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点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近来，民营企业家的事故不断，上海私营企业的首富周正毅被抓，河北徐水最大的私营企业主孙大午被捕，辽宁叫得最响的民营企业家杨斌在沈阳开庭受审，贵州贵阳市第一家改制成功的民营企业董事长张洁女士到处申冤，香港股市不欢迎民营企业........一连串事件的集中发生，使人们感到今年是否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

这一系列的事件证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复杂化，只用过去惯常采用的一种调子[或褒或贬]已经完全不能解释当前中国的民企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民营企业也不例外，民营企业既集合着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和优秀人物，又聚集着中国社会最肮脏的一群渣滓和腐朽文化。美与丑和善与恶在民营企业身上完美的结合和表演。因此，民营企业的乐章是当代中国一首最复杂动人的交响曲。

民营企业最初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受歧视，受挤压，一方面不择手段寻求发展。这种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许多特有的性格特点，譬如过分靠拢权力，注重关系和权力的作用。近些年里，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变得无比光彩，他们发端于发动的经济改革，得益于的鼓励与支持，因此与的关系特别密切。特别是最近一年，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许多民企老总既是公司董事长，又是官员，政协委员，各种头衔一大堆。象重庆力帆集团的尹明善先生去年以来干脆抛开企业，专职从事的政务工作。

官商不分，这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大特色，今天也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大特点。计划经济下政企可以不分，在市场经济下如果也是这样，就要出问题了。就是由于这种特色，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企业家们开始落马，遭殃。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官商不分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在市场经济时代就不可以了。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市场经济是私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官商不分，肉都烂在社会这口大锅里，市场经济时期再搞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那块肉就搞不清楚落到谁的口里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因此，官商过分紧密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制度弊端。

概括起来讲，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缺陷导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二是由此导致的其财富和资产的合法性存在问题。民营企业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不仅要看他们在里任多少职，还有看他们在私下里与权力搞了多少暗中交易。这种与权力靠得太近的问题不是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这种官僚垄断体制导致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与权力靠得太近。实际上这是外部环境的问题，也就是说外部环境给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带来的危险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经营方面的危机，二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危机。这两个问题一部分是由企业家自身素质引起，如投机欺骗，剥削工人，另一部分是由外部大环境引起。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内因和外因上同时入手。仅强调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缺陷不行，还要看到我们社会的缺陷和体制制度的缺陷。修补好外部缺陷，实际上就改善了内部条件。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外部环境问题。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民企的政治危机似乎已经大大超过了经营方面的危机。因此，特别需要引起重视。

二、中国需要“好资本”还是“坏资本”？

理论界素有“好资本”和“坏资本”的说法。什么是好资本？好资本就是一种的制度，法治的制度，正义的制度，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大家都守法经营，公平竞争，交易公平，买卖公平，清正廉洁，没有黑箱操作，没有贪污，用不着行贿受贿。在这种好资本的环境下，企业家们也必然是一群好企业家，他们正直，诚实，按规则办事，不行私舞弊，有着高尚的品格和人格。

也有一种坏资本，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充满了不正之风和不平等竞争，权力和权势高于一切，裙带关系高于一切，人们按长官的眼色办事而不是按法办事，按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紧密程度办事，特权和歧视流行，走后门，拉关系，贿赂，回扣，请客送礼，黑箱交易。在这种坏资本的环境下，企业家必须置身其中，同流合污，如果不按社会风气办事，就有被驱逐的危险，河北徐水的大午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500多人的一个大企业说封就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习惯深厚的国家，因此至今社会还未走出血缘社会的阴影，也未真正进入法治社会。所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了，人们必须正视好资本还是坏资本的问题。民企需要一个好的制度和发展环境来支持，民营企业家们不要，不愿违心地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们要找出制度中使民营企业家存在着危险的地方，说到底就是要求政治改革，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架构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十分脆弱的，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它们的发展将更加脆弱。今年发生的一系列民营企业家落马的事情，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积累多年的问题开始爆发，甚至将会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如果不创建一个好的制度，如果官员不约束自己，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可能都会全军覆没。

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道德约束和品质修养是有限的，小腿扭不过大腿。没有一个大的好的环境，所有人都不能正常发展，再好的人也难以出污泥而不染。没有贪官索贿，不会有企业自行送贿。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在制度这一认识高度发出呼吁。我们今天要求的已经不是给点政策和给点生存空间的问题了，而是要求一个大的良好的政治环境。

