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民间(三)

6、有关观音故事中的文化接触问题
　　那么，我上面讲了这么多有关观音的传说故事就是为了讲故事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成了小孩讲故事了。大家还记得我在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几个问题吗？下面就正式进入正题，看看透过观音故事我们能看到哪些有关文化接触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印度本来是男性的观音菩萨，在中国汉传佛教中为什么变成了女性？

　　我们看各种佛经尤其是印度传来的佛经，大体上都没有把观音菩萨说成是女性的，比如《华严经》里面说“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度众生住此山”，显然是一个男性菩萨，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一样。有一个关于观音菩萨的故事说，观音是转轮王的儿子，长有胡子，所以早期一些观音像常常是男子的形象，如隋代的观音像、敦煌莫高窟二七六窟的观音，身材雄壮，有八字须，榆林二五窟中的观音大约是唐代中期的观音像，也有胡子，直到北宋初期的观音像还长有胡子。在印度、西藏的各种观音像中，也说不大清楚是男是女，因为本来佛教的各种佛像就不太显示男女的特征，但是，大体上从密宗一系的观音，大约还是男像，像现存元代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就有八字胡子。

　　不过，很早也开始有女性观音了。最早出现的关于女性观音的传说，是在南北朝时的北齐，据《北齐书》卷三十三《徐之才传》说，有一人生病，神思恍惚中，“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大约在隋代，这种传说已经流传很广了，到唐宋以后，汉地的观音像，渐渐就大都成了女性了。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是有善财童子和龙女侍从的观音像，一个是所谓的渡海观音，因为传说中他住在南海普陀山，要拯救世上的众生，就要渡海，而且她也保佑着渡海的船，像妈祖一样。无论哪一种，都成了慈祥、美丽、和气的女性，让人看上去就有亲和感，甚至有的想像中，还把她变成一个普通的妇女。比如《西游记》第八回《观音奉旨上长安》第一次出现观音菩萨的时候，就说她“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第四十九回写到孙悟空等三人去南海请观音菩萨来救师父时，看到的也是“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璎珞。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温腰束绵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观音从原来的男性变成女性呢？这方面有很多推测。法国一位有名的学者石泰安对此还有专门的研究，甚至还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是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清楚这里面的问题。有人说是妇女具有天然的同情、温柔、善良、母性，使观音由男变女，像印顺法师就说，女性的苦难从古代以来，一直多过男人，女性内心的特性是慈忍柔和，表现在她们的日常行为中，即是：爱，女性的慈爱确实超过了男人。但这恐怕是一种想像，因为佛教、道教中神也有很多，那么，为什么其他也承担了拯救世人的神不由男变女呢？也有人说，这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想像，把观音想像成美丽的女性，可以满足男子的向往，在对观音的想像中寄托了男子的欲望。这恐怕也是一种凭藉理论的推测，因为这种崇拜和向往，已经离开观赏太远了。而且在古代中国，恐怕对于男性来说，没有那么严厉的禁欲限制，他可以从其他很多渠道得到欲望的满足，不必藉观音来偷偷地满足对女性的窥测欲望。特别是，在印度、西藏，同样也有人有这种相同的愿望和欲望，为什么偏偏到汉族地区后，观音就由男变女？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在观音的形象变化中，体现了不同文化接触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观音为什么用渔网呀？按照法国学者的研究，这是来自《世袭传智未定经》中湿婆的故事，据说湿婆的弟子塞建陀偷了秘密经文，并把它扔在海里，经文被鱼吃掉，湿婆就以saktijala(神力网)捕鱼，取回经文。但是是不是这样呢？也许并不很确凿，只是一种猜想。不过，观音住地的故事，就很有意思了。过去在佛教经典的传说中，观音是住在南方补怛洛迦山。《华严经·入法界品》说那山里四面岩谷之中，山泉清澈，树木郁郁葱葱，香草就向右旋，铺满地面，十分柔软，观音菩萨就坐在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给各种菩萨说法。这个补怛洛迦山，据说是在南印度，又叫普罗多山，“补怛洛迦”、“普罗多”的意思是光明。但是，到了中国，菩萨的住地，就由南印度转到了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传说在唐代大中十二年(858年)日本和尚慧锷到五台山进香得到观音像，他路经四明(今宁波)回国，船到普陀时，居然附在石头上走不动，众人就相信，这是观音离去的时机不成熟，应当留在普陀，所以便把慧锷请来的菩萨像留在岛上，并建了寺庙。也有传说说，这是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的事情，船载观音像，到这里不能前进，发愿在此地建寺，于是船自己漂到了观音洞这里。这当然都是传说，像杭州飞来峰一样，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菩萨居住地的人为移动？这和建立本民族宗教信仰，或者和汉族改造宗教传说有什么关系？很多宗教传播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信仰不能转变，不能走样，一定要强制“原来旨意”，也就是原教旨或称基本教义，像早期佛教就为了出家人能否拜皇帝，天主教就为了中国可不可以用“上帝”这个词，有很多争论。其实，只有适应传教地区的民族文化习惯，新宗教都有可能生根开花，像观音菩萨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开始我就说到西方的圣母和观音形象的相似，那么究竟两者有没有关系呢？1940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方的文艺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就指出，1515年前后，欧洲人Jean Perreale在制作圣母像的时候，已经受到了东方观音形象的影响，比如：瓜子形的长椭圆脸，合十的动作等。这一说法是否可靠还不好说，不过，我看欧洲的一些圣母像，真的仿佛是观音，也可能确实受到过影响。同时，有一点是很确实的，就是中国的观音信仰确实也帮助了早期的天主教徒。法国学者德贝格在1974年发表文章就说，16世纪泉州制造的观音瓷像，就被天主教徒用来掩盖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加州柏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所收藏的一张明代中国刻印的圣母像，就很像观世音。在天启、崇祯时代，曾经有抵制天主教传教的风气，虽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很支持天主教传教士的事业，而且尤其喜欢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但是在社会文化习惯很深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不太相信外来的宗教，而且外来的宗教要人相信自己的主张，也最好是借助本来就有的资源。所以在沿海一带如泉州等地，就有人用观音比附圣母，用观音像代替圣母，还有一张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所收藏的17世纪的中国版圣母画像，就是把水月观音的形象用在了这里，头上戴的是观音的风帽，头后面有月轮，穿的也是中国式的衣服。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日本，我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去过长崎的大浦天主堂，那时有一尊玛利亚观世音像，日本人虽然绝不像中国人那么固执，不过在皈依天主教的早期，一些坚定的信仰者也常常把观音像当做圣母来想像，特别是在天主教信仰被禁的年代。传说在禁止洋教的二百多年中，他们就是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像，当做圣母玛利亚来默默祈祷的。所以，文化接触中常常要依赖转译，这并不仅仅是指语言的转译，几乎对所有异族文化的事物的理解和想像，都要经过原有历史和知识的转译，转译是一种理解，当然也羼进了很多误解，毕竟不能凭空，于是只好翻自己历史记忆中的原有资源。就像洪秀全梦中的天主是照着中国皇帝加上道教天尊的模样翻译的，最初听说埃及狮身人面像的人则把它画成《山海经》中的怪物，这就好像古代中国借了传统的龙、马、鹿、牛形象，把异域的长颈鹿想着想着，就想像成了麒麟。

