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怀念我的父亲张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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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 张 宏
转眼间，2005年春节已经来到了，这是父亲离开我们飞升天国后的第一个春节。自古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往每年春节，我和父亲都会电话频繁、互致佳节慰问，铃声不断，而今年……，深有“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之感。
夜阑人静，我端坐在爸爸的遗像前，凝视着父亲那慈祥的笑容，耳边回荡起父亲那轻声慢语的熟悉声音，泪水不由自主地无声无息不断流过面颊。永别了！亲爱的爸爸！……随着长明灯的烛火摇曳，我不禁心潮起伏、往事翩跹，件件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当时得此噩耗，我坐立不安，夜不成眠，虽用电话与东京多处一再联系，获悉父亲于
2004年年初父亲去身体检查，医生曾说他是“90岁的年龄，60岁的体质”，他当时曾高兴地告诉我：“我可以再干十年，以便再积累一点资金，我想还要给清华和科大的奖学金基金再追加一点财力”，他还表示“要向百岁老人的目标冲刺”；去年秋天，他的眼睛因黄斑性病变开刀后，视力严重下降，两眼视力均不足0·1，但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仍一直坚持每天要两度转车、独自到位于银座的办公室去上班，为客户和友人们提供业务咨询，他把忙碌的工作视为生活的乐趣，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盲上加忙”；他撰写的著作《比邻天涯》的续集《海天一色》即将出版，11月初他曾说要再写一篇《后记》，可如今他还没有来得动笔，就匆匆地走了。爸爸的《后记》虽然没有成稿，但我知道，他是要告诉后人：创业是很艰难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祖国紧密相连的，只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教育素质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强盛了，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父亲年轻时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在清华读书的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12·9爱国学生运动”的前期活动，蒋南翔、何凤元、牛佩中、李一清等都曾是他当年志同道合、交往频繁的亲密校友；“7·7事变”后，正在日本留学的他，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武汉三镇参加了许多抗日宣传；到重庆后，他在民族资本企业的民生轮船公司为抢运抗日救亡物资曾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他为配合打通西南运输通道，曾亲自冒险乘小船去金沙江探查长江上游的航路；抗战胜利不久他奉派去英国学习海上保险，不久被党的地下商号——广大华行的老总卢绪章借调纽约，为保守革命的秘密，他对思想上一直志同道合的妈妈也守口如瓶，直到解放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的外贸部长，我们才恍然大悟：他一直是在为祖国的解放战争默默地做着工作。……70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他的积极促成，新加坡石油公司是第一批来华与石化部商讨联合勘探和开发海上油气田的跨国公司，此后他们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对我国海上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父亲一直对祖国非常有感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对祖国的未来更是充满信心，1988年他第一次来中国科技大学颁发奖学金，我陪他参观合肥市容时，我说：“如果和东京相比，也许您会感到合肥的房子到处都是很低矮破旧的？”但父亲说：“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象今天的中国这样欣欣向荣、到处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相信不久后，合肥将会是一个很繁荣美丽的城市”；他深信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只要国家能保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人们埋头苦干、努力建设，中国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的。
他一直深信科教救国的道理，所以，尽管他平时的日常生活十分勤俭，处处精打细算，自己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却舍不得给自己的这个“空巢家庭”请个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但为支持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却一掷万金，从1987年至2004年间，他先后5次，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退职养老金、连同变卖家产所得，全都无条件地捐赠给祖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基金。他常说：自己中年以后一直侨居海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多少为祖国出力的机会，所以晚年总想要尽力争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出一点微力，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曾有不少亲戚朋友劝爸爸说：“您把那么多钱都捐献给国家，也要多少留一点给您的儿女。”爸爸回答说：“父辈的家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这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我从来不主张把家产留给儿女，因为这样会助长儿女们的依赖思想”，“如果儿女有困难时，最多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穷’，一定要鼓励子女们自力更生地去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爸爸认为：“如果子女有能力，家产继承与否也无关重要；如果子女没有能力，留给他们金山银山也是没有用的”……。
爸爸还曾教导我说：“工作中对上级领导要尊重，要积极主动地、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要在乎是否受到称赞或表彰，要懂得‘实至名归’的道理”；“对部属要平等宽厚，多加关心、检查、指导，但不要事必亲躬、切不要以为自己一定会比人家强，要给部属留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遇到荣誉时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遇到麻烦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和朋友交往要真诚相待，不要老想着要别人为自己干什么，而要多想想别人需要什么，自己能为朋友做些什么”；“人际交往中，施恩不要图报，但受恩必须记牢”；“要尽量做到不欠人家的债，也尽量少欠人家的情”；“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即使现在是最卑微的人，他同样也有继续存在、追求生活的理由，将来也有改变命运、翻身荣达的可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同样，贫寒或卑微，也不会是永久的”……
