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周一良——一个学者的两幅形象(中国青年报 20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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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周一良:一个学者的两幅形象
2006-12-27
本报记者 杨芳

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来,周一良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博士,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他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而这方面的权威陈寅恪对他也是赞赏有加。
然而几年以后,周一良仿佛变了个人:他全然放弃古代史,转而研究亚洲史;他烧掉拉丁文书写、羊皮纸制作的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末了还加一句“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最终,他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清除封建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
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一位署名“老朋友”的人写信给他,一张信纸上只有四个毛笔大字:“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气呼呼地说:“我一头扎未名湖算了”;至于陈寅恪,干脆在文集再版时,删掉一段回忆周一良的文字。
偏偏周一良本人浑然不觉。当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他也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悔的是当初没有参加革命,也未去后方,而是跑到当时号称天堂的美国去读书;恨的是自己出身剥削阶级……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
周一良出身于至德周氏家族,曾祖官至清末两广总督,叔祖父就是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的实业家周学熙。作为家中长子,周一良一向谨言慎行并循规蹈矩。
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汉学家牟复礼约他联名给赵元任寄张卡片,被他拒绝,原因是牟复礼曾经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
那时的周一良,把“文革”炼狱看作是改造自己难得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的地步。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一良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的形象,大相径庭。
及至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
后来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位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又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世家私塾的古文教育又派上了用场。曾和他一同批判胡适的田庆余,也是用胡适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成绩。
可惜时光早已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周一良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解放以后,我写过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
在那次追悼会上,周扬特意安慰他:“今后好好吸取教训嘛!”他当时暗想:“组织上调我进粱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你自己也人仰马翻,又怎样去吸取教训呢?”
他仍然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这位百般委屈的书生,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他常引用《圣经》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
对此,后辈研究者称,周一良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但“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这种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
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口述文章,托人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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