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的围墙中解放自己

　　《开放你的人生》一书作者为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该书通过对200多位中国成功人士奋斗历程的分析，探讨了时代、教育与人生的关系。该书融鲜活的案例和哲理性的感悟为一体，强调生活在开放时代，每个青年学子都应当反省中国教育的弊端，努力营造自己的开放式人生。

　　心态开放最关键

　　我在17岁时被下放到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一间瓦房的地方插队。当时，我跟许多人一样以为注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当然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国家部委、出国留学、当西方外交官、去跨国公司工作、自己创业。事实上，我连10年之后的生活都无法想象，当时高考已经停止，白天劳动非常辛苦，晚上学习不方便（没有电灯），大家也看不起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虽然环境封闭了我的人生，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做井底之蛙，如果不希望整个人生也被封闭，就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出于了解世界的渴望，我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等报刊，还经常徒步30多里去小镇搭车回城借书。除了文学书籍之外，还看一些当时所谓的“内部参考书”，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与中国》等。白天屋内光线暗，我就在茅草屋顶挖洞、装玻璃，“借光”看书，晚上则听收音机播的新闻。我正是在报刊和收音机的新闻消息中感受到了政治词汇的变化，意识到字里行间散发的“解冻”气息，于是，我很早就开始了复习和自学。

　　一年半后，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在离考试只有20多天时从理科转报文科。然而就算复习时间如此之短，我依然成为了全班50多名同学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这不能不归功于我过去开放的心态，促使我读书看报听新闻，潜移默化地进行文科知识的积累。如果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得到当年机会之最大“准备”莫过于拥有开放的心态。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急遽变化的年代。

　　世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美国次贷危机，中国跟着感冒发烧；南方发生雪灾，北京菜价跟着涨三成。中国民族企业的骄傲---联想的总部竟然是在美国，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地区几乎可称得上世界工厂，中国新经济领域著名的“新企业”背后大都有着海外风险投资的身影。我们也很难去区分商品的国界：一架美国波音747客机需约450万个零部件，这些零件来自6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企业。

　　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浪潮，早已席卷了整个中国，使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封闭的中国必须怀着彻底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

　　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心态是人的意识、观念、动机、情感、气质、兴趣等心理素质的综合体现，是人内心对各种信息刺激做出反应的趋向。这种趋向对人的思维、言行、情绪、思想都具有导向作用。

　　西方哲学家J·E·丁格说过，关键的不是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我们的心态。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引起我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攀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

　　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围墙之弊端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心态保守者会喜欢建围墙，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

　　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甚至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做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这种情形下学生无法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解放教育围墙中的自己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我是中国教育制度成功的模范。我爸爸是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以我为榜样来教育小朋友应该如何学习。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爸爸妈妈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制度失败的典型模范。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一直不明白我读的那些课程的意义，数理化每门成绩都很好，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于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经常成语只能讲出一半。当初创立e龙网时，需要经常面对记者，但我的普通话太差、文法太差，所以还专门从北大请了一个获得演讲比赛冠军的学生给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传统的教育方法正如我们驯养飞鸟成为笼中“玩物”的方法。十几年寒窗被“锁”，等到大学毕业再放飞蓝天，这时大多数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鸟笼子”。正如著名画家陈丹青所说：这种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的纸上谈兵分子、温室里的花朵以及书呆子。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套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笼子。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随后各种教育又会对我们进行洗脑，各种规则、文明、礼仪、道德则将我们进行驯化，久而久之，我们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和学习规则。最终，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时代、环境、文化的奴仆，成为命运的奴隶。

　　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张黎刚对自己的女儿有三个期望：第一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第二是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第三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王辉耀)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