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问题的根子在哪里

主持人：非常感 谢郑教授，黄院长，您是我们专家组里面唯一来自医疗卫生第一线的专家，同时您又来自于医疗教育机构，所以我就要问两个问题，您代表了两类，第一个问题是我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咱们的医学院只教医生怎么治病，不教医生怎么做医生，您对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看法？您刚才说道了医患关系等等问题，咱们的医学院在这方面有没有他的责任？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了，80%以上的人并不得病，其实对健康来说这部分人要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形成比较好的生活的方式都很重要。在这方面您认为，政府能够做什么样的投入？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来保证人们的健康不仅仅只照顾他们的医疗？ 黄建始：谢谢，您问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医学教育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不能完全归结于中国的医学教育，应该归结于很多历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生物医学模式在上世纪的确对于促进人类的健康，控制传染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控制了传染病，就是说1900年，美国是10个人中死有8个人死于传染病，到了1950年，10个人死大概只有1、2个人死于传染病，大多是慢性病。而到5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是美国1900年的时候，因为中国打仗，所以根本没人顾得过来，就是接受当时先进的生物医学模式也晚了50年。所以到了50年代的时候，西方已经出现单病单因的生物医学模式解决不了的慢性病的问题。慢性病出来了，原来说结核病是结核杆菌引起来的，说把结核杆菌消灭就好了，但是高血压就没办法，所以就做研究。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人的健康或者疾病，他不仅仅由于生物学因素，还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环境，所以提出了新的多病多因的大健康模式。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也是和我们现在这样，觉得病多了，赶紧建医院建医学院培养医生，花了很多钱没有用，病越来越多。到70年代科学结论出来了，光靠看病是不行的，所以加拿大政府首先开始转移，针对当时政策上关注看病难、看病贵，他说我们现在不能这么搞了，我们要关注健康，要解决环境，解决个人的因素了。那么70年代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是文化大革命，没人管这个东西，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要出去学的时候，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慢性病，首先没有需求，中国要学的时候，还是学怎么从生物学角度把传染病控制。第二个当时出去学的人都是60年代毕业才懂英语才能出去，所以出去学的是50年代的教科书，50年代的教科书是生物医学模式最辉煌的时候，控制了传染病，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出去就摸到了象脚。所以大健康医学模式对语言的要求很高，我们当时很多的人出去由于语言的原因不敏感，比如医生要给老百姓讲危险因素是要讲的，不是靠实验做出来的，我们出去学基础把实验室一套学的非常好，中国现在生物医学世界一流的，临床出去学呢又不准你做医生，所以你只能在实验室做，但是临床的人又不甘心在实验室做，要了解一下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发现他们出现了超声波、CT这些东西很好。但是医生跟病人讲话的那些东西，就是讲危险因素没有机会去学，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医疗设备也是世界一流的，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医生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讲，因为我们的老师把生物医学模式学回来了，非常棒，中国那个时候的确需要。我学了这个东西教给了我的学生，所以中国的学生总体上是不知道大健康模式的，只知道看病、吃药的，不知道要告诉老百姓这些生活方式很重要，当然也有一些超前的医生非常好，像胡大一教授这些，但真正的大部分医生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是医学教育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医师执照考试也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医师执照考试考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心理、社会、环境这些东西，但是中国是没有的。还有，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中国的价格定位定错了，医生跟病人聊天是不算钱的，但是美国的医生跟病人聊天是最贵的，开药是最便宜，由于这些原因，造成我们整个的医学教育，其实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我们的胡教授就在呼吁医学模式转变，但是我们这些人说话人微言轻，没有人听，所以造成了整个医学教育改革忽略了这么多年，最后我们刚刚柯杨校长也在讲，就是要加人性的东西进去，但是就加不进去，因为整个的经济在后面驱动。你开药开的多就好，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如果得了普通感冒的话，没有并发症你去打吊针是完全错的，我们所有学医的人都学过，能吃药不要打针，能打肌肉针不要打吊针，但是所有人好好的都去打吊针。上次我去问我们协和医院的王教授，我说王教授，好好的打吊针对不对？她说错的，我说错的，包括我们协和医院为什么还要打？她说我不打他他要打我，整个社会被这个误导了，没有办法。我一个老乡说他的太太胃痛，看了十几次看不好，每次都是一两千元药，我找了一个同学给他看，看完以后他打电话来说我，说你介绍什么医生，才给我开100块钱的药，我说你不慌过两天再说，过两天打电话过来说你这个医生好，100多元钱解决了几千元钱没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整个大众被误导了，好像药越贵越好，越多越好。这是错的。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被误导了，再加上医学教育的缺陷，加上价格政策的错位，等等造成了这个现象。所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政府能做什么，政府是能做很多很多的，整个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也就是解决公众健康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四个重要的元素，不可缺少，第一政府主导；第二全民参与；第三科学指导；第四技术辅助、帮助。但是我们现在把技术放在第一，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科技很多不是科学，是技术，是科学的体现，而不是真正的科技。科技现在告诉我们打针、吃药是解决不了健康问题的，但我们现在整个医改，本来医改的目的是对的，保障健康，但是一落实到具体的，一天到晚都是讨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甚至调动老百姓看病的积极性，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完全错的。包括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都应该是一个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目的。目的是中国人健康，健康才是目的。所以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在政策层面上要把最贵的，最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还原到原来应有的价格，把最便宜的还原到原来便宜的价格。现在中国离谱的你都不能想象，美国进口的药比美国还卖得贵，所以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在环境上，在教育老百姓这个方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