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唐太宗的治国艺术》

第33讲：孟宪实《唐太宗的治国艺术》
时间：2008年6月28日15：00--17：30
地点：珠海特区报业大厦一楼报告厅
主题：唐太宗的治国艺术
主讲人简历：孟宪实先生，196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1983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唐高宗的真相》，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等，编有电视剧《贞观之治》(与作家阿城合作)。
主持人黎奇：现场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各位在风雨当中还风雨无阻的来到我们文化大讲堂的节目现场的各位观众，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我们的又一期讲座，我想纵观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各类电视讲坛节目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个一手打造了于丹、易中天等等一批学术明星的节目成了许多专家学者梦寐以求的舞台，但正是这样的一个讲坛垂青于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他竟然想当逃兵，为什么呢?等一下由他亲自来解释。还有一点就是这样一位从来不看电视的学者从来也没有想到电视让他走尽了千家万户。更有甚者，这位从来不看电视的学者还给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编了长篇历史电视剧，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再到《唐高宗的真相》。他是《百家讲坛》当中第一个讲述唐朝历史的专家，相信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嘉宾是谁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唐朝历史专家孟宪实博士。
孟教授今天要求站着为大家讲座，刚才我有一个问题是您当初要去百家讲坛想当逃兵，因为跟学校不一样，为了节目结构的需要，有些问题您自己都觉得很傻，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当逃兵呢而坚持下来了呢?
孟宪实：对得起观众。(掌声)
主持人：相信观众今天也对得起您(今天下这么大雨，大家都湿淋淋的赶来了)。
孟宪实：谢谢。
今天非常有幸能到珠海这个我向往已久的美丽城市做一番读书心得的交流。今天下这么大雨，大家冒雨前来是对我的奖赏，也是对珠海文化大讲堂的支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珠海在打造自己品牌的时候很重视文化品位，作为一个读书人，我愿意做一点自己的奉献。所以再次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历史性的题目——《唐太宗的治国艺术》。1300年前的唐朝是唐太宗的时代，从公元627到649年唐太宗治国的23年!23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是短短的一瞬间，很多个23年我们都不会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唐太宗的23年被我们永远地铭记在心。这是历史。为什么1300年以后我们在这里还会对“唐太宗治国”这一件事津津乐道?为什么1300年以后唐太宗时代发生的故事还能对我们产生深深的吸引?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很多为什么?我们甚至会问我们学历史有什么用?那些过去的往事就让它过去算了!为什么不让它过去，我们为什么要纠缠不休呢?我们在这一方面都是历史专家，即使没有学过历史学每个人在这个问题都是专家，因为每个人都有记忆，大家都知道记忆是怎么回事，都知道记忆为什么很重要。我们每个人记忆健全的不会觉得这个事很重要，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患有失忆了这个人可能彻底完了，硬件全部在，四肢很发达，就是仅仅失去了记忆会怎么样?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废人了。其实一个人失去记忆和一个民族失去记忆是一样的，一个民族如果患上失忆症也是个严重的病人，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未来的理想、今后的计划是历史作出的。今天我们决定冒雨来大讲堂是我们昨天甚至前天的计划，如果我们昨天失忆你就不知道今天你要干什么，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讲唐太宗或是讲我们古代的祖先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心灵暗通，我们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就像唐太宗曾经告诉过我们什么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执行一千年的任务一样，民族的使命、国家的使命，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些历史意义点滴积累而成，因为我们近代受过100年的苦难，我们近代有100年的苦难和100年挣扎的历史，有这样痛苦和复杂的历史记忆，我们今天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欣鼓舞，那种幸福感比你没有这个记忆要翻几百倍，这是有记忆和没有记忆的不同。
1300年前的唐太宗，我们过去怎么说?我们说封建帝王时代，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一百年来基本上是靠批判传统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的，我们到建设时代我们忽然发现就算我们建设取得很多很多成就，我们的文化呢?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文化大讲堂，不就是在做点滴的文化建设吗?因为文化和经济一样不建设它就不会发展。这一方面的亏其实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失了很多，到底我们现忽然唤醒心灵深处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离我们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你会发现属于中国元素的东西正在日渐减少。我们说要实现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果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化的复兴，那你复兴的是什么?最近发生很多事，大家都会有所意识，中国在国际上究竟是一个什么地位?有钱了，有经济能力了，大家都承认了，但是文化呢?因为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民族你的文化不被人家承认，人家就说你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吃了太多的亏了，今天我们应该觉醒了。觉醒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但是即使是点滴的工作我们也要一点一点做。
言归正传，说唐太宗治国是一件“艺术”，为什么把治国当作艺术，这一方面我们大家都有经验，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是煎一条鱼是一样的，你要小心谨慎你要耐心投入。当一个作品融入你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作品就是艺术。如果你觉得这是简简单单的，你不认真投入，就不能完成任何一个艺术品，治理一个小的企业也是一样，管理一个单位也是一样，是不是你的生命有足够的投入?
1300年以前，唐太宗靠不光明的手段取得了政权，武德九年6月4日唐太宗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杀掉了兄弟两人还有好多的侄子一共十人，最后夺取了父亲唐高祖的权力，一个靠杀人夺权的皇帝上台是非法的，玄武门之变成为唐太宗内心深处永远的阴影。之后500年古代为了争权夺利特别在皇帝的制度下，这样的血腥的厮杀不是一次两次，史不绝书，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成唐太宗的业绩，不是所有争权夺利的人都获得唐太宗的历史地位，为什么?因为唐太宗掌握权力以后知道、懂得学习如何使用权力。在唐太宗时代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君主的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力量是没有方向感的，关键是使用和控制它的人。使用它的人的方向感就是权力运行的方向。
唐太宗是怎么做的?有一个概念，就是理性行政。什么是理性行政?就是理性地运用权力，理性地理解权力，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使得权力的建设成分增加。我们知道权力既可以成为破坏性力量也可以是建设性力量，理性行政就是做到让权力成为建设性力量。在一个封建帝王时代，唐太宗不能说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是他基本上做到了。唐太宗时代的一些做法即使在13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没有信心说我们每一条都超越了唐太宗，不敢说啊!
