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院士出侯门？——权力通吃的学术版本

核心提示：既然官本位成为全社会的一大痼疾，各个领域都是概莫能乱。这些年，我们见惯了劳模中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多于一线生产职工和科技人员，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评上劳模，隐瞒自己的行政身份，以工人身份绕过规则。每年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是畸高，这都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了。

　　85%官员当院士：权力通吃的雷人版

　　作者：木然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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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

　　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12/1217_17_14780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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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一个上帝，我对当官的院士表示怀疑，因为上帝也做不到既当官又能搞学问，答案只有一个：院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因为他们全能。

　　如果我是时间，我对当官的院士表示怀疑，因为时间只会每天提供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个小时包括吃饭、睡觉、聊天、做爱，一个人既当官又当院士，二十四小时根本不够。中国是一个会议很多的国家，甚至达到没有会议就没有中国的程度，当官的参加很多无聊的会议占很大一部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搞科研，回答只有一个：院士取代了时间的位置，没有时间也能创造出时间来。

　　如果是我，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既当官又能搞好科研，除非院士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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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官员成为院士、权力通吃的年代里，借用国歌说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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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仕”激增，拿什么祛除学术官僚化之魅

　　作者：肖余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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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届诺贝尔奖，总会撩得中国人春心荡漾。虽然，诺贝尔奖，确实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痕迹，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也确实缺少拿得出手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师杰作，恐怕也是事实。前不久，大师钱学森逝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发声，“钱学森之问”成为缭绕在中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公众心头的纠结之雾，但是，答案似乎也是似得而非的。不过，最近一个令人高度关切的现象，或许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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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可能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过于敏感，媒体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院士实际上是成了“院仕”，这再次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学而优则仕，难道是摆脱不了的中国特色的宿命吗？

　　其实，这一现象并不突兀，早在03年，中国工程管理学院“院仕”占院士的比例，就高达60%，05年则升到了69%，再到今年的85%，可见是稳步增长，官味日隆。为了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而避免通常的模糊感知，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如果顾教授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官味度”肯定会更高。似乎，一方面我们在为学者型官员的比例攀升而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深思和忧虑：学非官不能也？这么多的院士级官员，当了官之后，还能够在学术之路上有所突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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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里，人们看着官本位如何一步步侵入教育、科研、学术领域，从科研立项、成果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等等，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哪一样都要插一杠子，今又闻官本位向最高学术荣誉领域挺进毫无顾忌，这无论如何不是国家教育、科技、学术繁荣昌盛的吉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股市上的一个熟词：赢家通吃”！

　　理性地说，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是学术界或理论界的精英，能一如既往的从事科研事业，并在其专业方面遥遥领先，或是该专业的泰斗，便可以当选院士，这没什么不好的。但问题却在于，不少官员级研究人员，并不以学术精进为诉求，而是在掌握行政资源的同时，挂科研的羊头，卖官僚之狗肉。一些人上下其手，用行政资源进行学术资源的交换。抢课题、争经费、巧取豪夺，强占学术资源，身上挂满了学术名头，实际上却是以此作为行政进级的阶梯，为此，不惜学术造假，弄得学术界乌烟瘅气的，学术行政化之恶臭扑鼻。

　　其实，也并非学术界如此。既然官本位成为全社会的一大痼疾，各个领域都是概莫能乱。这些年，我们见惯了劳模中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多于一线生产职工和科技人员，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评上劳模，隐瞒自己的行政身份，以工人身份绕过规则。每年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是畸高，这都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了。因而，已经染上铜臭的学术界，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学仕化”趋势之不可逆转，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再者，院士的选拔，也需要动用各种资源，而官员们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所以，官员级院士比例日重，也就顺理成章了。

　　院士在当下，是有着丰厚利润的称号。国家各种基金项目评审和各种科学成果评奖，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部门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中，院士是盛筵之“红萝卜”；不少地方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活动上，院士是锦上之“花”，一些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类机构把院士纳为自己的智囊、顾问；不少媒体也喜欢用院士充门面，在各类公共事务中频发“院士之声”。想想看，对这样的极具红利潜力的称号，官员们如何能够割舍得下？

　　可以说，在目前的态势下，如果官本位不除，院士变院仕的现象就只能是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除了把眼睛盯住权力通吃的现象，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敏锐感，把眼睛盯在权力运作上。对这些官员级院仕，严格监督，以防其上下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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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学术行政化，科研人员官僚化，是体制使然。院仕普遍化，自然也是拜官僚化之所赐。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既如此，不如还原“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的本位，不要和待遇挂钩。或许，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进而，祛除学术官僚化之魅，严格限制学术官僚的寻租空间，或许可以荡涤学术之门的乱相。

　　不过，在已经越陷越深的学术官僚化之路上，要正本清源，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夫独院仕成风使然，那些抢占社会资源的各类官员，同样要予以限制。与民争利，这样的官员，从道德上来说，就是不称职的，遑论其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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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高官院士的“学术成就”和“副部级”待遇

