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失误与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失误与对策(原创)
中国之出路——政治篇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失误与对策
江程浩
二00八年三月六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 改革开放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失误。在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这三十年的失误作出最深刻的反省，把失误带来的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尽量惠及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本人试着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作出分析，并给出纠正这些失误的对策。
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失误
失误之一：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在整体水平上差距不太大，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与同等工龄的企业主要领导人收入最多只有一倍的差距，有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还要高于企业领导人。这种分配体制被当时的中央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这是典型的大锅钣体制，但却保证了整个社会成员收入的基本平等。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精英治国、拉大收入差距，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企业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少数精英的收入水平，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加强了领导人通过权力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样是通过那个时候开始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使大量中小企业职工被迫下岗而失去工作，更使本来收入比较低的普通职工沦为失业人员，再加上改制过程中黑幕重重，不仅职工应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国家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大量国有资产在权力的作用下落入少数人的腰包，并催生出的极少数一夜暴富的权力阶层，而城市普通职工则一夜之间沦为乞丐。使富者俞富，穷者俞穷。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培育起来一部分，但数量比例太低，而且有些钱来得不太正当，这样的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小。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不高。这样人为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对经济没有丝毫的正面作用，反而给社会和谐带来极大损害。
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普通工薪收入者举一生之所得买不起一套住房，而各级各单位领导者和利益部门的人员，凭借权力在工资收入以外获得大量额外灰色收入。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现在城市郊区农村，则是城市的迅速扩大而使大量城郊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失去维系生存最起码的基本保障。而这些土地的高附加值同样通过权力的作用而落入少数开发商和腐败官员的手中。繁荣的城市产生的巨额税收由国家收走了，快速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城市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富有阶层手中，而最广大的普通群众的收入并没有从城市繁荣中得到回报。
在偏远农村则是农业生产回报率迅速降低，投入大而收益小，相反，农民的各项刚性支出随着社会价格的普遍提高而不堪重负，农业被最大程度的忽视，放弃了农业这个中国立国的根本，就等于埋下了中国经济失衡、社会动荡的祸根。
失误之二：社会保障严重缺失
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就业率高，尤其是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城市就业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有一个单位保着，大中小学入学费用很低，就医、退休养老都有国家和企业负担，收入虽低，但绝无后顾之忧，由于这种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带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第一轮增长高潮，这一轮增长高潮是在国内超强购买力的支撑下取得的。没有那个时代国家有力的社会保障，就没有国内人民大胆的消费热情。也就不会有那一轮超强的经济增长的高潮。
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医改”、“房改”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作了数十年的广大中老年职工在工作期间收入极低，退休后并无积蓄，低微的退休社保资金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普通中年家庭由于子女教育费用过高和对高额医疗开支的恐惧预期，对不多的一点存款倍加珍惜而不得不长期与清苦节省的生活相伴；年轻夫妻因过分高昂的房价，为求一个安生之房而一生成为“房奴”；而高昂的医疗费用更使普通患者一病而陷入赤贫。大规模国有企业改制，又有大量职工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几部分人成了社会上生活状况最差的人群。而这一人群又占到了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物价的上涨，其生活质量还在逐年下降。这是当前社会矛盾产生的最主要的方面。
失误之三：社会失去公平性和稳定性
市场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同时没有制约和没有有效管理的市场经济也是扰乱社会破坏公平的罪魁祸首。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了数十年的前提下，无限制、无原则和无序地推行市场经济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原因。邓小平先生倡导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政府从单纯抓经济发展转变到抓整个社会的公平协调上来。而让经济发展由市场功能来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内，在国家强力控制和有效竞争的引导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相对公平的状态。收入差距不大、社会负担不重、物资供应丰富、社会环境安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主抓经济发展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对社会的平衡协调服务功能却完全被忽视。全面引入市场经济以后，万能的市场和一切由市场作主使各行各业全面放弃了社会服务职能，片面追求金钱收益的最大化，“只要有需求就是合理”这一口号成为整个社会的公理，甚至于被称之为“第一桶金”的私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无论合法与否都竟然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如此以来，为了钱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鲸吞国家财产，为了钱人们可以随意践踏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钱人们可以破坏数千年养成的民族基本道德观念而坑蒙拐骗、掺杂使假、持强凌弱、偷盗抢窃。