父亲遇事总很开朗、乐观。记得有次在谈到“四人帮”时，我由于在“大浩劫”中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妈妈也在浩劫中含冤去世，所以我对“四人帮”恨得牙根痒痒的，但父亲却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因为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才更能体现邓小平的英明伟大，否则，人们又怎么能这么快就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你不要只记得个人小家的恩怨得失，多少革命老前辈在文革中都惨遭迫害，他们不比你更冤吗？但他们恢复工作后仍不计个人恩怨，一心想着国家的建设，想着祖国的未来……你要多多学习他们这种宽广的胸怀”……1982年我去东京探亲时，父亲送我一套西装，当时我说：“我不要，这种样子的服装，带回去是不能穿的！”但父亲却笑着说：“中国的领导人出访已经穿西装了，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的服饰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再过几年，中国穿西装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多多关心国内外的时事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后来的情况发展，果然证明父亲的预见是很正确的；1988年我去北京陪父亲参加清华大学的第一次奖学金颁奖会后，在机场送别时我感伤地说：“我们虽是父子，几十年来却总是聚少离多，这次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但只有短短的三天，转眼即逝，现在又要分别了！”但父亲却说：“这三天中我们接触了许多人，做了许多事，也交流了许多情况。时间虽短，但浓度却是很大的嘛！”……我刚退休时，思想上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新环境，感到“夕阳虽然好，但已近黄昏”，感到人生已经处于黄昏晚霞的余辉下了，有种失落感，但父亲却说：“日落之后，将会迎来星光灿烂、明月当空的夜晚。这何尝不是美好人生的又一道风景线呢？”……
父亲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他曾谆谆教导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教育我要热爱祖国、要勤奋敬业、要真诚待友、要廉洁自律、要淡泊名利……自从文革结束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以后，我和父亲虽然天各一方，相隔万里，但我们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心灵相通。通过言传身教，父亲的思想方法、处世原则、道德观念，都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父亲身后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的是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对于父亲的仙逝，我们全家的悲痛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但父亲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悼念父亲的最好方式，就是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并教育后代，要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永远要爱祖国、爱人民，要继承发扬那不求名利的高风亮节，为人处世仁厚博爱的宽广胸怀，凡事都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同时，我还准备把众多朋友们怀念父亲的文章和书信，整理出来，汇编出版一本《张宗植纪念文集》，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愿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爸爸您安息吧！
谨以此文，敬献给已经飞往天国的父亲！
转眼间，2005年春节已经来到了，这是父亲离开我们飞升天国后的第一个春节。自古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往每年春节，我和父亲都会电话频繁、互致佳节慰问，铃声不断，而今年……，深有“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之感。
夜阑人静，我端坐在爸爸的遗像前，凝视着父亲那慈祥的笑容，耳边回荡起父亲那轻声慢语的熟悉声音，泪水不由自主地无声无息不断流过面颊。永别了！亲爱的爸爸！……随着长明灯的烛火摇曳，我不禁心潮起伏、往事翩跹，件件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当时得此噩耗，我坐立不安，夜不成眠，虽用电话与东京多处一再联系，获悉父亲于
2004年年初父亲去身体检查，医生曾说他是“90岁的年龄，60岁的体质”，他当时曾高兴地告诉我：“我可以再干十年，以便再积累一点资金，我想还要给清华和科大的奖学金基金再追加一点财力”，他还表示“要向百岁老人的目标冲刺”；去年秋天，他的眼睛因黄斑性病变开刀后，视力严重下降，两眼视力均不足0·1，但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仍一直坚持每天要两度转车、独自到位于银座的办公室去上班，为客户和友人们提供业务咨询，他把忙碌的工作视为生活的乐趣，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盲上加忙”；他撰写的著作《比邻天涯》的续集《海天一色》即将出版，11月初他曾说要再写一篇《后记》，可如今他还没有来得动笔，就匆匆地走了。爸爸的《后记》虽然没有成稿，但我知道，他是要告诉后人：创业是很艰难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祖国紧密相连的，只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教育素质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强盛了，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父亲年轻时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在清华读书的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12·9爱国学生运动”的前期活动，蒋南翔、何凤元、牛佩中、李一清等都曾是他当年志同道合、交往频繁的亲密校友；“7·7事变”后，正在日本留学的他，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武汉三镇参加了许多抗日宣传；到重庆后，他在民族资本企业的民生轮船公司为抢运抗日救亡物资曾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他为配合打通西南运输通道，曾亲自冒险乘小船去金沙江探查长江上游的航路；抗战胜利不久他奉派去英国学习海上保险，不久被党的地下商号——广大华行的老总卢绪章借调纽约，为保守革命的秘密，他对思想上一直志同道合的妈妈也守口如瓶，直到解放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的外贸部长，我们才恍然大悟：他一直是在为祖国的解放战争默默地做着工作。……70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他的积极促成，新加坡石油公司是第一批来华与石化部商讨联合勘探和开发海上油气田的跨国公司，此后他们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对我国海上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父亲一直对祖国非常有感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对祖国的未来更是充满信心，1988年他第一次来中国科技大学颁发奖学金，我陪他参观合肥市容时，我说：“如果和东京相比，也许您会感到合肥的房子到处都是很低矮破旧的？”但父亲说：“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象今天的中国这样欣欣向荣、到处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相信不久后，合肥将会是一个很繁荣美丽的城市”；他深信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只要国家能保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人们埋头苦干、努力建设，中国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的。
