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空军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3

1999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当132架先进战机组成的空中梯队鸣奏出威武雄壮的世纪交响时,人们也许会想起当年中国志愿军空军在朝鲜天空绘制出的血火长卷。然而,人民空军艰难而传奇的孕育和诞生历程却鲜为人知。  
 
“影子机构”仍然是个梦  
 
自从人民军队进入现代战争史,敌人的飞机就像灾星死死地压在头顶上。  
 
1935年,毛泽东长征到荥经县茶合冈时,突然飞来3架敌机投下炸弹,毛泽东被警卫员胡长保扑倒在地脱险,而胡长保被炸穿腹部英勇牺牲。在此前后,董必武被敌机扔下的炸弹溅了一身土,幸好那是颗臭弹;周恩来办公室旁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身怀六甲的博古夫人在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头部,招致流产;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为保护伤员,被一枚炸弹炸伤十七处,头负重伤昏迷了好几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鬼子更是依仗空中优势逞威,不知有多少抗日将士惨死在狂轰滥炸之下。两位战友的死至今仍让刘玉堤将军怀有锥心劈骨之痛:1939年秋的一天,他和抗大二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吃早饭,鬼子的6架飞机猝然临空,劈头盖脸扔了一通炸弹,一时间房屋倒塌,树木燃烧,盛饭的大锅碎片横飞,一位学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死在刘玉堤抬着的担架上。还有一位战友在鬼子的另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  
天空!天空!凝血的惨痛体验使共产党人心头熊熊燃烧着一个飞天梦。  
 
1940年底,常乾坤和王弼刚回到延安,毛泽东就召见了他俩。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常乾坤1926年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和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王弼1927年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后来也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深造。回到延安他俩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创建空军的建议信。  
 
毛泽东说,你们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请你们来详细谈谈。  
常乾坤和王弼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  
毛泽东蹙额倾听,时而提问。  
他们急切地说,关键是要先干起来,航空干部培养周期长,不早动手,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  
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笑了,清癯的脸更显亲切。  
有远见卓识!毛泽东鼓励道,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有耐心。  
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机构,但却不打出航空的响亮牌子。  
 
这也许就是要有耐心。那时毛泽东说过,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这所学校的命运也将证明,航空教学对其本身仍仅仅是个梦。  
学校定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坐落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紧傍一条名叫李子河的小河。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随后,100余号优秀青年抱着飞天杀敌的梦想和激情转抵安塞。他们来自各机关和部队,也有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时任358旅侦察参谋的刘玉堤名列其中。战友的鲜血蒙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只能用步枪怒吼,现在要学开飞机了,他激动得想哭。10年之后,就是这个刘玉堤在朝鲜上空接连打下美军的“老油条”,成为石破天惊的英雄。  
 
1941年4月6日,学校正式开课。校长王弼,政委丁秋生,常乾坤为教务主任,与王、常一道从苏联回来的刘风、王琏等人任教员。 
对于一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同时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存在:苏联政府已商定援手,甚至承诺援助飞机。还有另一种可能:每个学员在离开原单位前都被告知,到了学校先学理论,然后送你们去苏联或是新疆上飞机训练。  
最关键的,是已经开始行动,是在行动背后对飞上天空的坚定信念。这是最根本的,是创造机会,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根本。  
学的是语文、数学和物理,说是等打实基础再学习航空理论。其实是反映出一种清醒和无奈。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卷携着硝烟烈火一路奔袭一路鼓劲加油你追我赶展开竞赛,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建机场的事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当此时,国际和国内风云突变。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祭出“巴巴罗萨”作战令,德军和其仆从国出兵550万,战机5000架,向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一气撕碎苏联的多道防线和大片国土,直杀到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的得手刺激得日军胃口大开,变本加厉地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其后方基地。大敌压境之下,苏联要动员每一颗螺丝抵抗侵略,根本无力兑现援助中共办航空的承诺。另一方面,中共为度过险恶的难关,断然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以蓄养力量。  
这一切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党中央于10月把工程学校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又改为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  
这个新生的航空机构似乎是个失败的尝试。然而,与其说它形同夭折,不如说它作为影子机构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存在。  
 