所以，历史的进步是复杂的，不是直线上升，不是随着时间每一秒的流动我们就进步了每一秒，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肯定有记忆，我们有十年动乱，我们知道(这)十年中国在倒退，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凡是时间过去了历史就真的进步了。
唐太宗是如何理性行政呢?他知道，权力很重要，所以他夺得权力，权力的运用更重要，这涉及到他真正的名义，唐太宗会获得怎样的历史评价?除了夺权关键看他如何运用权力。唐太宗如何运用权力?大家都知道，不就是纳谏嘛。从唐太宗以后历朝以来都高度评价唐太宗，宋朝有一个皇帝宋神宗，一心要变法、要图强、要改革，千呼万唤招呼来了王安石，一见面就对王安石说，我来做唐太宗，你来做魏征，唐太宗的时代成为后来皇帝制度下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榜样。他是怎么做的?比如说纳谏。为什么唐太宗的纳谏一直受到人民的赞扬?因为纳谏太难了。凡是有权力的人想听别人的话就很难，但是唐太宗做到了，所以千古以来始终唐太宗被承认和称赞。
通过纳谏权力变得更加有理性。为什么说纳谏有难度呢?这是我们人生的基本经验，第一它涉及到人性的弱点，无论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喜欢被表扬，不喜欢被批评，喜欢被肯定，不喜欢被否定，这是人性的弱点，皇帝也是人也有这样的弱点。权力越大，越是听不进别人的话，唐太宗是怎做到的?他可以克服好面子和虚荣的弱点，因为他有一个大方向决定他可以克服所有人自身拥有的那种弱点。(朝)什么方向，要把国家治理好?这也可能学历史有关，他想要获得正面的历史评价，别人的逆耳忠言可以听进去。有一年唐太宗要建洛阳宫，唐朝长安是首都，洛阳差不多就是一个陪都，唐太宗和大臣经常到洛阳去，他想把洛阳宫建好一点，大臣张玄素(人名、音同)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国家没有那么大力量也没有这么多钱，你建这个宫劳民伤财。隋朝修洛阳城这么好，不也灭亡了。唐太宗听完了就发火了，他说我建又会怎么样?隋炀帝灭亡了，你是说我跟隋炀帝比还不如呢?那我跟商纣王如何?唐太宗发火了。然后张玄素(人名、音同)说如果不改弦更张就什么都乱了。最后唐太宗火就消了，为什么呢?我们听别人意见的时候会怀疑别人的动机，主要问题出在动机上。是不是你给我找别扭出难题啊?唐太宗有有这样的心态，后来知道你不是为我找别扭是为国家着想，那就听您的意见，就不建洛阳宫了。
第二个难点是在权力上。我们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也知道在一个单位机构里面权力大的人说了算这是他的责任，但是你要给他提意见，遇到什么问题，处理人性还有权力;权力讲究的是下级服从上级，领导决定下级。有一个等级观念，领导既然已经上了领导位置一定有不同凡响之处，你现在给领导提意见就让他的权力弱点暴露出来了，他会想我这么高的位置你怎么总说我不好总挑我的毛病，我们最怕这样的领导，他会说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我们两个谁是团长?这样的问题就超出了理性范围了，比较谁权力大，当然是领导的权力大，权力有这样的弱点，下级服从上级。
唐太宗是皇帝，他是最高的领导人，他纳谏的时候没有权力问题吗?当然就。有一年有一个地方小小官叫做黄埔卫增(人名、音同)上书写意见说后宫的女人头发越梳越高，梳妆越来越多，朝廷收税太多不好。唐太宗发火了，难道让我们国家一分钱也不收税，让宫中的女人剃光头吗，这个人就是恶搞我们朝廷，要把这个人杀了!魏征劝说，自古以来上书者都是用词激烈，否则会引其不重视，用词激烈是手段，而引起仁爱君主的重视才是目标，他主要是为了这个。这样一解释唐太宗心情好了很多，就说不处分他了。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在朝廷上跟魏征他们几个大臣讨论朝政，唐太宗说最近朝政之中有什么事没有?所有人都不出声，然后魏征就说以前的皇帝陛下接受别人的意见很畅快，最近脾气大了，心眼小了。唐太宗说我知道了，不就是黄埔卫增(人名、音同)吗，我就给他升官，从一个县丞提拔到御史，为什么?因为纳谏本身涉及到一个具体问题的是否对错。在一个单位或者是朝廷之上有没有纳谏进谏的气氛这个很重要，有这个气氛比意见的正确还要重要。我们明白这个，要畅所欲言，无论是单位还是朝廷有这样的气氛非常重要，要奖励这个人敢于提意见，你敢提就要提拔你。所以唐太宗时代纳谏是多方面的问题。从皇帝这个角度是需要纳谏，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明白这一点，无论一个人再聪明，治理这么大的天下你的智力当然不够用，就是要充分利用大家的智慧，皇帝再聪明也不行。所以唐太宗在道理上清晰地明白这一点。
唐太宗跟大臣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选拔人才来当干部，要考试，这一次考完了下次还要考，不停考试?为什么干部要人才做?不就是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吗?怎么发挥，你天天在单位里或者在朝廷上，你什么话也不讲，看到问题也不说，那你的才智怎么发挥出来?就没有发挥出来。唐太宗说你们是否是人才在于你们是否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要你们有什么用。唐太宗对人才的概念是这样，能够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才是人才。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人才观?很难说!
领导还是喜欢一呼百应的人，其实人才还是需要这样(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才，所以唐太宗经常要求下面定期不定期提意见，无论文官武官四品以上都要提意见。一些武官都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文章。比如说有一个武官叫做长河(人名、音同)他也要给皇帝写意见，但是不会写字，他找了他们家的房客叫马周(人名、音同)，他是念书人，于是回到家就求房客帮他写这个报告。这个军人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但是马周有想法，一写几十条，皇帝一看说平时看不出来长河平常都不说话，没有想到问题还写得很尖锐。马周就很老实说这不是我写的，是我们家房客写的。唐太宗就派人去找马周，派了一个人去，过了一会儿就说怎么还不来呢?马上又派第二道人，这说明盼望人才的急切心情，人一找来，两人促膝长谈了一个晚上，这个马周谈了很多意见，还有包括什么时候击鼓管理交通等等，马周最后到贞观后期就当了宰相。
人才是如何发现的?人才是靠提意见发现的。唐太宗的胡须很发达，这个人不怒自威的，坐在那边人家就害怕。跟唐太宗一起战争了一辈子的人房玄龄在皇帝发火的时候他还害怕，人家提一个意见说你这么威严，人家哪敢跟你提呢?怎么办?唐太宗就每天装笑脸，让大家提意见，这也挺不容易的，纳谏有很多很多的方面，皇帝是主动的，其实在一个单位也好朝廷也好君臣之间主动权当然在皇帝那里。唐太宗时代鼓励大家提意见，这样意见就可以提很多了。因为皇帝鼓励大家提意见，鼓励大家坚持不同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看唐太宗时代留下来的资料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有的意见提的1300年之后我们今天看了都受不了，怎么跟皇帝提这样的意见。
