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空军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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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60年传奇首场战斗的对手世界实力最强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1-18
第一场战斗就是最大的一场，而且是和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对手较量，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本刊记者/唐磊
派空军，两难的决定
195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询问敌机对我军的杀伤、限制我方活动的威胁力有多大？毛泽东认为，中国空军具备参战的能力，至少还需要半年到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志愿军的处境将很困难。
当时志愿军的防空能力只依靠36门75毫米高炮，美军飞机得以表演般地轰炸扫射，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有飞行员还因不断降低飞行高度而撞山。11月，美军发动为期两周的空袭，每天出动飞机1000架次，扬言要摧毁我方所有军事设施、交通工具、工厂。
而年轻的中国空军尚处在襁褓之中。1950年3月8日，空军司令刘亚楼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人跟苏联政府谈妥，向苏订购280架歼击机和198架轰炸机，但后来发生变故，改为由中国空军接收苏联空军留在东北、上海等地的旧飞机，这批旧飞机成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批作战装备。
同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组建，这是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
谁都觉得空军马上参战很难办到。美国共投入1100多架作战飞机，飞行员大都参加过二战，飞行时间在1000小时以上，而中国空军勉强装备起2个歼击航空兵团、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作战飞机不到200架，如参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12月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方针的报告》。他提出，空军在正式参战前，可先驻扎在前沿机场，在苏军的掩护下进行实战练习，而后出动100至150架飞机，集中机动使用，寻找机会直接杀伤敌人。
毛泽东批示同意。
世界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喷气式飞机战争即将展开，而此时的中国空军未满周岁，年轻的志愿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4小时38分钟。
拉起了一支队伍
“一开始，只给你派遣双机或一个四机出动的指挥权限，前四机未落地，后四机不得升空。”空军司令刘亚楼命令空四师师长方子翼，他怕单薄的家底一下就被打光了。
1950年12月21日，方子翼率领空四师十团二八大队开赴安东浪头机场，开始战斗飞行训练，熟悉战区，但几次出动，都未能与美机交火。苏联空军也表示，中国空军还不能打，常常在战斗开始前就加速将中国飞机甩出混合编队。
1951年1月2日，刘亚楼告诉方子翼，要寻求单独作战，争取让每名飞行员空战锻炼两到三次，但一定要在敌少我多的时候才开打。1月17日，二九、三十大队进入安东浪头机场，刘亚楼批准方子翼拥有批准八机出战的指挥权。1月21日上午，美军20架F-84战斗轰炸机沿平壤至安州轰炸铁路，意图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方子翼命令二八大队27岁的大队长李汉率机迎战。
警报拉响时，李汉正在上厕所，腰带都来不及系上就钻进了驾驶舱。他后来回忆说，腰带是在空战结束后下了飞机才系上的。因忙中出错，原定的2号机、4号机都未能同时起飞，改变战斗序列后，余下的6架飞机编队出击，开始了新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空战。美机对突如其来的6架米格-15有些措手不及。中国空军突袭见效，经过一番缠斗，李汉在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向美长机开火，美长机冒烟逃离，其他美机也飞离现场。后经苏联空军通过李汉飞机上的射击照相胶卷判定，李汉击伤美机，中国空军没有损伤。
朝鲜空战持续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空军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373名飞行员开过炮，212名飞行员击落或击伤过敌机，击落敌机330架，己方被击落231架飞机，116名飞行员牺牲。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感慨地说：“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成为俘虏后，要求亲眼见见那位把他从空中击落的对手。当他看见20岁的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时，他无法接受自己竟是被这个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参军后才学文化的放牛娃击落的。
“在战斗中成长，在成长中战斗，这支队伍起码拉起来了”，中国航空博物馆研究员张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表示：“美军的飞机主要是消灭地面目标，我们是守株待兔，打了就走。如果都是缠斗，我们会吃亏。但我们对空战没有经验，损失也是可以承受的。”
结束了这场中国空军参加过的最大空战后，空军总结了《空军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汇集》，成为今后很长时间内空军建设、训练的重要参考。
国土防空战略
朝鲜大空战对初生的中国空军算是个“意外”，其实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任务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就是有敌来犯就反击。
中国空军创建学习苏联模式，将空军和防空军分开， 1957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1957年11月20日，一架台湾派遣的B-17超低空飞越大陆9个省，空军起飞18架次都未能拦截下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就常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后来改为侦察骚扰。随着高空侦察机、轰炸机的出现，歼击机和高射炮已不能承担防空重任。一种新式防空武器——地空导弹出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美、苏、英等少数国家用这种武器装备部队，但都未曾用于实战。
1957年11月13日，中国从苏联进口的萨姆-II地空导弹运抵满洲里。
1959年10月7日，世界战争史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出现了。当时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再次来犯大陆，被中国防空兵导弹击落坠毁在北京通州附近的玉米地中。此战果彼时保密，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不知道中国人是用什么武器打下了高空侦察机。
后来美国为搜集中国大陆的工业、军事，特别是核武器发展情况，又让台湾空军驾驶U-2侦察机飞入大陆。U-2 飞行高度达22000米，而且每起飞一个架次能侦察96万平方公里，危害极大。苏联曾用飞机撞下一架U2，但从未成功击落过。
中国空军总结经验后发现，U-2侦察机进入大陆必经过南昌，这应该是航线的一个关键点。1962年8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在长沙至南昌间设下埋伏，并派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转场到南昌。9月9日，U-2果然来犯，被二营发射的3枚导弹击落。
U-2侦察机也学乖了，通过电子侦察，他们了解到中国空军萨姆-II导弹的工作频率，装上了电子预警系统，导弹来袭时发出警报，让飞行员能及时驾机躲避。
经过多次拦截失败后，空军发现U-2侦察机通常在萨姆-II制导雷达天线开启20秒后进行躲避，地空导弹部队断定U-2从接收到信号到反应的时间就是20秒。地空导弹部队决定将开启制导雷达的距离由距目标75公里压缩到43到45公里，还将发射导弹的14个动作分时段完成，提高发射速度。
1963年10月29日，U-2再次被击落；1964年7月7日，第三次被击落；1965年1月10日，第一次夜间击落U-2，这也是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在夜间击落飞机。
“导弹打游击”的战果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战功卓著的地空导弹兵第二营全体官兵。
1954年至1969年，在防空战斗中，空军共击落敌机90架，击伤177架。空军坚决执行国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守不出国境、不入公海的作战原则，捍卫祖国领空。
在这一时期，空军除了航空兵、地面防空兵外，其他战略军种及各项战斗保障也开始全面发展，如空降兵、通信兵、气象保障、领航保障等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备体系。
装备：攻防兼备的前提
2008年9月10日夜，斯里兰卡上空，猛虎组织成员手拿GPS，驾驶小型运动飞机，带着手榴弹，飞到首都科伦坡上空投掷炸弹，爆炸声划破夜空，损失虽然不大，但大家都不知道下次会从天上掉下什么，而且这样的空袭已经不止一次了。
这种飞机小，能在几十米的高度贴着树梢飞，不易被军用雷达发现，斯里兰卡空军无奈之下，最终决定用从中国进口的歼七追击，并随后将其击落。按各国空军作战常规，速度越慢、飞得越低的小飞机，越难被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所击落，而歼七发射导弹时要保持500公里/小时的速度，小飞机速度一般在100公里/小时左右，何况在400米高度发射导弹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导弹的尾烟被发动机吸入，造成发动机熄火，飞机将直接坠毁。
有军事专家对这段不曾广泛公开的故事解读说，恐怖分子以后都用这种小飞机袭击也说不定，但可以用歼七对其进行打击。
歼七是中国根据苏联1961年转让的米格21F-13自行仿造研制的战斗机，上世纪80年代开始装备中国部队。200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时，经过信息化改进的歼七GB最后一次出场，它将在未来几年被更新型的战机所取代。而作为空中梯队的带队长机，空警-2000带领歼七及其他战机飞行。这是一个空中指挥所，有了它，战斗编队将看得更远更准，反应更快，在超视距空战中作用更大。据公开报道表明，军方已承认空警-2000背上的“大盘子”是相控阵雷达，相当于蜻蜓的复眼，就是无数个小雷达集中在一起，实现360度扫描，没有间隔死角，属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
预警机带队，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空军的战斗不再光依赖战斗机的性能，在它们的背后将有一个庞大的作战系统在运转，这个系统决定空战的方式和成败。
从买飞机到仿制飞机，再到自行设计研制飞机，中国空军的装备在不断地更新越级，随着这种提升，中国空军的战略职能也将不断地发生改变。
临空轰炸这种作战方式，在我国空军一直沿用到上世纪末。这种飞临目标上空投弹的方式，美军在越战后就放弃了。我国之所以沿用，就是因为装备跟不上。随着歼七、苏-30、轰六D等空中武器发射平台加入我国空军装备序列中，落后的作战方式也自然被淘汰。
中国空军副司令员何为荣在央视节目中透露，国产第四代战斗机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制过程中，即将进行首飞，首飞之后马上进入试飞阶段，根据目前的情况，国产第四代战斗机将在8到10年后即可装备部队。
这是一个让很多国内军事发烧友们振奋的消息，完全国产化的歼十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在自行研制先进战机方面的一大进步，这将是一个飞跃，毕竟现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在研制第四代战机，已服役或处于研制过程中的第四代战斗机只有美国F-22、F-35和俄罗斯的T-50。
何为荣说，空军未来将重点发展四个方面的能力：侦察预警、空中打击、战略投送和防空反导，这将是理想中的攻防兼备型空军的必备能力。
“搞出很炫的理论没用，比如要一日千里，没有大型运输机，就达不到。空军是不是攻防兼备不是说出来的，主要看主力装备是什么”。中国航空博物馆研究员张维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近十年，是我国空军装备的大发展时期。随着大批先进作战武器装备的完成，新的理论也在形成。目前我国空军向攻防兼备发展，达到了一定能力，但还是一支区域性的空军，还不是全球性的。” ★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当代中国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等著作，实习生房一盟对此文亦有贡献)

