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背后的权力场(中国青年报 2006/12/14)

2006年12月1日，根据有关部门决定，吴砚田从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亦为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一个企业，两块牌子——记者注。）总经理任上退休。此前，作为全国劳模、人大代表，吴砚田在这家企业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其管理的工厂里，由于加班、罚款、克扣工资等现象引起过本报关注（参见2002年4月25日本报《泣血的呼唤——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侵犯职工权利事件调查》）。而在当地关系结成的怪圈里，一些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职工付出了血泪代价：举报他的人，被关进监狱792天，一位女工被公司领导“双规”了42天，为工人代理诉讼的律师也受到了处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为此，本报记者进行了长达4年的跟踪调查，试图进一步揭示围绕这位人大代表的谜团。
一个举报人的命运
刘晓灵，今年57岁，曾任这家企业副总经理，主管销售工作。1991年，他开始向纪检、检察机关检举吴砚田的问题。当时，刘晓灵在真实署名的举报信里，提到吴砚田非法持有枪支等情节。
回忆当时情景，刘晓灵说，有关部门没有调查，但消息很快传到吴砚田那里，自己家里开始遭遇威胁恐吓，多次接到匿名电话，有人扬言“不撤掉举报，就杀了你的女儿”。一向疼爱女儿的刘晓灵只好将女儿送往外地，下决心继续与吴砚田进行斗争。
1992年8月20日和9月2日，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找刘晓灵谈话，告诉他检举吴砚田的内容“不能确认”。但他依然没有动摇，反而坚定了继续反映情况的意志。他没有意料到的是，厄运正在等着他。
刘晓灵先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厂籍、经济上多次受审查，而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多次审查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刘晓灵想，吴砚田此时是石家庄市人大代表，这些举报内容应引起石家庄市人大的重视。为此，1993年3月，石家庄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刘晓灵来到代表驻地，散发了自己的举报材料。
1993年深秋，灾难降临了。刘晓灵回忆说，自己检举了吴砚田的夫人公费外出旅游，没有想到的是，吴砚田的夫人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陪同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夫人一起去的。无意间，他一头撞进了程维高、吴砚田等人的关系网。
1993年10月20日，石家庄市郊区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刘晓灵提起公诉。11月，中央纪委调查组来河北，刘晓灵当面向有关人员反映了情况。随后，这一情况被反馈给河北省委，刘晓灵很快受到了“严厉惩治”。12月3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晓灵有期徒刑4年。当日，刘被执行逮捕。随即，刘晓灵提出上诉，认为这是“一起残酷迫害举报人的冤案”。对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迟迟没有作出终审判决。
这时，吴砚田写了一封信，交到程维高面前。信中强调说“据了解，此案久拖不结的原因是刘的家属托人四下活动为其说情。由于此案久拖不结，使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诬告企业家的案件不少，而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企业家纷纷打电话询问和关心，表示对本人的支持，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1994年6月27日，程维高作出批示：“省高院×××同志，如来信属实，请督促石家庄市法院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
1994年7月18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刘晓灵的上诉，终审判决刘晓灵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96年2月2日，刘晓灵被刑满释放，因“表现良好”，他被减刑一年零十个月，但他依然在监狱里待了792天。
因为举报吴砚田，刘晓灵身心受到了重创，“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我绝对不告他了，他们的势力太大了，得罪不起啊”。出狱后的刘晓灵，主要精力不再是告吴砚田，而是为自己申诉，讨一个清白。
2002年6月，一天，他在家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下午到一个部队招待所。他到了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中央纪委专案组。办案人员询问了他的情况，了解吴砚田、程维高两人的妻子公款外出旅游的问题。此时，刘晓灵才“恍然大悟”，自己举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
2003年2月1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对刘晓灵犯“诬告陷害罪”一案进行提审。2003年3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晓灵无罪”。2003年9月22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刘晓灵被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3．9188万元”。作出赔偿决定的44天前，中央纪委公布了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待遇的决定。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刘晓灵署名检举吴砚田，“虽有失实，但确属事出有因，不构成诬告陷害罪”。而让刘晓灵惊奇的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晓灵检举吴砚田的事实进行了司法调查，刘晓灵认为吴砚田在德国购买了一支手枪，法院查明，吴砚田确实在德国枪械商店看过手枪，虽未购买，但吴砚田“有双管猎枪和小口径步枪各一支并曾保管过‘五四’手枪一支”。
刘晓灵想不明白，吴砚田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作为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总经理，他拿着“五四”手枪、小口径步枪、双管猎枪究竟要干什么呢？