　　作者：李华新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据《中国新闻周刊》）

　　在此次新院士名单宣布之后，中国工程院对内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本来两院院士是对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贡献人士的一种学识和能力认定，是一种荣誉称号，而不是和什么官员级别相关的一种职位。但是，现在的情形似乎是有些变化，现在的八成的院士都是高官，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而且院士群也大有成为高官俱乐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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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似乎都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流露出了一个势头，那就是成为高官之后，是最有可能成为院士的。而一旦成为院士那么就会享受副部级的待遇，而且是一定要往你身上加担子的。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既然是院士，那么，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而没有这样的精力来做这事，那么成为院士之后，就不再有精力和时间来做学术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一些现任高官，他的精力大部分在在做行政事务，对于院士本来的职位，似乎也就真得只是成为一种荣誉了。其他的科研意义，也就没有了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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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工程院士本身来说，似乎已经不是具有激励机制的作用，而更像是一种对高官的迎合。成为高官则成为院士，而有了院士的头衔那么自然就会有相应的高位相随。

　　本来以为在工程院士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含量较高的学术位置上，科研能力和水平，都是无可厚非的，而想不到的是这些技术含量高的职位，却是会出现现在的向高官方面的倾斜和惠顾。而如果你不是高官，那么要想成为院士那就是很难办到的意见事情了。而且这些年来。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在不断的越来越具有显性的意义。

　　这似乎就是一个定论或是一个规律，就像现在的一些学校或是一些新闻单位，往往做出成绩的，真正在一线从事写作采访的，往往都是一些普通的记者，但是那些已经拥有高级职称的人，一旦成为领导则是不会写稿、没有功夫写稿了。而只要是有获奖的作品、或是项目，那么领导的名次就不会靠后，就会大言不惭地赫然写在前面、而且还会得到很丰厚的奖励。而如果你是一介无职权的普通群众，那么能干尾随其后也就不错了。

　　推而言之：不管是院士担当一定的领导职务，还是这些领导是否具有科研水平，或是有学术成绩，院士们越来越成为和高管有密切联系的这种现象还是不宜继续存在和发展，更不能成为一种惯例。有人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

　　于是一切就很明白了，学术成就和副部级之间还是后者大于前者，而前者的意义如果是被消减了，那么，院士可能依旧存在，而科研的意义就会大为逊色！

　　院士变“院仕”：中国科学院变“高官俱乐部”

　　漫画作者：曹一

　　本来，按相关章程的规定，院士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属于一种荣誉，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说院士是副部长级别待遇，“含金量”大得很。

　　于是乎，院士成了香饽饽。不少大学的校长都让没做过官的院士来担任，原来为局级单位的普通大学，一下子相应地升了半级，资源的吸纳能力从此就大多了。现任官员可能通过权力的影响力，成功当选院士，有的级别因此上去了；有的凭借这个金字招牌想着更大的进步，现在说是知识经济时代，博士当官都有竞争优势，何况院士乎？看来大家是冲院士内含的权力因子而去的。

　　当权力主导一切，“官本位”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都是难免的事情，院士也会失真变异成“院仕”，活脱脱的成为高官俱乐部。

　　熊丙奇：官出院士是行政学术的必然

　　作者：熊丙奇  来源：作者博客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么？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 与两个多月前2009年度国家教学名师评选被曝出90%名师有各种官衔，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闻相比，舆论对于8成新当选院士是官员，已经显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对于荣誉性的教学名师头衔，官员都不愿意放弃，更何况这个传说中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学术最高点”的院士头衔，那自然是在学校与学术机构工作的官员们最大的梦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员们有这样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 曾经有一个专家给我描述这样一条路径：一个学识很一般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想办法谋得了某校系主任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利用手法，让系里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愿地在发表文章、申请课题时、申报奖项时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两年期间，他可发表数十篇论文、撰写几本专著、获得多项课题，并取得多项大奖，利用这些“成果”，他再谋得院长职位，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鱼得水……转眼十几年，即成就为院

　　与两个多月前2009年度国家教学名师评选被曝出90%名师有各种官衔，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闻相比，舆论对于8成新当选院士是官员，已经显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对于荣誉性的教学名师头衔，官员都不愿意放弃，更何况这个传说中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学术最高点”的院士头衔，那自然是在学校与学术机构工作的官员们最大的梦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员们有这样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

　　曾经有一个专家给我描述这样一条路径：一个学识很一般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想办法谋得了某校系主任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利用手法，让系里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愿地在发表文章、申请课题时、申报奖项时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两年期间，他可发表数十篇论文、撰写几本专著、获得多项课题，并取得多项大奖，利用这些“成果”，他再谋得院长职位，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鱼得水……转眼十几年，即成就为院士。

