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下的列宁和列宁主义

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40周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当代视野下的列宁和列宁主义”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吕贵，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光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蒲国良教授，以及来自各地高校、社科院和党校的30余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以下议题：
列宁与东方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光明教授指出，列宁的整个思想框架仍然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提出了革命理论灌输、革命家集中组织的策略、革命的转变和跳跃、帝国主义理论、民主与专政的问题，反对形式民主等五个方面区别于马克思的战略主张。
由此可以看出列宁思想与东方社会的关系。近代东方社会是在来自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而被迫变革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对于饱受西方压迫的东方社会极具吸引力。在落后的东方国家，无例外地都将列宁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思想指针。列宁主义是联结西方与东方的桥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最重要是通过夺取政权对社会作根本性的变革。
列宁在晚年不遗余力地思考与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但收效并不大，苏联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未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跟随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具有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缺少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都基本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简单说就是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政治民主化改革，改革主要在于以培养广大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扩大自我保护能力为目标。我们要重新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新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列宁思想和政治遗产，超越列宁，利用社会经济力量，向为劳动者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汉语语境下“列宁”涵义的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蒲国良教授所阐述的这个题目是对于历史人物、符号化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的探讨。越广泛地使用概念就越被赋予最广泛的涵义，也就是被符号化了。
“列宁”在汉语语境下也发生了这种变化。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介绍的列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革命家。列宁逝世之后，在苏联很快被神化。作为历史人物的列宁逐渐退场，作为政治符号化的“列宁”色彩越来越浓。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历史人物的列宁是复杂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区别，列宁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列宁”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灵魂，这是无可争议的。在学理上，需要把列宁的文献梳理清楚。需要我们思考学术争论与政治的关系。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态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就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态度问题，从六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史上的优秀遗产；最根本来源于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应当尊重列宁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既“继承”又“发展”的关系。
第二，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学说就同俄国发生密切联系，一方面，马克思对俄国开始关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俄国受到空前的欢迎。
第三，俄国接受马克思学说是历史的必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
第四，列宁对《资本论》的高度重视，足以说明其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系。
第五，列宁批判第二国际表明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态度。
第六，回到马克思不能丢掉列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老祖宗其中包括列宁，列宁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坚持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更加亲切。
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根本改变的方法论启示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袁秉达谈了他对列宁晚年文章书信的体会，由此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要坚持和发展列宁晚期思想。列宁最后的8篇文稿是完整的一套系统。列宁晚期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性的改变，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要学什么？过去我们历来强调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列宁晚期理论创新的革命风范启示我们，只有学到第四层次“领袖的革命风范”，才能见真本领、真精神。列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创新勇气和探索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方法论启示我们：处在伟大转折和历史变革时代,如果遇到本本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矛盾时怎么办?袁秉达认为要坚持以下四个基本点：
第一，当马列本本与当代社会主义现实发生差异或者某些结论有所碰撞时，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勇于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现实发生诸多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出现这类碰撞时，我们既不能以现代眼光苛求于前人，也不能按传统社会主义的定论随意剪裁今天的现实。而必须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遵循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本本与现实发生矛盾，我们宁可以现实突破本本，而不能以本本剪裁现实。
第二，当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点，应从革命转向建设、从一般转向特殊，深化对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的认识。列宁根据新的实践最早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落后国家“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头困难，继续容易”的规律。在“直接过渡”失败后，列宁努力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新模式。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特殊模式的最初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
第三，经济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善于在破除社会主义误解和曲解中，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列宁经过深刻反思和实践检验之后，把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曲解和某些错误的做法根本改变了，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等许多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战略举措，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并借纠错契机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社会主义新认识。从列宁到邓小平，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纠错机制更新社会主义认识，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社会主义认识变化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四，在全球化时代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改变，是伴随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历史现象，唯有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不断突破和创新，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处在伟大历史转折和深刻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当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社会主义看法改变和理论创新是一种常态，不变则是相对的。
列宁关于党内理论中的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郝宇青指出，在列宁政党理论中，对自觉性与自发性有多方面的论述。列宁习惯将自觉性与自发性加以对比，对自觉性有一定程度的偏爱，对自发性抱有怀疑态度。列宁认为，党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调动与引导自发性，充分利用自发性，将群众与先锋队的党区别开来，同时也要避免脱离群众。充分认识自觉性和自发性对政党政治实践的意义，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纪律性；若把先进性固定化，就会阻碍党的发展，失去党前进的动力，容易导致教条化。
“重读”、“反思”、“回到”——西方左翼学者的列宁主义研究述评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轩传树对西方左翼学者的列宁主义研究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冷战期间，西方就存在过一个以列宁主义及列宁著作、列宁与先驱及同时代学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列宁学，以诺曼?莱文、柯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断定列宁主义的本质是集权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尤其是考茨基，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理论水平只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上否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把列宁主义描述成俄国的落后农民的产物，说它只适用于封建国家及现在贫穷的第三世界。
冷战后对列宁的研究一度沉寂，现在似乎有复兴迹象。无论是近年召开的学术会议还是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关于重读、反思、回溯和悼念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主要是三个议题：第一，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其实就是列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西方学者围绕列宁的《怎么办》，争论得很厉害。第二，列宁主义的当代精神遗产，其实就是列宁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民主斗争的问题。第三，列宁主义的当代意义，就是列宁主义和当代现实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重读以及如何重读，为什么要反思以及反思些什么，为什么要回到以及如何回到。关于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一部分西方学者尤其是专业学者坚持认为，列宁思想比我们所认识的列宁主义要丰富得多。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师保罗认为，事实上现在我们对列宁思想的认识非常有限，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以及东西方的战争，他的思想已经被严重地曲解和偏离。
重组、重塑，还是重新发现并回到列宁，不管怎么说，都不是说要返回列宁本人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在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实践，而是在列宁的现实所为和他所开启的可能性空间两者之间有所区分；重塑列宁不是重塑列宁所做过的事情，而是做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