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周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雾中看花--国际--人民网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发酵。如同人患病、治病的过程一样，危机爆发初期，是人们“找病根”的阶段，于是“次贷”等金融术语为世人所熟知。此后便是“开药方”，国家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这是国际经济政治理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并且还产生出二十国集团这样一个新的全球问题应对机制。而从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一次领导人峰会至今，全球应对这场危机的努力进入到了“看疗效”的阶段。为此，讨论这场危机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既要从危机本身的影响入手，还要观察“疗效”如何，即“药方”是不是产生了“副作用”。
　

    危机冲击——量变还是质变

    国际政治格局即便有所变化，也必然是渐进式而非跃进式，并且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从危机本身的影响看，首先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在经济上，美国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相继破产，并且随着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严重萎缩，这也导致了美国维持霸权地位所需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而比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美国用以塑造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所依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其影响之巨不亚于损失了全部的航空母舰。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原本就已千疮百孔，危机爆发后，其缺陷更加显露无遗，由此提出的命题，是为应对这场危机以及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只能重塑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但谁都知道，这一重塑过程必然与国际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相关联，这才加大了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的作用。

    表面看来，一面是美国的所谓“老大”地位受到削弱，一面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亟待变革，似乎万事俱备，国际政治格局也到了该出现变化的时刻，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这场危机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来说，其影响还只停留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动摇现有格局的基础。

    按照美国学者奥尔特曼提出的“四权力结构”观点，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作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并居于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之一；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软实力依旧不可小视，并且创新能力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很受伤”，但其维持霸权的能力和意愿并未丧失。[详细]

    “囚徒困境”——合作还是背叛

    重分“蛋糕”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再度出现，更严重的是为危机开出的“药方”有了“副作用”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各国都很清楚，只有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并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才是应对危机、防止危机的最好解决办法。但博弈论中有一个名为“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讲的是两个被分开审讯的囚犯究竟该选择互相合作还是背叛对方，最终的结局是因为彼此无法信任，所以两个人都落得个坐牢的结局。这一案例很形象地折射出了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国家的心态及由此导致国际政治格局所出现的细微变化。

     危机之初，各国都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一荣俱荣，反之将一损俱损。于是，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内都通过国家干预展开自救，对外则抱着合作的意愿坐在一起。这些做法的正面效果是有效遏制了危机的蔓延，特别是前几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堪称二战后通过多边主义解决全球问题的“黄金时刻”。当时许多人甚至认为，不只是金融危机，随着这种多边机制的建立，包括粮食安全、能源与环境问题等都将得以解决。

     但后危机时代到来时，一切又都似乎回到了危机爆发前状态。如果说把危机的出现，形容为全球利益这块“蛋糕”碎了，那么为应对这场危机，国际社会联手“重做了蛋糕”。可当“蛋糕”做好了，又该重新分配时，“囚徒困境”式的思维主导了一些国家，他们不仅想自己拿大的，还想让别人拿小的。首先就是保护主义的大量出现；其次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死灰复燃，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打着“重塑美国形象”的口号入主白宫，但仅上任几个月后，他便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上面，近来又在东亚地区采取了新一轮行动。[详细]

    发酵作用——更好还是更坏

    乱世造英雄，刚刚开始的发酵期也是个机遇期，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未来格局中取得领导地位

    从短期看，后危机时代初期国际政治格局将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从长期来讲，既然是发酵，那么意味着旧的国际政治格局将被分解，新的格局终将得以确立。

    奥巴马在9月6日刚刚宣布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举措，是因为美国迄今的复苏，主要靠第一轮的刺激方案，而当这一轮刺激效应退出、企业投资和消费却仍在低位徘徊时，就必须开始新一轮的刺激。如此这样刺激、再刺激，何时才是尽头？这既是国际社会的担心，也折射出美国无法逃脱大国兴衰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就短期而言，美国的实力依然雄厚，并且必将会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做最后的挣扎。为此，美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打压将更甚；在一些敏感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不排除美国会表现出“最后的疯狂”。

    欧盟在经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后，就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言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但这反而增加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以防止被进一步边缘化。于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欧盟会把自己装扮为更加积极的角色，特别是会插手一些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相对忽视的领域，如气候变化问题等。[详细]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谈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

人民网驻日本记者 于 青

　     以《资本主义为何自毁》一书而广受关注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在谈及后金融危机的世界时说，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契机，更多的人感到，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将给人类前途带来危险。2008年美国金融泡沫破灭，推崇市场至上的市场原理主义开始被人们怀疑，但是，取而代之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发明，一旦时过境迁，市场原理主义还将重返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虽然遭遇金融泡沫破灭，也不会抛弃资本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但一目了然的是，这种使人的欲望正当化的体系存在根本缺陷，绝不能放任。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将呈现以下两大突出特点：

     环境保护难度加大

     首先，地球环境将继续遭到破坏。谁都知道，环境破坏将导致地球破坏。砍伐森林建造房屋，可提高生产率、增加收入，但长期而言这并非好事，而眼前的利益仍然促使这种欲望变为行动。人只要有欲望，自然和环境就难免遭受持续榨取。

     中谷岩认为，市场原理主义如果是局部性的，环境污染一旦严重，就会遭到周边居民或消费者的反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将受到居民的批评，导致形象恶化，企业收益将受影响。因此，企业为防止公害和保护环境支付成本，也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合理选择。局部性环境污染容易防护和治理，其效果也容易检测，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环境破坏超越局部地区，难以限制，不知道谁是“加害者”。