1945年9月,任弼时对常乾坤说:“只怪那时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着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在炮兵工程队,刘玉堤像饿极了似地狼吞虎咽。后来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刘玉堤坚决要求去俄文学校,因为常乾坤在那儿任教,与他靠得近就与飞行靠得近。不久学校成立了生产队,他被分到木工组。他把一本《范氏代数》拈卷翻烂,干木工更是大显身手,做出的纺车专供中央首长用,制作的小提琴还被鲁艺的乐手拿到延安礼堂去演出。  
刘玉堤数次变换角色,他的心始终紧贴着飞行梦。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足迹,不仅是他个人,也记录下了新生航空事业的艰难、曲折和蕴含其间的坚韧追求。  
机会降临了。这天,一位文工团员找到他,要他给自己做一把二胡,“刘木匠”拿大,说这得等些日子。文工团员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见刘玉堤爱理不理,文工团员说,你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啦!刘玉堤猛地挨了幸福的一棍,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1944年,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央军委于5月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之下成立了航空组。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机场,以便与重庆及美军来往。  
延安原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土质跑道凸凹不平,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率观察组到延安时,飞机左轮陷入一个墓穴,螺旋桨刮地折断。新建机场实际上是对旧机场进行扩建。延安及四邻几个县的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修建活动。新机场于年底竣工。  
日本投降几天以后,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正在机场拣萝卜缨子,忽见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急急飞来。  
 
从绝境中走出第一支航空队  
 
说起来,中共早在1938年就拥有了一支航空队,只不过这支航空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这支航空队后来成为中共创建空军的中坚力量。  
1936年底至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万丈血雾中悲壮西征,两万大军战至两千。3月14日于甘肃石窝分兵。李先念率左支队,在无粮、无盐、无水的死亡境地冲破马步芳骑兵的狂野围袭,杀抵新疆星星峡。陈云和腾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编入盛世才的新兵营。  
 