有一天皇帝高兴，下了朝请大家一起吃饭。就领大家到一个偏殿吃饭，有王归这个人在场。有美人在侧张罗吃饭喝酒，很多重要的大臣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觉得很漂亮但不知道是谁，眼睛里面就有疑问，唐太宗就给大家介绍，说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是李元的夫人，李元不是李渊，刚才不是说了玄武门政变的时候打了很多年吗，这个女人的丈夫李元是李建成的人，在幽州当长官，结果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成功了，李世民就派使者要幽州李元到长安接受召见，李元跟自己手下的大将说，现在李世民掌权了现在让我去长安怎么回事啊?该不该去啊?手下有一名军官叫王军括(人名、音同)就说，那可想而知他把李建成干掉了，你是李建成的亲信肯定会被任人宰割，你现在手下三万兵马，任人宰割不值得，就说让他造反，王军括(人名、音同)一看他要准备造反，这个人先鼓动李元造反就杀掉他，把头送到长安去，然后王军括当了幽州的都督。李元稀里糊涂被干掉了。李元的夫人就到了长安成为了后宫的女奴了，唐太宗看她长得漂亮，就留在自己身边。唐太宗跟大家说，他原来也不是李元的夫人，她原来有丈夫的，是李元把她丈夫杀了就把她占了，唐太宗跟这个女人也是非婚姻同居的关系。皇帝的大臣王归(人名、音同)听了这个以后就正襟危坐，问唐太宗说，你说李元杀夫夺妻是对还是错?唐太宗说当然不对了，然后转念一想又说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呢?王归说，当年齐桓公(春秋的五霸之一)的时候，百姓评价说他“善善不能从，恶恶不能改”，知道好的不学习，知道不好的也不改。唐太宗说你是什么意思?王归就是说李元杀夫夺妻跟你这样不声不响地性质差不多。后来说怎么办?其实就涉及到皇帝隐蔽的生活，是私生活虽然不合法。这个唐代有一个叫“别宅妇”，现在叫“包二奶”，非法同居皇帝也干这个事。我问大家说，碰见领导有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一般说装作不知道，已经很高级了，更多的人帮助领导打埋伏，领导夫人一问说领导跟我打麻将了，其实那天根本没有看到领导。有的人甚至说要给二奶送礼。但唐朝的时候大臣竟然敢问杀夫夺妻是对还是不对?皇帝最后只好把她送回老家。
贞观八年的时候长孙皇后给唐太宗相了一门亲事，是正元吉(人名、音同)的女儿16岁，长得也好啊，最后一道手续是皇帝派一个大臣去给她宣布册封命令，这正元吉的女儿皇帝也喜欢，最后派房玄龄管这个事，给皇帝娶一个媳妇来，婚礼差自己一道手续。这时候魏征说不得了，不得了，正元吉的女儿已经跟陆爽(人名、音同)的儿子订婚了，唐朝的法律就是订婚就是结婚，这不是皇帝夺人家的妻子吗?皇帝就很生气，就怪罪房玄龄你怎么不打听清楚。又问陆爽说，你们娶了人家没有了，陆爽还写了一个表给皇帝说确实没有娶，两家是世家关系好，但是没有婚姻关系。那就是流言，皇帝这个时候犯嘀咕了，一问魏征说你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人家当事人都不承认这样的婚事。魏征说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估摸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人家已经订婚，但是看皇帝喜欢人家就不敢坚持，怕朝廷回去给人家穿小鞋。唐太宗说我们怎么跟人家穿小鞋呢。魏征说之前有这样的事情，唐高祖打仗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军官的夫人漂亮就抢走了，这个军官在外地当官不顺心，每天有使者到这里来就觉得是来杀自己的，最后就是被吓死了。魏征说，也许陆爽的家把你们看作跟老皇帝一样给人家穿小鞋，就干脆不承认这一门婚事，给你算了。这个喜事进展得差不多，忽然有这样的事情，唐太宗说魏征经常告诉我，治国以民之心为心，凡是朝廷作了要想百姓怎么想。我们要想想人家陆家、正家，人们订婚了，我们横刀夺爱，怎么行。皇帝喜欢的事情，碰到这样的结局还是作罢了。他的理由是“以民心为心”你不能违背民心。如果你是这个位置，你也会不高兴也会对朝廷有看法。
我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小范围的嘛，皇帝的“别宅妇”小范围知道不扩散就行了嘛，我们今天这样想，但唐朝人不这样想，他们要做正确的事。这个时候我们想起孟子的说法，治理国家几大要素“民信”是最最重要的，这比“足食、足兵”更重要。
我们有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东西。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容易讲这个问题，就是无形资产，国家的无形资产是什么?就是民心啊!
国家的无形资产就是人们对你的信任啊，这个无形资产它有多大，是不可计算的，巨大无比。所以他们会重视这个问题，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是捂盖子，是自己不做。这是理性治国，国家重要，老百姓重要，皇帝不重要。你在治理百姓和社会，但是百姓对你的拥护与否和承认与否是根本性的，所以水载舟亦覆舟…这是原理。看你的国家是不是做得很好，皇帝知道这一点，错了一定要改，对大臣的要求这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尽职尽责，第一个方面是你能够在你的岗位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是说纳谏。所以，纳谏也好，要求干部尽职尽责也好，要求大家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也好，这其实都是理性行政的一部分。我们都会讲，凡是人都会有错误，关键是你对待错误的办法?你有没有办法?你想得起来办法吗?
有一年，唐太宗一个大臣张玉谋(人名、音同)是大理寺一个副长官，负责监狱的事情，负责案件审判和犯人处理问题。他发现一个案例有问题，河北有一个叫李晓德的人是一个精神病，现在叫做“间歇性精神病患者”，这个人是一个自大狂，好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开玩笑打牌下棋，一发病说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上天派到凡间解救百姓的。当地就说这个人妖言惑众就抓他到大理寺，大理寺这里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张玉谋跟皇帝说这个人有问题，不能抓要放他，皇帝就说你就把他放了吧。张玉谋有一次去监狱有事就碰到这个犯人，跟这个犯人说皇帝要放你了，改天就可以回去。这样就错了，犯了法律就是“禁宫令”，泄漏了皇帝的话了，相当于今天的“泄密”，被御史告了。皇帝听了气得要命，说张玉谋你出卖我了，你今天出卖了我，你明天又准备出卖谁?唐太宗在那里越说越气，下了命运把张玉谋拉出去砍了，大理寺的其他官员就马上把他砍了。第二天皇帝就后悔了，他是泄漏“禁官语”虽然是犯罪，但罪不至死，就算派他儿子当官但他死了也活不来。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唐太宗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他跟大臣说，你们都知道张玉谋罪不至死，我把他杀了，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再出这样的错。不犯同样的错误是人类理性可以达到的程度了，唐太宗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张玉谋不该被他杀掉，但是皇帝杀了他。我们现场各位也可以帮皇帝想一下，怎么避免张玉谋如何不被杀呢。