老航校领导人员     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就是初次亮相、由26架不同机型飞机组成的空中编队。

    这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前来观礼的外国记者们纷纷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条重大新闻。

    仰望着属于自己的机群，毛泽东显得神采飞扬。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则大惑不解。当天夜里，他扔掉手中的报纸，询问身旁的蒋经国：“苏俄人说，除了在莫斯科，从没有见过这样宏大的阅兵式，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有关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报告，此刻还没有批上毛泽东的签名。     □人民空军充满传奇色彩的组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热土新疆。

    上世纪30年代，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拉住了当时苏联的领导者斯大林来做靠山，请来大量的苏联顾问到新疆办军事、兴教育。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同中共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并邀请一批中共干部到新疆各部门任职。陈云成为中共驻新疆的代表。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介绍，我党也很明白，这是一种策略的联系，正好盛世才想扩充他的航空队，当时，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陈云借这个机会提出，能不能为共产党、为我们也培养一些飞行员。盛世才实际上当时并不愿意，但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是向苏联人要更多的航空器材、更多的飞机的机会。

    陈云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毛泽东对他说：“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可以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

    在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后，陈云将预选的人员叫到自己的窑洞逐一面试。最后选定了由严振刚率领的19人，乘坐卡车秘密离开延安。到达兰州后，他们便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扮成流亡学生或者盛世才的远房亲戚，继续向新疆行进。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他们在开学的一个星期后，才终于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后来的乌鲁木齐。

    此时已由邓发接替了陈云在新疆的工作，他让大家换上盛世才部队的军装，给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并要求大家对身份严格保密。

    在与新疆新兵营的同志悄悄举行的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我们能凭着两条腿长征到陕北，也一定能驾着飞机上天！”

    这便是有史以来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航空队。

    □这批学员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学习极为刻苦，且成绩优良。然而，三年之后，一向标榜自己是“马列信徒”的新疆“地头蛇”盛世才却突然翻脸了。

    这是因为盛世才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判断：开始德军是占上风的，他们的闪电战迅速就打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让盛世才有了一种误判，认为苏联不行了，这个靠山靠不住了，苏联靠不住，他当然也不能跟中国共产党联手。在这种情况下，当蒋介石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迅速地就把他抓住。蒋介石就委任了他一大堆头衔，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要投桃报李，抓杀共产党。

    在整个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国民党方面释放政治犯，却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46年，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谈判，也将这一要求写入《双十协定》。周恩来也专程为此以朋友身份登门拜访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要求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

    迫于多方压力的蒋介石，最终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妥协。

    尽管如此，获得释放的航空队在路过西安时仍然被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扣压10天。几经斡旋，直到1946年7月11日，航空队在经过了历时一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才终于抵达了延安城外的七里铺。

    在夹道欢迎中，朱德总司令亲自把这支历尽磨难的队伍迎进城中，毛泽东主席更是为他们设宴洗尘。

    朱德兴奋地说：“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

军委航空局旧址     □1930年3月 16日，国民党空军一架“柯塞”式侦察机在从开封飞往汉口的途中遭遇大雾。迷航的飞机最终迫降在鄂北大悟县境内……

    接到消息的红军将领大喜过望，徐向前亲自邀请飞行员龙文光参加了红军，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龙文光也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位飞行员。