 
西路军余部本是落难迪化,但共产党人在困境中抓住了学文习武的机会。他们是能抓什么就抓什么,抓住什么就学什么,凭着这股劲,他们抓住了苏联援助盛世才的汽车、装甲车、火炮,甚至是兽医站。终于,他们抓住了飞机。  
陈云是1937年4月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当得知盛世才有一个航空队,有一批苏联援助的飞机,依靠苏联教官已办了两期飞行训练班,他就打算安排一批红军去培训。盛世才是在1933年推翻原督办金树仁的政变中乘势上台的。当时新疆的民族矛盾和军阀派系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坐稳土皇上龙椅,独霸新疆,他把马列著作摆上案头,请来苏联人办军事、办教育,拉住苏联做靠山。他同时与中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请了一批中共干部到他的各部门任职。  
盛世才当然不肯用他的鸡给人家下蛋,就把球踢给陈云,说让你的人学飞行,我有两个条件:一是我的飞机不多,请苏联再援助一些;二是你的人学出来,得先供我使用。陈云答应了。因为苏联援助你飞机对苏联有好处,我的学员给你干活可以巩固技术。他随后在新兵营挑了30人备选。  
1937年11月下旬,陈云搭乘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派人到盛世才航空队学航空的打算。他说,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可以先培养人才,将来有了飞机,就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  
陈云的建议很快就获准。毛泽东对陈云说,你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呀!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么,可以分别从新疆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  
陈云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电告接任新疆代表的邓发,让他抓紧落实新兵营学员入学事;二是亲自跑到抗大和摩托学校去挑人。经过政审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做体检后,陈云又把预选人叫到自己的窑洞逐一面试。方槐回忆说,陈云让他读《新华报》上的文章,他怕自己文化低,学不了飞行,陈云说只要你不是石头,就能学会,这是一位苏联飞行师对我讲的。陈云还在候选人身后移动怀表考察其听力,用下棋来测试其头脑是否灵活。  
最后选定19人,由严振刚率领,于1月8日乘没有顶棚的大卡车离开延安。到兰州时学员们换上了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扮成流亡学生和盛世才的远房亲戚。经过50多天辗转跋涉,于1938年3月3日开学后一个星期抵达迪化。随后从他们中间和新兵营选出43人,25人组成飞行班,18人组成机械班。这是有史以来中共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俗称“新疆航空队”。  
严振刚传达陈云的话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我们能凭着两条腿长征到陕北,也一定能驾机飞上天!  
红军学员都是苦出身,除方子翼读过六年私塾、夏伯勋高小毕业外,多数只上过两三年小学,有的参军后才识字摘掉文盲帽子,连乘除都不会运算。大家凭着长征精神,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时空。课上课下,白天晚上,恨不能使出分身法,恨不能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大嘴吸收知识。一时理解不了的概念和原理,就先啃它20遍,再嚼它30遭,强咽下去。  
1938年4月4日,他们终于获得升空训练的资格。训练飞机是诨名叫“双膀子”的乌-2初教机。第一次上天就有新的发现:“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说飞机有顺风耳,大家连粗气都不敢喘,现在才知道,你就是喊破嗓子,吹破军号,飞行员都听不到呀。”  
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骑马摔伤的胳膊路过迪化,在一片树林里接见了航空队代表。他同陈潭秋一道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有远见,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周恩来勉励大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掌握好技术,一旦需要,就奔赴抗日最前线。  
红军学员都在沙场冲锋陷阵拼杀多年,他们学习飞行最大的长处就是胆子大,不怕死,玩命地往前冲。但他们的长处又恰是他们的短处,飞机的传导系统非常灵敏,操纵时必须像绣花那样精确柔和,动作粗猛飞机就会像狂涛恶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训练中,他们不但要挑战高在云端的知识,还须用很多精力同自己的长处缠斗。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碍于盛世才,平时与学员素不来往,但在教学中有一种自己人的默契。苏联教官教学倾其所能,但作风粗暴生硬,学员动作稍有偏差,就在前舱晃动拳头破口大骂,有时甚至猛压前后舱连动的驾驶杆,击打学员的腿部。学员对此十分反感。有一次,谢奇光实在难以忍受,就豁出去同苏联教官在空中顶起牛来,飞机在空中玩起了惊险的“特技”动作。不打不成交,事后见到苏联教官,学员会主动说“兹德拉斯特维捷(您好)”,苏联教官身上也处处闪耀国际主义的精神。  
1941年秋,全队以优良成绩完成了教学大纲所有课目的训练。按原先与盛世才的协议,学员毕业即任航空队飞行官,授中尉军阶,这就意味着每月有一百多元薪金,加上补助,相当于陆军上校的收入,还可以分到住房,可以结婚。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当上飞行官,飞行就要减少,因为飞机要优先保证学员的训练,而训练荒疏,技术就有可能丢失。要想巩固和提高技术,唯一办法是推迟毕业。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态度很坚决:要技术,不要官衔!  
四年砺剑,飞行班已能操纵战机在长空横劈竖砍,划出漂亮凌厉的弧线,机械班也已精艺在身。正当他们等待挥剑出师时,一直在暗中涌动的厄运终于决堤而出。  
1942年9月,他们被盛世才软禁起来,继而关进了硬牢。  
被陈潭秋称作“狼猪种”的盛世才变脸了!这符合盛世才的性格。盛世才从来就是见风使舵,他自称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蒋委员长的伟大战友”,“斯大林元帅的忠实朋友”,都是为了“伟大领袖盛督办兼主席”眼前的利益。这年7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跑到新疆,与盛世才订下反共密盟,并委以高官。同时,德军突破苏军防线,苏联的局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势下,盛世才做出公开亲蒋反共的选择。他枪杀了嫡亲四弟盛世骐(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反对拥蒋反共),反诬共产党所害。继而又把陈潭秋和时任新疆财政厅长的毛泽民抓捕杀害。  
牢房里臭虫跳蚤滚成团,白天也是黑漆漆的。航空队的同志决心像季米特洛夫和夏明翰那样把牢房当战场。坐老虎凳、站炭火、压大杠……他们仍坚持复习航空理论,进行模拟飞行,他们的心仍在天空翱翔。  
1945年8月,他们第二次绝食。七天时间,无论是白面馒头加肉菜的诱惑,还是刀枪棍棒威逼,他们的牙关里都死死咬住一句话:“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起义飞机升起了一个信号  
 