(观众：秋后再斩)。
刚才有听众说要限制皇帝不可以直接下达死刑的命令，这个不行，最高的刑事审判权在皇帝手中，皇帝当然可以下达死刑命令，皇帝发火不可以控制，下死刑的命令不可以控制，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可以想办法。不能说皇帝不许做错误决定，这都做不到，要找一个可以控制的环节解决这一问题，哪个环节可以控制的?皇帝发火不可以控制，下达命令也不可以控制，但是执行可以想办法，从此唐朝的法令规定，从此以后下达死刑命令不许立刻执行，以后犯人在长安要反复五次复奏，如果在其他地方要反复三次复奏。今天下达命令，明天第二次复奏。过几天再报一次，一定要反复五次，最后那次还是要杀，才执行。为什么要反复五次呢?为的是给最高当局留下后悔的机会，为的是珍惜生命本身。因为在生命这个问题上一旦犯错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了。你只能在生命还在的时候把这个事做得越来越谨慎。所以《旧唐书》说，自从实行三复奏、五复奏有很多的人存活下来了。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理智，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知道什么可控什么不可控，用理智限制我们的感情，用大家的理智限制皇帝的感情，这不是我说的是长孙皇后说的。
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要出嫁，皇帝为了讨好皇后说这是公主要多给一点嫁妆，大家都遵照去办。有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个人就是魏征，魏征说制度设立起来容易，破坏起来更容易，这个口一开，以后就难办了。你给皇后的公主开了特例，其他的长公主就难办了，唐太宗回去跟长孙皇后说，本来想跟咱家女儿多一点，但是魏征反对，长孙皇后说，我过去就知道皇帝很重用魏征，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魏征这个人善于“以理治主之情”。皇帝的“情”不是正当而是泛滥，所以魏征太重要了，皇后亲自派人给魏征送去奖赏。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情感问题，都有关系的疏密问题，对自己孩子好一点，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涉及到朝廷就复杂了，所以一开始就要居安思危。魏征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今天来看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唐朝是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会犯错，所以让制度礼仪限制错误少犯一点。魏征这个人成了错误的过滤器，皇帝犯错就行不通，把皇帝的错误挡住。唐朝最能提意见的就是魏征，他一心为国，第二有治国的才能。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是他的长处。人才是什么?这就是人才。贞观15年的时候，唐朝要派一个特使到西突厥去，要给西突厥可汗加冕。西突厥在中亚，现在的吉尔吉斯那个地方，好远，一来回好长时间，大臣们一商量使者去那么远多办一点事，加冕以后买一点马回来，西域的马很好，一举两得，既少了一个买马的使者又省了钱，行政成本节约了，皇帝认为也对，治国要节约一点，就给使者很多钱，到中亚给西突厥册封，回来买马。使者都出发了，魏征说不行，你让他去册封不能买马。皇帝说为什么?魏征说不可以，说你想想可汗册封是多大的一件事，对西突厥来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新的可汗继位，可是你这个可汗册封的特使册封完了又去买马，说这个可汗怎么混的，“天可汗”弄一个买马的人来糊弄你，这个可汗也会认为你显然对我不重视，是对我有意见吗?魏征说你看起来是节约了，但是你可能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西突厥和唐朝关系如何?西突厥的可汗能不能在他们的地方建立威信，如果威信建立起来了，唐朝要马西突厥给你送了就得了吗?还用得着省这个小钱吗?所以皇帝听了觉得有道理，马上派人把钱追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节约行政成本，但是魏征就看到另外一个方面，不是每一个人能看到问题的其他方面，这就是人才!
魏征是有才能的人确实没有问题，但是魏征为什么留下那么多提意见的记录啊?是因为他的意见多吗?不是!因为魏征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提意见的位置，魏征原来做建议大夫，后来是门下省的长官，唐朝是三省制，中书省是替皇帝起诏，起好了还不能发布，要送到门下省核查，魏征就是专门复核中书省皇帝命令，有规定：如果门下省认为皇帝的命令合理，就签字，发给尚书省执行，如果他认为皇帝这个新的决策有问题就提自己的意返回中书省，中书省要重新考虑。实际上三省制度最好地体现了唐代理性精神，他知道决策很重要，这个阶段不可以犯错，犯错了就麻烦，宁可在决策阶段反复讨论，设一个门下省专门监督核查你的上面的指示是否合适，从中书省、门下省出去的皇帝的命令才能进入到执行阶段。所以魏征为什么会留下很多意见?因为魏征到死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都是一个专门提意见的人。
贞观元年的时候，中枢省长官封德彝跟皇帝讨论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安定下来了，各地要军队，可是我们兵源不足，带动力不够，派兵不够。现在要扩大兵源，唐代规定20岁成年男子才可以当兵，现在不够怎么办?皇帝说您想一个办法，封德彝想一个办法以皇帝的名义下一个命令就16到19岁就可以当兵，当时16—19岁叫做中男，这个意见到门下省魏征一看说这怎么行，就写了意见返回去了。中书省重新考虑，说这个意见也有道理，中男那个年龄还在长身体要他当兵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然后重新写一个，说找一个强壮的，魏征还是不同意。皇帝就说这个不行了，就扯皮了，就开会。唐朝有几种会议分层决策，有部长级会议，各部部长会议，然后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会议其实是宰相会议，第三种会议是皇帝参加的御前会议。
皇帝像主持人一样，封德彝在一边，魏征在一边，封德彝一条一条的说，魏征在一条一条反驳，皇帝觉得还是魏征说得对，魏征说“竭泽而渔不得也”，治理天下要有长远观念，不能把人力用完了，明年如果发生战事去哪里找人。要预防国家发生大的危机，这是居安思危，目光远大。看远一点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比如解决经济问题就破坏了环境，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这不是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吗，这其实是体现政府的国家的统治者他的理性精神，有魏征这样的人在就好办了。
所以唐朝贞观时期情况大不一样，每个人都在尽职尽责，特别是敢于负责，我们的公司也好，政府机构也好，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谁都不负责，最后就是领导一个人负责，部属本来应该分层负责的，但都不负责。