整个社会在市场和金钱的引导下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性和稳定性。而政府在维持社会公平性的过程中严重缺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广大中下层的普通人民群众对政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部分腐败和低素质官员在敛财和谋求“政绩”的过程中好大喜功、强行拆迁、强制执行、行贿索贿、损公肥私，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群众对政府不信任，所以有“无官不贪”的说法被总结出来；政府对群众不信任，所以有“刁民”的概念被定义出来。政府与群众尖锐对立达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程度。这种现象目前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失误之四：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大大滞后于原材料消耗，并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改革开放高速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1988年、1995年、和近五年来的三次高峰和两次紧急调整，在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给环境、资源、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2003年初以来已经持续了五年的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目前仍未看到稍有放缓的趋势，经济无节制地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早已体现出来。
最显著的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污染严重超负荷。全国许多水域面积的污染已经达到几乎不可治理的程度，国家每年为此投入的大量治污资金都打了水漂。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这样的恶性循环不论对并不富裕的中国财力还是中国生态都造成巨大的损害。
二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恶性开采也已经超过了承受力，在这一轮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使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紧张过的煤炭供应首次出现严重的短缺。而且对有限资源的过分过滥开采，对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三是过多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远远低于应该创造的生产价值。近十年来，中国石油资源告急，煤炭生产告急、电力生产告急、铁矿石资源告急、森林木材资源告急、土地资源告急。自去年以来，中国又出现农副产品生产告急。号称永远不会告急的人力资源在近些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2007年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早就达到世界第一，煤炭生产量已经达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中国的年石油消费量已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大规模的基础性产生资料资源连连告急只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内生产总体规模已经严重超过资源的供给能力。中国消耗了这么多的资源，可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好达到国土面积不到中国二十分之一、人口不到中国十四分之一的德国的水平，仅仅只有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中国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帽子津津乐道。中国制造的低端商品几乎充斥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可是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中国国内的污染问题却严重超过了自身的承受力。说穿了，就是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却几乎承担了全世界所有低付加值商品的生产任务。中国在为全世界打下等工，中国人就是全世界的打工仔。这样的“世界工厂”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粗钢生产第一大国，但是价格高、用途广的特种钢生产却远落后于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中国大量的普通低附加值钢铁企业成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精制特种钢生产的原料供应商。大量的初级原材料消耗和大量的污染却由中国承担了。如此不顾环境和资源承受力而拼经济规模的发展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如此下去是否会使整个国家经济在某一天因整体环境破坏而崩溃？
失误之五：官员腐败严重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官员腐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来党的建设和执政效果方面的最大失误。党和国家在治腐治贪方面的手段、方法和政策也是全国历届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危害。虽然官员腐败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不能幸免，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官员腐败尤其受到全国人民的深恶痛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虽然屡出重拳治腐治贪，但各级官员贪腐案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治愈多，愈反愈烈。近十年来，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和谋求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最有力的借口。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方法产生深深的怀疑。
综合起来，以上五个方面的失误基本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失误的基本层面。也就是说只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失误能够得到有效治理甚至于得到明显好转，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思想面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中国就能够真正走向和谐发展，快速提高的良性过程。中国真正走向强大盛世就为期不远了。
二、具体说来怎样做呢？
本人认为应该从以下这七个方面入手。
第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过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形式的“休克”式改革方法都是灾难性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前 的体制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充分借鉴计划经济体制下创造社会公平和谐方面的许多优点和长处。
