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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朱镕基总理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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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简传
朱鎔基简历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生，湖南长沙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８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５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２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１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９３年３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９３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日在****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９８年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１９９８年３月任国务院总理。同年４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５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是****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酷爱京剧。
棠坡故居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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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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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睡觉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睡觉，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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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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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启蒙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转学崇德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剩，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飘物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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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历史资料，不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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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广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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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求学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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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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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上铺的兄弟
湖南长群中学离休教师周继溪是朱镕基在广益中学和国立八中读初、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值抗战剩，两校分别设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维艰。在初中睡的是两层的铁床，朱镕基分睡下铺，见分睡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就主动把下铺让给他睡。对此，周继溪没齿难忘，说朱镕基从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继溪都考入了国立八中，并且编在同一个班，这两个初中老同学又朝夕相处了20个月。1946年秋国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转入了省立一中，周继溪转到了省立十五中，从此两人分离。但两人同窗五载，“情深潭水”，几十年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湘视察，百忙中要通周继溪的电话，两位老同学交谈了十多分钟。
有一次周继溪在给朱镕基总理的通信中说，昔日我们游历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围湖垦殖，如今水面大大缩小了，望政府拨款治湖。朱镕基深以为然，在充分调研后，拨出了治湖专款。
1996年，周继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脱不开身，便委托劳特夫(也是国立八中同学)热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总理到当年国立八中所在的花垣县考察，回到了母校的旧址，并在原有的石狮子旁与夫人劳安合影留念。
花垣县委宣传部特意放大一张十多寸的照片送给周继溪老师，周老师非常高兴，将其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晚到10年的诚挚道歉
浏阳市第六中学的退休教师杨开卷也是朱镕基在国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杨老师从报上读到“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须搓手：他莫不是国立八中的老同学朱镕基？
思虑良久，他决定去信问询，但没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杨开卷立马认出是国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学，往日同窗之情——相互关心、切磋学业、作文比赛、打篮球、拉二胡、唱京戏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研墨展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叙旧的长信。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杨开卷同志：
接读来信，愧何如之。你前次来信，本应及时敬复，当时亦告诉自己，不要忘了，因我已有经验，上次一初中同学因我未及时回复，即遭来信大加讽讥。奈因每日白天会海，晚上文山，不过十二时不能就枕，过了几天，再也想不起来了。今蒙我兄再次来函垂询，实感愧怍，从兄处着想，难免感到旧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对故人，从我来说，亦是有苦难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应向兄发牢骚，但请见谅耳。回想中学剩，生活虽极清贫，但一心埋头向学，心情尚舒畅，故友同学切磋、互相帮助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可惜八中同学除我兄来信外，尚未有联系者。我记得在八中时，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想今日亦好。
祝健康！
朱镕基
7.26(星期日)
情见乎辞，这封信真情毕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样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杨开卷感叹：还是那个情深义重的朱镕基！当了这么大的官，昔日同窗之谊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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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你找我题字”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之后，杨老师的生活越发过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想，要是能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题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筚生辉。他喜滋滋地又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开卷兄：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敬礼！
镕基
9.10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95周年。校庆前夕，老同学们恳请朱总理为母校校庆题词祝贺，他也以“五诫”相拒绝了。朱镕基严于律己，杨开卷老师只能作罢，不能勉为其难。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从媒体看到报道，兴奋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朱镕基记者招待会。新任总理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掷地有声。杨开卷为老同学的过人胆识激动万分，立即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楹联：
镕古铸今精兵简政
基法治国反腐倡廉
此联投邮寄给朱总理。这一次，杨开卷没有要求写回信，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实在太忙。
一次公开的拥抱
1997年9月，曾经与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同窗四年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张履谦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行。
当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朱镕基副总理瞧见了在会场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学张履谦，颁奖一结束即迅步走下主席台。他与坐在第一排的领奖专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张履谦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
香港《大公报》记者抢拍了这真情流露的珍贵镜头。朱总理为何对他“情有独钟”？记者们大惑不解，纠缠着张院士寻根究底。此时此刻，张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与朱总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同窗生活，就淡淡然说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为贵”，“民为邦本”，朱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
“同学会”成了“民意会”
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学聚会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点建议与之共勉：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计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
据老同学回忆，他们聚会、交谈、通信，不谈人情物理，只谈民生国计，反映民情民意。如“群众对公务员加薪计划很有微词”之类。当他们从新闻媒体得知“朱总理决定缓行原定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公务员加薪计划，将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扶贫济困”的消息，高兴了，满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人反映：“政府工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拥护、爱戴朱总理，社会上要求总理连任的呼声很高”。朱镕基诙谐地说，我这个总理并不好当呀，我们党内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现在还兼任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后不当总理了，还可以当博导嘛。
老同学哈哈大笑。“友谊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今最娇”。这就是朱镕基与昔日同窗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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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麻烦楼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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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负笈清华:"误入歧途"的学生会主席
