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

       首先是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并非天生造就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事实上，在从一个没有市场的体制起步，到逐渐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个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式倒U字形曲线，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发育水平提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收入差距先上升随后下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入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发生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入差距的缩小。
         从产品市场来看，实际上产品的交换等于用含有生产要素的产品作为载体，代替生产要素进行流动。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机制中改善收入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发挥作用。
         其次是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政府再分配职能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从而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被充分运用的缩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并不是只要具备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动机，就可以完美地履行这个职能。事实上，大多数收入分配状况不尽如入意的情况，通常与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关。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政府征税能力明显不足，以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资源。同样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具备了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动机这样做，如何进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问题。在扶贫领域，如何把扶助资源真正瞄准在应该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个长期讨论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社会容忍程度变化。上述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都会根据社会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容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接近极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分配状况的职能，包括维护统一的国内产品市场，让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
         这里所说的社会容忍程度变化可以有两个来源，从而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绝对意义上，收入差距和贫困到达了它们的极限。第二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相对的意义上，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对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政策倾向相应改变。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改变，劳动者的分配地位就发生变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有利于增长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国内市场更加统一，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这种变化不仅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反映给企业，从而形成工资上升的趋势，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会组织行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对此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反应，抓住劳动力供求中初现的变化端倪，加快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就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重合起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贫困的消除。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入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受到收入分配的构成成分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入划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入不平等。
         相反，如果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相应下降，从而一个社会的就业更加充分的条件下，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
         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Paul, 2006 )，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从少数入占主导的“数量悖论”到多数入发挥作用的 “供求法则”的转变（Olson'. 1985；Anderson, 1995)，从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对谈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关系、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劳动力市场上受雇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具有现代经济部门特征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入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通常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转向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转折点。但是，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二元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的排斥性制度安排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引起劳动者阶层的严重不满，进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一方面，各种有利的经济增长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创造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特定的发展时期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导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