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的信访经历

一位学者的信访经历

余元洲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一、引言

之所以要写这么个东西，是因为我于15年前（1994年5月）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题为《论货币二重化》的货币金融和国际金融学专著，提出了“货币二重化”和“金价平价论”等创新理论，以及具体的应用模式。此后，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联合国的新角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哲经策论十篇》（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和十余篇论文中对此理论及其应用不断加以发挥、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连续草拟了运用该理论应对危机的多项具体实施方案，即：货币二重化理论在全球的应用方案、欧亚的应用方案、上合组织的应用方案、全亚洲的应用方案、东北亚的应用方案、中国东盟的应用方案、非洲联盟的应用方案、两岸合作的应用方案、中国大陆的应用方案和台湾岛内的应用方案等十大方案。

光有方案还不行，再科学也不行。听人说，文不能自言，言不能自听，听不能自行，行不能自成。李自成，李自成，那是骗人的。真要成功，绝不能够仅凭自己，还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人和。就我的理论来说，书已经出版了，还不止一本，而是三四本；文章已发了，还不止一篇，而是十几篇，包括核心期刊和国家一级权威期刊上，都早已发表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专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仅只用来评个职称、拿个奖金什么的，无益于国、无益于民、无益于全球尽早走出危机阴影。

因此之故，多少年来，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就将着重点放到了上书中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上面。

假如我的上访成功了，货币二重化理论得以运用，创造出（实际是转化为、变现为）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保资金（按我国现有13亿至14亿总人口平均，每人至少能得到1万元）用于完善我国的社保体系，提高保障水平，解除国人适度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提振我国经济活力，率先走出目前低谷并带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摆脱危机，那我也就不会写这篇关于学者上访经历的文章。正是由于上访失败，才不得不写这篇文章，立此存照，以告国人。

二、信访前史

为“货币二重化”这么个破理论，我本来并没有想要去上访。相反，正因为知道其潜在威力大而应用可能小，所以，我曾一度想告别学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在博士后科研报告（《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的研究》）中对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即IMF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附有一文专谈东南亚金融危机。报告完成后，先后几次亲送中国人民银行国际组织司国际货币基金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北京代表处，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后来，博士后出站时，当经友人介绍清华大学给予我法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任选其一的待遇时，我竟莫名其妙地执意拒绝，而选择去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政府当了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

在小池，有一次，团省委书记到黄梅县视察团的工作时顺道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要到小池来，我回答说：“因为我自知这条鱼太小，只能先到小池来养大点再说。不然，冒然到大池，要生存很难，弄不好会被大鱼给吃掉。当然，也要防止被人给吃掉了！”

这位书记名叫邓务贵，是我同一个博导师门出来的学弟，从政有成。他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中午吃饭时还一再追问我的动机。没办法，我就按崔永元的要求，实话实说：“愚兄我的货币理论，潜在价值大，应用可能小。跟别人讲了，知道的说是怀论不遇；不知道的，以为说疯话。无论我怎样努力去折腾，也无济于事，没人会相信的。因此，我想金盆洗手，告别学界！”他听了以后，良久无言。

谁知，旁边陪同的镇党政办主任刘堂卿同志竟听进去了，放到心里了。此后不久，他将我们一家人接到该镇最高档的银河宾馆，要了一个豪华包间，“搓”了一顿。

席间，他说：“朱总理是个好人，我劝你还是将上次所说的什么理论写信告诉他，早点走出去。窝在小池，不是办法。”

我也真是的，竟听了他的话，又以特快专递寄了不少信，除了给总理的信，还给各有关部门也寄了去，连同1994年的专著和博士后报告打印稿，一个月一轮，几个月下来，几百块钱没有了，全丢进了水里，响都不响！

1999年，由于住房始终没着落，无奈之下，另找单位，正好河南家乡的信阳师范学院听说我有调离小池回到高校教书之意，人事处长和外语系书记一同赶来小池，一举敲定了调到信阳师院外语系之事。四年后重回武汉，来到江汉大学政法学院任教。这一次，算是三出四进武汉市了，有点回到第二故乡的感觉。