第二、重新审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得与失，重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致使大量职工下岗对社会和谐造成危害的严重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就是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虽然激发了人们无限的创造力，但却又使社会整体人文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邓小平先生倡导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提倡个体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致富，绝没有人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意思。所以要重新调整大中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政策，大幅度提高基层职工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要提高大中型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由各级财政出资，大幅度提高由社保部门负担的退休人员退休金。
重新审视大中型国有企业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做到哪里产生的社会负担归哪里负责，是企业的归企业，是社会的归社会。人人都要为社会和谐作贡献。在原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缴纳的体制下，国有大中型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应一律在原企业享受，不应划归社会保险部门，已经划出的要重新收回。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条充分关怀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和生活福利待遇。社会保险部门只负责解体、改制等企业职工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的养老保险。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养老待遇一律由原单位负责。社会不是排污口，社会的保障职能非常有限，不能什么负担都可以交给社会。
第三、把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从单纯GDP数量增长转变到社会治安、公民就业、环境保护、社会平等、公益事业、平衡协调、关注民生这方面来。
本来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最有效的经济运行形式，可资本主义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协调职能却没有被中国的改革者学到。所以一定要彻底放弃政府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协调、公平和谐的错误观念。通过这一转变还可以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粗放发展，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弊病，扭转政府官员好大喜功，浪费资源、滥用民力的恶习。通过取消经济指标考核制度以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对整个社会民生、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上。摆脱了经济发展指标的约束，官员清廉扎实的工作作风的养成也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
第四、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彻底抛弃戴在中国人头上的“世界工厂”这一顶破帽子。
要淘汰一大批消耗一次性资源的低效益企业，并大力加强中国企业高付加值产品和精加工深加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除了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技术基础等重要产品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生产以外，中国没有必要去做世界工厂，尤其没有必要用自己有限资源替全世界打下等工。对中国土地的使用也要十分从紧。要对土地的使用者加征高额土地占用税。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付产品只能供自己国内的人口使用，绝不能用中国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去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农付产品。中国要用高技术实力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在世界市场获得利润来造福中国人民。
第五、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培养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人队伍。为高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集聚人才。
在农村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快推进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把全国高校收费分为三种等级，一是免费高校，二是中等收费高校，三是高收费高校。并把高等院校中的专业也按此种标准进行划分。全国职业技术院校全部定为低收费或免费，以达到充分吸引青年人投身到技术工人的队伍中去。全国师范院校中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应从现在的免费改为中等收费（个别特殊的师范专业也可以定为免费专业），全国其他师范院校中的师范专业应全部改为免费制。使国家对师范院校的免费政策真正惠及国家教育事业。在其他非师范类高校中设立免费专业。那些国家急需的、工作性质艰苦的、非通用型但社会不可缺少的、服务于老少边穷边远山区的专业应为免费专业。选定全国30——50所高等院校为高收费院校（其中特殊专业除外），要让那些毕业后有高回报的学生在校时必须是高投入。比如影视艺术类，工商管理类、经济贸易类以及与基层生产实践无关的专业应定为高收费，彻底改革高校招生体制，改全国统一招生为高校自主招生。
第六、重新开展新的医疗改革，大力建设以城市社区医院为主体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大病去大医院，小病去社区医院，彻底分流病人，从根本上降低医药费开支。在农村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七、把反腐败作为今后若干年内党的建设一个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来抓。办法有如下几条。
一是合并各级人大与政协机关。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统统合并成为新的人大代表。使各民主党派真正成为参与国政的主力。这样既保证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质量，又减少了一层机构。
二是地方纪委直接对上级纪委负责，地方党委不得介入当地纪委的一切工作。对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部门人员设立切实可行的举报机制由各级地方纪委负责执行。并尊重匿名举报，充分鼓励新闻媒体和网络监督的作用。一名官员因同一问题受到三次以上举报的，该官员暂时不得提拔。情况查实没有问题的有机会再提拔；属于失职的官员应予以撤职；属于贪污腐败的应按律严惩，即使部分官员受到一定程度的污陷也在所不惜。要让政府官员这个职业具有极强的风险性，使每一个想当政府官员的人都要准备吃苦受累，受监督，都要随时准备受到撤职的处分，以达到充分限制干部以权谋私、投机取巧、捧上压下、带病提拔的目的。逐步弱化中国社会极强的“官本位”风气。官不贪何惧民告之？中国现在缺乏的不是几个官员，而是官员清廉扎实的工作态度，勤政为民的工作方法。
最近中国和平网作过一个民意测验，同意治理腐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好官员任用的高达80%。这说明吏治的好坏对国家政治好坏的影响十分巨大。
三是在各级政府的部门实行党委和行政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工作由行政领导负责执行，但党委有最后否决权。通过这种办法达到牵制行政一把手出现腐败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类似于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四是全面推行公职人员个人收入公开。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在一年内申报个人财产，同时申报配偶子女和直系亲属的财产。同时实行公职人员银行账户一人一户制，并从此形成制度。配合这一政策的实行，要求全国所有银行个人账户在一年内重新登记。逾期未能重新登记的账户，银行应暂时予以冻结，如开户人持合法身份证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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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程浩
