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治国艺术与文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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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艺术与文学洞见2010-09-17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13日文章】题:文学思想(作者 查尔斯·希尔)
1972年2月21日快到中午时,我在美国驻西贡使馆自己的办公桌前听到武装部队电台宣布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消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我一直任驻外事务局的“中国观察者”。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红卫兵,焚烧书籍,消灭中国传统文化。20多年里,美国战略家都认为自己陷入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大规模战斗。如今,尼克松和他的首席顾问亨利·基辛格来到这个地方,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舵手”。
毛泽东突然把这两个美国人召到紫禁城旁边中南海大院自己的僻静寓所。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毛泽东的书房:“没面墙的书架上都摆着手稿;桌上地上都是书,这里看起来与其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主宰者的房间,不如说像一位学者的隐修所。”在这里,毛储藏着所有自己喜欢的伟大著作。他熟读这些书,而且做了标记。(他说过:“不动笔墨不读书。”)《水浒传》给他灵感,中国古诗也是,这些诗很多都有关战争与治国;毛还把自己的大量诗歌作品强加给大众。
但是,毛对18世纪的小说《红楼梦》的热爱怎么解释?他声称这部作品自己读了5遍。独裁者、将军和战略家们要从手边放着的、身边带着的书里寻找些什么?几乎所有经典著作里都可以找到治国艺术的潜在原则。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治国艺术有多种方式,当权者可能用他们行善,也可能用他们作恶。
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时随身带着《伊利亚特》。希腊作家普卢塔克说,他把这本书和一把匕首一起放在枕头下面,“声称他认为这是一个蕴含所有军事价值和军事知识的便携宝贝”。托马斯·莫尔在成为圣徒之前读罗马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伊丽莎白一世从西塞罗的著作中汲取修辞艺术和法律策略。腓特烈大帝把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作为君主的典范来研究。
政治家不仅把文学当作战略眼光的另一种来源,而且把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各门艺术和科学中,只有文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不受任何限制。这个虚构层面对战略家来说不可或缺,因为他们在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实、因素和某种局势的潜在结果。
文学洞见为什么对治国艺术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这两项事业涉及的重要问题单靠理性思维解决不了。比如,一个民族如何开始产生归属感、政治参与者之间或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任情况、一个国家如何走上人道的管理方式等问题。单纯理性的或技术的方式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尽管不忽视理性思索,却向留心的读者传达国家内部事务或国与国之间事务的混沌方面。简而言之,文学表明,它与治国艺术的关系是相互的。文学给领袖启迪,领袖的行为日后又可能成为文学素材。不完美的东西,包括冲突、诡计和世界事务的种种意外都可能传达一种不可言喻的超然感觉。
令人遗憾的是,曾经是万能认知方法的文学在20世纪中叶末期被大众娱乐从艺术圣殿中赶了出去,治国艺术也因此遭到损失。乔治·布什原本可以通过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受益。这部作品表明,辞令、宗教、偶然事件等多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在战时鼓励或惩罚政治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促进民主发挥着作用,但贝拉克·奥巴马表现出躲开这种角色的倾向。那些作者恰恰会向他证明,为什么这是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