    鄂豫皖苏区为此成立了航空局，并且专门为这架飞机修建了机场。龙文光决定投向红军，当时就被徐向前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航空局的局长，其实也是个光杆司令，局长是他，飞机一架，飞行员还是他。日后，“列宁号”在国统区的固始、潢川、光山等地出动侦察，并抛撒传单，把红军的影响造到了天上。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围攻黄安城一月未果。指挥部最终决定，派“列宁号”前往助阵。“列宁号”带着两个迫击炮弹来到黄安县城，并成功地炸毁了敌军的指挥所。
    □1945年8月 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几天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在东北发现组建人民空军的时机已到。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二中正式宣告成立。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俗称的“东北老航校”。她是人民军队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代号为“三一部队”。一个萦绕在共产党人心头多年的梦想，终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变成了现实。作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在腥风血雨中走过4个年头，培养出一大批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人，以及新中国的第一批王牌飞行员。

    老航校的首任校长常乾坤说：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现实，能不能越过初、中两级，直接上“九九”高级教练机训练？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形成了决定，打破常规，直飞“九九”。

    当然，教员们也并非一味蛮干，而是针对高级教练机机身重、速度快、操纵技术复杂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让学员们尽快掌握飞行基础知识，加强实际操作能力，教员们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学习航空理论时，日本教员制作了一个竹蜻蜓，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这使大家很快理解了螺旋桨产生拉力的原理。

    因为飞机数量不足，所以只有在练习收、加油门、直线滑行和转弯方法等起飞要领时，学员们才会被允许上机操作，放单飞当然更是严格把关。

    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原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吴元任。

    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尾翼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放单飞的标志。

    一声令下，吴元任起飞了。机头抬起来了。飞机离开了跑道，飞上了天空。

    直接上高级教练机成功了，他们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

    然而就在人们喜气洋洋的时候，新的难题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就是航空汽油的告急。汽油是飞机的粮食，没有粮食，飞机根本无法上天。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用酒精代替汽油？但是飞机的设计是按油的燃烧来设计的，燃料换成酒精以后，它的热值不够高，到空中温度很低，可能熄火，这一熄火就会使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对飞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故障。

    没了退路的老航校人选择了迎难而上，最后成功地用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酒精代汽油，飞机吃“粗粮”，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部分起义国军飞行员     □1946年，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6月 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从成都飞抵延安。

    此后，从 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这段时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54人，驾驶20架飞机，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飞向解放区，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的人员，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也成为了东北老航校建立初期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西柏坡听取了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的汇报之后，人民空军的组建进入了倒计时。9天之后，也就是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这年5月的一个傍晚，正在打点行装、准备率部南下歼敌的刘亚楼突然接到军委通知，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领受新的任务。刘亚楼是位陆军战将，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和师政委，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和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战功赫赫。

    见面后，毛泽东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刘亚楼很意外，坦率地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这番对话，确定了刘亚楼即将成为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

    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也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箭在弦上，弯弓待发。但是，人民空军仍然没有来得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振翅蓝天。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为了庆祝开国大典，尚未正式组建的空军也要提前亮相，接受检阅。

    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接到命令后迅速从东北老航校等地，抽调了29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遗憾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当时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而且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为了阅兵式的安全，常乾坤又从这些飞机中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5种机型、共17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6个空中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当时被编在了受阅飞行大队的第5分队，曾驾驶C46运输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他对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情景记忆犹新。姚峻介绍：歼击机P51飞得比较快，它通过后大概再绕了这么一圈回来，正好跟着后面这些小飞机再通过一次，所以从地面看是26架。

    毛泽东带领军队在地面上打了22年的仗，吃够了天上对手的苦头。一直渴望组建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一梦想，在这举国欢腾、举世瞩目的时刻终于实现了，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朱德总司令的兴奋更是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在开国大典的41天之后，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专稿)

2009年11月17日 11:2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黄卫

中国航空博物馆中，设立了一面空军英雄纪念墙，镌刻着中国空军成立以来在作战和训练中牺牲的1551名飞行人员烈士，被授予荣誉称号的259名英模人物姓名。

    一代代英雄舍生忘死。60年前，新中国的礼炮声正隆，中国空军诞生伊始，便奔赴了血与火的战场；60年间，中国空军完成了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建设蓝天长城的重任；60年后，中国空军开始向建设信息化空军的目标行进，一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强大的中国空军正在崛起之中。

    一切为了明天，一切为了安宁。

    让陆军飞起来

    当刘亚楼准备随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泽东主席。于是，刚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奉命组建空军

    1949年8月9日，一辆满载四野十四兵团指挥机关的军列行驶在京汉铁路上。

    旅途漫长，破旧的列车一路咣当咣当地颠簸着，但干部和战士们却毫无倦色，兴奋异常。因为，他们要当空军了！

    根据军委电令，以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和直属部队为基础，成立空军司令部。在兵团参谋处长何廷一的率领下，2515人由兵团驻地汉口一路北上。

    一路上，大家三句话不离“空军”，互相打听空军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那见多识广的就开始吹牛：空军就是坐飞机、住高楼、吃大米白面，反正就是享福去了！也有不少人来问何廷一，他坦率地说，自己也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在此刻，就在他们头顶的蓝天上，他们的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赴苏联谈判援建中国空军的路途中。在苏军的C-47运输机上，从没有坐过飞机的空军司令吐得翻江倒海。

    几年后，毛泽东一本正经地问刘亚楼还晕不晕飞机，他开玩笑地说：“空军司令晕飞机，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毛泽东亲自点将

    一个月前的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刘亚楼，亲自点将，要他担任空军司令员。

    此前在研究组建空军的会议上，有两位元帅对这个酝酿中的新兵种很感兴趣，都表示愿当空军司令；林彪给中央发电，请求让刘亚楼上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甚至刘亚楼自己也以“学陆军不懂空军”为由推辞??但这些都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用人眼光的确独到，刘亚楼确是空军司令的不二人选。除了看中他集指挥、谋略和行政于一身的全才，毛泽东深知组建空军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帮忙。而刘亚楼曾经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卫国战争时期还在苏军干到少校，而且，他还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北老航校”1946年成立于吉林通化，原名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