贞观元年唐太宗时期仅仅发生了一次民间谋反，案件被侦破了，地方官很紧张，在山东淄博那里，一抓抓了2000多人，朝廷派来官员崔元石(人名、音同)调查，他到山东以后先让抓来的人吃饭、洗澡，然后打开手铐脚镣，一个人一个人谈话了解情况，一问说跟他没有关系一个一个放了，20000多人只有五个人有关系，最后审查完毕回到长安，崔元石的同事说崔公你的事办得玄啊，人都是怕死的，2000多人你就留下五个人，他们可能会反咬你的。崔元石怎么回答的?他说，作为一个法官我们要判案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冤枉不，有没有证据，我们法官不能想我们在案件当中哪些是得哪些是失，不能考虑自己的得失，这个不叫法官。我崔某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为了2000多人我愿意承担责任因为我问心无愧，朝廷派人去复核，这五个人都说崔公办案我们放心，我们心服口服。皇帝都给都崔公捏了一把汗。魏征说隋朝的时候有一个拦路抢劫案子，隋炀帝说要彻查，派人一抓抓了2000多人，放在监狱里面，隋炀帝下了命令同日出斩。有一个法官觉得奇怪2000多人抢一个小包不可能吧，就觉得可疑逐个调查，只有五个人是嫌疑犯，另外一个法官说我也查过了其实有两个嫌疑犯在案发当日还在另外的监狱里面关着，不可能分身去抢劫，所以只有3个人拦路抢劫。但是现在有2000多人要出斩，皇帝却已经下达了杀人的命令，我现在把这个事跟皇帝报告皇帝肯定找我麻烦，你什么意思，难道说这个命令不对?隋朝的官可不敢得罪皇帝，结果2000人都被杀掉了，这就是隋朝和唐朝新旧社会两重天。你想一下都知道2000多人去拦路抢劫呢?隋炀帝杀人如麻。但唐朝的官员愿意为嫌疑犯承担责任，所以唐朝是贞观之治，隋朝是亡国，多少人冤枉啊。那样的朝廷大家都会拼命了，所以隋朝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官员不敢跟皇帝作对最后激发朝廷和百姓的矛盾，大事如此，小事如此。而唐朝的官员就是敢于负责，你没有办法。
有一次，唐太宗说赶快叫长孙无忌来商量吏部上书的事情，他本来应该把自己的佩刀交出来，谁也不敢把刀带到宫殿去，是杀头之罪。孙无忌急急忙忙跑步去见皇帝忘了摘，人家监门将军也就忘了问了，有人就说这个监门将军应该杀掉他忘记问腰刀了，而长孙无忌没有问题，是皇帝的亲信不可能杀皇帝，长孙无忌是皇帝的大舅哥，皇帝应该赦免他。有一个法官戴周(人名、音同)就替监门将军说话，这两个人犯罪都是一样的忘记了，长孙无忌不可能杀皇帝，但将军也是忘了，只处分将军不处分长孙无忌，不行，最后长孙无忌没有处分，监门将军派到外地做小官去了。这个法官这么坚持是不是得罪了长孙无忌呢?但是不怕，唐朝官员不怕顶撞别人敢于秉公执法。有一次他查有没有伪造履历的问题，相当于学历。在官员考核的时候发现一个官员伪造了自己的履历，皇帝不高兴了，大发其火。皇帝说作为国家的官员你是百姓的典范，你要是代表国家的，你就是国家，可是你现在带头作假这是怎么样让老百姓信服，这个罪恶太大了，皇帝命令杀掉这个家伙。这个时候戴周说，陛下这个不能杀，这个伪造履历相当于伪造城门的钥匙，这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给徒刑到外地流放都可以，罪不致死，你不能杀他，他没有犯死罪。皇帝就说戴周你守法没有问题，但不能因为你守法损害我皇帝的威信，我的杀人命令下达了，你让我的诚信丢失吗?戴周就回答说，为陛下守法，守的是国家大法，国家大法体现国家的大信，皇帝一时发怒下的命令也是一个信，但是这个是小信，小信在大信面前应该服从大信。所以皇帝就认同他的做法了，所以在唐朝抗法的事情比比皆是。
现在你想想面对上级的压力和罪犯的倒霉你选哪一个?很容易选择的，一般都是欺负弱小的啊。其实唐朝大家都不是这样，包括长孙皇后，她是副手典范。
在后宫的时候如果有官员得罪皇帝了，皇帝生气了，皇后怎么做呢?长孙皇后做法是，“重帝怒(跟皇帝一起发火)”然后跟皇帝要求说把这个事交给我，然后皇帝一看皇后也发火了，就说你去处分吧。皇后先把这个处置权要求下来，然后等皇帝消火(皇帝一忙就忘了，或者因为其他的事情淡化了)，这样以后长孙皇后开始慢慢处理这一件事，仔细调查，最终的结果是一定不让自己的手下受冤枉。这就是长孙皇后她的做事原则。我们经常处在上下级之间，你的上级对你手下发火，我们经常把这个手下收拾了，受冤枉活该。其实常见的这种所法是激发矛盾的做法，你让后宫的人受冤枉不但骂皇上还要骂皇后，嘴上不骂心里一定会骂。群众的谩骂之声会变成物质力量会起作用的，长孙皇后不是这样做的，关键是不受冤枉。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就不同了。
所以，从上级关心下级“居庙堂之高，则忧江湖之远”，所以唐朝贞观时期，除了刚刚树立的理性行政原则，还有一个原则现在常常说的“以民为本”或者是以人为本，你的政策导向是以人为本。这样的口号说起来很容易，如果不在制度上落实是一句空话，好听的话不一定惯用。贞观时代是封建时代，是不是真的“以人为本”这样的事情呢?今天中国也在讲，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有两条，“人神之间人重要”，“人和钱之间人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话题下的推介。
到唐朝贞观时期也是以人为本，其实是以民为本。在国家三要素当中最高统治者、国家和人民之间，人民最重要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这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贞观的时候有这样的意识，有一次“去贼”(如何减少刑事犯罪)，有人说加大打击力度，打得他不敢犯罪啊。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怎么样是根本解决问题呢?他说，这是人性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有廉耻之心，那些犯罪的人为什么不要廉耻了去犯罪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廉耻啊，他一定有了“切身之忧”，衣食之忧，一是吃不饱穿不暖，才去犯罪。如何解决犯罪问题呢?唐太宗说从我做起，因为老百姓衣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因为国家要得太多了，应该要减少国家对大家的要求，从这里开始我要减少很多欲望，朝廷要“轻徭薄富”要“藏富于民”，老百姓衣食无忧了他就不会犯罪了。所以唐太宗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朝廷的政策出发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老百姓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思想不健康啊，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以民为本。其实有表现在很多方面，所以张玉谋不白死，因为唐朝从此有了一套重视生命的规定。唐朝犯了死刑很麻烦，因为唐朝地方没有判死刑的权力，最终的判决是皇帝判。所以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死刑问题。唐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地方发现死刑案件要向中央报告，但不能随时报告在一年很多时期不能报告，只能等机会报告，不报告就不能执行了。