二00八年三月六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 改革开放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失误。在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这三十年的失误作出最深刻的反省，把失误带来的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尽量惠及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本人试着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作出分析，并给出纠正这些失误的对策。
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失误
失误之一：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在整体水平上差距不太大，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与同等工龄的企业主要领导人收入最多只有一倍的差距，有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还要高于企业领导人。这种分配体制被当时的中央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这是典型的大锅钣体制，但却保证了整个社会成员收入的基本平等。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精英治国、拉大收入差距，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企业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少数精英的收入水平，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加强了领导人通过权力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样是通过那个时候开始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使大量中小企业职工被迫下岗而失去工作，更使本来收入比较低的普通职工沦为失业人员，再加上改制过程中黑幕重重，不仅职工应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国家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大量国有资产在权力的作用下落入少数人的腰包，并催生出的极少数一夜暴富的权力阶层，而城市普通职工则一夜之间沦为乞丐。使富者俞富，穷者俞穷。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培育起来一部分，但数量比例太低，而且有些钱来得不太正当，这样的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小。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不高。这样人为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对经济没有丝毫的正面作用，反而给社会和谐带来极大损害。
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普通工薪收入者举一生之所得买不起一套住房，而各级各单位领导者和利益部门的人员，凭借权力在工资收入以外获得大量额外灰色收入。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现在城市郊区农村，则是城市的迅速扩大而使大量城郊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失去维系生存最起码的基本保障。而这些土地的高附加值同样通过权力的作用而落入少数开发商和腐败官员的手中。繁荣的城市产生的巨额税收由国家收走了，快速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城市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富有阶层手中，而最广大的普通群众的收入并没有从城市繁荣中得到回报。
在偏远农村则是农业生产回报率迅速降低，投入大而收益小，相反，农民的各项刚性支出随着社会价格的普遍提高而不堪重负，农业被最大程度的忽视，放弃了农业这个中国立国的根本，就等于埋下了中国经济失衡、社会动荡的祸根。
失误之二：社会保障严重缺失
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就业率高，尤其是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城市就业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有一个单位保着，大中小学入学费用很低，就医、退休养老都有国家和企业负担，收入虽低，但绝无后顾之忧，由于这种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带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第一轮增长高潮，这一轮增长高潮是在国内超强购买力的支撑下取得的。没有那个时代国家有力的社会保障，就没有国内人民大胆的消费热情。也就不会有那一轮超强的经济增长的高潮。
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医改”、“房改”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作了数十年的广大中老年职工在工作期间收入极低，退休后并无积蓄，低微的退休社保资金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普通中年家庭由于子女教育费用过高和对高额医疗开支的恐惧预期，对不多的一点存款倍加珍惜而不得不长期与清苦节省的生活相伴；年轻夫妻因过分高昂的房价，为求一个安生之房而一生成为“房奴”；而高昂的医疗费用更使普通患者一病而陷入赤贫。大规模国有企业改制，又有大量职工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几部分人成了社会上生活状况最差的人群。而这一人群又占到了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物价的上涨，其生活质量还在逐年下降。这是当前社会矛盾产生的最主要的方面。
失误之三：社会失去公平性和稳定性
市场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同时没有制约和没有有效管理的市场经济也是扰乱社会破坏公平的罪魁祸首。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了数十年的前提下，无限制、无原则和无序地推行市场经济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原因。邓小平先生倡导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政府从单纯抓经济发展转变到抓整个社会的公平协调上来。而让经济发展由市场功能来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内，在国家强力控制和有效竞争的引导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相对公平的状态。收入差距不大、社会负担不重、物资供应丰富、社会环境安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主抓经济发展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对社会的平衡协调服务功能却完全被忽视。全面引入市场经济以后，万能的市场和一切由市场作主使各行各业全面放弃了社会服务职能，片面追求金钱收益的最大化，“只要有需求就是合理”这一口号成为整个社会的公理，甚至于被称之为“第一桶金”的私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无论合法与否都竟然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如此以来，为了钱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鲸吞国家财产，为了钱人们可以随意践踏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钱人们可以破坏数千年养成的民族基本道德观念而坑蒙拐骗、掺杂使假、持强凌弱、偷盗抢窃。整个社会在市场和金钱的引导下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性和稳定性。