    众所周知，中国近年环保问题很多。表面看，环境破坏者可能是中国当地企业，也可能是对华直接投资的欧美或日本企业，但从深层看，只要存在大量购买这些商品的众多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就不会停止，因此，中国环境污染的真正加害者其实是欧美和日本的消费者。全球化资本的最大使命是追求利润，由此而言的环境破坏，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规则不健全。从全球化资本而言，投资环境保护严格的欧洲国家将影响收益，于是，这些资本就投向环境保护相对软弱的地区和国家。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即使个别国家加强环境保护，也不能期待地球整体取得效果。

    贫富差距仍在扩大

    其次是贫富差距扩大加剧。日本现在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例如在东京都内公园里，躺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在网吧里，有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难民”。但与此同时，日本又有许多年收入数千万、数亿日元的二三十岁年轻人；另外，还有轻松购买几百万、几千万日元的宝石或名表的富人。贫富差距扩大过度，人心颓废、犯罪增加，社会安全和安心度将下降。事实上，贫富差距扩大在产生市场原理主义的美国也很严重，少数成功者超出常人想象地拥有大量财富，而患病却得不到医治的贫困者数量急剧增加。“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人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少数富人和多数“有工作却贫困”的人们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构。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了解世界贫富差距的实际状况。在非洲，每天有很多人饿死，对此，日本有多少人知道呢？    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民主+市场”机制并不是最佳的体制，“民主”是集结个人欲望并使之进入政策实行的体制，“市场”是个人欲望通过购买行为决定资源分配的体制，两者都是最有效满足个人欲望的体制，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正在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调整是主基调

   记者 牛瑞飞

    问：这场金融危机对于大国的战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场金融危机对各国政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各大国都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政策调整。至于说它们的调整是否是战略调整，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战略”这个概念。过去，“战略”一词的含义是明确的，即指与军事相关的重大策略和政策。现在不同了，“战略”一词用于各种事务。一个有趣的说法是，“战略”是指说不明白和不理解的事。

    问：您认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大国经济政策调整的重大变化是什么？

    答：我认为各大国政府加大政府投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摆脱金融危机。人们管这个策略称为伯南克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还是非常有效。通过发行大量货币、举债，加大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得到回升。这种实践为各国政府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提供了新经验，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通货膨胀并不一定是恶魔，即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问：这场金融危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什么影响呢？

    答：我还不敢确定这场金融危机对近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有什么影响。但是，近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有一些变化。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开始式微，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重新获得学界的重视。新现实主义从大国实力结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认为大国的政策和关系主要由他们的实力地位影响。这个理论比较适于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摩擦增多。

    自由主义认为建立国际组织可增进国家间的合作。这场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国际组织发挥不了作用。例如，在每次G20峰会上，领导人都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会后不少国家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果强调领导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这则是现实主义理念。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一切现象都源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现象表明，决定国际关系的最主要因素不是观念，而源于客观的利益。[详细]

  “两国集团”既不符合美中两国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利益。21世纪要求一个与当前情况相适应的制度架构。——基辛格

    世界并不是美国一家控制的，现在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而亚洲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权力转移中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暂时还没有占据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但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跨国界的资本贸易转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诺姆·乔姆斯基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影响。短期内，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乔治·索罗斯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瞬间打破了全球政治格局平衡，使昔日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逐步失去绝对优势地位，更多国家开始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关键时刻，“全球治理”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例如20国集团的诞生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亟待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 吉迪恩·拉赫曼

    金融危机是一个小事件，而非大趋势，它并未影响到世界主要力量的调整。当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很久，世界重心就开始从西向东转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现行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它们认为所有在路上跑的车都得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成了国际规则，但它们这一观点不见得正确。——世界著名未来学家 约翰·奈斯比特

    权力结构总是在改变之中，因为这是国际关系基本的持续性因素之一。很多国家成功了，也有很多国家失败了。总的来说，中国是改变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角色，权力分配是否发生变化则要看美国是否变弱，我们永远也不应低估美国。经济危机使“华盛顿共识”丧失信誉，也使美国失去了部分意识形态的优势，因此有可能产生一个更为区域化的世界结构，国际社会也许在全球规模上不是很强大，但在区域性共存上会表现得很强大。——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巴里·布赞

  “两国集团”既不符合美中两国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利益。21世纪要求一个与当前情况相适应的制度架构。——基辛格

    世界并不是美国一家控制的，现在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而亚洲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权力转移中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暂时还没有占据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但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跨国界的资本贸易转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诺姆·乔姆斯基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影响。短期内，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乔治·索罗斯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瞬间打破了全球政治格局平衡，使昔日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逐步失去绝对优势地位，更多国家开始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关键时刻，“全球治理”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例如20国集团的诞生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亟待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英国《金融时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 吉迪恩·拉赫曼

    金融危机是一个小事件，而非大趋势，它并未影响到世界主要力量的调整。当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很久，世界重心就开始从西向东转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现行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它们认为所有在路上跑的车都得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成了国际规则，但它们这一观点不见得正确。——世界著名未来学家 约翰·奈斯比特

    权力结构总是在改变之中，因为这是国际关系基本的持续性因素之一。很多国家成功了，也有很多国家失败了。总的来说，中国是改变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角色，权力分配是否发生变化则要看美国是否变弱，我们永远也不应低估美国。经济危机使“华盛顿共识”丧失信誉，也使美国失去了部分意识形态的优势，因此有可能产生一个更为区域化的世界结构，国际社会也许在全球规模上不是很强大，但在区域性共存上会表现得很强大。——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巴里·布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