    日本投降前夕，东北空军部队云集。由于经常遭美国轰炸，日本将不少飞行训练单位从其国内迁移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方甚至将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新生约4500人全部调至东北训练。日本投降时，这些装备几乎全部留下了。苏联空军的装备比日本先进，飞机型号也不一样，对这些器材未必全部缴获运走。中共敏锐地看到这一形势，立刻从延安调集学过飞行的人员，抢先进入东北，各处搜集航空器材，创立航校。

    吕黎平就是从延安被派到“东北老航校”去的。他曾经在盛世才举办的“新疆航空队”(该期43名学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学过飞行，到“东北老航校”后担任了训练处处长。他因此成为随刘亚楼赴苏谈判的两名助手之一。

    赴苏之前，毛泽东再次召见刘亚楼，吕黎平也参加了接见。

    7月31日下午4点，刘亚楼一行准时来到中南海。朱德总司令首先接见，勉励他们要像“老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抱下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接着，周恩来副主席交代了去苏联的行程安排。5点半，刘亚楼等人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跟他们一一握手，向秘书交代留饭，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坐在藤椅上开始漫谈。毛谈到，过去穷所以没有向苏联开口，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为，有全国性政权，可以做生意，有偿还能力。”

    刘亚楼汇报了空军的建军方案，指出中央拟请苏联援助的一两百架飞机数量太少。理由是，国民党空军尚存有200到250架作战飞机，为了达到1.5：1的数量优势，我军需要300到350架作战飞机。

    他们还指出了两个比例失调。1200名飞行员和500名地勤人员，显然失当；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比例又过小。“美帝要侵略别国”，轰炸机占作战飞机总数的52%左右，苏联的轰炸机则只占30%多。中国组建空军，歼击、轰炸机比列按2：1到3：1比较合适。

    毛泽东用很温和的口气肯定了他们的方案，并且归纳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空军作战部队，协助陆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从陆军选调飞行人员采用速成训练的方法。第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因为是贷款建空军，花钱买经验。

    刘亚楼不负所托，用流利的俄语跟苏联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进行了三轮会谈，几乎完全按照领袖在中南海勾画的蓝图签订了协议。至于“花钱买经验”究竟要花多少钱，并不在谈判之列，协议中只是约定，按照国际标准价格计算，将来偿还。但哪里有国际标准价格呢？只好由苏联单方面定价。1954年接收苏军在旅顺大连地区的飞机装备时，苏方把机场塔台的旧桌子都折价了。

    一个月变出6所航校的超级魔术

    空军司令部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办公。这个地方原是国民党空军某大队的驻地，有两栋小楼、一排平房。

    掌管机关和直属部队的参谋处长何廷一，可以说是空军机关的大总管。对于空军的家当，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以，当他听刘亚楼宣布，要在一个月内创办6所航校，不禁怀疑自己听错了。看周围，大家都在小声议论着。

    空军的特点，是建军必须先建校。10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空军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当天下午，刘亚楼就召集了空军第一次干部会。

    刘亚楼站了起来。会议室里的嗡嗡声停止了。他双手撑着桌沿，身子前倾，扫视全场后下达了落地有声的军令：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按规定时间开学，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被任命为第四航校校长的吕黎平一天都不敢耽搁，怀揣着250亿元办校经费(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第二天就赴沈阳上任了。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

    一个月后，航校从无到有生长出来了。吕黎平向刘亚楼报告开学条件已具备，在签署电报日期时，11月28日的“八”字刚划了一撇，还缺一捺，头已歪倒在桌上睡着了。

   筹备期间，吕黎平接到东北军区机要处转来的电报，知悉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告成立。此前，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中圈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暂时定为兵团一级。

    6所航校都在12月1日如期开学。稍后，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的第7航空学校也在牡丹江成立了。

    1950年3月，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职务，命令国民党空军空袭中国沿海城市。而在朝鲜半岛上，战争的阴云也在聚集。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空军的发展计划一再提速，航校三次扩编。刘亚楼也被聂荣臻封为“超级魔术师”。

    在这样的超常规发展之下，中国空军也创造了很多超常规之举。为了解决人多飞机少的矛盾，空军党委在征求苏联顾问同意后决定，将飞行学员的航校初级、中级、高级教练机再到部队改装战斗机的四级训练体制，改为三级训练体制，免去高级教练阶段。

    吕黎平见证了航校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航校开办前半年，中方干部实际上处于见习阶段，由苏联顾问、专家负责组织教学。校长做的实际上是后勤部长的工作。

    开办初期，专业俄语译员奇缺，不懂行的翻译在苏联教员讲课时，把驾驶杆译成“一根棍子”，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飞机横滚动作译成“圆桶在空中旋转”。学员听得大眼瞪小眼，教员急得敲鞭发火，翻译更是汗流浃背。吕黎平组织“诸葛亮会”，利用分配来的40名国民党航空人员当助教，解决了问题。

    第四航校有苏联专家100多人，由校长顾问谢尔格也夫领导。到1950年5月第二次扩编之后，全校人员1547人，其中飞行学员124名，比协议多了三分之一。苏联专家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航校有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雅克-11中级教练机各14架，还有少量拉-9高级教练机。僧多粥少，显然不能让所有学员同时开飞。包括林虎、王海在内来自“东北老航校”的16名学员被编入速成班，首批开飞训练。由于基础较好，苏联顾问决定，这16名速成班学员全部越过中级教练机训练，直上高级教练机。

    吕黎平建议，其中有三四个学员技术基础较弱，最好再飞一段时间中级教练机。但苏联顾问没有采纳。

    悲剧发生了。

    1950年4月14日，范辉和一名年轻的苏联教员走下飞机拉-9高级教练机。谢尔格也夫问教员，当日能不能按计划放范辉单飞。教员迟疑了下，但又不愿在上级面前丢脸，就说“可以吧”。问范辉自己，他老老实实回答说自己心里还没有底。顾问指着一架架腾空而起的拉-9，大声说：“他们都行，你为什么不行？不要怕，大胆上飞机单飞吧！”

    在大家的注视下，范辉启动，加油。飞机增速怎么不快呀？大家纷纷议论着。教员说他带飞时就这个毛病。

    眼看飞机超过跑道三分之二的距离了，速度仍未达到离地要求。这下，所有人都急了。就在一片“加满油门！加满油门！”的叫喊声中，飞机撞到跑道尽头的一条小沟坝，起火爆炸……

    这次机毁人亡的一等飞行事故之后，谢尔格也夫受到了苏联空军总顾问普鲁特柯夫少将的批评，收敛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工作变得谨慎了。

    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

    中国空军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明确，党委是领导核心，不允许强调空军技术性、专业性强而另搞一套领导制度。