他一直深信科教救国的道理，所以，尽管他平时的日常生活十分勤俭，处处精打细算，自己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却舍不得给自己的这个“空巢家庭”请个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但为支持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却一掷万金，从1987年至2004年间，他先后5次，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退职养老金、连同变卖家产所得，全都无条件地捐赠给祖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基金。他常说：自己中年以后一直侨居海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多少为祖国出力的机会，所以晚年总想要尽力争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出一点微力，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曾有不少亲戚朋友劝爸爸说：“您把那么多钱都捐献给国家，也要多少留一点给您的儿女。”爸爸回答说：“父辈的家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这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我从来不主张把家产留给儿女，因为这样会助长儿女们的依赖思想”，“如果儿女有困难时，最多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穷’，一定要鼓励子女们自力更生地去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爸爸认为：“如果子女有能力，家产继承与否也无关重要；如果子女没有能力，留给他们金山银山也是没有用的”……。
爸爸还曾教导我说：“工作中对上级领导要尊重，要积极主动地、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要在乎是否受到称赞或表彰，要懂得‘实至名归’的道理”；“对部属要平等宽厚，多加关心、检查、指导，但不要事必亲躬、切不要以为自己一定会比人家强，要给部属留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遇到荣誉时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遇到麻烦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和朋友交往要真诚相待，不要老想着要别人为自己干什么，而要多想想别人需要什么，自己能为朋友做些什么”；“人际交往中，施恩不要图报，但受恩必须记牢”；“要尽量做到不欠人家的债，也尽量少欠人家的情”；“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即使现在是最卑微的人，他同样也有继续存在、追求生活的理由，将来也有改变命运、翻身荣达的可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同样，贫寒或卑微，也不会是永久的”……
父亲遇事总很开朗、乐观。记得有次在谈到“四人帮”时，我由于在“大浩劫”中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妈妈也在浩劫中含冤去世，所以我对“四人帮”恨得牙根痒痒的，但父亲却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因为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才更能体现邓小平的英明伟大，否则，人们又怎么能这么快就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你不要只记得个人小家的恩怨得失，多少革命老前辈在文革中都惨遭迫害，他们不比你更冤吗？但他们恢复工作后仍不计个人恩怨，一心想着国家的建设，想着祖国的未来……你要多多学习他们这种宽广的胸怀”……1982年我去东京探亲时，父亲送我一套西装，当时我说：“我不要，这种样子的服装，带回去是不能穿的！”但父亲却笑着说：“中国的领导人出访已经穿西装了，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的服饰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再过几年，中国穿西装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多多关心国内外的时事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后来的情况发展，果然证明父亲的预见是很正确的；1988年我去北京陪父亲参加清华大学的第一次奖学金颁奖会后，在机场送别时我感伤地说：“我们虽是父子，几十年来却总是聚少离多，这次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但只有短短的三天，转眼即逝，现在又要分别了！”但父亲却说：“这三天中我们接触了许多人，做了许多事，也交流了许多情况。时间虽短，但浓度却是很大的嘛！”……我刚退休时，思想上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新环境，感到“夕阳虽然好，但已近黄昏”，感到人生已经处于黄昏晚霞的余辉下了，有种失落感，但父亲却说：“日落之后，将会迎来星光灿烂、明月当空的夜晚。这何尝不是美好人生的又一道风景线呢？”……
父亲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他曾谆谆教导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教育我要热爱祖国、要勤奋敬业、要真诚待友、要廉洁自律、要淡泊名利……自从文革结束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以后，我和父亲虽然天各一方，相隔万里，但我们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心灵相通。通过言传身教，父亲的思想方法、处世原则、道德观念，都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父亲身后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的是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对于父亲的仙逝，我们全家的悲痛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但父亲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悼念父亲的最好方式，就是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并教育后代，要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永远要爱祖国、爱人民，要继承发扬那不求名利的高风亮节，为人处世仁厚博爱的宽广胸怀，凡事都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同时，我还准备把众多朋友们怀念父亲的文章和书信，整理出来，汇编出版一本《张宗植纪念文集》，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愿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爸爸您安息吧！
谨以此文，敬献给已经飞往天国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