面对这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落马，我感到的不是危机，而是希望；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只有经过曲折，经过这样严格的、血与火的洗礼，民营企业在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壮大，才能真正走上正轨。当杨斌在法庭上说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儿子不可能不犯错误，但这个儿子对他的母亲问心无愧”时，全场为之思考。的确，有这样一批犯错误的儿子，他们有错，但也有功，特别是他们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的产物，因此值得我们同情和原谅。当然也有这样一批儿子，他们有罪，还罪恶累累，完全不能宽容。象赖昌星便是典型。这个企业集中了封建政治下遗留下来的最腐朽没落的文化，干尽了违规违法的坏事。

还有一种民营企业家，象河北的孙大午，他们不但没有错，没有罪，而且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遭受磨难。古人云：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当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与权贵同流合污，一部分正在逐步清醒，开始追求独立的人格。周正毅案为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它好就好在让一大批正在走上歧路的民营企业主清醒。孙大午案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它让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还横亘着多少艰难险阻和体制制度障碍。我们既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个赖昌星或周正毅就完全否定民营企业家，又不能对近年来民营企业存在的许多问题熟视无睹，掉以轻心，更不能为目前民营企业家所遭受的一些不公平待遇或迫害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再也不能庸俗地只知道一味赚钱。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在制度上和政治上寻求突围！在复杂的现实中辨别真伪，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唯一出路。

三、当前社会对私有企业和私有资产空前矛盾的心情

以我最近在青岛开的一个会议为例，当一部分学者坚决主张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时，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出谨慎的态度。为什么社会对私有财产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心理？主要是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和私人财富其合法性存在问题。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危机的另一个方面。

我当时在会上的发言是这样说的，中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私权”太小，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断遭到侵犯，如上海静安区房屋被拆迁的居民，如湖南浏阳某镇被强行征走土地的农民，如河北徐水的民营企业大午集团和孙大午本人，如贵阳新源商贸公司的董事长张洁，他们手中正当的私有财产正在受到强大的“公权”的挤压和剥夺。许多房屋拆迁户和被征土地农民忍气吞声，有怨有苦无处诉。因此，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确需要强大的法律来进行保护。另一种现象是国有资产在大量的流失，官商勾结侵犯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比比皆是。据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增利润的三分之一被寻租者拿走了。中国的GDP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新增的财富相当多地流入特权官员或与权力相勾结的民营企业主手中。

这种不公正的收入有多大，我们可以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出：“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了中国1987年、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总额，他们的计算结果令人震惊，数值比土耳其、印度高得多。我国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大概是20%到40%。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非法流出的资金每年有上百亿美元，有些人官不大，却能在国外购买豪宅，给家少办投资移民。”

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的两个国家是印度和土耳其，它们的寻租总额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3%和15%。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了世界上最的国家，其寻租者拿走的租金总额完全超过了印度和土耳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的国家并不足奇，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是经济转轨中的国家，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国家，因此，租金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足为奇。

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在这场寻租过程中，私营企业家从中拿走多少好处。如果说对于贪官来说他们拿走的是靠权力获得的“租金”，那么在寻租过程中，交完了租金的民营企业主们又拿到了多少好处呢？了解行情的人都知道，这部分好处肯定大于或等于租金。按此判断，90年代下半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估计靠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黑色资产约占当年GDP的10%。20年间积累下来，中国的私有资产已经庞大得足以将全部国有资产买下。而国有资产呢，虽说帐面上还有10几万亿元，但扣除水分，如果兑现的话，估计是资不抵债。

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不靠贿赂办事的。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伴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的资产退出，许多原先的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摇身一变，都成了私有企业者。在这场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往往是以极其廉价的形式转移到私营企业主手中的。譬如最近我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有家国有的出租车运营公司只以3000万元的价格就转让给了私人。而这一公司所掌握的出租车运营权就有3.6亿元之多。他算了一下，这家公司的经营者每年什么不用干就可以净赚6000万元。