其实，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吴砚田的“个人喜好”远不只这些。
一个人大代表的特权
吴砚田曾担任过第八届河北省人大代表，第八、九届石家庄市人大代表。刘晓灵在石家庄市人代会上散发材料之后，吴砚田没有当选第九届河北省人大代表，却在程维高担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成为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作为集体企业，一些职工开始不满吴砚田随意罚款、加班等一些“蛮横作风”，有的职工因为完不成销售任务，曾经被吴砚田勒令“罚站”、“不得回家”，甚至举着“白牌子”在各车间“游街示众”。记者在多次调查过程中，这一情况得到了当事人和30多名目击者证实。有些职工提出离开这家企业，吴砚田的基本做法是“扣档案、收房子”。即不但将档案扣下，还要将已经通过“房改”进行产权明晰的住房收回。应该说，这一办法对职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家中央媒体在人大会议期间曾刊登对吴砚田的专访《心系群众，不辱使命》，称他经常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法院视察，并且为了不让“国有资产流失”，他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收回职工住房”的举动，为法院判案提供依据。
实际情况是，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受理了职工的劳动纠纷诉状后，吴砚田联合5位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案，要求国家机关对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明确答复。随后，吴砚田将国家有关机关给予他的个人答复递交基层法院，以此影响办案。
此前，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成为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挂牌的“重点保护单位”。
这时，一位敢于为职工代理诉讼的律师出现了，她叫刘秀珍，是石家庄市总工会法律顾问处专职维权干部，退休后担任了专职律师。她的出现，使吴砚田感受到压力和威胁，不得不再次发挥其在司法系统的影响力，给这位律师以颜色。
一个律师的抗争
刘秀珍，今年70岁，当过兵，做过机关干部，1979年到1991年期间，在石家庄市总工会工作。1991年退休后，她干起了专门为职工代理劳动诉讼的工作，被人称为“工人律师”。在周围人眼里，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有着一身正气和“闲不住”的性格。1997年11月，一个叫苑建恒的普通工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也为她此后坎坷的律师生涯埋下了伏笔。
当时，鸣鹿公司安排苑建恒春节加班，性格耿直的老苑随后要求补发加班工资，甚至做好了“不在这里干了”的准备。不料，这一要求惹怒了吴砚田，在解除苑建恒劳动合同的同时，也要苑“退回住房”。刘秀珍代理了苑建恒的诉讼，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也认为房子问题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判定苑建恒胜诉。
很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苑建恒被赶出家门。看到一名工人因为主张自己的劳动权利而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刘秀珍心里不是滋味。
此后，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的告状信，出现在各级司法部门，要求对律师刘秀珍“进行处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职工告诉刘秀珍“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时，刘秀珍也发现自己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异常情况”，她不得不离开这家律师事务所，转到离家较远的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危急时刻，她给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总工会、司法局写信，要求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2000年12月31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刘秀珍刺破了自己的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了一封“血书”，替苑建恒申诉。由于不断听到吴砚田要“教训”自己的消息，2001年4月，刘秀珍干脆给吴砚田写了一封信，摘录了《宪法》、《劳动法》相关条文。她坚持认为“厂子再大，也没有国家的法律大；工人再小，也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事实上，刘秀珍站到了与吴砚田斗争的第一线，此后，她的处境更艰难了。
2001年4月16日，吴砚田以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名义致函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请求“依法约束、监管个别律师非法行为”。函中要求该市人大常委会“约束管束”刘秀珍。随后，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将函件转给该市司法局，这是一个主管律师行业的政府部门，他们按照“投诉”进行了调查，认为刘秀珍“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律师业务活动”，因此，没有对刘秀珍进行处理。
2002年5月9日，一封写给河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河北省律师协会的信，要求对刘秀珍“进行严肃处理”，否则“将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随后，刘秀珍得知，河北省有关部门放出话来：“一定要找到刘秀珍的问题”。
此后，刘秀珍接到了《河北省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处分决定书》（冀律协处字“2002”第一号），认定刘秀珍在代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职工劳动诉讼案件中，在法庭陈述时提到了“黄世仁”、“杨白劳”，是“在执业中使用污辱性语言，与律师应珍视和维护执业声誉基本准则相悖”，因此，该会作出决定，给予刘秀珍“训诫处分”。随即，有关官员对刘秀珍进行了“态度十分严厉”的谈话。为此，2003年第2期《河北律师工作简报》也批评了刘秀珍。
