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上地医院”表达社会良心(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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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医院”表达社会良心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 1:53:53· 来源:
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以政府手段调配资源,能不能为市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正在做出尝试。区内新近开业试诊的上地医院,由区财政全额拨款,并以多种方式全面降低医疗成本与服务收费,被媒体誉为京城第一家“平民医院”。在媒体的报道中,试诊当天第一位患者只花了五块钱。而此前他看同样的病,需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远处的大医院,总花费五六十元。这显然象征了上地医院的服务宗旨:第一要方便,第二要便宜。
这项尝试,显示了海淀区政府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巨大努力。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向上,非常值得肯定。我们都知道,无论从哪种角度评价医疗卫生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社会上有大比例的人群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客观事实。在这当中,既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这两种失灵长期纠缠,几成死结,以致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错位: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立医院竟以营利为目标;而在相当无序的医疗市场上,却陆续出现这样的私营医院,凭一片爱心,不惜以亏本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医疗服务。
海淀区政府的努力以及上地医院的模式,是扭转这种错位的正确复位。取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应当用之于民。就医疗卫生领域来说,提供普遍、均衡、稳定的医疗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发展医疗领域中的高科技,提供高档次的医疗服务,也是社会的需要,因而也应该是政府的关注。但是,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首先面向大众,这却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义。不仅如此,它还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为全体公众提供医疗福利与保障,这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国情包含有很多特殊的复杂因素,医疗体制也经历种种周折反复,因此需要时间理顺和发展,也需要鼓励和容纳多种尝试。在上地医院的改革尝试中,从财政支持到人员激励,从药品的小剂量到用品的简易化,从各种拆零服务到计划中的各种优免措施,体现了许多面向大众的周到考虑。这些考虑特别可贵,是因为它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就是全力降低成本,降低收费。如果上地医院的实践能够形成降低成本的稳定制度,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它不仅是公众与患者的福音,它也是政府财政的福音。这方面的任何创新都可能是脆弱的,因而特别需要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关注。
要做到收费相对低廉而同时服务质量有保证,这从来是公立医院的两难。收费低廉要求医护人员的服务与营利性指标脱钩,而优质服务则要求对医护人员有合理的评估指标和激励措施。从原则上讲,充足的财政资源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财政资源既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水平,也取决于决策者的观念。但愿海淀区的改革尝试能够证明,至少在大中城市里,无论就财政规模还是决策观念,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为大众性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多资源。在此前提下,强化医护人员的管理与激励制度,应该是在不长的时期中可以达到的目标。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农村和城镇社区中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是非常薄弱的。但是另一方面,种种类型的“民间医生”却仍然是存在的。许多人的经验表明,基于乡亲关系或熟人关系的某种简易性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事实上填补了很多正式医疗机构的不足。这种看似“不正规”的医疗服务,反倒不存在滥收费、向钱看的弊病,反倒在小病小灾的救治方面提供低廉的、可赊欠的、甚至是免费的服务。在平民医疗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看待社会力量,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其中的积极力量呢?
作者: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 1:53:53· 来源:
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以政府手段调配资源,能不能为市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正在做出尝试。区内新近开业试诊的上地医院,由区财政全额拨款,并以多种方式全面降低医疗成本与服务收费,被媒体誉为京城第一家“平民医院”。在媒体的报道中,试诊当天第一位患者只花了五块钱。而此前他看同样的病,需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远处的大医院,总花费五六十元。这显然象征了上地医院的服务宗旨:第一要方便,第二要便宜。
这项尝试,显示了海淀区政府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巨大努力。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向上,非常值得肯定。我们都知道,无论从哪种角度评价医疗卫生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社会上有大比例的人群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客观事实。在这当中,既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这两种失灵长期纠缠,几成死结,以致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错位: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立医院竟以营利为目标;而在相当无序的医疗市场上,却陆续出现这样的私营医院,凭一片爱心,不惜以亏本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医疗服务。
海淀区政府的努力以及上地医院的模式,是扭转这种错位的正确复位。取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应当用之于民。就医疗卫生领域来说,提供普遍、均衡、稳定的医疗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发展医疗领域中的高科技,提供高档次的医疗服务,也是社会的需要,因而也应该是政府的关注。但是,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首先面向大众,这却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义。不仅如此,它还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为全体公众提供医疗福利与保障,这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国情包含有很多特殊的复杂因素,医疗体制也经历种种周折反复,因此需要时间理顺和发展,也需要鼓励和容纳多种尝试。在上地医院的改革尝试中,从财政支持到人员激励,从药品的小剂量到用品的简易化,从各种拆零服务到计划中的各种优免措施,体现了许多面向大众的周到考虑。这些考虑特别可贵,是因为它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就是全力降低成本,降低收费。如果上地医院的实践能够形成降低成本的稳定制度,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它不仅是公众与患者的福音,它也是政府财政的福音。这方面的任何创新都可能是脆弱的,因而特别需要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关注。
要做到收费相对低廉而同时服务质量有保证,这从来是公立医院的两难。收费低廉要求医护人员的服务与营利性指标脱钩,而优质服务则要求对医护人员有合理的评估指标和激励措施。从原则上讲,充足的财政资源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财政资源既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水平,也取决于决策者的观念。但愿海淀区的改革尝试能够证明,至少在大中城市里,无论就财政规模还是决策观念,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为大众性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多资源。在此前提下,强化医护人员的管理与激励制度,应该是在不长的时期中可以达到的目标。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农村和城镇社区中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是非常薄弱的。但是另一方面,种种类型的“民间医生”却仍然是存在的。许多人的经验表明,基于乡亲关系或熟人关系的某种简易性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事实上填补了很多正式医疗机构的不足。这种看似“不正规”的医疗服务,反倒不存在滥收费、向钱看的弊病,反倒在小病小灾的救治方面提供低廉的、可赊欠的、甚至是免费的服务。在平民医疗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看待社会力量,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其中的积极力量呢?
作者: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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