    何廷一谈到这样一件趣事。有人问空军的一个干部：“陆军大还是空军大？”那个干部说：“空军是老子，陆军是儿子。”刘亚楼听说后非常生气：“胡说八道！不知天高地厚！没有陆军哪里来的空军？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

    刘亚楼把自己的这一思想系统地表述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

    这个提法明确提出，是在1950年7月7日。当晚，刘亚楼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刘亚楼说：“林总，我想提一个关于创建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林彪说：“空军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怎么叫做在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呢？”刘亚楼反应很快，马上说：“那么，改成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很好。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这样提很好。”

    后来，刘亚楼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具体阐述为：要从陆军调机构来，从陆军调干部来，从陆军带作风来，从陆军带传统来。这一建军方针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这个方针就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建军指导方针和原则。

    早在1949年8月，空军筹建之初，中央军委就向各野战军、各军区发出了为航校选调第一期飞行和机务人员的电令，明确规定：从陆军中选调政治可靠、身体健康、18到24岁、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连排职干部。以后又多次发出选调令，为了培养高级飞行指挥人员，还直接从团营级干部中选调了93名学员。

    从陆军一步变成空军，难免有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熟悉不同军队空军文化的刘善本，对此感受最深。他在美国学过飞行，在国民党空军中当过上尉飞行员，第一个驾机起义，新中国空军成立后当了第一航校的校长，后来又成为第一支战斗部队混四旅的副旅长。

    1950年6月19日，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周，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在南京组建，对外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

    这支部队是以航校速成班成员为骨干组建的。6所航校的速成班，共毕业空勤人员137名，其中飞行员78名。

    除航校底子之外，混四旅从陆军成建制划拨而来。他们来之前，战友们欢送时都说：“你哪辈子烧了高香，到空军享福去了。”结果到了空军才知道，不是坐飞机来了，是站岗、扫跑道、做饭。

    空军的伙食标准也差异很大。空军后勤部规定：大灶每人每天的菜金800元，空勤灶每人每天39000元。两者相差几十倍。空军分大、中、小、空、地勤灶，有人发牢骚说：“革命革出了‘五大灶’！”

    不但基层人员，领导成员也有磨合过程。除刘善本之外，混四旅旅、团两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不懂飞行。有不少人不想干空军，要求回陆军。甚至旅长聂凤智也感到指挥空军很困难，隔行如隔山。

    刘善本是候补党员，不是旅党委委员，只能列席党委会。他为了多争取一个飞行日争得面红耳赤。他认为，政治教育不一定要集中整天时间，尤其不要多占好天气。上海、南京春夏季阴雨天多，要抓紧难得的晴天突击训练。其他领导开始反对他的意见，后来逐渐心服口服。

    有一次，旅部召开会议时，聂凤智作报告，他指着主席台上的刘善本说：他很讲礼貌，是正规军人仪表的样板，是精通飞行技术的好飞行员，好指挥员。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国的周恩来带回了斯大林的口信：苏联空军不准备入朝作战。

    会场一阵沉默后，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员，我等着你的空军哪！”刘亚楼胸脯一挺：“请彭总放心！”

    第二天，混四旅升空，从苏军手中接防，正式担负起保卫大上海和东南沿海的防空任务。

    这一天，10月19日，正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跨过鸭绿江的日子。

1949年10月16日，刘亚楼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召见了他，听取汇报后，非常高兴。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中央认为，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予优先保证，马上拨出。空军领导班子的命令即将下达。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很快就能集中。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刘亚楼也显得很兴奋，有过去大仗临头的感觉：“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铺开摊子、敲起锣鼓干了。”

在刘亚楼起身告辞时，毛泽东叫住刘亚楼，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立即赶回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像战争年代不折不扣执行军委指示一样，他立即向军委航空局的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一时间群情振奋，恨不得立即各就各位，大干一场。

这天晚上，回到宿舍的刘亚楼怎么也睡不着，他亲自设计了一张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北京的所有处以上飞行、政工干部，填写后送给他，以掌握现有干部的基本情况。第二天他就开始找航空局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及东北老航校在京的干部谈话，进行考核。

刘亚楼考核了解干部，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在了解了被考核对象的工作经历和对今后工作分配的愿望之后，把重点放在请你介绍你所熟悉的其他干部的情况，而且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在实际工作中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他最不会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不会做？”最后，还要问：“假如你来提工作分配意见，他担任什么最合适？”这“三最一假如”式的提问，常常使被询问者思索良久才能回答。刘亚楼不急不忙，让你边思考边谈。

许多当年被刘亚楼找去谈话、考核过的同志，在30多年之后仍对他这种考核了解干部的方法记忆犹新。有的同志回忆说：“自参加革命以来，经常碰到考核了解干部的谈话，不外乎介绍优缺点。可刘亚楼同志考核了解干部的方法，却有他鲜明的特点。我们后来走上师、军领导岗位，也仿效了刘亚楼同志考察干部的这些好方法，效果均很好。他的提问内容，能了解干部的主要特长和所具有的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才干，能掌握干部的最大弱点，也能从‘民意测验’中明白干部的适任职务。同时，还可以从中考察出被询问者的思想水平、分析能力、工作标准等。刘亚楼同志善于用人所长和优异的组织能力、领导水平，从中可见一斑。”

刘亚楼提出航空学校缺乏得力的政工干部，希望主席关照。毛泽东为此专门指示总部，在全军范围内挑选最适当的人选，担任航校政治委员。航校缺少政治教员，刘亚楼又向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建议从北京高等学校选调18 至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毛泽东第二天就做出批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10月24日，苏联派往我国帮助筹建航校的第一批专家23人到达北京；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十三兵团政委萧华任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不久，20架苏制雅克-12型军用战斗飞机，作为第一批交货的空军装备，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行列。

8月19日，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2515人从武汉抵达北平，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至此，空军的框架已经搭成。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取消，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航空局政委王弼为空军副政委兼工程部长。在10月30日下午刘亚楼召开的第一次空军干部会议上，他就对到达的航校校长及政委下达了军令：

“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培训战斗飞行员，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个小时也不能拖后。从今天军委下达命令开办6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办学，按通常的时间起码要三四个月，但现在给大家的筹备时间只能是一个月，也就是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此话一出，校长政委面面相觑，一副为难的样子。然而，刘亚楼的话像锤子一样砸下来：

“是啊，在一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开天人，是空军的创业人。困难即使像山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按规定时间开学的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的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散会！”

刘亚楼的部下们，这些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们就像钉子一样，被刘亚楼的重锤一敲，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一个含糊的。6所航校全部在12月1日开学。

