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在新加坡

汉传佛教在新加坡

（201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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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新加坡药师行愿会出版了一部新书《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相当全面、客观和系统地介绍了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我除了因缘际会，得以在此书正式发行之前先睹为快之外，还参加了10月16日晚上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的“琉璃光照15年——愿海清凉夜2010”文娱晚会暨新书发布会，可谓法缘殊胜。

　　本书是由药师行愿会主席能度法师担任主编，贤通法师、何秀娟和许原泰负责编撰，前后花了三年半时间收集资料，撰写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此前，与我国汉传佛教有关的文章，如佛学研究论文，可能有一些，但书籍仅有传发法师于1997年出版的《新加坡佛教发展史》。因此，在史料收集和史实考证方面下了大功夫的《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的问世，对佛门内外都是极大的功德。

　　不过，若依学术专著的严格要求，本书尚有些许有待改进之处，以下仅举数例：

　　一是没有说明上下限。凡是严谨的历史专著，尤其是发展史之类，著述者通常都会说明上限是何年，下限又是何年。此书虽以15世纪佛教在南洋的萌芽为上限，但是没有说明下限是何时，是在1990年代，还是今年？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有些佛教团体很可能是在下限之后成立的，有些重要的佛教活动也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没被收入书内。清楚列出下限，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二是先贤硕德的遴选标准方面，书中有一个部分专门介绍曾经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却为汉传佛教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先贤硕德。由于是先贤和硕德并列，是否除了已经圆寂的先贤以外，还应该包括仍然健在的硕德？书里并没有清楚说明。

　　如果包括仍然健在的硕德，那么，至少应该收录星云法师和净空法师，因为他们对本地汉传佛教的发展甚有影响，而且还在继续影响。

　　若是已故先贤，那也不止圆瑛、太虚、道阶、演本、慈航和法舫六位。对现代汉传佛教影响深远的虚云老和尚，就曾经为了募款重建云南鸡足山道场而远下南洋。其间，虚公曾经短暂在新加坡逗留，事见《虚云和尚年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六岁”条下“前十余年由港到星洲。船中备受洋人虐待。极难堪。终身恨之”。关于此事，虚公弟子宣化上人在其开示《虚云老和尚出家的因缘》中亦有详述。

　　尔后，虚公的另一位弟子，别号“九指头陀”的融熙法师，因接获虚公手书“佛道移南”，遂于1954年自港赴新加坡，常往返新加坡与吉隆坡间弘法。师徒两代与狮城之法缘，由此可见一斑。以虚云老和尚在近现代汉传佛教之崇高地位，本书对此一字不提，似有不妥。　　三是日韩佛教的缺位。佛教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因为历史上传播方向的不同，佛典语言的不同，国际佛学界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或是把佛教分成北传和南传两大系统，或是分成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系统。 采用二分法的学者，把中国、朝鲜（包括朝鲜和韩国）、日本、蒙古、越南、西藏、尼泊尔、俄罗斯等地的佛教都归入北传佛教，因此可以说中国佛教是北传佛教的一支。但是，采用三分法的学者，并不是以地域，而是以佛典语言作为区别，因此中国佛教、朝鲜佛教、日本佛教和越南佛教因为都是使用汉文佛典，均被归入汉传佛教。事实上，现在汉传佛教最权威的大藏经，就是日本大正天皇年间编撰的《大正藏》。

　　本书一开始把汉传佛教等同于中国佛教，并不符合国际佛学界惯例。职是之故，本书既然以汉传佛教为题，而不是中国佛教或华人佛教，就应把新加坡的日本佛教和韩国佛教的事迹包括在内。

　　先说日本佛教。从历史上看，早在日治时期之前，本地就已有了日本佛教的踪迹。根据河野公平编纂的《南洋总览》（新加坡：好文馆出版部，1920），当时在新加坡活动的日本佛教宗派包括禅宗、日莲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等。在昭南岛时期，日本佛教肯定更加旺盛，但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绝迹。不过，在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引进日资后，日本佛教就重返狮城。如今在我国深具影响力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就是在1972年向社团注册局正式注册成立的。

　　再谈韩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相比，韩国佛教传进本地较晚，应是近期的事。据知，本地的韩国佛教团体，除了本书收录的观音禅林（继闻法师于1991年在乌敏岛创立，因尊奉韩国曹溪宗第七十八代宗师崇山法师为精神导师，应归入韩国佛教，但本书应该不是有意识地把它视为韩国佛教）以外，至少应该还有一家在2008年成立的韩国佛教中心。　　

　　谨此提出以上三点，供本书编者在书籍再版时斟酌考虑补充。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中国佛教、朝鲜佛教、日本佛教和越南佛教因为都是使用汉文佛典，均被归入汉传佛教。事实上，现在汉传佛教最权威的大藏经，就是日本大正天皇年间编撰的《大正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