既然回到了高校教书，也就回到了学术天地，继续先前的学术生涯。无论是在信阳师院外语系也好，还是在江汉大学政法学院也好，都没影响我对货币理论的跟踪研究。成果就是刚才所说的，又一连出了几本小书，发了几篇有关的文章。

2008年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也就更加坐不住了。

三、先信后访

最简单的当然是写信，先是给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以及有关部委的首长写信。连信带书，四本专著，有时只寄其中的两本或三本，因为实在是太重、太贵了。在武汉寄过，在北京（西直门邮局）也寄过；有时是普通挂号，更多的是特快专递，总以为不仅快些，而且或许更可靠一些，总理、部长们收到的可能性会相应地大些。

事实上，我给温总理写信寄书，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内容也是关于货币二重化的。我的较近一本涉及货币二重化理论的小书，是2008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哲经策论十篇》，其中第七篇是《论人民币汇改的两难困境及其出路》。除此之外，我在前面的自序中也重点谈到了货币二重化及其意义。

书出版不久，我就从出版社拿到了样书。那天，去西直门邮局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寄书，其中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的学生骆树刚同志，另一位是我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的校团委书记孙志军同志。后者算起来应当说是我的直接领导和朋友，因为我那时是研究生社团“武汉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会长和“珞珈诗社”的社长，而社团工作归校团委管。顺便说，我所创办的两个社团，第一个社团做事不少（如在校党委宣传部郑永廷部长、校团委孙志军书记和刘道玉校长本人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华崛起与大学生社会责任”研讨会等等等等）自不待言，即以第二个社团而言，其所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珞珈诗苑》第一、二、三辑及与已经淡出的“浪淘石文学社”合办的第三届“樱花诗会”，也算是给我在武大三年研究生生活的一个美好的点缀，难以忘怀。——这是题外话。

正巧，就在我为给中宣部两位副部长寄书而写地址、姓名的时候，旁边一位长者主动搭话说：“你寄书的这两位中宣部副部长，其中一位我知道，人很好的，我也给他寄过我的书，他曾打电话到我家表示谢意。还有中办的令计划主任，人也很好，给我回信还回电话。年轻人（我已五十多岁了，在她老人家眼里，还是个“年轻人”，听着别人这样叫我，感觉特舒服。——余注），你不信？我这里还有温总理的回信呢。”

说话之间，她就拿出了温总理亲笔回信的复印件，还给了我一份。我接过来一看，一字一句，真真切切，绝对不可能是伪造的。

看来，不是总理收不到信，也不是总理不看信、不回信，而是我自己的身份不行：资历太浅、地位太低。试想，如果连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写信总理也回复，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那还不把我们的总理给累好啊？！

然而，货币二重化毕竟不是普通之物，巨额外汇储备可能遭受的贬值损失也非同小可。既然如此，何不试着给温总理写封信并将新出版的《哲经策论十篇》和1994年出版的《论货币二重化》一同寄去？

主意打定，当即回到住处，找到留存在亲戚家的《论货币二重化》，加上新书，一起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春节过罢，回到武汉，又一连寄了好几次去，如同当年给朱总理写信寄书的情况一样，都是用的特快专递。

当然，由于前已说过的原因，——资历浅、地位低，国家大、人口多，——所有这些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小小说，题目是《总理来电话，声音小小说》，发到网上，点击量不少，因为不同于抽象的理论，一般网友都能看得懂。

既是小小说，内容就很短，现抄录如下：

昨天晚上，刚躺下不久，还没有睡很着，就朦朦胧胧中听到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不耐烦地问：“哪位？这么晚了还……”

对方反问说：“请问这是余元洲教授家里的电话吗？”

我说：“是，我是余元洲。”

对方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呀，余元洲同志。我是温家宝啊，打扰你和家人休息了。是这样的……”

我一听这口音，还真有点儿像电视上听到的那样，就赶紧坐起来，连声说道：“没关系，没关系，是总理呀。我书寄出后，也是一直在等着信访局和秘书局同志的回音，没想到总理亲自打电话来……”

