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一个学者与剽窃者的十年较量(中国青年报 2007-9-19)

    冯佐哲的书桌上，堆着一撂有关清朝大贪官和糰的书籍，近半人高，书名各异：《和糰秘史》、《和糰秘传》、《和糰成败论》、《和糰的生存哲学》等等，外皮包装精美，售价不菲，均在40元上下。

    对比之下，旁边的一本薄书显得十分寒酸。这本名为《和糰评传》的书，于1998年出版，包装颇为简陋，售价也仅为18元。该书作者，正是冯佐哲本人。

    然而，这种视觉力量上的强弱对比，折射出的正是冯佐哲遭遇的尴尬现状。多年来，那叠在图书市场上盛行的“和糰书籍”，都抄袭自冯佐哲所著的《和糰评传》。为了讨还自己的权益，这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退休学者，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却一次又一次地撞上一面无形的墙。

    冯佐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届本科毕业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商鸿逵先生，他自言，受商先生严谨学风影响极深。他至今记得，自己的毕业论文，商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斟酌、修改，连“的”、“地”、“得”都不放过。

    1960年，为了撰写当年的学年论文，冯佐哲接触到和糰的研究材料。他发现，由于和糰失势倒台，关于他的史料，逐渐湮没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于是，在随后20年里，冯佐哲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堆里，“大海捞针”般一点点把和糰给“抠”了出来。直到1996年，他自觉思考成熟，才动笔花两年时间，写出《和糰评传》，并在1998年出版。

    学界评价，这本书“填补了史学界在清史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他本人也被誉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和糰与清朝官吏制度的专家之一”。

    然而没过多久，冯佐哲就在书店发现了其他关于和糰的书，而且比自己的书厚得多。冯佐哲顿时觉得“很惭愧”，“研究了那么多年和糰，材料都没有人家多。”他马上掏钱买了几种，准备回去好好学习。

    可回去仔细一看，冯佐哲差点“被气炸”。这些书中，有些请人补充了情节，但重要的引用史料，都抄袭自《和糰评传》。有些是整段甚至几页、几十页地抄袭，然后配上插图。其中一本书，除了换了个打眼的题目，其余一字不差。甚至连他在引用史料时写的错别字，也都照抄不误。

    冯佐哲“好几宿没睡”，他将《和糰评传》与市场上买回的书一页页对照，然后划上红线。一根崭新的红色圆珠笔，没两天就用完了。抄袭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其中最少的一本，也抄袭了50多处。

    较真的冯佐哲，在搜集了充分的证据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维权行动。

    起初，他先是打电话给这些书的作者，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说法”。“大家都是圈子里的人，我要去找你们导师（领导）。”他这么“恐吓”对方。

    这样的方式那时还确实奏效。冯佐哲从未像那些年那样，对自家周边的宾馆、饭店和咖啡馆如此熟悉。前来找他“私了”的作者、出版社编辑和书商们，总会请他到这些“高档场所”吃饭、喝咖啡，希望“冯老师”能对他们高抬贵手。

    “冯老师，你误会了。这些档案都是公用的，是我自己去档案馆抄的。”有耍赖的，会这么说。但当冯佐哲提出要去看看他们查档案时的登记记录，对方便哑口无言。

    “冯老师，我们没经验，也没全抄你的啊，我们也抄别人的，您看就您较真。”有态度好的，会这么说。

    甚至有些书商会向冯佐哲诉苦：那些抄袭的书，由于市场销路不错，竟也遭遇了盗版和抄袭。这让冯佐哲哭笑不得：“这年头，连李鬼都会碰上假李鬼。”

    冯佐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某著名高校历史系的3个博士生。因为冯佐哲“吓唬”说要去找他们院领导，三人立刻拎着水果到冯家道歉，甚至痛哭流涕，要让“冯老师”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们二三十岁，年轻得很，路还很长。”他轻叹一声，“抄了也就抄了吧，总不能就为这把人家给毁了。”于是，在三人留下一封签名悔过书后，他也就不再计较。

    当然，冯佐哲的每次“私了”，都伴有一定的经济补偿。他告诉记者，最多的一次，他拿了对方两万多元，最少的一次，“大概五六千元”。甚至有出版社为了不让冯佐哲“声张”，还掏钱为他出版了两本学术论文集。

    “你这么较真，不怕人家说你贪财？”记者问。

    “我觉得不过分啊。”冯佐哲解释，“我辛辛苦苦一本书做了20年，他们随便拿来印个几万册就大卖赚钱，这怎么行？赔几千块钱算便宜他们了，我是在保护我的劳动成果！”