另外，这些年里对民企业主的税收不力，厂长经理们的个人消费全算在企业开支上，个人财产不上税，这导致中国的私企老板对社会贡献甚小。例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在香港购置的豪宅价值9000万元港币，又投入3000多万元港币进行装修，一栋住宅花去1亿多元。如此奢侈的消费，却不纳税。直到最近，国家税务方面才制定出新规定，将私企老板个人消费纳入交费范围。这不能说不未时太晚。当然这是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有情绪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呢？当公民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时，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当国有资产受到侵犯时，我们也要用法律来保护。但现在难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就可能同时保护了改革20多年间以不法渠道流入私人手中的不义之财。 因此，就这种现象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存在着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四、民企和私有财产的威信在中国为什么不高？---全面审视官商勾结

虽说大家都认同市场经济，都赞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但这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并不甘甜，甚至是十分苦涩。其中原因何在？主要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传统的、非公开化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往往是黑箱操作的结果。有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的不正当手段。由此实现的转制，其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不公正性和不公平性，与此同时，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脆弱性。

譬如，周正毅案就暗含着许多非法的手段。用什么办法才能从国有银行贷取巨额的款子呢？民营企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关系、贿赂、欺骗和作假。就我所在的北京市，房地产界的人士一谈起这一行业的黑幕无不感叹。光是房地产业这些年里流走了多少国有资产、养肥了多少不法分子！股票市场上也是造假成风，杨斌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必须十八般武艺全有才可能办到，缺少一样本事就难以在这块环境中立足，也难以成得气候。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

这一切都与制度有关。由于中国的转型模式，导致在隐蔽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入私人之手。在处理国有资产时出手过于阔绰，许多国有资产的出让几乎是白送，其动作之大令东欧国家望其项背。

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曾写文章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私有化转轨过程的问题。譬如，以湖南长沙市为例，2000 年1月起，长沙市市办公厅印发了《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等几份文件，在这些文件的催动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在长沙轰然启动。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2%。按1999 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 1 亿元，然而按上述几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 100% 变为 20.53%，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 7000 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1500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 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500 万元买断其中的1000 万，只剩下 500 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新公司总股本 6000 万元，其中国有股只占8%左右，社团法人股占 7%，社会法人股占3%，职工个人股占80%。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

长沙的改制还有企业职工的份。到了近几年例，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改制只剩下MBO了，也就是管理层收购，股权根本没有普通职工的份。我去年在山东济宁市参观了两家企业，一家是拥有4000名职工的樱花集团，它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大厂，但转制后，所有产权都归了中层以上的厂长经理。另一家拥有一两千人的国有企业转制后，厂长一人拥有36%的股权。昨天还是属于公有的公共资产，一夜之间就转变为私人。我在樱花集团的车间里发现一名近50岁的老纺织女工，我问她在厂里干了多少年，回答说20多年，比有些厂长经理年数还要长，但她在产权转制过程中什么也没捞着。改革的结果就是老国有企业职工到头来两手空空。

这就是中国与东欧国家的不同，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政治体制不同，这是做出的制度安排！市场无能为力。中国是强权体制，拥有铁腕。这种政治体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它可以靠的推动迅速解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缺点是在转制的过程中缺少和监督，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不公的现象，也存在着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共同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因此，相比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中国的转型更象一种权贵私有化。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他们只能顺应形势，难以超脱体制的制约。并且，谁想超脱，谁就要被淘汰出这场游戏。孙大午想超越，就被抓了起来。牟其中也想超脱，最后也没落得个好下场。因此，中国私有化进程和中国民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有什么样的制度，便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当今的私营企业主，必须要与当地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这种资本与权力的过分“密切”，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变了味，官商勾结瓜分社会资产成了普遍的现象，官商勾结也成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的特色。在计划经济下可以搞政企不分，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再搞官商勾结，社会就难以容忍了。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是导致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深重，二是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也产生了影响。这样一种改革和转轨的结果将是什么？是顺利地进入市场经济和产权多元化吗？恐怕不能。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秋后算帐。最近，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大亨被起诉在1994年时期侵吞国有资产，法院正在审理这起案件。我可以肯定，中国今后也将出现大批这样的案件。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逐渐失去动力，目前正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民间消费难以启动，主要靠国债投资和外资进行拉动。这说明在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大多数人仍处在贫困状态，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最后只能影响到整个经济景气。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难以容忍。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挺身而出，公开号召“私营企业家要远离权力”。吴敬琏在中国信息化发展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强调，民营企业要制定适合与自身特点的经营战略，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社会责任感，与官商划清界限，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纠正和抵制。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集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吴敬琏批评说，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中央在这个时候查办上海的首富周正毅，审查沈阳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杨斌，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动作。这标志着中国大的政治气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改革内容的转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一”期间胡在“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三中，总书记特别强调了要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这与前些时候的代表重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是对前一时期做法的一种矫正。的确，“三”覆盖了穷人和富人，但倾向富人多一点，还是倾向穷人多一点，这是政治家掌握的尺度。如果过分向资本倾斜，劳工便要有意见。因此，以本人来看，中国政治将更多地关注工人农民，中国将更多地代表劳工，而非资本。

