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柴静 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

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

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

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柴静 1976柴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A：应该是满意吧。最重要是这份工作。以前这份工作满足了我了解世界的好奇心，给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那时我强调记者要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这样比较有历史的眼光，不会轻易地责难或赞美。但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揭示真相的阶段。我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推动现实，去做一些变化。现在，做媒体对我而言，不再是急于表达什么，或是跟踪一个新闻事件，或者一年当中做多少节目，多么有影响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下功夫将问题揣摩透，能不能由此产生现实影响力，对社会产生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职业给了我较大的满足感和意义。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A：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成就，这只是外在评价。（笑）我刚入台时，招我进台的陈虻对我说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很多年下来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A：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包括自己的家族史。我会跟父母讨论他们的成长。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非常接近我们对过去的时代的态度。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过多的责难、反抗、批判，凸显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成年后，人就会对父母与历史有另外一种态度，他会谅解，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从什么样的年代中走过来，那个年代给他们带来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祖母一代人要缠足，很聪明，但在教育上很受局限；我母亲这代人有非常强的上进心，但是遇到“文革”，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到了我这儿，应该说我已基本得到了同时代任何一个女性都可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机会，男女平等的机会，这点无论如何是深感幸运的。回头看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你才能心生宽谅与理解，尊敬与体恤。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A：这个时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它带来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个时代里要想稳健地走，一个是向后看，一个是向前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走向哪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稳扎稳打，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朝前走，不要着急。Q：在经济年生于山西，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A：经济波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趋动力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不觉得这事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像费曼所说：如果你喜欢你选择的职业，你就该像一把刀直刺其中，深深地直到没入刀鞘的位置。这个刀刺入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A：我很少以同龄人为观照。我觉得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从我身边的朋友那儿学习到很多。他们都度过了焦虑与寻觅的时期，都开始做扎实的事情。就像办《读库》的六哥说的，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笨功夫。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A：我本人其实不太赞同“领袖”这个概念，对于“领袖”这样一种角色，我一直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们太习惯领袖文化了。领袖很容易带来专断和垄断，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对我来说会有精神上受到影响的人，那是你受到你天性的驱使或者你碰到了困惑，然后你带着问题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你共鸣的人。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顾准或者胡适，这两个人对于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想顾准和胡适是不会自居为思想领袖的，他们甚至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Q ：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A：按理说这两个是很难分割的，它们是唇齿一样相互依存的，或者说只有责任才能带来自由。自由并不是越过一切边界。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A：如果一定要在所有书中选一本的话，我想可能是《顾准文集》。每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能有一本，它不仅带给你文字上的快感，它在精神上也会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撑。有一个阶段，我会把《顾准文集》放在枕头旁边，我不需要打开，因为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封面，我感到的不是一本书，我感到的是这个人的存在。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自问，我怎么能跟1958年的顾准相比呢？《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

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A：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不再仅仅关注自我的或是个人的幸福，我认为比较重要。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A：我应该是幸福的，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19岁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现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主持人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十多年前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她进入的是一个心理的情感的世界；从报道“非典”开始，她进入广大的社会空间。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庄严使命的驱动下，她始终冲向最逼近事件核心的地方，她让记者这一职业赢得了人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