这就是刘亚楼的性格，也是他带给空军的风格。

刘亚楼大刹“天下第一”作风

在落后的中国和落后的军事装备中的人民军队里，空军毕竟是个机械化的兵种，于是人们把它叫做“天之骄子”，很多空军官兵也觉得自己很神气。1950年初，在天津杨村机场附近，一个空军的人和一个陆军的人在走路，路边的老百姓看到两个的服装不一样，好奇地问空军的那个人：“你为什么穿蓝裤子，他为什么穿黄裤子？”

空军的人解释后，老百姓又问：“那么空军和陆军哪个大？”

空军的人头朝天一扬，自豪地反问老百姓：“我在天上，他在地下，你说哪个大？”

这件事传到了刘亚楼的耳朵里。事不大，但反映了一种盲目骄傲自满的情绪，不抓不行。他抓住杨村这个例子，在全空军部队进行广泛的教育。提出：空军是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陆军取得胜利，空军才有胜利，否则空军等于零。为了把这个思想说得透彻，他打了个比喻：“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以后空军官兵都称陆军为“老大哥”。后来有了军衔，刘亚楼规定，遇到同级的陆军军官，空军军官要先敬礼。这个规定虽然看起来有点过分，但很好地抑制了一些空军官兵的骄傲自满情绪。

1950 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织第一支航空部队的报告。

4月中旬的一天，刘亚楼将第二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从长春召到北京。刘亚楼对李世安说：“军委决定调你到华东地区组建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当政治委员。”接着，刘亚楼向李世安详细交代了组建这支部队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及组建后部队的训练、防空作战等问题，让李世安从即日起着手抓组建这支部队的具体筹备工作。并告诉李世安，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为“空军第四混成旅”。

李世安有些不解：“数一个数字，编一个序列，都是从1开始，组建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怎么不叫第一旅呢？”

刘亚楼解释其中的缘由：“我已经考虑很久了，不能叫‘第一旅’，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我们要效仿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我还想，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留给在今后作战中卓著的部队使用。”

5 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了空军党委的报告。

空军的各级干部都比较怕刘亚楼，是因为他以严厉认真出名，而且首先抓领导干部，只要比他小点的官，他都要抓。有一次开大会，规定会场内不准抽烟，可台上一位副司令却不以为然地抽了起来。主持会的人没敢吭声，心想这点小事，首长特殊一点了也没什么。也是凑巧，此时刘司令正好来到会场，他毫不客气地当众指出：“同志哥，快把烟掐了吧！”接着风趣地说： “咱们可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那位副司令马上掐了烟，用检讨的口吻回答说：“司令员批评得对……”有一次，刘亚楼到丹东某师开干部会议，几个部队的司令、政委像往常一样，一摇一摆，交谈着走进会场。刘亚楼当场责问：“你们站住，进会场看见我了吗？”都说看见了。刘亚楼又问：“看见了为什么不敬礼？还有没有上下级、礼节礼貌？”司令政委们知道错了。刘亚楼并没有宽恕：“既然知道错了，你们出去，敬礼后重新进场。”还有一次，他去广州部队检查工作，一跨出飞机，就发现白云机场上到处是树叶、杂草，还有一些纸片到处乱飞。他当即批评了前来迎接他的团长、政委，要他们带头扫地，马上就要扫干净。刘亚楼严肃地说：“如果你们不扫，我这个司令明天就给你们扫。”

众所周知，一般文工团的女演员在台上是仪表万千，漂亮整洁，可在宿舍里，往往又脏又乱，脚都插不进去。有人说是“驴屎蛋子表面光”，也有人说是“职业特点”。刘亚楼不信这个，他派人去检查女演员宿舍，结果派去的人被这些伶牙俐齿的“小姐”骂了个狗血喷头，再也不敢去碰这个死角。刘亚楼不信这个邪，他亲自带着检查组成员，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她们寝室的臭鞋烂袜子，床底下、褥子底下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翻出来，堆满一地……

然后，刘亚楼把她们召集起来，当场严厉批评，并限期改正。刘亚楼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你们在舞台上扮演江姐、刘胡兰、女飞行员，都是女英雄，在台下也应该成为模范，切不可让人家说你们双重人格……”队员们一旦认识了司令员的良苦用心，立刻动手清扫，里里外外来了个大清理，宿舍面貌焕然一新，她们自己生活起来也感到舒适多了。

刘亚楼对于文字报表一类东西要求尤严。据他的一位老秘书说，哪怕是几页文稿没有叠齐就订起来上送，他都会连纸带曲别针一块儿撕下，扔在地上，跺上几脚，再装进信封退回去。据老一点的同志讲，仅文字工作这一项，刘亚楼就抓过4个反面典型：空军某航校1961年党代会写了5万字的报告；某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念机关写的稿子，因为事先没有看看，加上字迹潦草，结果把“机械化半机械化”念成了“机械化牛机械化”；某航校一个团政治处主任欢迎一个篮球队也要机关为他准备稿子，结果念稿时又将“衷心地欢迎”念成了“哀心地欢迎”；某师政治部主任起草文件时偷懒，把起草工作全部推给了干事，因为蚊子多，他叫干事把桌子搬到蚊帐里写，自己在那里打麻将。1963年，空军在青岛召开会议，刘亚楼在会上一个一个地点名，狠狠地批评这4件事，要他们“起誓洗手不干”。很长一段时间，空军的人只要一提“机械化牛机械化”、“哀心地欢迎”，都会大笑不止，也佩服刘司令员抓工作不讲情面。

谁都知道，刘亚楼对空军的文体工作重视，他抓歌剧《江姐》，有时正开着会，想起剧中哪句词不合适，就立即叫秘书通知剧团改一改；空军篮球队和别人比赛，他要开会就交代参谋最后结果不管多晚一定要告诉他。那一次，空军队赢了，参谋找到会场，已经散会了，又找到刘亚楼住的院子，早关门了。为了通报比赛结果，参谋半夜越墙而入，向刘亚楼汇报。刘司令虽然被半夜叫醒，一听是比赛的事，还大大地表扬了这位忠于职守的参谋。