1945年8月20日下午,一架日式飞机飞到延安上空。它来路不明,又无任何标志,这在非常时期就更显非同寻常。人们疑惑地打量着它,美军观察组更是紧张地盯着这个不速之客。忽然,飞机疾速下降,直落新机场的三合土跑道。  
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和参谋石蕴玉快步走向飞机。  
舱门开了,一个身穿蓝布中山装的人对着他们大声喊:“我们是飞来投奔光明的!事前和新四军联系过,昨天晚上还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了电报!”  
这是一架由周致和等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  
这架飞机开创了驾机起义的先河。它就像一支巨笔,首次把起义行动从大地写上天空,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营垒中引起巨大震撼。  
到了1945年,汪伪集团就像风中流沙和污水里的浮藻,风雨飘摇着死亡的败相。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苦思着人生的出路。他想起在航校期间与苏联教官的交往,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清新高远的气息。他暗中点燃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他对同事何健生说,现在共产党有百余万军队,还没有空军,要是我们飞过去,把空军建立起来,就是一大功劳。他又找到航校同学、曾被共产党俘虏过的吉翔,向他打听共产党的政策。他焦急地寻找着机会。  
 
与此同时,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也在四处寻找机会。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整天牢骚满腹骂骂咧咧,又不甘心为卖国贼卖命,因与副总队长彭鹏吵了一架,被关禁闭、停飞,以“思想不良”罪名开除了军籍。  
1945年3月,周致和与黄哲夫在南京相遇。汪精卫卖国,蒋介石暴政,个人和国家何去何从?经过短暂的试探,秘密一剑挑明:驾机到延安去!由于不知驾机飞到延安会不会被高射炮打掉,又因航校的飞机续航时间短飞不到延安,他们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搞到汪伪国府的专机。  
几经周折,黄哲夫终于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接着在浙江长兴县天目山见到了粟裕司令员。粟裕说:“欢迎你们起义!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  
三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中央已经复电,要他们“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说延安有一个机场,给美军观察组运送给养的飞机就在那里起降。他要黄哲夫用化名跟他联系,黄哲夫于是给自己起了个“于飞”的化名。粟裕最后说:“大反攻即将到来,希望你们起义成功。”  
黄哲夫回到南京,和周致和加紧运筹起义的事。他们探虎穴履薄冰,冒着杀头的危险,四处活动,秘密串联,策动更多的人起义,并及时向粟裕和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报告,求得支持。汪伪空军愁云压顶,黑雾弥天,向往光明之心在人与人之间只隔着一层纸,一点即破。飞行教官吉翔,上校参赞何健生等人先后聚义旗下。当征得航空处少将主任白景丰加盟,周致和信心大增,说:“这回要大干了!”  
7月底的一天,周致和、黄哲夫、秦传家、白景丰、何健生、吉翔等齐聚南京珠江饭店二楼的一间客房。黄哲夫传达了中央复电和粟裕的指示意见,研究起义计划。首先是夺取飞机。汪伪国府有“建国”号、“淮海”号与“和平”号3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停放在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这种飞机续航时间长,能直飞延安。周致和打算用黄金收买日本飞行员,假称飞往西安做生意劫机,如不成,就说飞机出了故障,趁日本飞行员上机检查时下手夺机。由于参加行动人员多,决定两路行动,白景丰、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和秦传家等带领家眷由陆路投奔解放区。  
机会终于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为了攫取胜利果实,忙不迭地“电谕”包括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在内的汉奸特务,委以各种头衔“维持治安”,时任湖北省伪省长的叶蓬也在一夜之间当上了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急于从南京飞回武汉,又要保密,就选中对他猛灌迷魂汤的周致和这位湖北同乡送他。  
19日,周致和、赵乃强驾驶“建国”号把叶蓬送到武汉,立即飞往扬州。黄哲夫和何健生已在扬州等候,黄哲夫按周致和的要求拟了“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的电报,请粟裕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  
1945年8月20日上午8时,“建国号”启动了。周致和掏出左轮对着柳树林上空打了三枪。当飞机滑行到起飞线时,隐伏在草丛中的黄哲夫猛跑过来,飞身攀上了机舱。  
经过紧张、焦心的6个小时飞行,他们终于顺利降落在宝塔山下,延河水旁。  
第二天,常乾坤、王弼、刘风和王琏等看望他们来了。晚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设宴欢迎他们。同席的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此时他们都已改了名字,换上了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周致和改名蔡云翔。  
朱总司令热情洋溢地代表党中央和总部欢迎他们起义来延安。他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叶剑英参谋长说,毛主席知道你们到了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接到电报,没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并告诉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和从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新华社取消了公开报道的计划。  
“建国”号按起义日期改为“820”号。这架历史性的飞机不但把义旗举上了天空,也为中共实现飞天梦带来了宝贵的技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