总理回答说：“你两次寄来的书籍，我都收到了。第一次是国办信访局转交过来的，这一次是秘书局的同志送来的。他们都很敬业，你请放心吧。

“你的书很好，特别是这一次寄来的四本书，——《论货币二重化》、《IMF法律制度改革研究》、《论联合国的新角色》和《哲经策论十篇》这四本，书中提出的'货币二重化理论’、'金价平价论’以及关于建立'华元—人民币双层国币制’的构想等等，用来应对当前面临的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非常切合需要。我身边有几位同志懂经济学，粗看了一下，也认为很好，还开玩笑说：说不定明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属中国了。

“现在，我已经将你的这几本书派人送到'人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去了。他们那里有这方面的专家，更权威些。等过几天他们研究后，会跟你联系，做进一步沟通的。”

我连忙回答说“好！好！好！”

谁知老婆冷不丁吼一声“好，好，……好你个余元洲！做什么梦啊？！”一脚把我踹到床下……

当然，既然是梦，就与现实中的情况相反。

于是，失望之后，就开始向国外寄，最先寄的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因为听说他懂汉语，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此，我给他写过的两三次信，都是用中英双语写的。然后，就是去年11月14日第一次金融峰会（华盛顿峰会）前夕给法国总统萨科齐写的信，以及今年早些时候给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所写的两次信。所有这些信，只有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第一封信有了书面回音，是他将我的信转到澳大利亚财政部，该部助理主管（可能相当于我们的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之类人物）奉部长之命，给我回的信。其他的，也跟中国的情况一样，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四、第一次上访

第一次上访，并非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客观情势推着去的。

那是在2008年10底，也就是华盛顿峰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左右，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我就来到位于西城区府右街8号的中南海西门，想把关于货币二重化理论的书和我为国际金融峰会起草的《国际货币合作条约（学者建议案）》递将上去。谁知，刚走到那里，老远就被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同志给拦住了，不让接近以前曾去过多次的大门。

我一想，不对呀，这中南海从来没有这样难进，怎么现在老远就被拦住了呢？

记得第一次进中南海是在1992年，我同一个博导师门出来的大师兄毕业后分配到中办调研室，我去看他，就是在进门不远的会客室里与师兄见的面。会面结束，师兄还要与我到外面的府右街吃个便饭，我想是客套话，执意谢绝了。

第二次是几年之后，还是去看这位师兄。由于他已升到副局级，可以不下到会客室来见面，而是到他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会。

第三次去看他，已经进入21世纪了。由于已经认了门，轻车熟路，我自己直接就走进他的办公楼，上到三楼，还没到他办公室，就发现了师兄正在打国球（乒乓），也许是工作中间的休息时间吧。师兄很高兴，我也很随便，顺便把我所写的《中国和平统一方略》胶印稿摆到了大师兄的桌上，请他转交有关领导。他答应了，后来回话说，交给了瑞环同志的秘书赵华胄，并且赵华胄也回了话，说台湾问题非常复杂，我的建议方略可行性如何需要再研究。

再后来，师兄从中南海调出来，做了中央某部门的办公厅主任，也算是大官了。而与其同时，或稍前稍后，由于另有两位亲戚在中南海工作（一位在国办，一位在中办），所以，又先后进了中南海几次。其中一次，为活跃“官民关系”，在那里打了一场国球（我球艺不咋样，打不过老婆，更打不过别人，只是随便打着玩而已）；另一次，国办的亲戚硬是执意要我留下来与他一起吃个工作餐，但出于谨慎，未敢应允。

总之，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印象中，这中南海的门并不是太难进，怎么今天就这么难了呢？我实在不明白。

