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危局背后的“中国制造”未来

莞危局背后的“中国制造”未来
东莞的未来要怎么走？这个问题无疑是许多人关心的。但是东莞背后，我们更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制造的未来方。
1．“世界工厂”如何避免价格杀到最低的悲哀？
作为“世界工厂”的典范，东莞企业的竞争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价格竞争的模式。对所有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如果走不出这个误区，就永远都不可能有成长。
世界上最简单的商业竞争方式就是低价竞争，而最低价永远只有一个，如果不调整竞争方式，在设计、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那么只有不断调低价格。这样竞争最终是将行业利润率不断调低，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当价格战打到“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时候，我们就无路可走。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这里凝结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型电子产品生产商。OEM模式，曾为广东人制造业的原始积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纯依靠OEM，广东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
伴随经济全球一体化滚滚浪潮的来临，珠三角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由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向世界品牌的“中国创造”迈进，已是珠三角制造业刻不容缓的话题。
珠三角地区的 OEM厂家以前赚取的是加工利润费，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单纯靠OEM为主的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同时，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整个组织生产管理成本也在提高。这些企业利润越做越低，必须另谋出路，尝试品牌化是他们转型的方式之一。
在过去的制造模式下，珠三角的企业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金、人才，但这些投入的产出却十分有限，没有创造出更可观的品牌价值。当我们回过头反思的时候，发现我们巨大的投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反而没有培育出自己的品牌，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品牌经营人才，没有在这个市场占据自己的有利地位。
为了应对市场的竞争，很多企业压缩制造成本，制造成本的压缩，又引发出若干的售后、市场宣传、研发跟进不利的现象，许多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最终走向毁灭。如何避免恶性竞争，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呢？答案是：做品牌，树品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
80年代的台湾最流行的就是OEM，在人们挖掘到第一桶金后，开始了疯狂的价格战，压缩成本的结果是劣质产品的诞生，市场也乱成一片，最终制造业被强者而取代，一大批工作相继倒闭，时过境迁之后人们才领悟到：只有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起来。中国部分公司的优势不是生产领域，因此就应该把精力放在营销、品牌和服务上，如果把这些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研发、服务和管理上，其资本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投入生产领域。
2．中国制造如何向世界绽放微笑？
制造业价值链有三个主要环节，即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市场营销。中国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而欧美品牌则处于产业链高端。中国企业与欧美的差距在两头的源头设计和市场营销。
从整个制造业来看，我们常常提到一个微笑曲线，这个微笑曲线，纵坐标是利润，横坐标是产品设计，制造品牌、行销在整个过程当中，制造是目前我们世界工厂的一部分，可是从利润上来来说，也是最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生产的鼠标在美国市场卖了大概24元，设计就占8元，其他是品牌和营销的部分，制造的部分仅在0.3元左右。
依据微笑曲线价值理论，在整个产业上中下游，愈接近曲线上扬的两端，即左侧的零组件、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延展，以及右端的品牌行销与服务等，所能够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也愈高，而微笑曲线下沉的中间地带，则代表了组装制造等附加价值最低的领域。
当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今天的低贱地位时，很自然会想到制造业突围的战略和机遇是什么，如果有突破的话，谁在这里有机会？我们提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而要想真正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就必须由曲线底部向两端延伸。一方面，掌握研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自有品牌，打造文化内涵。
在以品牌运营商为中心的品牌运营体系里，品牌运营商是核心，它利用品牌资源，控制下游制造商，使制造商、品牌服务商都围绕品牌这个核心为其服务。它掌握这个体系的话语权，也掌握这个体系中最大的利益份额。
现在的“中国制造”就是微笑曲线中利润最低的制造环节，研发和营销两端严重缺失。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微笑起来？
3．东莞如何成为中国转型的价值典范？
东莞的意义在于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典范。关注东莞问题其实本质是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呼声由来已久，无数专家学者呼吁：中国企业必须向上跃进，寻找到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力。但事实上，“自有品牌”和“自有知识产权”企业极少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制造业的冬天到来。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家整体实力获得了巨大的积累和提升，在全球范围之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30年间，“中国制造”率先叩响了世界贸易之门，“Made in China”遍及全球市场，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然而，“世界工厂”的背后，“中国制造”却接连在国外遭遇贸易壁垒甚至抵制活动，我们所认为的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在国外市场被打上了“廉价、低档”的标签，被“中国制造”阴影笼罩的“中国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荆棘丛生、波澜不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现在世界上对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也用“是否以较少的劳动来换去别国更多的劳动”作为标准来衡量。在这一标准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所自豪的“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恰恰就是我们不强大的标志。低廉的中国价格所体现的是劳动力的不平等和在国际劳动交换上中国工人的被动地位。中国工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换取外国工人同一时间的劳动，中国工人的价值只相当于外国工人的几十分之一。