而政府在维持社会公平性的过程中严重缺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广大中下层的普通人民群众对政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部分腐败和低素质官员在敛财和谋求“政绩”的过程中好大喜功、强行拆迁、强制执行、行贿索贿、损公肥私，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群众对政府不信任，所以有“无官不贪”的说法被总结出来；政府对群众不信任，所以有“刁民”的概念被定义出来。政府与群众尖锐对立达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程度。这种现象目前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失误之四：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大大滞后于原材料消耗，并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改革开放高速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1988年、1995年、和近五年来的三次高峰和两次紧急调整，在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给环境、资源、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2003年初以来已经持续了五年的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目前仍未看到稍有放缓的趋势，经济无节制地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早已体现出来。
最显著的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污染严重超负荷。全国许多水域面积的污染已经达到几乎不可治理的程度，国家每年为此投入的大量治污资金都打了水漂。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这样的恶性循环不论对并不富裕的中国财力还是中国生态都造成巨大的损害。
二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恶性开采也已经超过了承受力，在这一轮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使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紧张过的煤炭供应首次出现严重的短缺。而且对有限资源的过分过滥开采，对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三是过多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远远低于应该创造的生产价值。近十年来，中国石油资源告急，煤炭生产告急、电力生产告急、铁矿石资源告急、森林木材资源告急、土地资源告急。自去年以来，中国又出现农副产品生产告急。号称永远不会告急的人力资源在近些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2007年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早就达到世界第一，煤炭生产量已经达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中国的年石油消费量已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大规模的基础性产生资料资源连连告急只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内生产总体规模已经严重超过资源的供给能力。中国消耗了这么多的资源，可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好达到国土面积不到中国二十分之一、人口不到中国十四分之一的德国的水平，仅仅只有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中国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帽子津津乐道。中国制造的低端商品几乎充斥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可是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中国国内的污染问题却严重超过了自身的承受力。说穿了，就是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却几乎承担了全世界所有低付加值商品的生产任务。中国在为全世界打下等工，中国人就是全世界的打工仔。这样的“世界工厂”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粗钢生产第一大国，但是价格高、用途广的特种钢生产却远落后于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中国大量的普通低附加值钢铁企业成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精制特种钢生产的原料供应商。大量的初级原材料消耗和大量的污染却由中国承担了。如此不顾环境和资源承受力而拼经济规模的发展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如此下去是否会使整个国家经济在某一天因整体环境破坏而崩溃？
失误之五：官员腐败严重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官员腐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来党的建设和执政效果方面的最大失误。党和国家在治腐治贪方面的手段、方法和政策也是全国历届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危害。虽然官员腐败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不能幸免，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官员腐败尤其受到全国人民的深恶痛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虽然屡出重拳治腐治贪，但各级官员贪腐案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治愈多，愈反愈烈。近十年来，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和谋求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最有力的借口。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方法产生深深的怀疑。
综合起来，以上五个方面的失误基本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失误的基本层面。也就是说只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失误能够得到有效治理甚至于得到明显好转，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思想面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中国就能够真正走向和谐发展，快速提高的良性过程。中国真正走向强大盛世就为期不远了。
二、具体说来怎样做呢？
本人认为应该从以下这七个方面入手。
第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过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形式的“休克”式改革方法都是灾难性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前 的体制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充分借鉴计划经济体制下创造社会公平和谐方面的许多优点和长处。
第二、重新审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得与失，重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致使大量职工下岗对社会和谐造成危害的严重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就是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虽然激发了人们无限的创造力，但却又使社会整体人文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邓小平先生倡导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提倡个体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致富，绝没有人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意思。所以要重新调整大中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政策，大幅度提高基层职工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要提高大中型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由各级财政出资，大幅度提高由社保部门负担的退休人员退休金。