五、民营企业要约束自己自私的牟利行为，并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这里我还要指出，当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正在发生转移，那就是资本与劳工的矛盾已经替代了与劳工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一阶级的公有制社会，整个社会的矛盾实际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也就是与劳工的矛盾。今天形势不同了，在与劳工之间，多出了一个资本阶层，与劳工的矛盾正在转化为资本与劳工的矛盾，民营企业替代直接肩负起与劳工的关系。所以，民营企业身上担子重了，他不仅要调整好与的关系，还要调整好与企业职工的关系。如果调节不好与劳工的关系，未来的中国出现罢工游行等抗议活动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中国的修宪工作正在酝酿，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将“罢工”的权利加入国家宪法。这是因为近些年来，剥削的问题再次映入中国社会的眼帘。当前中国劳工的权利处在空前薄弱的阶段，劳工权利不健全，并且缺少保护，使一些自私自利的民营企业主有了趁机剥削劳工的机会。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企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面对肩负的责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关怀，关怀不到就要出问题，甚至就要发生危机。自从年初山西民营企业家李海仓遇害后，民营企业界便开始引起不安。今天的形势变化更引起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警觉。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落后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但以本人看来，出现的问题如其说是对民营企业的一种制裁，不如说是对民营企业的一种关怀和帮助。否则，中国的民营企业永远长不成大树，只有清除害群之马，只有以制度的转变解决公平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不再脆弱，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威信。

去年8月我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开过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研讨会，联合国发展与开发署的驻华代表栾丽英女士带来许多联合国的材料，其中有一份《全球协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该协议号召公司企业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它们的内容是：1，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3，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分析这九项原则，从企业内部看，就是要保障员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从外部看，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总起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方面。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主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等方面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

对比之下，中国的企业目前存在着许多差距，这些年里只是一味地盲目地照搬西方企业的竞争模式和牟利思想，很少考虑自身的社会责任。通过这次会议，我开始清醒地感觉到：中国企业也与世界各国企业一样面临着一场目标的转变，即从过度的利己向适当的利他转变。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大体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无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尽量逃避税收以及社保缴费，二是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三是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四是一些企业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为富不仁，五是依靠压榨剥削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来为所有者谋利润，企业主堕落成资本的奴隶，赚钱的机器，六是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七是缺乏公平竞争意识，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垄断企业，大量侵吞垄断利润，并极力排斥市场竞争，八是普遍缺少诚信，对国家缺少诚信，搞假破产逃避债务，通过假包装到市场上圈钱。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历史阶段。如何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到底应该肩负起哪些社会责任，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还茫然无知。从国际经验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本与公众的矛盾问题，是为了解决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没有正确的理念，资本就会过度地偏向少数人。例如，企业如果搞假冒伪劣，就会不正当地攫取消费者的利益，如果生产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就要减少利润。如果要搞清洁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就更要减少利润。这是一对矛盾，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清晰的商业伦理和经营理念，便可能陷入自私自利、互相诈骗的泥沼之中。

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民营企业内部要掀起一场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讨论。企业如何牟利，如何与消费者争利？如何不剥削职工？这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一定的思想道德境界来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尽管企业赚了钱，但丢失了信誉，也将埋下危机的隐患。

六、中国的民营企业还要远离权力，走近政治

改革这么多年里，反的扳子多半打在官员的屁股上，譬如揪出陈希同、成克杰、慕绥新等一批官员，估计下一阶段，反的板子该往一些民营企业的屁股上打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民营企业的问题还不仅在缺乏社会责任上，还与缺乏政治关怀有关。

前些年间民营企业家出事的除了牟其中再就是赖昌星。平心而论，牟其中被判刑入狱实在有点冤枉，老牟在侵吞国有资产方面比起周正毅这帮人来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并且，牟其中的行为在现在看来正符合吴敬琏先生要求的标准，那就是远离权力。牟其中先生为人高傲，虽说在经营上有失误，但在政治上始终不卑不亢，不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在这一点上值得称道。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掉进一个大染缸而不被染，那么就要被这个染缸所排斥。这就是牟其中出局的原因。