　　士。 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现实之中，确实也有人这么做着。只要当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学术积累，不出意外，这个人会很快成为“学术明星”，进而成为学术大腕。 官出院士，这甚至是当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体系的必然。当学术权和行政权纠缠在一起之后，高校和学术机构内产生一个新的集学术与官员为一体，比学者、官员威力强大数倍的“学官”群体。何谓“学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学术界的官员，而是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这样一种人物。举例来说，某个政府部门官员，被任命为高校领导后，不出一个月，这位官员会被评为大学的教授；再接着一个月，这个官员接受采访时，会被媒体誉为教育家；半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已发表几篇论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编的图书；期间，还有可能被改选、增补为某个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之类。也就是说，在不到半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可在大学之内摇身变为副部长级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以至著名企业家。 这种官出教育家、学者、院士的必然，同时也孕育另一种必然，教育质量必然下滑，学术风气必然败坏。近年来，高校已经意识到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的严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构思分离机制，但在构思或实践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始终未被触及，即从利益回避出发，一旦某个学者担任学校领导岗位，将不得再从事学术，学术和行政必须两选一，而不得均沾。这是

　　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现实之中，确实也有人这么做着。只要当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学术积累，不出意外，这个人会很快成为“学术明星”，进而成为学术大腕。

　　官出院士，这甚至是当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体系的必然。当学术权和行政权纠缠在一起之后，高校和学术机构内产生一个新的集学术与官员为一体，比学者、官员威力强大数倍的“学官”群体。何谓“学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学术界的官员，而是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这样一种人物。举例来说，某个政府部门官员，被任命为高校领导后，不出一个月，这位官员会被评为大学的教授；再接着一个月，这个官员接受采访时，会被媒体誉为教育家；半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已发表几篇论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编的图书；期间，还有可能被改选、增补为某个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之类。也就是说，在不到半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可在大学之内摇身变为副部长级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以至著名企业家。

　　这种官出教育家、学者、院士的必然，同时也孕育另一种必然，教育质量必然下滑，学术风气必然败坏。近年来，高校已经意识到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的严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构思分离机制，但在构思或实践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始终未被触及，即从利益回避出发，一旦某个学者担任学校领导岗位，将不得再从事学术，学术和行政必须两选一，而不得均沾。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么？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么？

　　院士变“院仕”的学术官僚化困局

　　作者：张敬伟 12月18日西安晚报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12月17日《中新网》）

　　两院新增院士，有如此多的官员并不稀奇。院士变院仕，其实是中国学术生态的缩影，是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必然。在大学分成若干行政等级，研究机构对应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这些学术机构的学术领头人不“官僚化”才不正常。因此，剖析院士变“院仕”，显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

　　在“院仕”们中间，不排除却有一些学术水平达不到院士水平的滥竽充数者，他们凭借学术之外的官位，靠官场上的那一套附庸风雅，搞到一个院士的名头。但绝大多数身兼官职的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术领域内的领军者，所任校长、院长、副院长等等行政职务实际上就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承认。而且，大学里的这些行政职务，事实上主抓的还是学术业务，至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大都有专门人员去处理。正如老老北大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他们虽为人文学者，但哪个不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再如哈弗大学的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学者，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还有就是，清华出身的宋永华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曾被聘为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和副校长。可见，一流学者、院士或学或官或官学身份集于一身并无不妥。相反，那些认为学者只能呆在书斋和实验室里的观点是陈旧过时的。现实语境下，院士创业成为董事长也是可能的。

　　关键是，如果说仅仅是荣誉称号的两院院士被人为异化，成为沽名钓誉和牟取仕途功利的工具，那就大成问题了。一是某些身居官位的学者可以凭借身份和资源之利更容易牟取院士称号，二是某些学术商人可以利用金钱赎买的方式获取院士之名；三是某些真正的饱学之士成为院士后可能会被所在单位“被黄袍加身”，变成校长和院长。因为这既可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还能暗升学校的行政级别。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所言：“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因此，之所以老北大和海外名校的官学不分不是问题，是因为不存在官学一体的体制。而中国的院士变“院仕”被人诟病，则是体制弊端的必然。因为学术机构的行政化，学者的身份必然尴尬，甚至会必然贪婪。因为体制所致，不仅导致了职称（如教授）、校长可以兼得，甚至可以获得两院院士的崇高荣誉。学者不是神，也是红尘世界的血肉之身，当然难以抵御这些诱惑。因为诱惑，所以不惜手段，才会有学术腐败屡屡发生。

　　更重要的是，由于两院院士不是职称比职称更为崇高、不是官职却比官职更为诱人，两院院士纯粹学术荣誉的血统才变得不那么纯净。才会有社会科学的认识建议设置社会科学院士，才会有两院院士的膨胀。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达到663名。10年，工程院院士膨胀了近7倍，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目前，中国拥有1900多名两院院士。讽刺的是，随着两院院士的膨胀，中国学术腐败现象也在增多。这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隐喻着中国学术和两院院士的贬值？

　　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化，科研人员官僚化，是体制使然。建构在这一体制上的两院院士，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了官僚化的积习。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没有了体制支撑，学者们可以大胆地担当学术机构的官员，享有院士身份也不会带来公众怀疑。还有就是，既然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就不要和待遇挂钩。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还有就是，两院院士遴选程序还应更加的公开透明，接受更为广泛的学界和社会监督。

本文链接：从来院士出侯门？——权力通吃的学术版本 文章来源：共识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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