想来想去，慢慢地终于想明白了一点儿。也许，是举办奥运会造成的紧张吧？

又一想，不对呀，这奥运会、残奥会不是已经都结束了吗？怎么现在还这么紧张呀？实在想不通。

这时，我回想起了当年厚泽同志当中宣部部长时的情景。他刚上任到武汉视察，我一个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就能够一天之中近距离地见到他两次。白天，是在武汉大学行政楼的会议室里见的他。更幸运的是，我的右边是伍新木老师，左边刘道玉校长，隔着校长的就是部长。中午休息时，与他的秘书（刚从武大经济系毕业不久分到北京的学兄王成德）闲聊，学兄一口一声一个“厚泽”地直呼其名，向我们介绍其为人和品格，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却又没有半点毕恭毕敬的意思，似乎不是在谈论他所伺奉的“主子”，而是在讲述他所崇拜的父兄或朋友。今天各位部长大人的秘书们，不知还有这种胆量否？晚上，经支部书记杜越新同学与学兄联系，我们一行几人又赶到厚泽下榻的宾馆去再访部长。——他的人格魅力使我们这些小青年们简直着了迷！白天会见时，有四十多个研究生，晚上去的只有几个人。所以，当部长从华农（华中农学院）回到宾馆后，我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感到实在是太过瘾了！

所以后来，当厚泽部长展转退休，而我从高放老师那里得到他的电话后，又去他家里拜访过好几次，还在厚泽家的门口见到过陶铸同志的夫人并与其有过简单的交谈。这样的拜访持续了几年，直到搬家时将他的电话弄丢，而在公主坟或万寿路下了地铁又忘记了去他家的路怎么走时，这才作罢！

话说回来，当时与中央领导人往来交谈那样容易，而今，我已不再是什么硕士、博士研究生了，作为教授，自己找个有硕士点和（或）博士点的大学带个把研究生也不是不可以，但却发现：要将自己的货币二重化理论拿出来奉献给国家、造福于国人，竟难于上青天！

没办法，只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突然，我发现：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斜对面不远处，我的河南老家信阳市人民政府驻京办和招待所的牌子赫然入目。信阳驻京办什么时候搬到这里了？我来此多次，怎么今天才发现呢？看来，家乡的父母官是越来越聪明了。要知道，从这里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直线距离，充其量几百米。这么个距离，若是在农村，不用打电话，真有什么话要对总理说，声音大点喊，对方就听得见。

可是现在，我说什么总理也听不见。这不仅是因为城里车太多、声音太嘈杂，更因为是首都，有特定的规矩：不能隔着墙，对总理喊话。

没办法，还是没办法。走吧，回家！

五、第一次上访（续）

回到住处，一夜没睡好。辗转反侧，想东想西的。

我想到，俗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作为学者，提出货币二重化理论，就已经是贡献了。该出的书，已出版了；该发的文，已发表了；该评的职称，也已经评上了。还图什么呢？采纳不采纳，能不能用来造福于国、造福于民，是政府的事、领导的事。领导人太忙，那也是身边的“肉食者”要帮忙考虑和分担的事。一个学者，没有职务，不过一个平民而已，操哪门子心呢？

转念又一想，不对呀，货币理论专著论文，不要说领导人身边的肉食者们，就是本专业的学者专家，也未必就一定读得懂、听得进。非得有机会当面解释，才有可能说得清楚。再说了，这个理论利国、利民、利于全世界，怎么能就这样束之高阁呢。其一旦应用，可是会产生几万亿、十几万亿甚至百万亿元人民币的价值呀。这笔钱对中国难道就烫手么？要不得么？请中央领导读一下我的信，看一眼我的书，再给个机会当面陈述，或者召集人行、财政部、发改委的专家加上在京的其他学者一起开一个小型研讨会，难道就不值么？难道就不该吗？

不行，就这样放弃，绝对不行。这信，我还是要写；书，还是要寄；该走的路，还是要走到位才能罢休，才算尽到了良心和责任。英语不是有句成语么：“Try and fail is better than not try at all.” 但是不能只“try”一次就完事了，而是要try it time and gain，直至胜利。 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就不信递不上去？

想来想去，想得头痛。后来，实在太累了，有点睡意，慢慢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顿时感到精神了许多。这时，我突然想到，也许昨天属特殊情况，也许两道岗拦截不是常态。今天再去试试看一下，也许运气好就能搞成？