刘亚楼又有宽容的一面。关键是看犯的什么事，犯在什么人身上。

1955年11月的一天，是空军全体干部实行军衔制，在礼堂举行授衔仪式的日子。酷爱文体活动的刘亚楼，让空政文工团准备了一套节目，在授衔后给大家演出。晚会开幕时，刘亚楼也悄悄坐在会场，而且换上了便装，以至于没有人发现他。正当他和大家被精彩的节目吸引住了的时候，突然感到两个肩头沉甸甸的，开始他还以为是后排的人趴向前面压在他肩膀上，他摸了一下，不对！分明是两只硬邦邦的皮鞋。他扭头一看，是个年轻军官，肩章上两条杠两颗星，还是个中校呢。刘亚楼怕打搅旁边人的兴致，没有吭声，只是用手在中校的皮鞋上弹了两下，轻轻“唉”了一声，意思是叫他把脚放下去。中校放回了自己的脚，可是不到两分钟，随着舞台上的热闹场面，那双脚又蹬上了刘亚楼的椅背。刘亚楼往后一仰，正好靠到了皮鞋底。刘亚楼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头对这位年轻中校说了一句：“把脚放下去，不要再蹬上来！”谁知这个中校不但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还觉得当众被人说了一句，丢了面子，竟冲着刘亚楼吼起来：“我就这么舒服。你管得着吗？”这一声惊动了周围的人，有人发现前面原来是刘亚楼司令员，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急忙捅了中校几下，中校仍未觉察，旁人只好俯在他耳朵旁，告诉他前面是刘司令员。不听则已，一听可把中校吓坏了。他站起身来，语无伦次地朝刘亚楼说了几句，逃跑似的出了礼堂，连大盖帽都落在了座位上。谁都知道刘亚楼的厉害，大家纷纷猜想，这下中校完了！弄不好得捋颗豆(意思是降级)。

可事实并非如此。一向严厉的刘亚楼事后并没追究中校什么过错，只是在一次机关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普遍教育。他说：“作为军人，更应该注意文明礼貌，一定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可不是单纯搞形式主义。一个军人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像什么话？”

以后人们从刘亚楼的话中更深地理解了这位将军为何对此类事宽容了。1960年在空军党委全会上，他作自我检讨说：“我是有锋芒毕露和生硬粗暴这两个缺点的。毛主席也是这样批评我的。……我正在努力改正，同志们对我的这两个缺点和我对它的态度，可以公开到下面去传达，使我能更好地得到群众的监督。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促进同志们的进步有好处。”

据说，毛泽东曾风趣地当面对刘亚楼说：“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刘亚楼一直谨记在心，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所以当年挨过刘亚楼批评的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不仅没有什么反感，反而很深情地怀念说：“刘司令员虽然当面批评得十分严厉，但心是热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他批评得很重，明天改正了，工作有了成绩，他就高兴啊！又大会、小会表扬你；后天该奖励你就奖励，该提拔你就提拔。知道了他的脾气和作风，受了他的批评不仅没有一点包袱，反而成了很大的动力呢！”

整个空军部队的优良作风就是这样被刘亚楼带出来的。

红色战鹰出现在朝鲜上空

1950年10月底，北京的大街上挂满了抗美援朝的大标语，高大建筑物上插满了红旗。自从党中央做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之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人人要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东长安街开了过去，他要马上赶到空军司令部去开一个紧急会议。路上围了一大堆人，路边立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了一架大飞机，底下有一行字：捐钱为志愿军买飞机。许多行人走到这里纷纷驻足掏钱，投到对面的一个箱子里，其中还有妇女抱着小孩子，让小孩往箱里塞钱。这情景深深感染着刘亚楼。空军刚刚建立，朱德元帅与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合影还没有打过仗，就受到人民的如此厚爱，霎时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刘亚楼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当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偌大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大家还在议论着刚才看到的街上捐钱买飞机的新闻。

刘亚楼对副司令员常乾坤说：“老常，开会吧，先把情况介绍一下。”

常乾坤应声打开文件夹，说道：“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已经投入了14个联队，其中两个战斗截击机联队，8个轰炸机联队，1个海军航空兵联队，3个舰载机联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他们的飞行员全部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中不少是王牌飞行员，一般飞行时间都在1000小时以上。另外南朝鲜的空军还有100架飞机。我们现在准备入朝的是刚刚组建的两个航空兵师，一个轰炸机团，一个强击机团，总共有飞机200架。以后还会增加。”

装备悬殊的困难摆在大家面前，刘亚楼也和大家一样着急，他问大伙：“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与和平时开会的热闹场面相比，今天是太静了，静得叫人有些郁闷。大家也都不说话，只是不时抬眼望一下刘司令员，希望他能拿出妙方。

刘亚楼只好先发言了：“我刚刚接到彭总的电话，他说我们主要是步兵，坦克和炮兵也不多，一入朝就尝到了敌人飞机轰炸的滋味，天天在头上嗡嗡，不好受啊！志愿军司令员要求我们空军马上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与美军作战。”

刘司令员的话音刚落，刚才还平静如水的会场，一下子开了锅。虽说七嘴八舌，但意见还比较统一，那就是早点开到朝鲜前线，连打边练。决不能等到练好了再去打，那肯定耽误战机。

常副司令想得更细一些：“敌多我少，不能零零散散打，那样东一架，西一架，我们就没有了。”

也有人说：“那是，硬拼是不行的，可等待更不成！”

也有人担心：“飞机作战不同于地面上开枪开炮，弄不好一头栽下来！我看还是抓紧时间多练一些时间，出去就能当拳头用！”

看看议论得差不多了，刘亚楼最后做出决定：“我们至少一次可以出动100到150架，狠狠给敌人一个打击！”

与会者都同意这个作战方案。于是刘亚楼组织人写出报告，上报党中央。

11月初，中央军委任命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先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下一步再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11月4日，刘震司令员走马上任，刘亚楼在北京与他进行了认真商谈。刘震对这一任命心里很不安，他对刘亚楼说：“司令员，搞陆军建设和作战指挥我还有点办法，而搞空军的作战指挥却毫无经验，还是让我回中南空军工作吧，待日后空军进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我可以随时去学习。”

刘亚楼耐心地跟他说：“人民空军是刚刚从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技术军种，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去干。困难肯定是会有的，但也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国家向苏联请了一批顾问，帮助我们训练机关和部队；苏联还派了一些空军部队配合我们作战。他们的空军建得早，又有作战经验，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这是一条捷径。”

刘震细细地琢磨着，点了点头。

刘亚楼鼓励他：“我们同在四野工作过，我了解你会打仗，这次调动是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点的将，经毛主席批准的。”

刘震一听这话，立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先试试看，不行请另调人。”

刘亚楼向刘震详细交代说：“你去东北后，要尽快抓紧时间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我们帮助你一道来进行。目前，军区空军以上的领导机构还不健全，不具备由一个单位组成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条件，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拟定以空军领导机关抽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为主，以东北军区空军机关抽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为辅，再从其他军区空军抽调部分人员来共同组成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把空军机关一些主要部门的干部，如作战处长岳天培、通信处长杜力、指挥所长沈甸之、领航科长陆锦荣等比较熟悉航空业务的同志调给你们。至于后勤、工程部门，主要由东北军区空军后勤和工程两个部门兼管。我们还打算让常乾坤副司令员去兼任空军副司令员，他是我党最早学航空的老同志，是搞空军的行家。”