重新审视大中型国有企业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做到哪里产生的社会负担归哪里负责，是企业的归企业，是社会的归社会。人人都要为社会和谐作贡献。在原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缴纳的体制下，国有大中型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应一律在原企业享受，不应划归社会保险部门，已经划出的要重新收回。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条充分关怀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和生活福利待遇。社会保险部门只负责解体、改制等企业职工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的养老保险。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养老待遇一律由原单位负责。社会不是排污口，社会的保障职能非常有限，不能什么负担都可以交给社会。
第三、把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从单纯GDP数量增长转变到社会治安、公民就业、环境保护、社会平等、公益事业、平衡协调、关注民生这方面来。
本来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最有效的经济运行形式，可资本主义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协调职能却没有被中国的改革者学到。所以一定要彻底放弃政府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协调、公平和谐的错误观念。通过这一转变还可以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粗放发展，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弊病，扭转政府官员好大喜功，浪费资源、滥用民力的恶习。通过取消经济指标考核制度以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对整个社会民生、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上。摆脱了经济发展指标的约束，官员清廉扎实的工作作风的养成也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
第四、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彻底抛弃戴在中国人头上的“世界工厂”这一顶破帽子。
要淘汰一大批消耗一次性资源的低效益企业，并大力加强中国企业高付加值产品和精加工深加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除了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技术基础等重要产品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生产以外，中国没有必要去做世界工厂，尤其没有必要用自己有限资源替全世界打下等工。对中国土地的使用也要十分从紧。要对土地的使用者加征高额土地占用税。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付产品只能供自己国内的人口使用，绝不能用中国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去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农付产品。中国要用高技术实力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在世界市场获得利润来造福中国人民。
第五、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培养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人队伍。为高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集聚人才。
在农村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快推进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把全国高校收费分为三种等级，一是免费高校，二是中等收费高校，三是高收费高校。并把高等院校中的专业也按此种标准进行划分。全国职业技术院校全部定为低收费或免费，以达到充分吸引青年人投身到技术工人的队伍中去。全国师范院校中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应从现在的免费改为中等收费（个别特殊的师范专业也可以定为免费专业），全国其他师范院校中的师范专业应全部改为免费制。使国家对师范院校的免费政策真正惠及国家教育事业。在其他非师范类高校中设立免费专业。那些国家急需的、工作性质艰苦的、非通用型但社会不可缺少的、服务于老少边穷边远山区的专业应为免费专业。选定全国30——50所高等院校为高收费院校（其中特殊专业除外），要让那些毕业后有高回报的学生在校时必须是高投入。比如影视艺术类，工商管理类、经济贸易类以及与基层生产实践无关的专业应定为高收费，彻底改革高校招生体制，改全国统一招生为高校自主招生。
第六、重新开展新的医疗改革，大力建设以城市社区医院为主体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大病去大医院，小病去社区医院，彻底分流病人，从根本上降低医药费开支。在农村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七、把反腐败作为今后若干年内党的建设一个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来抓。办法有如下几条。
一是合并各级人大与政协机关。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统统合并成为新的人大代表。使各民主党派真正成为参与国政的主力。这样既保证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质量，又减少了一层机构。
二是地方纪委直接对上级纪委负责，地方党委不得介入当地纪委的一切工作。对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部门人员设立切实可行的举报机制由各级地方纪委负责执行。并尊重匿名举报，充分鼓励新闻媒体和网络监督的作用。一名官员因同一问题受到三次以上举报的，该官员暂时不得提拔。情况查实没有问题的有机会再提拔；属于失职的官员应予以撤职；属于贪污腐败的应按律严惩，即使部分官员受到一定程度的污陷也在所不惜。要让政府官员这个职业具有极强的风险性，使每一个想当政府官员的人都要准备吃苦受累，受监督，都要随时准备受到撤职的处分，以达到充分限制干部以权谋私、投机取巧、捧上压下、带病提拔的目的。逐步弱化中国社会极强的“官本位”风气。官不贪何惧民告之？中国现在缺乏的不是几个官员，而是官员清廉扎实的工作态度，勤政为民的工作方法。
最近中国和平网作过一个民意测验，同意治理腐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好官员任用的高达80%。这说明吏治的好坏对国家政治好坏的影响十分巨大。
三是在各级政府的部门实行党委和行政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工作由行政领导负责执行，但党委有最后否决权。通过这种办法达到牵制行政一把手出现腐败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类似于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四是全面推行公职人员个人收入公开。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在一年内申报个人财产，同时申报配偶子女和直系亲属的财产。同时实行公职人员银行账户一人一户制，并从此形成制度。配合这一政策的实行，要求全国所有银行个人账户在一年内重新登记。逾期未能重新登记的账户，银行应暂时予以冻结，如开户人持合法身份证来，银行随时可以解冻。配合这一政策的实施，公安户政系统身份证查询网应与各家银行开展联网查询，也要从此形成制度，然后逐步过渡到全国所有公民银行账户一律一人一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