于是起床，老早出发。八点刚过，就到了府右街。这次换了人，但两道岗的设置似乎没有变。这不，我还没走近，便衣流动哨就主动迎上来，问干什么，我如实相告，盼他们能通融。

与昨天不同，这次领头的高个子警察态度非常好，和颜悦色地对我解释说：

“现在为了加强对中央办公地的安全保护，增加了一道岗，目的是与来访者远距离接触，避免其靠近后引起麻烦。看您的样子也不像坏人，但是我们不能放您接近门卫。否则，我们两位就失职了。您说您的什么货币理论对国家有好处，出版了、发表了得不到应用，想把它送给中央领导人看，以便采纳，加以应用，我就给您指个路吧。”

我一听很高兴，就说：“请讲。”

他说：“在街对面坐14路，到琉璃厂、游泳池站下车，左转不远处就是中办、国办信访局的接待处。那里专门有人接待您，何必在这里与我们过不去呢？”

我一听，有道理。赶忙道歉，并千恩万谢。然后，就按其所指引的路线来到了那里。一拐进巷子，就看到上访的队伍人山人海，排起的长队望不到头。没办法，排吧。于是就跟在后面，开始了我的上访体验。

排啊排，挪啊挪，一直到中午，也没有向前挪动多远（可能前面有人在插队“加塞”），顶多移动了十几米或几十米而已。后来，前面有好事者传话过来，说是工作人员已经午休，下午两点接着继续。

这时，我由于早上走得匆忙，饭没吃饱、水没喝好，又饿又渴，头晕眼花，心里一时非常难受。想离队去买点吃的、喝的吧，又怕回来时别人不承认，还得在后面从头再排起。于是，强忍饥渴，开始与周围的访友攀谈、聊天，不知不觉地感觉好受些了。因为，从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他们似乎都有比我的诉求更关乎切身利益的冤屈要诉，而我则不过是“急国家人民之所急”而已，货币二重化理论应用与否都无损作者自己的利益。相对而言，这些人是真正名符其实的上访者，而我则不过是一个混入的冒牌货，是误听了府右街便衣警察的好心之言才误来这里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办法呢？说不定待会儿，工作人员开恩，真能将我的信、书、上访意见、建议方案等传递上去，亦未可知呢。

这时，周围的访友说：“这位教授，您还是买点吃的喝的吧。我们有人自带干粮，有人吃过了。你就去吧，我们保证空位置给您留着，该站哪儿还是哪儿。”

就这样，我依访友之言，跑到不远处买了两个烧饼和一瓶矿泉水，回到队伍中继续排队等待。

这期间，出现了两个小小的插曲。

一件是，一位河南省政府驻京办的同志来到我面前与我攀谈，问我是不是河南人，说听我讲普通话带河南口音。这时，身边有访友用胳膊肘捣我，我就大声说：“不是。我是武汉人，教大学的。”那人没办法，只好悻悻地走了。此人走后，访友们说：“那是‘接访狗’，不要理他！”我一听，乐了：“亏你们想得出，乍一听以为是‘街坊狗’呢！”访友告诉我：“对这种人，绝对不能讲实话的。万一他是湖北驻京办的，或者认识你们驻京办的人，那就糟了。——会叫人来把你抓走的！”我自知问心无愧，当然不怕他们来抓，于是也就一笑了之。

正说到这儿，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巷子左侧人行道上突然有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我抬头一看，有几个人正在拉扯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后者双手紧抱住旁边的一根电线杆，死活不松手，并拼命地哭喊、嚎叫，就像人家要杀他似的。正在午休的工作人员闻声跑出来，将几个“接访狗”赶走，救出了上访者。我身边的访友们都围上去安慰他，并为之庆幸。

据访友们说，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来京上访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接访狗”认出，架起胳膊连拉带抬就弄走了。

我听了之后，感到诧异，毛骨悚然。心想，要是地方党政部门能妥善解决好他们的问题，哪里用得着这样折腾呢？

再者，一个人来京一趟上访不成而被抓回去，别的不说，至少这往返路费等于是公私双方各承担了一半。省下来不好吗？真是何苦啊！

我们有十多亿人口，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主席、总理、中央政府哪里能操得了这么多心啊？各省、地、市、县、乡的党政官员们，难道就不能为中央领导分点心吗？！实在想不通。