以湖南籍学生最高分数考入清华的朱镕基，其实“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着转系”。清华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读书的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现。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以高分考入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剩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中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是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保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
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学习。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
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保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保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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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发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分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为学与为人”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保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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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清华情缘:十七年院长生涯 永远的清华人
1984年，“对管理特别感兴趣”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这是他在教育界的惟一任职。他曾想过卸任后，“回清华当教授、教书”，但随着他告别清华园，这一设想可能已无法实现。他说：“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对管理特别感兴趣”
1984年，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李传信说，请朱镕基当院长是董新保(当时经管系主任)和何介人(当时经管系副主任)提出来的。董新保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认为，要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就一定要请有才能有身份又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
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吕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请朱镕基做院长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在此之前，学校邀请朱镕基作过几次报告，学生的反响相当之好。这个动议得到了当时的名誉校长刘达和校长高景德的赞同。刘校长就派朱镕基高一届的同学李传信(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同班同学吕森(清华大学秘书长)去请他。朱镕基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朱镕基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也曾讲过这段往事：“1984年，刘达同志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
据《新经济》杂志记者曲力秋的采访，在通常情况下，朱镕基一个月来经济管理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
后来，他奉调到上海出任市长，临行前，他对几位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说情况就行了。那之后，学院的具体工作就没法兼顾了。
1991年，朱镕基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出任总理，但因为工作太忙，几乎连每年来学院一次都做不到。一般是一两年来学院一次，每次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请他来。
在朱镕基的告别演讲上，朱镕基也谈到这一点：“……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是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们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扪心自问，心中有愧。”当时在场聆听报告的清华2001级MBA徐勇刚说，朱镕基讲到这里，声音哽咽，很多学生也都哭了。
亲自带过四个博士生
朱镕基的院长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够有精力倾注到他的学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长之前。在这期间，朱镕基亲自带了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其中一个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的杨宏儒，一个是现在任清华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的赵平。
朱镕基谈到这四个学生时，曾经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说：“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但董新保说，朱镕基对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导之责，吕森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朱镕基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负责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条件，在他调任上海市长之后，博士生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后来也承认，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他很理解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
但朱镕基还是尽量给他的学生安排锻炼的机会，杨鸿儒后来就到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在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一起研究过上海市的工业状况。
想过离任后回清华教书
对于这个院长的职务朱镕基最为倾注感情。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好多大学请他当院长，他表示，只兼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其他一概免了。
199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到MIT(麻省理工学院)讲演：“好多地方请我去，哈佛也请我去，我为什么到MIT来呢？因为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和MIT管理学院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到你们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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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2001年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让很多在场师生大感意外，他当时解释原因说，在开经管学院的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美林银行私下给他递过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学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好处，有钱也不能收。我自从做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
朱镕基本人也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说过，等从政府岗位上退下来，就回清华当教授，教书……清华一位人士分析说，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校长、院长之风落下口实，是以首先从自己做起，割断了与清华经管学院17年的缘分。
朱镕基告别清华时说，“王大中校长曾经提出，如果院长不做，做个荣誉院长也好。我说不行，最后只做顾问管理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可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清华，再见！
清华大学2001级MBA徐勇刚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做朱镕基的学生，未能叫他一声“朱院长”，包括他在内，不少同学报考清华，很多就是冲着朱院长来的。不过，徐勇刚也算得上幸运，因为当时正好在学校帮忙做一些事情，朱镕基在清华的辞职演讲，他有幸聆听。
直到今天，徐勇刚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综合体育馆大概有5000人左右到会，大部分人当时都只知道是听朱总理作形势报告。
上午10时，在朱镕基进来之前，有人从主席台后出来，每次大家都以为是总理出来了，都报以一片掌声。后面的同学看得不清楚，跟着前面的同学鼓掌，如是几次，一直到10时08分，朱镕基入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朱镕基一次一次以他特有的高举双手的方式向大家致意，而掌声的浪潮却仍一次次响起。
在掌声平歇下来后，朱镕基说自己在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也没有这么激动过，“……来到这里心里还是有点怕……毕竟是后生可畏啊。”
他很快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到这里是来告别的，“是出席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这个消息令在场的很多师生感到吃惊。
那天，朱镕基在大会上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国际经济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期望。他说，“校长要我对未来的学院提点建议，我认为要把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
没有，要花大力气去请，就是讲学也可以。”他还表示希望管理学院所有课程教学都用英文，“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朱镕基谈到了自己对于清华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追求完美。他还告诫在场的师生：“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说到自己20年被打成右派没有党籍的日子，朱镕基说，“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那天的讲话，朱镕基非常动情，在场的师生许多也潸然泪下，校长王大中在最后的讲话中也不由声音哽咽。王大中那次说到朱镕基一次次辞去院长职务的情形，他说，尽管希望朱镕基能继续担任院长，“考虑到他毕竟是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我们顾全大局，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徐勇刚记得，在这个时候，王大中校长已没法再说下去了，5000人的体育馆一片寂静，大家听到的只有王校长努力调整感情的重重的呼吸声，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一次，两次，三次，王校长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朱镕基的讲话结束以后，清华师生全体起立，爆发了长时间持续的掌声，而朱镕基紧闭着嘴唇，没有回头看大家一眼，就离开了。当时主持人告诉大家先不要走，朱总理在休息室休息。大家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等了10分钟，但是朱镕基没有回来。他就这样告别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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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跌宕年代:20年"右派"培养浓厚平民情结
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
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
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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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
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被打成“右派”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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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生涯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裕间，朱镕基在中学剩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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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的“传奇”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3月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
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
“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风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
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