这年，河北省司法厅律管处在年检注册时，收缴了刘秀珍的律师执业证书。此后两年间，刘秀珍被剥夺了律师资格。她再次代表职工出现在法庭上，只能以“市总工会退休干部”名义。刘秀珍在给有关部门的说明中表示：“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是一名执业22年的老年律师，执业以来，十分重视律师的声誉、诚信，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弱势群体服务，主要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她坚信“志为弱者讨公道，誓与腐败斗到底”的选择没有错。
2005年5月15日，刘秀珍终于领到了失去两年之久的《律师执业证书》，不禁百感交集。“我对法律的态度是，健康虽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正义故，两者皆可抛。”刘秀珍以此勉励自己。
面对吴砚田和他编织的权力网，一个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律师尚且如此，对于一些维护自身权利的普通工人而言，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一个被“双规”的女工
焦艳霞，34岁，1990年参加工作，一直对这家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她被派往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成都办事处工作。2001年的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回忆说，2001年9月29日早晨，公司两位工作人员来到她的住处，说：“你完成任务不好，领导让你和我们一起回去。”随后，3个人从成都双流机场坐飞机到北京，再转乘公交车回到了石家庄。
下车后，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刘广振将她的手机收走，宣布她经手的一批货“丢了”，要她把情况“说清楚，写出来”。当晚，就派两个人看着她。焦艳霞没想到，从这时起，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42天。以后的日子里，公司派了5名女工每天24小时轮流看着她。上厕所、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不允许向外打电话。
焦艳霞回忆，最初半个月，是每天写“丢失经过”，逼迫她承认“货丢失责任在我”、“我自愿赔偿”。后来，她才知道，在自己失去自由期间，她的爱人于建波受到“株连”，也被公司关押了19天。
被关押42天之后，公司突然有人告诉她：“厂里对你不错，现在天气也冷了，你身体也不好，回家去吧。”
就这样，她“不明不白地恢复了自由”。
此后，她多次到公司，但门卫已经不再准许她进门。随后，她开始向司法机关反映自己被限制自由的情况，此前，公司已经先行一步，向司法机关控告她“丢失服装”，要求她“赔偿损失”。
2005年年底，她接到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通知，公司控告她丢失服装一案“不予立案”。这个结论已经表明了她的无辜和清白。
她控告公司“非法拘禁”一案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立案侦查，并被公安部进行督办，焦艳霞的遭遇受到了重视。为此，石家庄市新华区政法委召开了有区人大、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参与的听证会。但由于涉及吴砚田及其所属企业，最终没有了下文。
记者曾当面询问当事人刘广振，刘承认限制了焦艳霞的人身自由，但是经过了当时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主管部门——原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同意。记者在石家庄市纪委采访时得知，根据管辖权限，所谓的石家庄市经委纪委，没有权力批准“双规”，所谓“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是针对党政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纪律检查手段，只有中央、省、市级以上纪委才有权批准，具有集体企业工人身份的焦艳霞被“双规”，石家庄市纪委及上级纪委毫不知情。
知情人透露，所谓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批准，是在焦艳霞不断上告，要求追究刘广振等人法律责任之后，有人刻意“补上”的“挡箭牌”。虽然此举违反党纪国法，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一个老工人的期盼
苑建恒，56岁，1968年参加工作，在这家企业工作了30年。1997年11月，他认识了“工人律师”刘秀珍，得知了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不能克扣工人工资、加班要发给劳动报酬等法律知识。1997年12月25日，他到石家庄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支付自己被克扣的工资和加班费，解除劳动合同等等。没想到，此举得罪了吴砚田，苑建恒后来回忆说“自己捅了马蜂窝”。
此后，这一劳动争议进入了诉讼阶段，在新华区法院一审支持苑建恒的请求之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让苑建恒将住房“退还”。1999年11月7日，正在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苑建恒没有料到，家里的家具、财物被清理一空，拉到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车库里，一夜之间，自己失去了居住了15年的住房。
苑建恒的遭遇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院致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核查。2001年2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裁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在此前后，吴砚田不止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名义致函有关部门，施加影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维持原判。
斗转星移，匆匆数年，一直奔波、申诉的苑建恒被确诊罹患癌症，他期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有一个新的说法。
4年多时间里，记者多次前往石家庄调查，见到了许多被鸣鹿公司克扣工资、罚款、扣档案的职工，他们焦灼的表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有人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彻查吴砚田的问题”，“不枉不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位于石家庄市繁华地带。本报记者 刘畅摄

“工人律师”刘秀珍向本报记者展示相关证据和资料。本报记者 刘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