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文学与艺术（三）（250）

二、散文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代，宋初，文风又一度发生逆转。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当时的所谓“时文”，即四六骈体文，又在文坛上占居统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杨亿、刘筠倡为繁缛的辞藻，“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一时文士专意于《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这种僵死浮华的文体当然是令人厌恶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给来访者写信，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有人评论说：“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枯古；功名之子，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之矣！”当时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而民间通行的则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谓“平文”。但这种散文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开。其后，王禹偁、苏舜钦、穆修、石介等相继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韩、柳文不遗余力。在《答乔适书》中，说：“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前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在这种风气面前，他敢于逆流而进，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出时人。石介著《怪说》，猛烈攻击杨亿、刘筠的文风是“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经学家，他在文风上是倡导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

要改革文体，必须改革科举考试，提倡散文。庆历中，范仲淹推行新政，“精贡举”一项规定：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这一改革得到欧阳修的支持。欧阳修认为：“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落，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虽然很快失败了，但欧阳修并没有退缩。嘉祐二年，他主持贡举，极力排抑流行的险怪奇涩之文。所谓“太学体”，实际上即是西昆体。欧阳修排抑西昆，倡导古文，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使场屋之习，为之一变。韩愈文章险仄，欧文则简洁明畅，平淡通达。谢叠山说欧文“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这种平易的文风，显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发展的需要。

散文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间，王安石、曾巩、三苏等都以散文著称于时。韩、柳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发展。因之，后世将韩、柳与欧、王、曾、三苏并列，号为唐宋八大家。曾巩的文章通达质朴，王安石的文章简健劲峭，苏轼的文章则纵横倏忽，姿态横生。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自然平易，文从字顺，并长于议论说理。朱熹评曾巩“文字依傍道理作，不为空言”。王安石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后人论苏轼，也说他“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岁寒堂诗话》）。这些评论，大体上说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文以载道”的道路。

北宋时期，古体散文代替了西昆的俪文。但骈体四六文仍用于诏制表启。南渡以后，以陈亮、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师法苏轼，才辩纵横，发展为政论。理学家们则极意强调义理，把文词视为琐事。理宗崇尚道学，淳祐四年，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周密：《癸辛杂识》）理学家们重性理而轻辞章，从文学上说，是走上衰敝。故宋濂有“辞章至于宋季而弊甚”之叹。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戴表元的门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库提要》认为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后，虞（集）、杨（载）等都以诗文著称。元末，黄溍、欧阳玄也长于散文。但是，总的来说，元代散文基本上还是对唐宋人的模仿，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可说。

三、话本与诸宫调

宋金元时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里出现了一些讲说故事的人，叫作说话人。他们讲故事的稿本称为话本。“话”的意思即故事。

说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和“市人小说”发展而来。佛教的俗讲、变文也在形式上给了它以启发和影响。北宋的都城汴京，说话很盛。说话人多有专长，如说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南渡以后，在临安城中说话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纪胜》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讲史和小说的区别，在于讲史一般篇幅要比小说长，讲史大抵依据史书，略加渲染；小说则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口头传说。所以，小说比讲史更吸引听众。

现存的所谓宋元话本都是经过后人修改过的宋代说话人的稿本。讲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小说如《碾玉观音》等，人物描写都很出色。由于城市居民繁众，说话人投合不同阶层人的趣味，话本的内容庞杂，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有很大差异。多数话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反映了他们不同于农村中地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不少话本直接宣扬伦理纲常。也有一些话本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南宋人民抗金的愿望。话本运用接近当时口语的文字写成。在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对话方面，都显示了这种文艺作品的崭新风貌，对明清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宋代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文艺是戏曲。宋代的戏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歌舞讲唱为主，如转踏、曲破、大曲、赚词、鼓子词、诸宫调等。另一类是和戏剧更为接近的傀儡、影戏、杂剧等。诸宫调的创始人是北宋泽州人孔三传。这种文学体裁由散文和韵文两部分组成。韵文由儿种不同宫调（即乐曲的声调）结合成一套曲子，用以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叫作诸宫调。靖康年间，金兵围汴京，向北宋索取教坊乐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等各色艺人一百多家。因此，说话、诸宫调等在金朝也十分流行。著名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是当时说唱诸宫调的稿本。

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约是金章宗时人。“解元”是当时人对文士的通称。《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元稹的《莺莺传》传奇改写而成。原作情节的重要改变，是张生与莺莺双双出走，结成良缘。这个改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思想内容上是重大的进步。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种官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结构严谨，曲折多致，从事件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胡应麟称它：“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长篇组曲，被誉为“北曲之祖”。董西厢在讲唱时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厢挡弹词》或《弦索西厢》。表演时，弹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戏剧

宋代的戏剧，统称作杂剧，但已没有完整的剧本流传，内容与结构都不能详知。金代称为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戏剧的人多为倡伎，演员们所住的地方称作行院，他们的演唱本即称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元杂剧。它的科白即表演动作与对话部分，承袭了院本的体制；曲即唱词部分，则明显地源于诸宫调。它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宋、金的叙事体改变成为代言体：二是在曲调上更多的采用了民谣小曲。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杂剧基本上是一种歌剧，演出时添加一些科白，借以表述剧情，使场面显得生动活泼。曲词也就是唱词。元剧唱词一般是由同一宫调中的几支曲子或十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每一支曲于都由韵律铿锵的长短句组织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可以增加衬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韵。在形式上既自由，又复杂，声律上也很优美。套曲一韵到底，配合科、白，便成为一折（相当于一幕）。元剧一般由四折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于各折之前或之间，充当开场或过场的作用。通常一个剧自始至终都由一个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其他角色充当配角，只有宾白。剧本的最后有二句或四句诗对，叫“题目”“正名”，用以点出剧本的主题。

元杂剧产生在金元之际，到元成宗时而臻于极盛。它是宋金以来的戏剧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土壤中生长繁荣的。邾经《青楼集序》，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自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金元之际，连年战乱，社会上的一些文人不愿或不能仕进，借编写杂剧以抒发愤闷。他们和广大城市居民多有联系，有的即与演员们一起，粉墨登场。因此，他们的作品能从各个方面比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下层群众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际的杂剧，在山西一带最为流行。元初发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区）。元朝灭宋后，又传入江南。

元代的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见于记载的杂剧作品达七百三四十种。实际的数目当然还要远远超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百六十余种。元杂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二期。成宗大德以前为前期，以后为后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朴可能是最早的杂剧作家，字太素，号兰谷，山西隩州人。生于一二二六年，死于一三○六年以后。与关汉卿、马致远等同称为杂剧大家。白朴写过杂剧十六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墙头马上》，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结褵的离合故事，最后由官居尚书的公公和婆婆牵羊担酒向儿媳“陪话”，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节曲折，是出色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