    进入2003年，抄袭冯佐哲著作的书籍在市面上越来越多，他也逐渐厌烦了那种“你一万，我八千”的“私了”过程。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新闻，称侵犯知识产权也是违法行为，便萌发了打官司的念头。

    “我一辈子没打过官司，打一次看看会怎么样。就当是吃螃蟹了吧。”冯佐哲觉得自己“铁证如山”，实在很有把握，甚至有研究法律的学者朋友告诉他，胜诉的可能性，是90％以上。

    但事实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简单。先是法院告知，得先在法院所在的区买到涉嫌抄袭的书，并出示购书发票，才可以起诉。随后，他顶着大太阳花数百元打车费几次往返于法院，又交了3800元起诉费用，等了足足两周，法院终于开庭。法庭上，法官又提出让冯佐哲交纳3万元，由法院找人比对抄袭处。冯佐哲拒绝交纳，最终庭外调解，被告承认抄袭，并愿赔偿两万元。但直到现在，冯佐哲也没有收到这笔钱。他再也不愿为此费时费力，这成了他唯一的一场维权官司。

    他的好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87岁的退休教授何兆武，见证了他这些年的维权过程。然而，何兆武并不赞同冯的做法。

    何兆武也曾是抄袭的受害者，他早年翻译的《社会契约论》，已重印20多次，却也遭到明目张胆的抄袭。对方是天津的一家出版社，何兆武打电话去反映情况，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本书的译者，是中国驻某国的大使，我们惹不起，您也一样。”

    何兆武回忆，当时自己的血压一下子升到200。“耗时耗力，还落不了好。”他无奈地说，“我也劝老冯，人老了，实在没这种精力，还是保命要紧啊。”

    的确，在数年来旷日持久的维权过程中，冯佐哲落下一身病。先是头发数夜间气得发白，然后又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双耳的听力也日渐衰竭，旁人说话小声些，他得侧着头凑近了才能听清。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让冯佐哲真正“感到心寒”的是，前些年，抄归抄，当事人还会感到害怕和羞耻，而如今，人们“最起码”的畏惧心理，正在渐渐消失。

    某高校一位教授，曾通过中间人介绍，与冯佐哲“私了”，赔了几千元。此事逐渐在北京的学术圈子里传开。随后，冯佐哲收到一封匿名来信，信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导师刚升了副校长，正如日中天……希望你不要再破坏他的声誉，快些和他道歉……”在信的署名处，写着“一群研究生”。

    “哈，可他们导师的悔过书还在我手里呢。”冯佐哲无奈地笑道。

    最近，冯佐哲与一家文化公司的书商商量“私了”的事，不料对方在电话里放出话来：“冯老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究竟想怎么样啊？”话音刚落，电话挂断，他被吓得够呛。

    一家正规出版社的副总编，甚至在办公室当着冯佐哲和其下属的面，干笑道：“冯老师，我们是抄了，和您说声对不起。赔钱不可能，您想上哪告，那就告去吧。”

    而北京某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也对记者说：“冯佐哲？我知道。现在几乎没出版社搭理他了。因为他破坏了潜规则。那老头太较真了。”

    眼下，冯佐哲的手上还有着两家出版社的约稿，合同已经签了，但断断续续地“整”了三年，还是没把东西交出去。

    “我现在只想种种花，散散步，偶尔写点小文章。”冯佐哲轻叹一声，说，“灰心得很，还写什么书呢，你费了半辈子心血，人家半个月就能给你弄下来，没劲透了。”

    已经67岁的冯佐哲，和老伴蜗居在一个70平方米不到的小两居中。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北四环繁华路段边的老楼里陪伴他的，除了一个近20平方米种满鲜花的阳光棚，还有一身的疾病，当然，也少不了那撂垒起来近半人高的抄袭作品。

    尽管不愿再为这些“破事”伤神，但冯佐哲有时还是会被“气得头晕”。平日里，他经常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些写信人都称，又在某家书店看到抄袭他的书。冯佐哲依然会感到愤愤不平，同时，又夹杂着另一种颓丧的情绪。

    “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心里很难过。”他神情黯然地说，“谁想抄就抄吧，我再也不较真了。”

    但这种复杂的情绪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当记者与冯佐哲的一位旧交聊天时，这位同为历史学者的大学教授，反应却截然不同。

    “我也向老冯学习，一辈子就写上一本好书。”他扑哧一笑，“然后到处和人打官司去，光靠赔偿的钱，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照片：冯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