但是，导致牟其中出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牟先生虽然远离权力，但并不远离政治。牟先生对政治的关怀决不亚于在生意场上对钱的关怀。连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到过年过节都发来贺信，对这位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问寒问暖。这种做法恰恰犯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大忌。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对民营企业家的要求就是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这种指导思想导致今天的中国民企庸俗不堪。因此，我们要好好总结如何远离权力，如何走近政治的问题。

吴敬琏先生号召民营企业家远离权力，我还要补充一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要走近政治。一个不问政治的企业家决不是个好企业家。但是如何走近政治？是象牟其中先生那样想当政治领袖，大而无当地搞政治家派头吗？不，民营企业家们首先要解决自身最紧迫的权利问题。

在6月中旬的青岛私有财产保护法律研讨会上，就有一名来自贵阳的民营企业家向大家控诉了她的企业是怎样转制过来又怎样被市收回的过程。张洁女士在发言中说：“贵阳市新源商贸公司转制7年来，还清了改制前10年未还的74万元贷款，大家又出资消化了商场积压的42万元的商品，甩掉了一直亏损的帽子，但市居然用一纸公文就收编了我们的企业。这是一起公然抢劫公民私有财产的事件，导致企业一直无法正常经营，损失已达200多万元，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参会，就是向各位专家学者反映问题，求得真经，获得社会舆论的帮助。”她在会上大声呼吁说：“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你们是国家的智囊，是社会的良知，帮帮我们私有企业吧！难道私有企业真是末等公民，只能逆来顺受的欺压吗？难道市长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这就是关心政治的表现。张洁女士的抗议虽然弱小，但如果全社会民营企业家们都能这样勇敢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侵犯私有财产的事情就难以发生，中国的制度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上海这次发生的周正毅案不就是因为拆迁居民的抗议而导致吗？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要坚决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孙大午先生也是一个关心政治的典型。最近我收到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管理学院胡星斗教授发来的《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胡教授在呼吁和建议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正在被摧残！为什么说孙大午先生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一、他名义上是亿万富翁，兜里却几乎没有钱，因为他把钱都用在了帮助贫苦农民的致富上。他办技校、建中学、收养孤儿，一心一意要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二、他品格高尚，堂堂正正做人，不愿苟且，不愿贿赂任何官员，不愿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利，自然得罪了一批官员。三、他抨击有关当局贷款要回扣，工商局卡猪、卡饲料，让猪热死，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卡粮食，这些话引来许多的嫉恨，使他屡遭险境。四、他有崇高的理想，推崇“公道共和的制度”，推崇“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推崇“讲仁讲义讲良心”的儒家精神。

在众多翻身落马的民营企业家中，惟独孙大午先生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声援，这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七、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怎样才能让社会瞧得起？

孙大午的案件令我们反思，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何时才能变得高大、巍峨起来？只有象孙大午这样为社会做贡献，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能获得社会的喝彩和承认，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脊梁。否则，即使你赚了几十上百亿财富，也没人瞧得起。看看中国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有几个能在人格和思想上令社会敬佩折服的？再看看今天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要为自己的形象行动起来了。

行动的目标就是改造我们自身的缺点，同时改造现存的制度。今天我们要深究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制度缺陷的影响。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即使经济转轨也不会有如此高的租金，国有资产也不会这样大规模的流失。正是旧体制迎合了部分官员寻租的需求，因此，他们顽强地抵制政治改革和政治，要求保留旧体制。说到底，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一部分官员的需要。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我本人看，第一是渴望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通过遏制贪官污吏来保障企业家们的人格和尊严。应当说没有任何人天生就喜欢走后门，托人情拉关系的，有些正直的品格只是在大环境之下才不得不变形的。因此，今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有更多的社会关怀，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心，既要经营业务，还要关心政治改革，为社会正义和进步做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太少，大部分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要赚钱，就要攀附权力，官商勾结已经蔚然成风。并且，有些人就是靠中国这种特有的环境发家致富的。要想改变这种环境，某些成为黑色资本的私营企业家已经成了改革的阻力。这正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因此，有些问题不是民营企业家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需要社会大的环境来配合，那就是清算黑色资本。