比如说春天、夏天不能报，下雨天下雪天不能报，24节气不能报，夜里不能报，白天报，皇帝过生日不能报，一月、五月、九月佛教忌杀生的日子不能报，总之很麻烦，吏法官员要报一个死刑案件要看好日期报给中央，给中央批示。唐朝的死刑犯是有一个权利的，就是他最后有一次面见圣上的机会，最后能够见到皇上这是每一个死刑犯的机会，够幸福的了。每年冬月的时候皇帝要录囚(到大理寺是去看犯人)，这是最后一次审判程序，一个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过一遍，什么罪什么刑?过了就过了，一旦有犯人喊冤就要重新审判而且换法官重新审判。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很高兴，他去大理寺录囚的时候380多个犯人没有一个喊冤，都觉得自己罪有应得，该死。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我们的法律系统是健康的，官员的审判是公平的，要不然人家就喊冤，不冤的也可能喊冤。但是没有人喊冤，唐太宗深受感动，最后皇帝说今天给你们放假，明年秋收的时候到大理寺来报到。本来应该行刑了，认为自己的司法系统很健全，就给400人放假了。(贞观之治的时候就是三千宫女放掉了，400囚犯也放了。)结果贞观七年的时候400人一个不少都回来报到了，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都不明白，很多人都认为是政治作秀，但唐朝没有人看，没有摄影机。也没有新闻跟踪。当时一个县城里面就是几个官员，没有行政人员，没有警察，管不过来，可是这四百人回来了，一个也不少，这是什么事呢?我们今天也能够解释呢，其实就是一道生命之题，假如生命剩下最后一年你怎么过?唐太宗面前这四百死刑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一年过得特别好，知道是最后一年了，特别是这是皇帝给你的最后一年了。当皇帝的许诺了，不能不实践。所以一诺千金每个人都回来了，这是生命的尊严问题。有的时候一诺就重于千金和重于生命。最后的结果是把400人放了，赦免了罪行。大家说是不是人家先前知道答案，这个不可能，官员不敢做这个假。这个是尊严的回答问题，他们已经被改造好了，你不就是要惩罚他们吗，他们改造好了你为什么还要惩罚呢。唐朝初年那个时候十分缺乏劳动力，所以保住了400人的生命就是保住400个或者以上的家庭的幸福。皇帝重视生命、珍惜生命，你说还有比这样的故事更动人吗?没有，或者很少!所以贞观时期大家都说这一类故事太多了。贞观10的时候天下犯死刑犯只有29个，今天不能比的。史书记载“刑法几致错刑”(刑法快用不着了)，这是儒家思想最好的情况。
以民为本也好，以人为本也好关键永远不在百姓，在最高当权者，建立和谐社会其实关键也在当局，永远是这样。因为毕竟国家这一方面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百姓那一方面情况不一样了，古往今来的百姓永远都是一个样子的，这就是魏征在贞观之初提出的问题：治理天下依靠百姓，关键其实是国家政策，你的政策对头了，百姓支持，你政策不对头就没法支持，所以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皇帝，在皇帝制度上面。皇帝一个人代表国家和政府，皇帝是国家和政府真正的形象代言人。
有一年河北发生一个偶然的案件，有一个叫杨征(人名、音同) 的军人，跟自己的伙伴到板桥店路过住在板桥店就出了问题，晚上店老板被杀了，最后一查在杨征的腰刀上发现了血迹，最后抓了杨征，进行刑讯逼供，杨征生不如死，所以他就认了。但是唐朝有这样的规定死刑犯要经过皇帝才能最后杀人，李世民看了这个案件，显然很仔细地看了，就说这个案子有问题，杨征一个过路的人他没有杀人动机，杀人这么大的事怎么随便能判呢，皇帝越过地方直接派中央的法官到了板桥店办这个事情，三下两下把真正的犯人抓住了，是当地的一个小例，这个当地的里正跟李狄(店老板)的夫人有一腿把他的丈夫杀了，嫁祸给路过的杨正。这个事件大白天下，杨正的万冤枉解除了。
你想皇帝这么重视一个普遍士兵的生命，如果所有最高当局像唐太宗一样对待他的天下和子女，可想而知所有的时代都可以像贞观之治一样，那个时代比起其他的专制时代来说，百姓多一份福分。一定是这样，官员也是这样，所以在贞观的时候有很多的奇怪现象，就是官员都艰苦朴素，很多人十分艰苦，很朴素很朴素。朴素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程度了。
贞观七年我们刚刚说的戴周去世了，最后一任官户部尚书，唐朝六部，户部管国家所有钱财，我们今天经济部门的所有行长加起来也不如唐朝户部尚书权力大，贞观七年戴周去世了，朝廷发现他们家其实很穷，房子太小了，按照唐朝的礼仪人死了在家里要办一个礼堂布置一个灵堂，相当于现在的吊唁厅，他们家没有这样的房子，就两间卧室，户部尚书，国家经济命脉全在这一个人身上，但是他的房子是太小了不符合礼仪规定(太小了)皇帝听了很难过，立刻命令有关部门给他们家临时弄一间房子这样吊唁仪式才可以办。
贞观19年的时候工部尚书李大亮去世，李大亮不但是工部尚书而且他之前还是前卫将军，他去世了房子还可以，但是太穷了，把财产调出来有几十斗米，几十匹布，这么大一个领导工部尚书，管国家工程建设的，管花钱的，他也这么穷。到什么程度?人死了到在嘴里放一个口衔(重金属或是玉片)，他们家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李大亮是军人出身，第一次当官是土门县令，他们是真的很穷，难道是工资太低了啊?其实不是，李大亮第一次是县令一个人骑马到县里面当最高长官，结果这个县发生旱灾，第二年初大家都出去讨饭，国家刚刚建立国家都没有财力，如果大家都出去讨饭这个粮食怎么种?第二年收成不是又没有戏了?李大亮要留住大家，在家乡抗灾自救。李大亮也没有钱就把自己的坐骑卖了，我们知道冷兵器时代马是何等的重要，这个马跟主人的默契投入直接决定主人的生死，但是他想起一个示范作用，那能做的就是把心爱的马卖掉，买了种子让大家不要出去讨饭，想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行为感动了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最后这里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卖掉自己的马，给灾民自救。
这样的事件甭说封建社会，就是现在的社会也是感人的。现在又有大灾害了，希望多出李大亮这样的人，不要出现相反的官员。历史这样告诉我们，历史一千年忽然变得非常接近，他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官员同样是一个模范，其即使是1300年之前我们同样会感动。历史这个时候就与现实靠近了，靠得非常非常近。
李大亮后来做了凉州都督，是军政长官，甘肃、青海部分都归凉州都督管，他当都督的时候用自己的钱干公益事业。比如说把战争时期没有人掩埋的尸体去掩埋这些是要花钱的，李大亮当了工部尚书以后根本不是没有钱，是他对钱不注重，有一年他立了显赫战功，皇帝一次赏给他奴婢一百人，当时还是有奴婢的，奴隶和奴婢都是有价格可以卖钱的，李大亮说你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原来都是平民百姓，我可不敢使用你们，所以同一天把这些人都放走了都成了平民了。所以到李大亮死的时候有15个战争孤儿，他养了大批的孤儿，有15个人一直把李大亮当作亲生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有15个人在坟前给他守孝三年。
