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芳：陈布雷——一入侯门不自由(中国青年报 20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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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陈布雷：一入侯门不自由
2007-02-28
本报记者 杨芳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
陈布雷一反常态地在屋中踱步，全然不顾地板上散落的纸团和戳断的笔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他冲前来奉劝的妻子大吼。
这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一天。而在以往，陈布雷总是静声静气，极少疾言厉色。据说，那副恭谨严肃的样子，时常“令人透不过气来”。
此刻，身为蒋介石的“文胆”，他正为一篇命题作文抓狂。该文即要揭露“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等人的狼子野心，又需突出蒋委员长的深明大义，同时还须对“全民抗日”等问题只字不提。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在日记中，他留下这句感叹。尽管如此，他依然“听话”地完成了这篇捉刀之作。
这与10多年前，那位挥斥方遒的记者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上世纪20年代初,担任上海《商报》总编辑的他，素以社论犀利著称。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曾写过堪比邹容《革命军》的战斗檄文，五卅运动中，他又因抨击殖民主义而被捕。
“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说这番话时，全然没想到自己就此转折的命运。
1927年，名声鹊起的陈布雷受到蒋介石的关注。在寄去一张签名的戎装照片后，最高领袖的“求贤若渴”，深深打动了这位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一年后，他辞去报馆职务，追随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多年后，陈布雷回忆往事说：“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自此，由职业报人转变为宣传官的陈布雷，开始挥起大棒，钳制舆论。
“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是他同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与《大公报》展开笔战时的言论。原来，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斥责查封《新民报》的行为，撰文呼吁新闻自由。
“这是对你的警告，你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他对某报停刊数日后的威胁。当时，此报违背宣传纪律，不仅揭露河南旱灾真相，还对比衬映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
难以想象，这些言论皆出自“横扫大军”（郭沫若语）的陈总编的如椽之笔。最为钟爱的女儿陈琏参加革命离家出走时，留下过这样的话：“时代既然已决定要在我与家庭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抗拒的。”
事实上，这位父亲更是“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进入官场的他，一直试图保持淡泊清廉的文人操守。一位记者来家中采访，诧异地对门卫说：“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指陶希圣）公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
虽然在个人操守上，陈布雷极力还想保住一个读书人的秉性，但一如侯门早已身不由己：对好友张治中进行监视，为孔祥熙舞弊案作说客。始终深陷矛盾漩涡中的他只能叹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恪守从一而终的陈布雷，把自己比作“出嫁了的女人”。因此，当得知《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辞职做官时，他专门选择记者节去函表示惋惜。
这位“军机大臣”明白自己早已油尽灯枯。曾经面颊圆满而被邵飘萍戏称的“面包孩儿”，其时已日渐瘦削干瘪，像个长年吸大烟的老太婆，“身体好像直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
后人回忆，1948年前后，陈布雷时常念叨：“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在抗战中被敌机扫射，也还有些价值。倘使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一些可惜。”
在那年冬天，他选择了“天下最大之罪恶”的自杀。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举是出于对蒋氏王朝的彻底失望。蒋介石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今天，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遗书中体味他当时走投无路的心境：“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国民党的“忠臣”，也再未能如早年那样直抒胸臆，唯留下一声长叹：“让我安静些吧！”
陈布雷：一入侯门不自由
2007-02-28
本报记者 杨芳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
陈布雷一反常态地在屋中踱步，全然不顾地板上散落的纸团和戳断的笔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他冲前来奉劝的妻子大吼。
这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一天。而在以往，陈布雷总是静声静气，极少疾言厉色。据说，那副恭谨严肃的样子，时常“令人透不过气来”。
此刻，身为蒋介石的“文胆”，他正为一篇命题作文抓狂。该文即要揭露“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等人的狼子野心，又需突出蒋委员长的深明大义，同时还须对“全民抗日”等问题只字不提。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在日记中，他留下这句感叹。尽管如此，他依然“听话”地完成了这篇捉刀之作。
这与10多年前，那位挥斥方遒的记者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上世纪20年代初,担任上海《商报》总编辑的他，素以社论犀利著称。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曾写过堪比邹容《革命军》的战斗檄文，五卅运动中，他又因抨击殖民主义而被捕。
“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说这番话时，全然没想到自己就此转折的命运。
1927年，名声鹊起的陈布雷受到蒋介石的关注。在寄去一张签名的戎装照片后，最高领袖的“求贤若渴”，深深打动了这位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一年后，他辞去报馆职务，追随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多年后，陈布雷回忆往事说：“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自此，由职业报人转变为宣传官的陈布雷，开始挥起大棒，钳制舆论。
“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是他同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与《大公报》展开笔战时的言论。原来，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斥责查封《新民报》的行为，撰文呼吁新闻自由。
“这是对你的警告，你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他对某报停刊数日后的威胁。当时，此报违背宣传纪律，不仅揭露河南旱灾真相，还对比衬映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
难以想象，这些言论皆出自“横扫大军”（郭沫若语）的陈总编的如椽之笔。最为钟爱的女儿陈琏参加革命离家出走时，留下过这样的话：“时代既然已决定要在我与家庭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抗拒的。”
事实上，这位父亲更是“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进入官场的他，一直试图保持淡泊清廉的文人操守。一位记者来家中采访，诧异地对门卫说：“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指陶希圣）公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
虽然在个人操守上，陈布雷极力还想保住一个读书人的秉性，但一如侯门早已身不由己：对好友张治中进行监视，为孔祥熙舞弊案作说客。始终深陷矛盾漩涡中的他只能叹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恪守从一而终的陈布雷，把自己比作“出嫁了的女人”。因此，当得知《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辞职做官时，他专门选择记者节去函表示惋惜。
这位“军机大臣”明白自己早已油尽灯枯。曾经面颊圆满而被邵飘萍戏称的“面包孩儿”，其时已日渐瘦削干瘪，像个长年吸大烟的老太婆，“身体好像直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
后人回忆，1948年前后，陈布雷时常念叨：“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在抗战中被敌机扫射，也还有些价值。倘使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一些可惜。”
在那年冬天，他选择了“天下最大之罪恶”的自杀。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举是出于对蒋氏王朝的彻底失望。蒋介石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今天，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遗书中体味他当时走投无路的心境：“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国民党的“忠臣”，也再未能如早年那样直抒胸臆，唯留下一声长叹：“让我安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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