一本名为《刷盘子，还是读书》的书曾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刷盘子”意味着在价值链条的末端混饭吃，“读书”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在目前的全球分工中，中国是“体力劳动者”，而西方是“脑力劳动者”。刷盘子，还是读书？正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袁剑在《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全球化图景背后的另外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到，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为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打到底线的竞争，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发达国家的4 % 左右。
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却变得越来越廉价，这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
过去数年不断发生的事实已经证明，仅仅依靠“低价”的竞争，会对整体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损害，引来种种非议，难以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东莞制造企业今日的情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迫切的课题，中国制造如何在危机中发现自己的不足，重新寻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重新缔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中国制造，何时说“Yes we can”？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利润将沿着产业链流向上游的标准制定者；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成本的过快增长，就可能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在经济一体化下，中国代工企业已经不能被称为“世界工厂”了，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制造车间。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话语权”，只能向产业链的上游走，获取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
全球化造就了品牌经济时代。一个成功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溢价力和影响力的价值往往是任何有形资产所不能比拟的。伴随着品牌的出现和发展，现代化经营管理的核心已经从纯粹的实体经营转移到品牌经营上了。品牌既是企业的标志和根基，更是企业出奇制胜、压倒对手、争夺市场、开辟财源的强大武器。
未来的竞争中，没有品牌将无法生存。中国企业家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品牌成长的加速器。变产品驱动为品牌驱动则是中国企业成长的关键！
对中国企业来说，产业转移是有时间段的，世界产业转移留给每个制造中心的时间大约是20年，而且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一旦在这个时间段内无法实现自身的品牌跃进，等产业转移后，连现在的世界工厂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今天，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步丧失前期发展时的一些竞争优势，比如低成本、产品差异、渠道垄断等等，但是当这些优势不再具备的时候，企业要思考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借助外脑来实现品牌的差异，而实现从品牌本身的溢价能力的驱动力量，这是目前中国众多企业的当务之急。
产品驱动型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和产品驱动相比较，品牌驱动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品牌驱动将是中国企业在接下去5~10年的时间内主要的成长方式。
我们注意到，今日世界品牌的价值无不来自于企业在过去的努力。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让世界企业在全球各地无不攻城掠地，收获巨大的利润。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更要看到他们背后成长的轨迹、共同的规律和可借鉴的方法。
2008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考察东莞时说：“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汪洋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区域间竞争压力增大、中国加强宏观调控情况下，东莞须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
160多年前，中国的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在广东的虎门发生碰撞，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交锋以中国的全面落败告终，这次交锋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历史。30年前，中国第一个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诞生在这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历史。两件事同样发生在虎门，看似偶然，却又是一种必然。
回首过去，东莞却是最早解放思想的。东莞市一位领导曾感慨地说：“要说东莞的先进，不如说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先进，而落后的地区恐怕主要是观念的落后。”靠着一个“敢”字，东莞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1978年8月底，东莞人以“敢吃第一只螃蟹”的精神，率先引进港资，办起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东莞的高埗大桥收费是全国第一家，东莞人最先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东莞的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是全国第一个；第一个推出“办事一条龙”的行政服务模式；东莞引进的台资企业全国地级市第一；东莞三星级以上酒店总数全国地级市第一；全国第一个建成城乡程控电话本地网；全国第一个建起覆盖全市农村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走到了改变的关口。中国的企业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2007年中，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东莞市虎门镇太平手袋厂化为一片废墟。数年前这个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倒闭，如今连最后一点痕迹也要被抹去。我们希望，这个标志性事件可以成为东莞乃至整个中国摆脱过去传统加工制造“大而不强”的被动局面。
奥巴马2008年总统大选获胜后演讲以无比的激情重复一句“Yes we can.”，让无数美国人泪流满面。对于东莞来说，其实道路是非常清晰的，关键是坚决走下去的决心。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东莞，何时能和所有中国制造企业一样，说上一声代表自信的“东莞，Yes we can.”、“中国，Yes we can.”？