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只是“官本位”的良种

“忠臣”只是“官本位”的良种

2010-09-05 15: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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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资委的掌门人，李荣融这“老板”一当就是七年。作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是称职的。但作为推进国企市场化的推手，舆论一直对李荣融存在众多争议。他在任时，一边成绩斐然，一边质疑不断。卸任后，他自我评价：“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他还饱含深情地自述：“朱镕基是学习的榜样”，这句表白为他赢得很多网友喝彩的掌声。

从“老板”到“忠臣”，李荣融也许希望在公众中给自己定格一个“老板”生涯的“忠臣”形象。李荣融当国资委“老板”的是非功过，媒体舆论和坊间流言已经沸腾很久，好的孬的，都明摆着，我不再赘言。李荣融自诩“忠臣”，我听了感受良多，想评说几句，权当市井之言。

“忠臣”这个桂冠，如果超越历史时空做一个美誉度考评，那么古代封建社会臣民会打一百分。因为长期以来受儒家所谓“君仁臣忠”思想的影响，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

古代贤明的圣君会打六十分。因为早在千年前的唐朝，魏徵对唐太宗说：“臣请求皇上让臣作一良臣，而不要作一忠臣。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这是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成为暴君，家国沦丧，空有其名，这是忠臣。”唐太宗极为赞成魏徵之言，可见封建帝王也不是每一个都庸常的。

而具有宪政文明素养的现代公民，则会打零分。因为“忠臣”代表的是封建专制社会“君君臣臣”儒家责任伦理下的一种官场美德。透过“忠臣”的高尚表面，游荡着的是中国“官本位”的千年幽灵。“忠臣”不过是“官本位”的一个良种而已，其维护和服务的还是官僚集权体制。“忠臣”这个词，在我看来就如一面政治生态的镜子，映照出当下中国官场的制度窘境，折射出央企背后的复杂政治光谱。

李荣融欣然自得的“忠臣”美称，在现代政治文明语境下，其实已经不全是褒义，甚至含有更多的贬义了。“忠臣”意识不但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南辕北辙，是对党“做人民公仆”宗旨的根本否定。更让人深思的是，李荣融的“忠臣”思想里，只有“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而惟独缺失了国家公务员宣誓词中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相提并论的另外两个“忠于”，即“忠于宪法”、“忠于人民”。莫非李荣融担任过的国资委主任职务，是封建时代中国的“六部尚书”，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省部级正职公务员”？

深而察之，静而省之，李荣融的“功”在于“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而李荣融的“过”则就在于缺失了“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对比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幕幕红与黑，难道不是如此吗？一面是中央企业的狂飙式增长，国有资产以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面却是民营企业相继退出一些市场领域，两个央企利润超过民企500强总和；一面是国有企业生机勃发的股份制改造，另一面却是各地频发国企被贱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面是天文数字的国企高管薪酬，另一面却是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沦落在社会边缘；一面是中国市场资源配置加剧向央企倾斜，央企利用国家资源迅猛进行财富滚雪球，甚至纷纷涉足房地产，另一面是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一面是央企的数量在减少，另一面是央企垄断红利在增加，涉足领域在扩张。央企就像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狮子，正在演绎“赢者通吃”的权贵资本主义逻辑。

这一切，是李荣融之荣，也是李荣融之哀。但，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荣与哀呢？实际上，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李荣融所掌控的并非全部。从国资委成立之初，一部国资条例就限定了国资委真正成为所有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和掌控者，此后的种种争议，则让金融国资始终游离于国资委的视线之外。而争议十多年的《国资法》最终实施，一年多来留给国资委的却是更多的困惑。或许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李荣融能够殚精竭虑去做的只能是推动央企保值增值，他不能、也无力去变革“另一面”。他孜孜以求的，也只能是“忠臣”的境界。

国资委是泛政治化的典型代表，央企最大弊端的实质就是“官本位”。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央企的行政级别更易成为滋生“官本位”或企业官僚的温床。而一旦染上“官本位”的瘟疫，就必定会与民主法治精神和市场经济规律格格不入。植入经营领域的“官本位”，有权有钱有势，如鱼得水，其导致的后果和危害，也往往更加严重。行政级别掩映下的企业“官本位”，最容易衍生官商同体的怪胎，诱发各种经济犯罪现象愈发盘根错节。在政府部门整日被喊打的“三公”行为，在央企只要披上“搞活企业”的外衣，便能一路绿灯。即便日后被审计部门发现，也往往对企业领导高抬贵手，听任其享受某种“超国民待遇”。更重要的是，某些手里握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的央企领导，其“官本位”思想对企业方方面面造成的危害会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前的种种机遇往往稍纵即逝，当企业领导沾染上“官本位”习气后，其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以及养尊处优的慵懒秉性，都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把企业搞成“家天下”，最终甚至葬送掉企业的大好前程。“官本位”思想还容易导致对企业早已凸显的一些致命问题，采取人为遮蔽的鸵鸟政策，直到酿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些反面案例在当今国有企业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由此看来，作为国资委的掌门人，誓言“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忠于人民”，一个也不能少。在党中央“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下，国资委主任不能固步自封于“忠臣”，要做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好公务员。“忠臣”和“好公务员”之间，横隔着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一个代表封建和落后，一个代表宪政和先进。

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完整的法律体系；二是畅通的施法道路。在法律体系方面，我国经过了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相当完整。但在法的实施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法的制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障碍还在于“官本位”。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毒瘤“官本位”影响，一些官员至今还沉迷在“官本位”的藩篱中，满足于做“忠臣”的封建官僚理想，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障碍。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成为攻克“官本位”封建思想堡垒的有力武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至今已经十七年，《国家公务员法》颁布实施已经五周年。国家公务员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人治弊端，逐步走上了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由传统“管理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迈进，公务员工作也由争取“领导满意”转向追求“人民满意”。国资委主任作为省部级正职公务员，所恪守的应该是“公务员”所内涵着的现代宪政文明，而不是“忠臣”所奉承的封建忠君思想。李荣融自评为“忠臣”，不能不说是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一个遗憾。窃以为，如果“忠臣”意识得以在国资委发扬光大，“官本位”思想继续在央企生根发芽，无疑是一件祸国殃民的坏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会见“两会”代表时说，“人民满意”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我们党和政府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新的国资委主任已经走马上任。我们期待他在任时能完美做到“四个忠于”，莫要忘了“忠于宪法”和“忠于人民”，勇拓央企发展新局面；预祝他在任满之际给自己留下的评价，不是煽情的“忠臣”，而是朴实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