至于我自己为货币二重化而来京，虽说本不“入”上访者“流”，是误听误信府右街警察的话而造成的，倒真是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说不定，我才是唯一需要到中央政府来上访的。其他一切，都应当在基层和地方加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是强行压制，更不是来京抓人，而是真正化解矛盾。试想，我们设了那么多的衙门，从村委会、居委会的民事调解员到各级党政信访部门，……等等等等，还有司法机关，可以说叠床架屋、应有尽有，什么问题不能在基层和地方加以解决而一定要搞到中央来呢？

当然，我也知道上访者中不免会有“职业上访家”。我从基层工作的经验中认识到：这样的“刁民”，什么时候都有，什么地方都有。但是，他们在全部上访者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很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确有情由的。

下午两点多，我们的队伍开始移动。访友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开始活跃，午时的困顿一扫而尽，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他们兴奋起来。

然而，由于前移的速度太慢，访友们刚提起的精神又很快沉下去了。于是，大家就这样慢腾腾地一边挪动，一边闲聊，天南海北地胡侃瞎吹。

下午四时许，我们终于走进了大门。虽说里边许多环节也还要排队，但是明显地速度加快了。由于上访人员被分流到各个不同的指定窗口，外面排队时的那种拥挤情况就没有了。

四点半左右，我将填好的表格递到了指定窗口，工作人员处理得非常迅速。匆匆扫了一眼就在上面盖一个戳子，说了声：“表格留这里，书、信、文稿你自己邮寄去。”

我问寄给谁，他说：“寄中办、国办吧，都行。哦，就寄给中办的令计划吧，他那里会有人接受和处理的。”

我的第一次上访，就这样结束了。不知怎么的，我的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挥之不去。我总怀疑他盖的戳子是“不予受理”四个字，但又搞不懂为什么有的访友被判“不予受理”是将其表格原样退回，并因此而引起了访友的抗议和低声辱骂。

总之，排队等候了整整一天的“我的上访”，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匆匆结束了。直到我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依然没有任何回音。中办也好，国办也好，都没有回音。当然，我本人也有自己的过错，那就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依其所言给中办的令计划同志写信或寄书去。自己也不知究竟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过去已经邮寄了太多而没有回音这个缘故吧？

六、结语

既没有兴趣去寄信寄书，又预感上访不会有结果，郁闷之中，接下来的两天，又先后跑了两个单位：一是考虑到华盛顿峰会可能会讨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央行行长可能会参加，于是去了一趟人行总行；二是考虑到我提出的方案之一涉及到了国际货币合作和经济外交，跑了一趟外交部。两个地方，东西都送到了。但是，同样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几年前李肇星同志任外交部长时交待部下的一次回话除外。

今天，事情过去足够久远，使我有理由得出结论：我作为学者的第一次上访，已经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今后会不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就此同一个问题的上访，吾不知也。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中国古代和氏璧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春秋早期的楚国。楚人卞和在楚山（一说荆山，今湖北南漳县）看见有凤凰栖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上，依“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山上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山中发现一块玉璞，并赶到京城献给楚厉王。王命玉工查验，答曰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新王，武王又命玉工查验，这个玉工也说只是普通石头，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武王亦怒，命人砍去卞和的右脚。

文王继位后，有一天打猎，听到有人在楚山下哭之甚痛，便上前询问哭者是谁，并说：“天下受削足之刑的人不少，为什么你哭得如此伤痛？”那人回答说他叫卞和，并将其遭遇的来龙去脉讲给文王听，叹道：“我并不只是因为被削足而伤心之极，而是因为宝石美玉被当作是普通石头，忠信之士被说成是欺君之徒，才倍感痛心的。”（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其果为稀世之宝。为奖励卞和的忠信，文王将此玉命名为“和氏之璧”，这就是后世传说的和氏璧。

古之和氏璧价值连城，向被视为稀世之珍、镇国之宝，可惜已于辗转流传中佚失无存。而今我献拙论，虽不能与此美玉相比，亦可救时也。呜呼，天下果无识物者乎？！

                                                            （200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