第二，有些民营企业家们要自律，检点自己的行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已经赚了一些黑钱的人要赶快将赃款吐回或将黑钱洗白。那些正在赚黑钱和正想赚的人要悬崖勒马，浪子回头。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奉劝那些仍在邪门歪道上行走的民营企业家要改邪归正，不要自以为得意。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有序化，正规化，任何违规操作都不可能长久。这是对那些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家说的话。至于说那些在改制过程中不合理地多占有了公共资产的人，转制后要多为社会做贡献，多向社会提供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也可获得群众的拥护。所有权只是形式问题，关键是如何支配财富。

第三，要向河北徐水的孙大午学习，他不愿意贿赂别人，对方要采购他的商品也不愿意给人家任何回扣。 大午集团是以儒家精神管理的企业，儒家文化在他们企业中随处可见，主张仁爱、人性关怀和孝道，企业中如果有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在企业里就待不下去。大午先生虽然是个亿万富翁，但是他的父亲在企业里捡垃圾，这并不是他不孝顺他父亲，而是他和父亲都尊重劳动。 孙大午先生不光自己致富，还带领着周围的乡村都富裕起来，他建立了中学，非常漂亮，大楼非常壮观，他坚持社会的共同富裕思想，希望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实现共和，共同富裕。

总之，中国的经济问题正与政治问题连接起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政治密切相关。关心政治，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趋势。关系政治，就是关心自己。我的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也是民营企业，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不悲观，反而很高兴，因为，真正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八、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危机

孙大午是被冠以开设“私人钱庄”的罪名被逮捕的。但私人钱庄在一些沿海地区都事实上合法化了，不去查抄它们，因为如果查抄了这些民间金融，当地的民营企业就可能瘫痪，民营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不去改革不合理的金融制度，而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做法横加干预，行为有些不妥。

因此，通过孙大午案可以看出，进一步打破经济垄断，给中国民营企业更大的经营权和市场空间，是中国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出路。否则，你每动一步就是犯规，除非你去行贿，搞不正当手段。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难以堂堂正正做人，难以扬眉吐气，我国的经济也难以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因此，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取决于中央下一步改革的举措，取决于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在这里，我要用一点笔墨强调正在向中国民营企业逼近的经营危机。

第一是国民待遇不平等导致的经营环境艰难。在今年春开两会期间，会上传出民营企业家要求遏制国外资本进入的呼声。先是东方集团的董事长张宏提交了《商业领域过度开放报告》，继之是北京物美商业集团总经理张文中在政协会上拿出提案，指出中国流通业引进外资的四大误区。两位民营企业家的抗议，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种现实：各地对外资外商的待遇搞得有点过分了，有的地方把最好的地块留给外资零售企业。那些本来还没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外商早就红红火火地搞起来，而内资呈上去的报告却搁在那里没人问。"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在这里又显示出来了。

第二，民营企业要慎重经营风险，目前，民企整合国企正在成为潮流，但效果并不都理想。例如。国祯集团于1997年收购安徽生物药厂后，改制计划在实际中一直难以推行，企业无法完全纳入国祯集团的管理轨道。主要原因是：一、资产剥离不彻底，资金投入过大。国祯公司收购安徽生物药厂，是以一次性注入现金达到控股的方式来实现的。现金立时划转，不仅使原企业的资产剥离不够彻底，还影响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二、地方支持力度不够，承诺的政策不兑现。企业重组改制并非“一组就灵”或“一股就灵”。三、改革改制的社会环境不好，遇到问题无人援助，改制后企业被称为“民营企业”，经营情况稍有好转，银行、税务、环保等部门便屡屡催款，税费迟交则停发票据，一时间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还款包袱，流动资金锐减。四、社会上仍存在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与误解。这些因素都导致一些民营企业步履维艰。

第三，中国的经济已经对外开放过度，外资已经对内形成冲击，商业零售领域仅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斑。如果中国再不矫正目前的对外政策，总危机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会爆发出来的。目前我国主要的报道舆论还是外资越多越好，一些地方官员也在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金过剩的国家，外资的大量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内资的投资空间，并且也导致了大量国内资金外逃。

总起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危机并不严重，而契机已经展现，发现问题就是进步，就会寻找出路。克服掉自身的脆弱性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能堂堂正正地真正立足于中国的大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