听了刘亚楼这一番仔细的部署，刘震心里踏实多了。

最后刘亚楼说：“老刘啊，空军打仗是个新事物，这就要求我们边学边干了，要尽快把指挥打仗这一套学到手啊！”

刘震很快到了沈阳，投入了筹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工作。在此期间，刘亚楼和其他空军领导一道，采取一切措施，以最大努力先后组建起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1个运输师。

12月4日，毛泽东看到了空军的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依靠当年落后的装备，向朝鲜境内机动也成了问题。

带着问题，刘亚楼来到东北，在沈阳车站下了车。时至隆冬，东北已是滴水成冰，刘亚楼虽然穿着黄呢子大衣，还是感觉很冷。但对眼前这块土块，他却是感觉亲切。当年在四野的时候，几次大仗都是在雪里打胜的。

接他的轿车停在除去积雪的路旁，临上车时，他对参谋说：“你们通知北陵飞机厂的熊焰厂长，叫他马上到我这里来。”

参谋应声登上一辆吉普车开走了，尾喷管里冲出两团黑烟。

“真是风雪军情急啊，一看到大雪天，就想到了打仗。”坐进汽车里，刘亚楼深有感触地说。他吩咐司机开车，到一个空军招待所去。

等刘亚楼的车子赶到招待所时，北陵飞机修理厂的熊厂长已经在房间里等候着。

刘亚楼笑着抓住了熊厂长的手：“你可真是兵贵神速啊！”

他们俩很熟。在1946年东北联军的时候，刘亚楼曾兼任过几个月的东北联军航校校长，那时候飞机没有汽油，急得刘亚楼到处求援，航校就派熊焰到哈尔滨酒精厂当厂长，让他解决用酒精代替汽油问题。所以熊焰能清楚刘亚楼的急脾气：“你这个司令员已经是火上房了，我不急行吗？”

刘亚楼挨着熊焰坐下，靠得近似乎彼此能取点暖，刘亚楼急着倒出心里话：“不急不行啊。老美的飞机已经飞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这个空军司令还是两手空空，我拿什么和它们打呀？彭总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了，说两次战役打得不错，可是老美的飞机太猖狂了，咱们不能老吃亏呀。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问我什么时候咱们自己的飞机能上天去跟它们干！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熊焰也是个煽风就着的人：“司令员，我们全厂上下也是憋着一股劲呢！”

“上个月周总理到苏联去，跟斯大林要飞机，斯大林一狠心才给了100架，你们工厂都接到了吧？”

“接到了，正为这事呢。已经运到了3批，全厂一连干了好几天了……”熊焰点着烟，边抽边说，呛得咳嗽起来。稍平静些，他接着说：“我们已经装出几架了，马上就要交给部队。”

刘亚楼说：“要抓紧时间装，空军马上就要入朝作战，不过现在还有一个紧急任务没有落实，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熊焰一听就明白了：“司令员，你是不是为飞机副油箱的事？”

“正是。”刘亚楼为熊焰能事先理解他的意思感到高兴，有这样的部下，就等于任务完成一半了。 “苏联给我们的100架飞机都没有副油箱，怎么打仗？”

一般常识告诉人们，因战斗机机身小，自身携带的汽油有限，无法长距离飞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两翼下挂带副油箱。当飞机起飞后，全都是用的副油箱里的油。一旦投入战斗，为了减少飞机的重量和阻力，又要扔掉副油箱。所以副油箱的消耗又是很大的。

刘亚楼继续和熊焰说：“和苏联方面要了好几次，人家就是不给。不是说车皮过不来，就是说批量不够。我看咱们也不能再等了，就自己造吧。飞机造不出来，造个副油箱还是能行吧，你看怎么样？”

熊焰一口答应：“我们自己造，没见过杀猪的，还没见过猪跑！”

“我们这里的困难主要就是没有图纸，也没有造副油箱的铝材。不过我给你带来个样品，是苏联飞机上正在使用的副油箱，你拿去照葫芦画瓢吧，材料可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司令员你放心，有样子就更好了，我们就照着做。”

“关键是时间紧。给你们3个月，你给我造出 3000个副油箱，行不行？”

显然熊厂长不知量这样大，眉宇间紧缩了一下，又舒展开，嘴一撇：“没问题！”

刘亚楼收起笑容：“军中无戏言，你说话可要算话！”

“我给司令员立军令状，造不出来拿我军法处置！”

刘亚楼高兴地拍拍熊焰的肩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好吧，3个月后我听你们的好消息！”

熊厂长一回厂里就忙开了。先找来了苏联飞机上的副油箱，大卸八块，画出了实物图。接着到处去找原料试制模型。一个工人说他们老家小贩子卖油的大篓子，就是用猪血刷在纸糊的铁皮架子上。工人们很快就试制成功了，他们造出了土副油箱，挂在飞机下，由苏联飞行员进行飞行试验，一试还真行。于是乎，沈阳的大街小巷都贴出了大量招收“洋铁壶”手工匠的告示，老焊铁匠们爱国热情高涨，都赶来报名。当时祖国刚解放，国民党暗藏特务还很多。为了保密，还是由公安局派人对应征者进行审查，并有专人驻厂负责保密工作。不过一看那些满手老茧的老工人的精细技术，就知道他不会是坏人。

3个月过去了。熊厂长将3027个土副油箱运到了空军部队。人们也许并不知道，那些在朝鲜上空英勇作战的飞机下面，挂的都是中国工人自己生产的白铁皮做的土副油箱。

1950年12月 21日，在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率领下，二十八大队由辽阳驻地开赴安东浪东机场。26日，二十八大队进行了第一次战区航空飞行。方子翼师长带着几名参谋，在机场北端的山头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棚子，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所内的设备非常简单，只有一部电话机、一部无线电台、一块标图板。这位经历过长征、在新疆学过飞行的人民空军师长，就这样开始了空战指挥的第一课。

1951年1月21 日，美国空军出动F-84战斗轰炸机20架，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线进行轰炸，企图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方子翼师长令二十八大队起飞迎击。大队长李汉率领飞行员吴奇、宋亚民、孙悦昆等以紧张而激动的心情进入了战斗。这是志愿军空军部队的第一次空战，虽然只取得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却把我飞行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展现在天空。胜利和空中英雄从这一天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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