　　第三个问题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宗教之间，其实也可以互相沟通，甚至互相借用各自的神灵的。除了天主教曾经用观音来代替圣母之外，比如说，观音菩萨和福建广东、台湾地区的妈祖，常常是可以互相借用来想像的，甚至还有“观音妈祖”的叫法；像道教主管生育的“送子娘娘”，也常常被画成观音的模样，比如“送子观音”。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的来回答一下：
　　第一，在中国的信仰者这里，灵验是第一位的，在普通的信仰者中，并不特别严格地去区分佛教、道教、天主教甚至其他民间宗教，所以中国的民间信仰多少有点实用性，所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是好猫，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在中国，宗教并没有特别的超越世俗的独立立场，所有宗教都在皇权的笼罩之下，不像西方宗教的神权那样，力量大到可以和世俗的皇权对抗。比如：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刻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虽然是宗教性的图像，但是还要刻上“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之类的话，然后才是“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因此它们之间没有特别明确的权力范围。所以，在中国宗教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楚，宗教之间的“排他性”也不很强烈，按照宗教内容来讲，就是没有一个“唯一”的、“神圣”的崇拜对象，没有不可通约、彼此冲突的“原旨”，所以，从来没有过宗教性的战争，像所谓“十字军东征”、“新月对十字架”、“伊斯兰圣战”等。但是，其更深层的因素，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