有一个人在《贞观长歌》里面叫“陈文本(人名、音同)”，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陈文本却有其人，是一个大才子。他紧急情况下可以同时写六篇文章，六个人同写他给句子。他是大才子，一生中主要在中书省做官，这个是最大的核心机密所在地，皇帝要任命官员淘汰谁都在中书省讨论，中书省秘密最多，陈文本一直到贞观17年之后做到最高长官中书令，但是很多年都是副长官，可是他住的房子据史书记载“既黑又湿”，那个时候唐朝潮湿是大问题，不像现在干旱是大问题。有人说你官为中书侍郎应该经营一下自己家，你让自己的母亲住在那样的房子里面怎么行，他说我这样做也不能报答朝廷对我的恩德，我哪儿还有余力去经营自己的家财。
那个时代大家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出来，所谓自我的价值实现程度很高，不必用金钱表达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贞观大臣一个个全部都是这样，没法一个一个都讲出来，太多了，都是这样艰苦朴素，不拿金钱当回事。
还有魏征，曾经被人告发说他家庭住宅不合礼仪。所谓的“不合礼仪”就是他们家有一间房子相当于祭祀祖宗牌位的，家里房子太小了，都是卧室。结果把祭祖的房间也改为卧室了，祭祖牌位放在卧室了，但是祭祖是一个庄严肃穆的事情，放在起居室就不行，有人就告他了。皇帝就责令他赶快盖房子，把礼仪的事情搞清楚。魏征显然没有听，一拖再拖都没有弄，贞观17年七月魏征因为眼疾去世了，去世之前皇帝想起来魏征的房子没有解决，最后就把朝廷当中盖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家建了一个房子，这样魏征去世的时候就不用像戴周为没有空间解决礼仪问题而为难了，魏征死后可以在皇帝为他盖的房子里面吊唁了。
魏征没有钱吗?魏征提一个意见皇帝真给钱的(皇帝说你这个意见太重要了，给钱，马上给钱!)。贞观元年，很多官员湖南的、福建的、四川的等，跟岭南接壤的地方说岭南的冯…谋反，这个人以前是隋朝的人，后来投降了，所以唐朝岭南是一个家族的自治区，有些军官喜欢打仗，军官都是好战分子，特别是打少数民族，打胜是很占便宜的，因为升迁快一些。朝廷有赏赐还有战利品，所以打胜仗就有好处，所以他们喜欢挑起边界冲突，就说冯…谋反。很多人都报告，唐太宗就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有问题，就决定派兵10万打广东，命令都下达了，人事安排了，魏征反对了，说绝对不可以动兵。魏征说如果他谋反，他会去攻打周围的县，周围的县没有一个被打，但是所有人都报告说他谋反，他没有谋反。皇帝说那为什么他不来，魏征说你怎么不派使者去呢?人家都说他要谋反，你皇帝也不派一个使者去了解一下，他怎么敢来啊，派使者来了被扣押了怎么办呢?所以皇帝就派使者去了广州一了解什么事都没有，结果冯…就派自己的儿子跟使者来长安，什么事也没有。
皇帝非常高兴，说魏征一席话省过十万兵马，其实何止十万兵马，冷兵器时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皇帝当场就赏钱给魏征了，为什么魏征家还这么穷呢?他觉得这个社会需要钱的人太多了，他家的房子还是那么小，他值不值，他也不一定营养不良，他受到皇帝的待遇要多高有多高。李世民是性情中人，基本上是实事求是。贞观七年魏征眼疾犯了，他要告老还乡回家养病，皇帝不让他回家，说你可以做少一点。我离不开你，我们的关系我是璞玉你是加工者，你加工了我。他还说魏征是一个矿工把我这个矿石弄出来，没有魏征就没有我，如果皇帝这样看重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时要派特使去京畿，李靖说魏征最合适了，皇帝勃然大怒，说李靖你为什么不懂事，我也要上山要出差我要魏征跟我去，你知道吗，只要魏征在我才能不犯错误，你不能代替魏征。皇帝走到哪儿，中央就在哪儿，重要决策就在哪儿发出。所以你不能代替他，魏征在我身边，李靖你去。皇帝承认魏征是自己的老师，你说魏征有必要在乎那一点钱吗?虽然是君主专制体制，让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发挥。像魏征这样的人，像王归这样的人，以至于因为皇帝纳谏可以群策群力。。有的人原来都不怎么样，都被改造好了。
有一次皇帝要调查官吏的廉洁情况派一个混混给大家行贿，要给大家送钱，还真有一个人收礼了，我觉得这个比率太低了，但是真的只有一个人收了。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是皇帝设的陷阱，皇帝不高兴了，你是国家的官员你是贪赃了，你有准备枉法吧?我要杀了这个人，当官怎么可以受贿呢，就要杀人。有一个人叫培计(人名、音同)起来反对，说皇帝不能杀这个人，他说这就像“源清则流清”，河流要求源头是清的，用这个来试人家是不是廉洁的这样的方法本身就是浊的，用今天的话说比较简单，法庭采信的证据得来要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证据法庭不采信。唐太宗高兴了，这个人就不杀了，唐太宗更高兴的是我们这个朝廷太好了，培计都敢反对皇帝了。培计是什么人啊?原来在隋朝的时候是奸臣，隋炀帝的什么坏事都是他帮着干的。唐太宗把他改造好了。所以那个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是非常正常的。
魏征的房子一直保存着，开元的某一年家里人不小心把魏征的房子烧了，成了开元时期长安的风景，长安的仕女和官员到魏征家去看看灰烬，说这是贞观皇上给贞观臣子盖的房子，我们看看吧。长安的人都来看，都像来看一道风景，那是贞观君臣的象征，是贞观时期的象征，相当于文物。即使我们今天回顾起贞观时期我们也会有很多感慨。
回顾一下贞观之治三条：
第一、贞观的君臣关系太密切了，也有黑暗面也有阴谋诡计，但是朝廷光明，阴谋诡计绝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不是说朝廷没有正经事，这是电视剧夸张结果，朝廷非常光明。
第二、社会关系和谐，君主以民之心为心，考虑政策的时候以人为本。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和谐的时代。在那个制度状况下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典范。那个时期也是中国国际地位特别高的时代。贞观四年唐太宗灭了东突厥，西部各国给唐太宗一个尊称“天可汗”，从此以后唐朝皇帝都有“天可汗”印章，向外国发信都盖上天可汗的印。中国充当了国际调节人的角色，天可汗的地位越来越高。所以当我们后来越来越受气的时候，我们总是怀念“天可汗”!!!
主持人：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我们孟教授在现场的讲课比电视当中的故事更加传神和引人入胜，我们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讲唐太宗的治国艺术，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唐太宗非常少，其实跟艺术没有太多关系，都是理性政治，但是恰恰在唐太宗身边的人包括的他老婆、舅子、臣子们甚至犯人身上其实唐太宗的艺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即便是现在来看，他具备了荣辱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想法，我们用现在的语言解释是这样。我们听了孟老师讲了这一段唐太宗治国艺术的讲座可能还有很多的想法和问题想跟孟教授交流，所以要抓紧这样的时间，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在这之后在大厅里面签名售书。是《唐高宗的真相》，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女听众提问：孟教授我想问一下唐太宗“胡汉一家”的思想对唐代文化融合有什么影响?
