　第二，在鼓励创业的政策上，简化注册手续，减免注册费用，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的优惠，最根本的是有些政府的职能应该外包给中介机构、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垄断过多的资源，降低了竞争力。

　　第三，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的国企基础好实力强大，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力还是靠国企。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引导下，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励措施不够。上海为什么不能吸引一些高科技民营企业落户？比如物联网研究最终选择无锡而没有选择上海，这是上海需要反思的问题。

　　第四，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上海的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仍面临着供给不足的矛盾。供给不足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管制比较严，开放度不够，不能让资本自由进入。如果开放民营资本、外资进入办高端的医疗、教育，则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就医、求学的困难，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吸引更多人才落户。

　　“一个城市的吸引力，不光是有GDP增长速度，要有让海纳百川的气度，包容开放的胸怀，还要提高生活工作在其中的人们的幸福指数，百姓生活幸福感也是城市竞争力。”

　　陈钊认为，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还要改善新闻、法律、监管的环境，政府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让投资者获得更为准确的信息，为“四个中心”建设打造诚信、高效的市场环境。

　　上海要持久推动经济转型，必须留住优秀的人才，为各类人才搭建好建设发展平台。而这些都要求政府首先将自己的服务功能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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