孟教授：我们一方面这样想，唐朝有一些回纥的血统，所以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不会太多是可能的。其实是这样，经过民族大融合北方民族关系进入一个特殊时期，唐朝体制发生大变化了，我们过去讲体制比较少，文化比较多，其实在唐朝里面中国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南方和北方发生大的变化，唐朝的体制的优点非常明显。在文化当中，南北朝文化融合对外族有没有什么想法，它自身比较强大，特别是统一了南北朝以后，唐朝的自信心非常强，对自己的文化态度非常强，不会认为外来认为会威胁自己，所以唐朝的外来文化很多，在长安很多外国人。很多领域比如说，在艺术领域，绘画、音乐、舞蹈的领域都是西域人占据主导地位，大家有机会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这个政策的基调是贞观时候奠定的。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二胡、胡乐、甚至狐臭都是那个时候确定的，“胡”代表异族。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我国传统历史上的比如康乾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这个唐朝的贞观盛世在程度上与其他的盛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在唐初，这一整套治国体系是贯穿了整个唐朝，还是从某一代开始有其他发展，你如何综合评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二个在一些资料上读到你关于为武则天翻案的一些论点，就是改变了以前传统史学家对她残暴专制的形象，你是否可以给我们概括一下。
孟教授：比起以前和以后的盛世，贞观时期叫贞观之治，这个时候社会相对贫穷，比起开元盛世是没法比的，唐朝100多年到开元盛世到顶峰。其实贞观之治这个时候是政治方面，君臣坐而论道，正气占据上风这是前前后后的盛世没法比拟的。我们一直说儒家是一个虚幻的理论，他的理论总是不真实，我认为贞观之治实际上是儒家治国理念最充分的一次实践，包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为什么贞观之治有这么好的状况应该是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我们刚刚的问题，他的历史遗传民族关系，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中国历史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史记载的有一千多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周边都是落后国家，几乎是没有可学习的东西，中国人学习政治只能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学习，这是一个客观事情，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了解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学习，但唐朝的时候只能向古代的历史学习。到唐朝时候中国经历了很多时期，有了很多的充分的历史资源政治资源能够借鉴，所以唐太宗君臣差不多都是历史学家，对历史都很有研究。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隋朝的速亡，隋朝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快速的灭亡给唐朝的统治者一个极大警示就是不能重蹈覆辙，隋朝离唐朝最近。因为隋朝皇帝旁边都是皇帝的亲戚，所以唐朝接受了隋朝的教训这是一个重要的健康的来源。还有一个是唐朝开始气侯变暖了，有利于农业发展，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只要农业发达了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容易发达。大概这几个方面都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我这本书《唐高宗的真相》有这样的一部分揭示，历史有这样的假象，唐高宗与武则天被蒙蔽在假象当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朝廷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是朝廷官员另一方面是学者。像司马光、欧阳修都是宋朝朝廷大官，是主管朝政的官。他有两个选择，作为史官要考虑历史的借鉴，还要实事求是。作为官员借鉴史学是服务于政治的，一旦服务于政治就可能压低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宋朝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女主问题，宋朝的太后有权势，比如宋仁宗时候的太后是刘太后，她对武则天非常感兴趣非常想当武则天。所以在宋仁宗的时候朝廷谈武则天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你是同意皇太后进一步成为武则天还是不同意，是两大派。你以为讲历史的是跟武则天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吗?不是，是防御现实当中的“武则天”。他为了现实政治就牺牲了历史，把武则天写得很难堪，是很成功，刘娥(刘太后)放弃了当女皇，讲武则天的时候都肆无忌惮攻击她，她一无实处，刘娥(太后)是明白的，她成了武则天会留下千古骂名，她就放弃了。那个史学一旦为政治服务就难免在有的时候要牺牲史学的原则实事求是。我们这个时代谈论武则天不是因为现实有一个武则天，甚至跟文革的时候也不一样，文革的时候还有人说江青要当武则天。我们今天没有政治需要，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具体地很多细节我当然都做了一些研究，还没有研究完，在《高宗真相》里面讲了，是不是杀了小公主啊?过去像郭沫若先生为武则天翻案了，为什么大家的心目中武则天那么残忍呢?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具体问题，我现在重视具体问题到底杀没有杀小公主和小儿子，我考虑具体问题。一个人无论社会功绩多么大只要道德有问题，这个人就翻身不了。我认为在唐高宗的时代武则天做得很漂亮。没有挑的，所以我的研究是进行了一部分，以后还要继续，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再次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唐高宗的真相》。
提问：唐朝前有唐太宗有贞观之治，中期有唐玄宗有开元盛世，我想问一下唐太宗和唐玄宗两个人的君主魅力治国艺术有什么不同。
孟教授：谢谢，这个是很大的命题，可以写两本书了。我认为唐太宗贡献是强调制度建设，我们刚刚说张玉谋(人名、音同)之死，皇帝非常理性地用制度防止自己犯错，因为皇帝犯错也会带来不同的损失，政治建设这一根弦紧绷的，这个为后来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所以唐玄宗时期的繁荣有唐太宗的功劳。还有唐太宗处理君臣关系比较“阳光”，有点像毛主席当年说的的“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唐玄宗天宝的时候有问题了。开始说开元天宝之治，的“开元天宝盛世”，后来只说开元了。因为认为唐玄宗的做法还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个人魅力来说唐太宗更好一些，唐玄宗晚年有一点昏庸的事情，唐太宗始终是这样。
提问：我是哈尔滨人，我们是老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听到你的演讲，你说第一次考大学的时候一片茫然，因为你齐齐哈尔都没有去过，我觉得比较亲切。我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权力是用阴谋和暴利得到了权力，对于他成为贞观之治的表现我认为有这样两点，一个是他内心想法，第一他想用用他做善事弥补后代人对他心中最大的污点;第二个心里作用就是他做的事有一个最大的愧疚感和罪恶感，他是为了缓解这个罪恶感就做善事。我不知道跟你的看法是不是一致。还有一个，一个民族的振兴民族的靠制度还是个人的领导魅力?
孟教授：我同意你前边两个观点，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玄武门之变可能是原动力之一，是原罪意识使得他更努力。我们强制法制社会，我们今天讲唐太宗不是主张回到君主时代，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惨了。我们的意思是因为一些君主时代的做法我们今天都可以学习，也不应该不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超越历史，超越的前提是什么?把他优秀的部分充分学到了，否则就不是超越。我们在法制社会的环境里面不主张人治。我们今天碰到问题主要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我们讲唐太宗的时候一方面是制度，另一方面是他模范的行为，其实法治时代能够超越这个人治时代前提是什么?就是法治时代的领导干部也应该是模范的，所以你说美国总统犯错了也一样受处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一方面要超越，另一方面要学习。谢谢。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假设教授你现在不是在珠海文化大讲堂，而是在联合国讲坛或者是巴黎卢浮宫讲坛，你真的认为在民族历史上广泛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吗?我的问题的前提是有的思想家经常说一定的贵族政治对社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孟教授：这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比较难以回答。我简单说说我的不成熟看法。广泛的民主制度我不知道确切含义是什么，但是一个好的制度一个优越性比较强制应该是有利于发挥所有人的努力和努力，为什么中国古代比世界各地都强，因为我们的古代虽然是君主制度，但是理性行为的因素非常强，即使是在君主领导有强调制度建设，长孙皇后说魏征是有代表性的，“以理治君主之情”，“理”就是理性。我们的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都有一个理性精神在后边支撑，这是肯定的，这个理性是不是能够变成制度的建设，这个制度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中国比较发达的时代中国制度有优越的一面，西方近代的宏观制度是部分学习了中国，比如说考试制度等等。因为中国古代他的制度有更多优秀的层面，所有中国古代能够更好大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文化在古代就是特别发达，几乎(几乎，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是最发达的。今天来讲，我们也没法在事情发生事前断定这个事有没有可能性，就像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讨论的问题，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更加合理，后来证明实践跟他们说的都不一样，中国现在的制度发展未来如何，也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要靠我们大家努力地去推动，至少向好的方向推动，至少有利于每个人能力发挥的制度，往这个方面努力。谢谢。
主持人：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老祖宗是政治早熟，欧洲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君主体制了，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推动，我们从自己的家庭小单位把自己建设好，不要成为唯一家长制，相信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每个细胞健康的话，社会就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